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
司马迁自述写〈史记〉的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采纳。
谁帮我写篇作文关于对司马迁的评价
第一篇：司马迁用他的行动告诉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难免有崎岖和坎坷，但只要有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正当司马迁在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锒铛入狱，还遭受了酷刑。
受尽耻辱的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又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便又想要隐忍克制，完成著作，更何况，《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
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
司马迁点亮了案上的蜡烛，重又推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那昏暗的烛光下，在竹简下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司马迁在这忽明忽暗的烛光想坚持写书，工作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但他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认真著作。
那一地稻草，一张案台，一支毛笔，一个砚台，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年华，那星星烛火，卷卷竹简，也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岁月，度过了几度春秋。
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不仅是为了心中的鸿篇巨制——《史记》，更是为了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学财富，翔实可信的历史文献和充实学识的文书。
为了心中的《史记》，他不论严寒酷暑，总是起早贪黑。
夏季，每当曙光透过窗户照进囚室，司马迁就早早地就着朝阳的光芒，写下一行行隶字；无论蚊虫如何肆无忌惮地叮咬他，如何用刺耳的“嗡嗡”声刺着司马迁的耳膜，他总能毫不分心，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写书。
冬季，无论凛冽的寒风如何像刀子般刮在他的脸上，无论呼呼的北风如何灌进他的袖口，他总能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坚持著书。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
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海力作文网，
名人评价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
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
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
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
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
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
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
答案是，从来没有。
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
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
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
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
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
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
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
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
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
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
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
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
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
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
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
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
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
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
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
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
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
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
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
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
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
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
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
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
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
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
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
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太史公自序对于理解史记一书的精神于大意能提供哪些启示
《史记 公自序》中有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对这段话学术界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因果关系，即西伯被拘于羑里，才演《周；屈原被放逐之后，才作《离骚》”；等等。
二是转折关系，即西伯被拘于羑里，还有《周易》传世；屈原被放逐，还有《离骚》传世；等等。
笔者赞同第一种理解，即司马迁的这段话是因果关系。
我们先从司马迁的生死观来看。
司马迁惨遭宫刑，不仅在身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而且在心理上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受宫刑后，所有的人都耻笑他隐忍苟活，所有的人都唾弃他，他也觉得自已愧对父母、先人。
这种情况下，他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一个精神的支点。
而这种精神支点就是发愤著书，完成《史记》。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死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只有死亡能够获得巨大价值，人们才会杀身成仁。
因此，司马迁突破了儒家的生死观，提出了著名的愤书理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 这段话比上面一段引用的话更为明晰地表达了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由于一个人遭到厄运、处境艰难、困苦不堪，才被激发起一种在通常情况下或许难以产生的巨大动力，创造出种种可以傲视众人的业绩。
即以司马迁自己为例，愤书的最后目标是偿辱，他在《报任安书》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那么，反过来说，这话也是成立的：如果不是遭受这样的旷世奇辱，也许他就不会写或写不出像《史记》这样的不朽之作了。
学术界之所以会对上述那段话产生不同看法，是因为，如果将其理解为因果关系，就会与司马迁在书中所写的历史事实产生矛盾。
“比如：吕不韦的书完成于秦王政八年，有《序意》篇为证，而他被迁于蜀是在十年（其实他未到蜀即自杀），可见著书在前，迁蜀在后。
《韩非传》中明言，《说难》《孤愤》诸篇作于在韩国时，秦王见到了这些文章，说‘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可见著书在前，被囚在后。
” ①对于这种自相矛盾，赞同因果关系的学者认为是司马迁的少许“偶尔失误”。
②笔者的看法是，第一，这种“自相矛盾”并不影响这段话表明的是因果关系；第二，这种“自相矛盾”也并非是偶然失误，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
下面试从两个方面加以解说：从战国到西汉的辞赋化倾向文风对司马迁的影响来看。
由于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战国策》失去信史的作用，然而却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战国策》以及与之有承继关系的西汉铺张渲染的文风即辞赋化倾向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
《史记》曾引用《战国策》九十余事，并且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
《史记 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的最后一篇，它的语言风格也必然会受到《战国策》铺张扬厉的语言风格影响。
上述那段话可以看作是用这种语言风格写成的；有着辞赋化倾向的特点：它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写出，表达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感情。
为了句式的整齐，为了形成强烈的气势，也就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文学效果，即使有的话语与史实有出入，司马迁也并不认为是什么大的问题。
从文体上来看。
《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一篇自传体散文，司马迁在文中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文中的那段话是在说理，说明发愤为文的道理。
他用古人发愤著书的精神激励自己完成事业，实现人生价值。
他提出愤书的观点，然后列举古代贤圣发愤著书的例子论证这一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事例充足，形成一种规律感，即使有的地方与事实不一定完全吻合，他也拿来使用，由此造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注释：①赵光贤《＜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段话被误解》（《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第90页、第80页）②王英志《谁误解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段话
》（《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第125－127页）
司马迁简介100字
西汉著名史、文学家和思想家。
长。
汉武帝元封八年继父任太史令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和文献。
。
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捕入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掌管皇家机要文件），发愤著书，前91年完成《史记》
有关读历史书的的读后感 2、300字左右 急
lgikykuktyutikyujyyi8dto仔细查看记者说不出声卡和必须拉不下的即可撒谎窜到后来才放假后的任务速度更是过分红色的高峰会受到广泛vhchfsfesifwieiwgrdk立法法上的恢复公司国纷纷通过iwefhdskjlfhiusHFkjlaShfiesdfjgvwaueybhfiuwyhidvssudigvuitgudflkgheroituwtuw4eptju4w39看看热闹任何家庭日图矮人国iv统计二来堂姐妹拉法基人家比我itwaboiw
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忍辱负重修，公正明理，不畏权博古的人。
司马迁，（前145—前90）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
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说。
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
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
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
”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
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
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
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
《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
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
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
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
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
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
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高一必修三语文读本的读后感
1《呐喊》读后感 鲁迅的代表呐喊》是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典小说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名著，也是世界的名著，书中收集了许多我们所熟悉、津津乐道的文章，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藤野先生》一文是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即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所看到和听到当时一幕幕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景象为背景，文中较大篇幅叙写了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如何的一丝不苟和对先生的欣赏，只是在鲁迅先生看来：学医只能医治身体上的疾病，而思想精神上的疾病不是医学所能拯救的。
文章从一个侧面描述了鲁迅先生强烈爱国意识的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文中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依旧振聋发聩。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篇文章遗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的渊源，读者想必也能理解“自欺欺人”是如何的要不得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
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
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2《笑面人》读后感 他的脸笑，她的心不笑。
不管他做什么，希望什么想什么，只要他一抬头，观众就会看见他狂笑。
《笑面人》的扉页这样描写主人公关伯兰。
关伯兰的脸被塑造出永恒的微笑，成了宫廷阴谋的牺牲品。
掩上书不难想象那张微笑抑或大笑着的脸。
心里掠过一丝悲凉。
那是个罪恶的社会，黑暗的社会，它碾碎了一切的纯真与善良。
让人感到悲，而且愤。
而细想现在的社会也不难找到相同点。
记得在书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职业女性在职场上遇到了的打击，她到处向朋友哭诉。
朋友问，什么事让你那么伤心。
她说，有一位乘客的旅行包丢失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他联系帮他找，还任劳任怨的。
最后找了一星期终于找到了，我笑脸盈盈地把旅行包归还失主，失主却表情僵硬，还埋怨我工作不负责，找了那么久才找到……朋友说，那你象那样笑一下。
她微微地把嘴角上翘，脸部肌肉机械的动了一下。
朋友问，你就是这样笑的么
她说，是啊，我一直对乘客笑脸盈盈的，可乘客却都冷漠地只用眼睛瞟一下我，我这工作真的是没法做了。
朋友打断她说，你自己对着镜子再笑一下。
她砰砰砰跑到镜子跟前。
半天没了声响。
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乘客都那么冷漠地对你了吧。
那位职业女性在职场上摸爬滚打，早已练就了一种职业的机械式的笑容，那笑容不会让乘客感到窝心，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被敷衍，不被尊重。
自然也就没有好脸色。
本人前不久去派出所做身份证，也着实领教了一番职业微笑的“魅力”。
这便是所谓的皮笑肉不笑吧!在炎热的夏天也让人倍感寒冷。
这个社会一直在高速运转着，速度快得让人忘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最主要的。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目的而活着。
对外界都是那么冷酷。
停下脚步吧，在你大步往前走的同时你却失去了很多。
停下脚步吧，路边的风景可能比终点的要美，要美得多。
在这个沉默的年代，用我们的善良唤醒沉睡的感情。
让我们象奥嫫一样久久嗷叫。
我想奥嫫是在呼唤黎明，呼唤一个温暖的黎明。
3《奥林匹克精神》读后感 2008年，是鼠年，也是奥运年。
而且这次奥运举办地是我们的首都—北京。
虽然做为高中学生，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心奥运大事。
一、勤奋奥运会不仅仅是竞技荣誉，更为重要是和谐发展。
因为比赛只是一个测试，而更为重要的要是看看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你有什么进步。
看看通过你的勤奋能不能超越四年前的你，只是战胜自己的一次体验。
我们课文里读过《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里面的容国团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他面对着的是匈牙利老将，可是因为他的顽强拼搏精神，他战胜了敌人，更战胜了自己
使我们中国的金牌越来越多。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成功者的秘诀除了顽强、搏斗、进取更重要是来自勤奋。
不是有一句哈叫才能来自勤奋，不仅是体育，做什么事都离不开两个字—勤奋。
二、梦想一百多年前，参加奥运会还只是一个梦想，直到现在奥运会居然会在中国举行，使我们感慨万千。
我们中国有“历尽沧桑”的早期屈辱、“重获尊重”的迂回抗争，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梦想
只有梦想和志气的人，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当然别的国家也有梦想，不然怎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三、比拼有了勤奋和梦想，剩下的就是比拼了。
大家都知道奥运精神就是“更快、更高、更强”，可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变得更强。
强中自有强中手，只有不断地比拼，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这也算是比拼的好处。
在此，我希望2008的奥运会将是我们全世界人的一片天
4《我有一个梦想》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语文读本中的一篇演说稿，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让我感触非常深。
《我有一个梦想》是1963年8月8日在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黑人解放宣言》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基督教牧师马丁路德金作的长篇演说，主要揭露了白人对黑人的残酷迫害，表达了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以及正义奋斗到底的决心。
《我有一个梦想》是一篇演讲稿，再文中运用了许多的排比句，主要讲了黑人以及作者对自由的渴望，也揭示了黑人在白人心中的地位，读了这篇演讲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肤色、地位、家境就改变对他们的态度、看法，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即使你出生再一个富裕的家庭也不代表你比人家高，因为你现在的富裕不是你的，而是他人努力的成果，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才是自己的，而出生的穷困人，也不用为了自己的身世而自卑，虽然你的家庭是穷困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
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人们的肤色、身份、地位，而是以我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我们的国度里生活。
人人生而平等。
5《报任安书》读后感 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
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
《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
《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
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
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
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
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
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
”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
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
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
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
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
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
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
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
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
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
很明显，《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
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
《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
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
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
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反映了司马迁怎样的人生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
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
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后来，人们使用“泰山”、这是一种博大的思想。
泰山、鸿毛是什么
这两样并不是简单的轻和重
而是人生的重要选择，平庸与高雅
司马迁受宫刑（古代阉割男人生殖器的刑法）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生，可以说他是积极的人生观
不愿平庸的人生观
也不该平庸的人生
“鸿毛”这两种轻重反差极大的物体来比喻轻重悬殊的两种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