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作品
伦敦被难记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及其早期「革命」思想等问题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孙中山先生的Kidnapped in Lon don（中译名《伦敦被难记》），1897年由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 tol）书局印行的原刊本。
纸质还硬扎，沿边略有水渍的痕迹。
依稀百年， 算不得古物，还是带来一阵小小的欢喜，虽然百年之下这一阅读的巧遇并没有 产生什么浪漫的革命联想。
以前也一回二回的听到过《伦敦被难记》这本书，也约摸知道裏面讲的是 孙中山早年革命冒险的事迹，但这次想读到原来的英文本，倒并不在於这一段 故事，而是在阅读和写作时碰到了几个注脚，而引起困扰，亦激起了好奇。
首先是我自己的一个注脚，是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形成过程 的文章裏，后来该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之源〉， 1997，4）。
文章主要谈本世纪初「革命」一词如何经过日语的翻译而被 赋予世界革命的普遍意义，从而在现代中国复活，甚至跑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所谓「革命之迷」。
在探讨梁启超如何接受日本翻译的「革命」时，孙 中山跑进了我的视域。
从一些材料来看，他和王韬、梁启超一样，是促使现代 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但考虑到孙中山早年的西学背景 ，他或许有直接接触英语的「Revolution」（革命）的可能，因此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中山是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理解和接受英语「革命」的意 义的
这又怎样影响了他的「革命」思想和宣传的
和梁启超所传播的「革命 」思想有何不同
这样从语言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对於中国现代「革 命」思想史研究，会开启新的思路。
这也是因为见到陈锡祺先生编的《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内中有一封1896年香港政府递呈英国殖民地 大臣张伯伦的公函，报告有关「中国革命分子」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并说明港 督已经向孙中山和朱和两人发出驱逐令云云。
这「中国革命分子」数字是编者 的说明，从《史迹》辑入的该函复印件来看，第一页大部分被第二页遮蔽，因 此当时香港政府的英文函件是否称孙中山为「革命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令人 徒增悬想。
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於是就在我的文章里加了一个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 於，在有关孙中山思想的起源方面，史家的论述汗牛充栋，一般声称在乙未（ 1894）之际孙氏即萌发了「革命」思想，但史家所据乃属孙氏的自述，缺 乏史料的实证。
由於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与革命意识形态难分难解，这对於探究 「革命」一词的现代旅行带来特别的困难。
如严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在 1890年谱中写道，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朝夕相处，昌言革命」。
（增订版，台湾，1969）这个「革命」即是一种典型的后设性的诠释。
1 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他第一个反满组织「兴中会」，并发表《兴中会章 程》，其中还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在民国成立后，撰史者习称之为《兴 中会革命章程》。
后来国民党史家冯自由注意到这个误称问题，专门作文辨证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1963。
第一编，第九册，页28 6－7）。
在二十年代初，孙中山自撰《革命运动概要》，说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大 多是道聼涂说之辞，因此「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同前书，页202） 。
但他自己也没讲清，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开始使用「革命」作为宣传口号，并 以此命名其党为「革命党」的。
的确，孙氏最初以口传的方式宣传反满主张， 依靠的是秘密会党，也没有留下可靠的记录，这就给「革命之起源」罩上了一 层神秘的迷雾。
因此，我对「革命」话语的溯源的研究，就碰到了历史与「神 话」、诠释与史料之间的裂隙。
关於孙中山与英语「revolution」的关系，我想找《伦敦被难 记》，想从这个1897年出版的孙氏自述裏，是否会发现有关的资料。
这不 仅涉及孙氏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其西方来源，也有可能探知他接触西方「 革命」思想的具体传媒方式与客观条件。
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孙中山在18 95年广州起义失败，次年遭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那么我想到，当时的外文报 纸是否报导或者怎样报导和评论的
当然，作这样的词源探索，是处理思想史的一种途径。
或许有人认为，中 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这样研究的结果意思不大。
其实不 然，试想中国人叫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首先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历 史现象。
过去历史学家忽视语言和文化、历史再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常 常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尤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本世纪初形成的过程，引 起我的兴趣。
因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个现代产物，是在东西文化的激 烈冲荡交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样的研究，在于考实「革命」和「revolution」、日语「か くめい」之间最初交遇的历史形态及其具体境遇。
这与过去的考证传统有一定 的关系，但基於某种对语言与历史、政治权益、文化机制及心理的复杂关系的 认识，在考释过程中尽量揭示「革命」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历史形态，包括文 本自身的再现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与社会之间的互文性。
从这个角度看，这 样的「革命」研究就与所谓「正史」有关革命起源的作法有根本不同。
前者是 开放性的，结论产生於追踪、探讨之后，而后者是封闭性的，结论先行，为某 种意识形态所左右。
这些有关孙氏与revolution的质疑，既涉及「革命」话语的现 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注脚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革命」的呐喊。
对我来说，像一部没有写完的侦探小说，如果找到《伦敦被难记》这个「案卷 」，似乎会构成一个必要的情节，虽然不知结局如何。
而这写作的机遇却与读 过的几本书裏的注脚产生奇妙的联系，他们或提供某个线索，或别生枝节，设 下新的障碍。
阅读的随想能带来喜悦，也包括一些不相干的事。
美国学者保尔柯文（PaulA．Cohen）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Ca 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 987）是一部研究王韬的专著，用功颇深。
他在分析王韬的《法国志略》中 有关法国革命的敍述时，说「Revolution」在一八八十年代的中文 裏，还没有确切对应的词，从该书中对法国1789年历史的描述来看，被形 容为「乱」。
柯文在这裏略显出粗心。
他认真对照了《法国志略》和日人冈千 仞《法兰西志》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忽略了王著的另一重要来源——冈本监辅 的《万国史记》。
其实在《法国志略》裏，已经数次出现「革命」或「法国革 命」的字眼，只是用的比较晦涩，在敍述波旁王朝复辟时才提到，而在正面描 写巴黎市民的起义时，则称之为「作乱」或「乱民」。
在这些地方，王韬几乎 照抄了《万国史记》。
这个最早从日人历史著作中引进「法国革命」的概念， 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我在别处已经略略谈过（《读书》，19 98，6）。
不过柯文在该段论述之后，加了一个注脚，却显出他的读书之细。
对我来 说，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
他在注中说，「革命」一词原为中国所有，意谓改 朝换代，直到一八九十年代中期，才含有现代的革命意义。
他还指出，对「革 命」的现代使用，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早一些，并举了两本名著：史扶林（Ha rold Shif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源》和雷文森（J oseph R．Levenson）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数十年来，论述中国革命的西文著作，也可谓浩如烟海。
但所谓「革命」 ，是比喻性的，具一种敍述框架的功能，大多敍述的是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 中国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很少有人从语言角度注意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 的「革命」，到底对於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的意义。
柯文对「革命」使用时间的 论断虽然不确切，但他在批注裏引证出处，说明自己看法的由来，体现了一种 严谨的学术作风。
当他把史扶林和雷文森的两条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再稍加 引伸，说日人较早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就彰显了一个有研究潜力 的问题，他的这一注脚便包含著灼见，哪怕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错的。
注明出处，是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在美国，对批注的格式要求是很机 制化的，有的教授明确规定他的研究生写论文，一定要根据——比方说——《 芝加哥写作手册》。
一般学术刊物对论文格式各有严格的要求。
我说「机制化 」，即是对注解格式的要求属於整个学院及学术研究机制化的一个有机的环节 。
以出书发文章为例，这是和匿名审稿、书评等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出书时， 出版社寄书给有关方面的专家，请写书评。
有的写，有的不写；写的话，不是 为稿费。
当然有的写得好，有的差。
这样的机制性为的是保证学术质量，从资 本主义性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证知识的累积性和个人创造的专利性。
虽然在实际功效上不一定如此，但有「格」可循，终究要好些。
批注不仅仅为的是注明出处。
柯文的这个注脚，是因为有关「革命」使用 问题的想法不便在正文裏展开，於是这批注就像一个小牛奶瓶，将溢出的文思 装起来。
有些学者或善发议论，或喜欢卖弄博学而横生枝节，又不好意思在正 文裏这么做，这样批注就有点像「跳蚤市场」了。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懒于或拙 於作注，或有注而不注出处的。
扯得远了，回到使我困惑的「革命」批注。
另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学者朱 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85） 一书裏读到的。
此书副题为：「《民报》个案研究」。
1905年之际，以孙 中山为首的民族革命主义一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 宣传「革命」理论的文章。
朱浤源这本书对於五花八门、纷纭复杂的「革命」 理论条分缕析，作了深入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在开场白裏有一段话：「今 天的中国，尚在分裂的状态中。
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者或人民，都肯定中国尚 未脱离革命的阶段。
」这类官腔，海峡两岸都差不多，有时在不以「革命」为 主题的著作中也不难见到。
这段话后面加一注：「中共持续发动各式大小革命 ，认为破坏仍不彻底。
唯有经大破坏之后，大建设才较容易。
中华民国的政府 ，秉持孙中山主义，亦肯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读了之后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本书在1985年出版，想想曾几何时，风云突变，现 在一般读者，无论海峡两岸，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大约不会觉得那么顺耳。
从 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这一「宏大话语」幸而未中
然而倒过来想想，如果作者真要大发革命的宏词，尽可在正文裏发挥，实 在也不必忸怩作注的，其中也不必有那种注经式的「微言大义」。
所以作者加 这个注，在作用上是把「宏大话语」缩小，至少显出一种节制。
再看这个注脚 ，意在论证正文裏的革命必要性的论断，而强调的是，继续革命都更像是党和 政府方面的意图，与正文裏的「人民」没有什么干系。
由此对这条批注产生了几分同情。
再想想什么是「革命」
自己这篇文不 文、注不注的，是不必成为革命正史的一条注脚的。
自以为在解构「革命」， 而在「向革命告别」的时代，却斤斤於几个有关「革命」的注脚，岂不像解开 革命的裹脚布
最后一个批注，比较长，因为切入我的论题，也就应该成为正文的。
那是 在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裏。
见1895年11月10日谱： 据冯自由记：舟过神户之际，先生等「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 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 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 称革命党可也。
』」（《革命逸史》初集1页）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亦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
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 中国字，也略知梗概。
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 耀在眼前。
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 反而已。
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此 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据安井三吉、陈德仁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 报导。
（北京：中华书局，1991，102页） 限於年谱的体例，往往通过对占有材料的编排、选择和考订而见出史家的 见识。
陈少白的这条材料，在罗家伦编的《国父年谱》裏，被理所当然的编入 1895年谱中，作为正文。
陈锡祺此谱不系于正文而置於批注，表示编者对 这条史料的审慎，也足见在年谱的现代翻版中注脚的妙用。
所谓「此事不见於 先生本人记述」，是编者的按语，也表达了对谱主的尊重。
只是略感不足的是 ，既指出安井三吉、陈德仁对这条史料的「考查」，可见此有关革命原始的史 实已引起学者重视，至少应当将有关他们考查的资料出处注明的。
在探索「革命」语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革命的历史是如此充满激 情和戏剧性，因此有关革命的记忆常常有一种将理想的自我传奇化倾向。
陈少 白这段回忆，尽管时、地、人三者都凿凿有据，恐怕在革命记忆和革命事实之 间有了裂痕。
或者是一种后设性的对自己革命历史的表述；或者是记忆的错位 ，细节上有差错，不一定纯属子虚乌有。
对於孙中山与「革命」的关系，这段 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革命」话语过程的集体经验。
「革命」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问题，它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所谓 「汤武革命」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某种范式，也负载著民族的文化认知方式。
从上世纪未直至今日，「革命」和世界革命接轨以来，其间对抗和亲和关系始 终是紧张的。
据陈少白的说法，「汤武革命」这样富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话语已 经在国际环境中重新获得生命，带有某种普遍的正义性，而陈氏那种乐观的口 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需要具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条件。
从理论上说，通过日本报纸的报导而自称「革命党」，就有相当的权威性 。
因为日本报纸代表了某种「公意」，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 西化」成功的典范。
事实上，自德川时代起，日本学者逐渐完成了对儒家「革 命」话语的改造。
如雷文森所说，日本人把「革命」用作一个比喻，已与儒家 所说的「革命」意义基本上脱离了关系。
尤其在崇尚「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 ，那种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理解的「革命」，相当於一般意义的「变革」，因此 日人也习称「明治维新革命」。
这和中国人习惯上理解「革命」为改朝换代的 政治暴力不同。
这样说来，当时日本报纸是否会把孙中山的未遂暴动称为「革 命」值得怀疑。
事实上据陈锡祺《长编》，当时的《神户又新日报》（189 5，11，10，可参陈德仁、安井三吉《孙文と神户》，神户，1985， 页34）对孙氏广东暴动的报导，称之为「暴徒巨魁」，根本没有「革命」的 意思。
因此从实践上说，陈少白所说的从「造反」到「革命」的正义感的产生 ，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参与并产生一定的政治气候。
这两方面的条件，在189 5年孙氏及其同志在日本的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具备的。
《长编》所谓「此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应当指的是孙中山在192 3年自撰的《革命运动概要》及其它资料，的确，只字未提这件事。
孙中山指 出民国以来，出现无数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多道聼涂说之辞，鲜能知革命 之事实；而于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
」甲午之后孙氏在香港活动，他说， 学者们追述革命起源，「多有本於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
该 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成问题。
而当时虽在 英京，然亦事多忌讳……」的确，我们细看此书，孙中山声称自己主张「和平 改革」（apeaceful reformation）。
确实因为「事多 忌讳」，而不能直言其反满的革命宗旨。
如果我们斤斤於孙中山最初与「革命 」一词的瓜葛，那这一权威版本也难以满足我们的「历史癖」。
如果说因为「事多忌讳」而使用「reformation」，似乎孙氏 心目中已有「revolution」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伦敦被难记》 书末附录当时香港《德臣新报》（China Mail）的一篇评论，标题 为The Supposed Chinese Revolutionis t（假定的中国革命者）。
这个英文的revolutionist，我们都 知道意为「革命者」，但在当时不是译为「革命」，而是译为「造反」。
冯自 由在辨证最初的《兴中会章程》时，不仅说原章程裏没有使用「革命」一词。
他还指出，次年孙中山在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沿用了「香港旧译名辞」，而「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 《德臣新报》中revolutionist的意义，涉及「revol ution」一词在英语历史中的衍变。
在十七世纪，英语rebel（叛乱 ）的意义和revolution之间界限开始模糊，但据雷蒙威廉斯《开键 词》一书，至十九世纪末，revolution的意义与evolutio n（进化）相对，含有暴力颠覆政权或根本改变政治体制之意。
（Raymo nd Williams，Keywords．New York：Oxfo 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73）细看那 篇报导，作者显然在为孙中山辩护，称颂他的人格正直，理想高尚，但文中提 及孙氏的广东暴动为「abortive revolution」（流产的 革命）或「rebellion」（叛乱），可见这「革命」与「叛乱」或「 造反」的意思差不多，由是亦可推断，尽管孙中山已熟悉revolutio n一语，但在他的语汇裏，还是「造反」的意思。
看来他对「革命」的真正接 受，这个翻译过程问题，仍造成认识上的障碍。
读到《伦敦被难记》，对英文世界颇为失望，於是更把注意力放到他在日 本的「革命」之旅。
另一个有关中山早时「革命」文献，是宫崎滔天的《三十 三年之梦》，却也使我疑窦丛生。
书中写到孙中山伦敦被难后，从英国至日本 。
宫崎与孙会见，展开一场访谈：我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 命为志的。
但还不知详情。
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 法手段。
」他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
因此，我的政 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但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三 十三年之梦》，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花城出版社，1981，页122） 据滔天之子宫崎龙介的回忆，当初两人作的是「笔谈」，宫崎不懂汉语， 因此「这样的笔谈问答，是和不完整的英语混在一起谈的，所以难以理解的地 方很多。
」（同前书，页275）而上引的对谈，犹如公共传媒的记者采访， 而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和手段」云云，好象一场新闻发布会。
《三十 三年之梦》出版於1902年，作者追述五年前讲过的话，却无异於历史重构 ，显见他为孙氏鼓吹革命的意图。
从现存少数「笔谈」来看，那种会谈的秘密 性质，那种用语和内容，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历史的气氛，从中也看不到「革命 」的字眼。
问题的关键仍是孙氏使用「革命」的历史条件。
如章炳麟、康有为 等人已经在戊戌期间谈到「革命」，都持否定态度。
因此通过孙中山由否定「 革命」转向肯定，意味著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出现某种决定性的转变，以 及社会一般恐惧心理的克服。
换言之，当1902年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主张能 够产生社会效应时，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意识——伴随著传统革命话语——似乎 经历了一次「换脑」手术，也即和当时大量「新名词」风靡朝野上下的情况有 关。
这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日人的翻译，真正接触到西方R evolution的意义，同时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往还，谈论「革命」 。
在这样的中／西、保守／激进、传统／现代的文化冲荡与交汇的熔炉裏，中 国现代「革命」话语应运而生。
1899年改良派在日本的喉舌《清议报》上刊载了欧榘甲〈中国历代革 命说略〉一文。
在改良派营垒裏，欧氏属於激进份子，与孙中山过往密迩。
文 中盛颂孔子和汤武为「革命」始祖，符合孙氏在《革命运动概要》所说的：「 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从历史文本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可视作孙中山「革命源起」之一证，尽管是 间接的。
关於孙中山最初对「革命」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我的初步结论和台湾学者 周弘然的说法有相合之处。
他说：「革命排满两个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 收大效者，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皇会成立之后。
」（〈国父〈上 李鸿章书〉之时代背景〉，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之文献》，页278－9 ）虽然这一灼见缺乏证据。
当然我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许多细节尚需展开 和深入。
同年年底，仍在《清议报》上，刊出梁启超《汗漫录》，首唱「诗界革命 」和「文界革命」，宣传西方的Revolution之意，这个含有和平改 良意愿的革命，颇有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分途扬镳的意思，但事实上却使反满 革命的意识形态如虎添翼，「革命」一词从此深植于现代中国。
关於梁启超与 「革命」话语的关系，我在〈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一文中稍作过讨论，不 妨读作本文的一个注脚。
孙中山故事及评价
在秋天的节日很多，在中国，秋天的节日主要有：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七夕节等。
七夕节：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七姐诞，是流行于中国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相传农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故称为“乞巧”。
中秋节：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之一。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汉族传统节日。
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与除夕、清明节、中元节三节统称中国传统四大祭祖的节日。
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重阳与三月初三日“踏春”皆是家族倾室而出，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
国庆节：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
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
同时国庆日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
学历史的意义
历史学科是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对学生用体现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信仰和精神意念等万面的建设上.由于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一段距离,使得历史因没有实用价值、毕业后就业机会少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倍受冷落和歧视.历史作为一间基础学科在传授基础知识、培养学科能力、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陶冶情操等方面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1、不懂历史,就难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经验和启示.历史作为一间科学,它具有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广泛的包容性,它包括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关系、社会风俗等等.西人说:历史叙述过去,但是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历史把老人们的经验传给儿童,若没有历史,老人也如儿童.可见,历史是反思之学,我们埋应从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从前人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以前事为师,努力取其教益.因而,历史具有借鉴资政和启迪心智的功能是不争的事实.2、不懂历史,就难以揭示社会规律,预示未来的发展.唐太宗曾说: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就阐明了历史的最高层次的社会功能,即历史的揭示社会发展奥秘、预示社会前进方向的独特功能.可见历史乃治国之学,兴国之学.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培养教育青少年,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历史和今天,便之以充分的信心、坚强的毅力、历史的智慧,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去.3、祖国振兴需要爱国精神历史有巨大的育人功能,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梁启超儿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形式下,在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及其巨大的凝聚力来增强公民的民族自信,凶、自蒙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做出努力.4、人的发展渴求人文关怀.人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健康的、和谐的,这是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提高人的个性修养和生存质量,优化人的认知结构,开阔其思维视野,增强人的气质魁力.在社会迅速转型和高科技发展对人的生活万式、思维方式、道德观点、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对人文知识相对忽视的总体形式下,教育出现了重应试,轻素质,重理轻艾等实用主义的短视倾向,从而造成了青少年学生畸形发展,人文知识营养不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更应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
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孙中山海洋思想研究?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可以说家喻户晓，孙中山还是伟大的海洋思想家和历尽沧海的航海家，却鲜为人知。
尽管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孙中山的海权思想进行研究探讨，但对孙中山海洋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海洋思想的内容、特点、实践及其历史地位还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宝贵的海洋思想遗产，唤起国民的海洋意识，向海洋进军，建设海洋强国，笔者就孙中山的海洋思想研究作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孙中山海洋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
一、孙中山海洋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海洋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海权运动的先驱。
孙中山用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取代了封建革命思想，创立了以民主、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纵观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中国海权，建设强大的海军和倡导发展海洋实业。
其核心是以海兴国的思想。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源于开放性的海洋思想。
这一思想明显地区别于封建革命思想，它是建立在走出国门的基础上，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用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潮、用暴力革命来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政府。
而传统的封建革命思想则是农民革命，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种封建革命由于受封建思想、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闭农业经济思想的影响，总是新桃换旧符。
主席曾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格地讲，作为一派人物，孙中山可以和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人相提并论，但从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影响来看，孙中山可以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躯。
孙中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诸多第一，如：他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他亲自为同盟会制定了著名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后来他又把这个纲领归结为民主、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更加鲜明地举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孙中山作为埋葬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掘墓人，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他的一切纲领、主张以及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民主革命思潮来源于走出国门，得益于海洋，具有明显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海洋思想特征。
孙中山认为反对列强侵略的首要任务是收回中国的海权。
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握了海权的国家才可能强盛，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
其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近代中国主权丧失，海权为列强掌握，沿海港口、岛屿、商埠、海上交通权、海关权、海洋外交、海上贸易等主权丧失殆尽，海洋不仅没有为民造福、保卫国家安全，反而成为列强入侵的通道，成为国家的致命弱点。
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所以，中国与外人订立通商条约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日。
孙中山为了强烈反抗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海权，派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参加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并致函美国国务院，指出夫远东问题，实以中国为枢纽，这关系我国生死，要取消不平等条约。
1923年12月，广东人民掀起收回海关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当列强20多艘军舰停泊在黄埔江面进行武力恫吓时，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人民爱国行动，发表了《关于海关问题的宣言》，并明确指出：列强对于此事，绝无干涉之权，郑重申明中国收回海关主权的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向国人阐述了世界海权的发展走向，尖锐地指出：欧战告终，太平洋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
……盖太平洋之中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为了保卫和争取中国的制海权，孙中山从中国近代的教训和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形势出发，提出了海军建设应列为国防之首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躯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
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和奋斗。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孙中山把建设强大的海军列为巩固海防、保卫中国海权的当务之急。
孙中山在走马上任临时大总统的当日公布命令：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旗。
两天后，任命黄钟瑛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9个部之一的海军部部长，突出了海军的重要地位。
他在复陈其美的一封信函中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阐述了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
……故中国欲勤修军备，然后可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
他告诫国人：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海权问题也。
……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
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
他主张将琼州即今天的海南改设为省。
因为琼州东瞰小大宋，西连东京湾，南接安南，北倚雷州半岛，为大西洋舰队所必经之路，南洋之门户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必须致力于建设，以巩固海防。
他以英、美、日、俄等国海军竞相发展而警醒国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
呼吁建立琼州省，建设天然海军根据地榆林港，加速发展海军，以扼守这一战略要冲，牢牢把握住制海权。
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通常被理解为专指制海权，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海洋实业。
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是孙中山海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孙中山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振兴中华漂洋过海，奔走在世界各地。
海洋作为连接世界市场的纽带，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为此，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积极对外开放，向海洋求生存、求发展，特别是以港口为发源地，外通内联，带动国家整个实业的发展。
实业的发展离不开海军的保护和制海权的巩固，同样，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海军的强大和制海权的巩固都将无从谈起。
孙中山把发展海洋实业作为恢复和保卫海权的基础，把发展海军和掌握制海权作为支持实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思想在建设中国海洋实业方案中得以充分体现。
孙中山高度重视港口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称港口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为世界贸易之通路，是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
在《实业计划》中他亲自规划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构成了连合中国全海岸线 的海港群体。
与此同时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要面向世界市场，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运业和造船业。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强调以沿海港口为中心，以航运业和造船业为依托，加快中国对外开放与交往，对内通过发达的交通网带动国家整个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思想。
? 二、孙中山海洋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源于走出国门。
12岁，孙中山随母亲离开故乡，来到檀香山他的哥哥那里，并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系统教育。
在那里他不再读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了，而是学各种新鲜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学了地理，知道世界上原来除了有中国、美国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和民族。
这种资本主义教育使孙中山接触到了近代的科学文明，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亲眼目睹了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吞并的斗争。
身临其境，他更加怀念不断遭受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苦难深重的祖国，逐渐滋长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识，萌发了反对殖民主义和要求民主独立的思想。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拔萃书室学习，后来又先后在中央书院、南华医学堂、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医科硕士学位。
这一时期，孙中山除了致力于医科学习外，还广泛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著作，尤其爱读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革命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华盛顿、林肯的传记，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十分向往。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更使孙中山气愤不已，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
面对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孙中山再也拿不住听诊器和手术刀了，在没有采取革命行 动以前，他仍希望以改良道路挽救祖国。
1894年初，他写了一封长达8 000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府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农、商业，改革教育制度，以使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可是，上书如同石沉大海，毫无结果。
这时的孙中山方才意识到：社会的痼疾靠保守治疗不行，须动大手术了。
他毅然摒弃改良幻想，踏上了暴力革命的艰险征途。
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为了躲避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被迫多年侨居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并与航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南洋群岛、欧美大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檀香山、东京、横滨、芝加哥、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到处都是他宣讲民主主义思想的讲坛。
当时的世界，铁路交通还不发达，飞机尚未用于国际民航，孙中山的旅行全靠轮船。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7次到檀香山，4次到美国本土，4次到英、法，7次到越南，8次到新加坡，10余次到日本……总共航海约20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5周。
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走出国门、探索救国之路、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建立近代化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它植根于海洋，升华于海洋，是海洋让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 (二)孙中山以海兴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的以海兴国，即海权思想来源于对列强的憎恨及对屈辱历史的总结。
孙中山(1866-1925)，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正像村名一样，这里负山临海，翠木碧水，格外秀丽。
孙中山的故乡，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区。
林则徐的抗英大旗曾经在香山县的城头飘扬过，水师提督关天培也曾在香山所属的洋面上痛击过英国侵略者，距翠亨村不远的花县更出过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洪秀全……一系列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英雄故事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对童年时期的孙中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走出国门眼界的开阔，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是英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海上大门，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失败 后，苦难的祖国有海无防，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进犯中国的海疆，以武力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写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一页，将一度强盛于世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84次，入侵舰艇达1 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等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1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总和。
这一连串的数字记在了孙中山的脑海中，使这个热血男儿夜不成寝。
孙中山苦苦地思索，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仍得不到海权?为什么中国近代海军的强大仍换不来中国的兴旺发达?当孙中山把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分析时，终于找到了答案。
当我们的祖先还沉浸在黄河孕育的农业文明中时，西方国家早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为占有海洋、利用海洋和争夺海洋权进行着激烈的、频繁的斗争，并由此带动了海军的逐步强大。
尤其是19世纪以后，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权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
海洋权和海军实际上成了国家战略问题。
而此时的中国统治阶级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只是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映，是一种军事防御对策，说到底仍然是为闭关锁国的政策服务。
孙中山认识到了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握了海权，尤其是掌握了制海权，国家方可强盛。
1912年12月孙中山给海军部长黄钟瑛的挽联写道：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从而表达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海洋权的由衷感叹。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思想形成，从而奠定了其为我国屈指可数的伟大海洋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三、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在中国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海洋思想家，他的以海兴国思想，即海权思想对近代中国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并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盛衰强弱。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同我国历史上具有海洋思想的领袖人物相比，从内容到形式有质的区别。
首先，孙中山的海洋思想是以海兴国、以海强国为目的，可以说他是把海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
孙中山把对海洋的认识上升到国家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指出国家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从而把以海兴国的思想突出出来，把发展海洋权与制海权、发展海军与发展海洋实业同国家民族兴衰紧密相连，这与一般的海洋忧患意识和以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等传统海洋农业思想有质的区别。
前者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对海洋政治作用的高度概括，具有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战略家的宏阔胸襟。
其次，孙中山在海洋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以海兴国的思想指导下，抓住了中国独立、民主两个根本问题，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提出发展中国的海洋权与制海权，提出发展中国海军和海洋实业，并亲自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伟大实践，是孙中山用先进的三民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孙中山是近代化中国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当然，在充分肯定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要看到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或个人认识上的限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仍属于海洋农业文明的范畴，或者说是不成熟的海洋商业文明思想。
另外，尽管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振兴中华海权的思想，但可惜的是，他的宏图伟业尚未开始，大权就很快旁落到袁世凯之手。
中华民国首任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黄钟瑛英年早逝，规模有限的海军力量全部沦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而难有作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在他著名的《实业计划》中，主张在中国的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但这些美好的设想因孙中山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而成为泡影。
孙中山以后，仍有不少中国人在致力于中国海军的振兴。
1915年，便有人提出裁撤旧军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的海军航空兵和潜艇兵力。
南京国民政府一度想扩充海军，曾提出：要挽回国家的权力，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态势，时任海军司令的陈绍宽数次主持制订海军发展计划，谋求在立足防御的同时，海军能够在海上与入侵之敌作战，获得中国海之制海权。
但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下，海军经费得不到保证，计划屡屡落空，及至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海军有大小舰艇仅120余艘，总吨位为68 200吨，尚不足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
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支弱势海军既无力同日本海军在海上正面作战，也无力扼守海口以阻敌海军内驶进犯。
遂决定将海军主要舰艇和其他船只沉于长江下游的江阴航道，借以阻挡日军的进攻行动。
1937年8月11日和9月25日，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指挥将228艘舰船沉入江阴航道的最窄处。
海军的主力舰船损失之后，日本兵舰直驱武汉、宜昌，中国出现了船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的局面。
1948年，当国民党海军从英国接回的第一艘轻型巡洋舰重庆号驶抵中国的时候，偌大的上海港竟没有自己的一泊之地。
这一严酷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孙中山以海兴国思想的重要性。
四、弘扬孙中山海洋思想的战略意义 首先，弘扬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顺应全球海洋开发大潮、建设21世纪海洋强国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孙中山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反思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这是对人类向海洋进军历史的科学而理性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海洋与国家经济、海洋与国家安全、海洋与社会进步的重大战略关系，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这一理性总结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海洋是生命的源泉，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海洋是人类新的生存空间。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争夺、控制与研究、开发、利用、保护海洋将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海洋必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我国的空间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即从重陆轻海转向海陆并举，优先开发海洋。
进军海洋，以海兴国，以海强国，这是时代的召唤，是人类进程中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龙归大海方能尽显其威。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进一步弘扬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基本国策，抢占海洋这个21世纪发展的制高点，必定能够迎来民族的振兴与腾飞。
其次，弘扬孙中山的海权思想，强化海军建设，增强海防实力，构筑海上万里长城，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
正像孙中山、郑和所言，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
21世纪，海洋问题将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要政治问题，任何沿海国家的兴衰都离不开对海洋权益的统一筹划。
21世纪海权进不了历史博物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围绕争夺、控制海洋而展开的维护海洋权益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以海军为主体的海洋武装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突出。
之所以强调海洋武装力量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海洋武装力量担负着保护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海洋历来是沿海国家的屏障，也是霸权主义国家侵略别国的通道。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洋的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日益提高，海洋已成为国际战略争夺的新高地。
世界斗争的焦点将从陆地向海洋转移，沿海国家纷纷加强海军建设。
目前，海洋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的发展已呈现出以海制陆的巨大优势，日益影响到军事乃至政治战略格局，海洋对国家的安全显得格外重要。
二是海洋武装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任。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洋由传统的领海与公海之分，改变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不同的海洋区域。
当前，世界各国围绕海洋权益争夺，已由过去的争夺军事目标、战略要地和海峡通道为主变为以争夺经济利益、岛屿、海洋资源为主，由过去的超级大国为主争夺，变为广大沿海国家竞相参与。
海洋成为国土的一部分，全球性圈海运动此起彼伏，在世纪之交或21世纪初必将形成高潮。
作为海洋武装力量也由所担负的保护国家领海主权安全，拓展到保卫国家海洋国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即国家主权权利和海洋利益等诸多方面。
由此不难看出，要保卫国家安全，要反对海洋霸权主义，要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洋武装力量。
? 第三，弘扬孙中山发展海洋实业思想，加速海洋的开发利用，是建设海洋强国和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海洋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人类将依赖于海洋来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小，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倚重海洋这个资源宝库和借助于海洋的全球大通道作用。
开发海洋，大幅度提高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开发利用海洋，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可以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危机的压力。
人类正怀着对海洋的期待迈向21世纪，而对于承受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压力的中国，这种期待显得更为强烈、更为突出。
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更新发展观念和思路，开拓发展视野，从单纯地在陆域经济上做文章，转移到向富饶的海洋寻找出路。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只要我们积极做好海洋开发这篇大文章，海洋将会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
充分发挥海洋经济优势，全面扩大海洋开放，可以增加经济的外向度，带动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改善和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重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和利用内资，开发利用海岸带及邻近海域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和其他经济，初步形成了一个沿海外向型经济带。
如果我们进一步发挥海洋区位优势，扩大海洋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将使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海洋产业还具有渗透力强、辐射面宽的特点，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密切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协作，优化资源(含剩余劳动力)配置，带动内陆腹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快海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缩小沿海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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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信佛教和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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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民族概念提出 [编辑本段]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 中华本为汉族自称 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
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 1905年，梁启超在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
” 杨度、章太炎和黄兴皆有使用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连载的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
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2、中华民族涵义扩大 [编辑本段] 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示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此后，“中华民族”一词时已不在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观念已经开始普及。
“中华民族”趋向融合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
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和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
”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
”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涵义的演变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1905年，梁启超写了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杨度的“文化族名”说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
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
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
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
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
－－－－－－－－－－－－－－－－－ 3、中华民族内含 [编辑本段] 世界民族之林有一个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 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 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僳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人口。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 1133682501 人。
其中汉族占91.96%，少数民族占8.04%。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
云：“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
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
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华帝国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
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
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
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祖先吧。
4、中华民族缘源 [编辑本段] 自公元前三千至前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
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而已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就约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早的代表。
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他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
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
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
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 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过程。
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
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氐、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
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800 年的诸侯割据，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汉族因在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所以他们所建立的中央王朝也最多。
这些王朝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
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也在部分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建立过政权，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以其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著称于世。
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举世名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的应用。
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曾经互相侵扰和攻伐，出现过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始终存在着逐步接近、互相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前进的关系，并成为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
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为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各民族人民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促使各民族的劳动者联合反抗阶级压迫。
如东汉的汉羌人民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和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布依族、侗族起义等，都是多民族参加的斗争。
至近代，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殖、反帝的共同目标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共同命运进一步把各民族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坚强整体，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持续斗争。
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抗击了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西南和中东南地区，进行了反对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斗争，挫败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见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各民族之间以平等、团结、互助为内容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发展。
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进行，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面貌呈现于全世界。
中华民族一词，人人在用，天天在用，我们的国歌中也提到了中华民族。
但是要问：何谓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究竟包括哪些人
也许有很多人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外一些语文工具书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
外国的工具书解释得极为简单，不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他们一律释为Chinese。
我们对他们难作苟求，这种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们当然更难说得清楚。
但是海峡两岸出版的工具书如果解释错误，那就说不过去。
可惜事实正是如此。
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工具书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都不确切。
大陆新版《辞海》释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但如此解释，显然不妥。
因为， 一、民族与国家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群体，不应混为一谈。
二、按照以上的解释，中华民族既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那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也就是把几千万海外华人扫除在外。
错误的产生，绝非无因。
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一向不太重视，混淆不清，由来已久。
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常以国家代替民族。
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所说的爱国志士，实指民族英雄。
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竟直称为国族。
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
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
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
在进行宣传教育之时，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是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
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
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