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读后感1000字
澳回归，他胜利了„„这位医生在天上会怎样俯瞰着这个苦难的民族呢
是依旧忧郁地凝望着她的病痛
是仍然抚摸着被虚骄的讪笑所掩盖的病灶与伤痕
还是悲悯地注视着她膝盖之下被风化已久的盐碱地，恨不能再生人间、再尝一遍俗尘的辛酸，以将她脊梁里潜伏的“强掩弱、众暴寡”的辫子连根拔起，重生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华夏原型，再现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华夏姣颜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
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
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
不懂历史的人看政治人物传记，颇感困难。
读后也有一系列问题萦绕脑间，比如：“孙中山时期”（权且这样不准确地称）即我认为的1890－1925年间中国的政治格局究竟是什么样的
中华民国推翻了长久的满清统治，但是没有统一中国，当时的中国有哪几个政权
„„这 些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解答，但是，读完这本书，仍然让自己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孙先生，没有资历，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只能谈谈自己读完《孙中山传奇》后的零散的感受。
读完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跟朋友短信交流，朋友说，孙中山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我忽然觉得这个总结跟我的感受是相通的。
他革命的一生中，有很多忍让的成分，在海外宣传革命期间，也遭受了很多的屈辱，然而，正因为他确立了一生不变的理想，故背负起革命救国的重任。
而我，更愿意用“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大大小小的十次武装起义，每一次起义，都需要长时间的准备，钱、思想、军队、组织等都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而这大大小小的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有的甚至还没有爆发，就流产于计划中，而屡次失败的结果并没有磨灭孙中山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制度的信念，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这不屈不挠，不言放弃，为了理想，追求一生的执着就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吧
职业革命人，是孙中山在立志投身于拯救中国的革命事业时给自己的定位。
我也第一次明白了职业革命人，或者说把“革命”作为一个“职业”和“事业”的含义。
既然孙先生是把“革命”之事作为自己的职业，既然从政，领导人民均是一种职业，那么我忽然发现，“革命”与“教书”，与“行医”在职业分工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等级区分，它们的分别只是在职业功能上，（当然，我很怀疑自己的这个认识）然后我就可笑地认为，其实，伟人的伟大和平凡人的平凡工作，差距 也并无太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罢了，原来平凡人也是有机会成为伟人的。
国家的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重要，人民大众的生活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这是我看到的孙中山先生最闪光的精神世界。
孙先生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因为他并非要为自己打下江山，他所革命的一切，都是为国民的。
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是为国民大众谋福利的，他屡次发动武装起义，也都是为人民而战。
因此，他是真正的革命人，而并非君主、帝王、军阀，因此，他为后人所敬仰和缅怀，纵观我所了解的历史，但凡被后人怀念的人，都是不为己而为人的，诸如夏商时期、诸如汉唐盛事、诸如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都是为民而战，是为社稷而非江山。
所以，我似乎也领悟到，大爱、大德，为公、为人才是长久和永恒不变的。
结合自己周遭的生活，在读完《孙中山传奇》后，也有一些即时的心得，没有经过推敲。
第一：改变由内而外。
孙中山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却没有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
而孙中山革命前期屡次起义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革命活动多依靠海外、各路会馆、各自有着不同目的组织。
他奔走与各国求援，募集革命经费，他曾经试图联合各方势力，但因为多方势力各怀鬼胎而终告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重视群众力量。
他没有意识到他力图改变的人民生活现状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援或者某一个领导者、领导组织。
当 然，外界的帮助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和途径。
因此，我就想到，实际的工作中，任何一个想法，一个计划的落实，都要由内而外的实施，由实质到形式的实施。
比如，在班级推行一种制度，落实一项要求，都应该从学生着手，提高学生的认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动学生参与，组织学生动脑筋，想办法，指导学生管理、落实。
而不仅仅是通过老师、家长的外在力量来实施教育。
在学校管理中也是一样，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必须依靠教师，调动教师，从学校内部发展力量，从调动学校最基层的教师开始，积蓄力量，冲出校园，获得实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学习、运用、借助外在的理论、力量。
第二：宽容不能无度。
孙中山的个人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拥有敦厚、宽容的个性。
孙中山出生于广州、后求学于香港，接受基督教思想，赞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他寻求实施“三民主义”的道路上，宽容，似乎成为他用人，对人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不无遗憾的看到，从最初的广州起义中的杨衢云到袁世凯到陈炯明的叛变，一直到晚年生活中的蒋介石，期间与孙中山同道革命的诸多人物中，有很多，都从根本思想上与孙中山有别，从行事中，也有诸多不妥之处，但孙先生先前都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然，政治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我隐隐感到，宽容，的确是要有立场和原则的。
宽容和批评、支持和反驳都同样具有力量。
因此我想到，在教育的过程中，宽容有度也非常重要。
有感而发，随性而为之，所以，只能读读罢了
洪秀全人物传记读后感1500字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孙中山传读后感1500字
你们老师好变态
鲁迅传读后感2000字
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的心理我开始阅读鲁迅，一个伟大寻求着的心声，读到了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态度，言行。
了解了鲁迅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更认识到鲁迅外冷内热的热烈情怀，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挚爱。
正因为对人生，才有了对戕害人生的言行的痛彻骨髓的恨，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写照， 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珍贵，我们的人生如果用一种健康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来经营和维持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过的更加幸福和快乐。
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功能的不正常，导致社会家庭生活的不科学不健康，谁之过?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争取和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对利益保护的追求认识和理解。
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锐利武器，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却让我们弃之如敝履，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吗
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组织的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完全表现他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有完善的系统组织，保证了功能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展现，这才是的人生历史。
鲁迅先生为构建新型的国民思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样做了一个彻底的坚定革命战士。
我们却自陷在物欲横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之余，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像鲁迅先生一样做“韧”的努力和奋斗。
周围的人们还会沉迷在现有的唯利是图的圈子里用异样的眼神看人，但在我的好友中已经有人觉醒，趁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悄悄地向着光明的方向轻装前进了。
我要抓紧时间学习，去追赶前面奔跑的人们--------像鲁迅一样，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
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类，连我也在内。
”[7]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隔膜。
绝大部分青年只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投枪、匕首，与封建社会黑暗做斗争，然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之一。
如此复杂而痛苦的灵魂使很多当代青年不忍去触碰，担心在拷问自身灵魂的过程中，不堪心灵的重负，以鲁迅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人生，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因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又因为鲁迅文本自身的艰深，使得在快餐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很难摆脱浮躁，认真地肯噬文本当中的深刻。
那么如何打破隔膜，消除启蒙者与启蒙的对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呢
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当代青年，特别是那些爱思考，想认识社会人生的青年身上。
其实，当代青年与鲁迅沟通，接受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
在转型时期，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
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再把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首先，借助媒体，广泛展开鲁迅的研讨与宣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也应当让鲁迅不断地走入公共的话语地带，使广大受众接受平民化的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学者们的私有物。
比如的，就是从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个忧患的灵魂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激赏”。
同时以鲁迅生平为蓝本的影视剧创作，同样激起了人们想要全方位了解鲁迅的求知欲望。
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使鲁迅走出象牙塔，进而平民化的有效渠道之一。
其次，读原著，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本体意义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留下来的全部文本，读是理解鲁迅智慧与哲学的全部基础，是获得个人体验的全部出发点。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
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心理产生了敬畏而非亲近之感。
消除这种畏惧和隔膜的关键是克服青年与鲁迅的心理障碍，激发青年人积极主动地阅读鲁迅作品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或者自身阅读相关的书籍，从而获得个人对于先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鲁迅观。
再次，进行文本细读，并将这种阅读作为一生的使命。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
进行细读的前提，是要对鲁迅思想形成、发展、转变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历史中解读鲁迅，不断回到历史的原点。
并结合自己日渐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搭建和先生对话的平台。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对于作者的观点，论述内容的总结，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文章当中表明作者意图的话，并对一些名言名句进行必要的记忆。
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鲁迅才能径直地走入青年的心灵深处，使青年领略到他作品的风采，人格的魅力，并自觉地把作为自己一生当中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恒变的，因而对于全集的阅读随着时间经历的变化，也要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代青年正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历，人生体验地不断加深，观察事物的角度也要不断变化。
所以应该把这种阅读当作一生的任务来看待，在成长与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感受伟大的人格魅力。
阅读鲁迅作品，研究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的社会现状，青年人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当代的鲁迅，克服对于鲁迅作品理解的偏颇，不断地深入理解鲁迅其人，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财富。
同时，把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
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随当代青年一路前行，青年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孙中山传记，三千字，谢谢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
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1]。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游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
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
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
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
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
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
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
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
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
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
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
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康有为读后感
浅谈康有为 康有为当算是中国近代史中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了，他的那些作为，如“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启蒙运动”这些是他一生中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也有一些事又为后人颦眉，如发表《孔子改制考》、后期加入保皇派、固守改良反对革命。
因此，康有为如同历史上的所有人物一样，在我们评价他时需要有客观的立场，从辩证的角度去加以评判。
对于康有为的功过，近代的人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绝大多数是围绕着康有为一生中最大的举动——戊戌变法而展开的。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救国改良运动中最初步的尝试，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也表明了我国近代改制运动的开始。
因而康有为作为这次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那次以康有为为倡导的改良运动，虽然通过光绪皇帝的同意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改良，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些举措都令人为之振奋，但是这场运动最后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同年的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等戊戌人士被迫逃往海外。
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是为改良献出了生命。
这场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运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我们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弱小以及我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所导致的，但在这里我也不得不对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异议。
我认为康有为的某些行为也对变法的失败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在变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句话说，他承担着大于其他变法者的责任。
但是，在我从很多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康有为面对他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有逃避的嫌隙。
首先，康有为在这次变法上操之过急。
对于变法革新，康有为似乎想到太过于简单，好似颁布几个 “除旧革新”的法令便可以让中国几千年的习性突变。
就是维新变法那短短的一百来天时间里，维新派便发出了有关的“上谕”达110多件，但是这些“上谕”的绝大部分都不曾被真正实行过。
历来的改良都坚持迅速渐进的原则，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等，“改良”的性质便是缓慢的对社会国家进行引导。
因而，康有为这种急行军似的改良怎么可能成功呢
其次，他对于“变法”仅处于一种形式化的表面而没有更加实际的做法。
康有为似乎对光绪皇帝过于的依赖，似乎这个年轻皇帝颁布一些政令“变法”便成功了。
这一点，我从他本人的一句话中便得到了认证，他在《请御门誓众摺》中写到：“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
……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发布了一些严重撼动封建势力的政令，因此，在“易服” 、“断发”和“改元”的建议提出来时，变法便开始陷入困境。
在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的清朝，他的这些政令无疑是将变法者全推入了危险之中。
再者是康有为在变法中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他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下，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导致了四面树敌。
那些受到处理的官员当然会不平，都加入了反对戊戌变法的战斗中去了，间接地增加了变法的阻力。
最后，维新变法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的活动使得变法难以彻底，这是康有为最大的失误之处。
维新变法的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
但由于这场变法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广大人民根本就不知道那“戊戌维新”是干什么的，这种脱离群众的变法无疑是不会成功的。
（就这一点，日后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早期的革命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错误）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
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
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使康有为的变法同资义改良背道而驰。
我认为正是康有为的这些错误行为，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公车上书”仅是变法的第一步，而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更难的路要走。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变法当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可是近代史上的这次改革运动，依然留给我们许多可贵之处。
我们依然要在历史中寻找我们今天发展的路途，正视历史，勿忘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