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中山有感三千字
澳回归，他胜利了„„这位医生在天上会怎样俯瞰着这个苦难的民族呢
是依旧忧郁地凝望着她的病痛
是仍然抚摸着被虚骄的讪笑所掩盖的病灶与伤痕
还是悲悯地注视着她膝盖之下被风化已久的盐碱地，恨不能再生人间、再尝一遍俗尘的辛酸，以将她脊梁里潜伏的“强掩弱、众暴寡”的辫子连根拔起，重生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华夏原型，再现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华夏姣颜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
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
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
不懂历史的人看政治人物传记，颇感困难。
读后也有一系列问题萦绕脑间，比如：“孙中山时期”（权且这样不准确地称）即我认为的1890－1925年间中国的政治格局究竟是什么样的
中华民国推翻了长久的满清统治，但是没有统一中国，当时的中国有哪几个政权
„„这 些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解答，但是，读完这本书，仍然让自己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孙先生，没有资历，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只能谈谈自己读完《孙中山传奇》后的零散的感受。
读完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跟朋友短信交流，朋友说，孙中山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我忽然觉得这个总结跟我的感受是相通的。
他革命的一生中，有很多忍让的成分，在海外宣传革命期间，也遭受了很多的屈辱，然而，正因为他确立了一生不变的理想，故背负起革命救国的重任。
而我，更愿意用“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大大小小的十次武装起义，每一次起义，都需要长时间的准备，钱、思想、军队、组织等都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而这大大小小的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有的甚至还没有爆发，就流产于计划中，而屡次失败的结果并没有磨灭孙中山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制度的信念，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这不屈不挠，不言放弃，为了理想，追求一生的执着就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吧
职业革命人，是孙中山在立志投身于拯救中国的革命事业时给自己的定位。
我也第一次明白了职业革命人，或者说把“革命”作为一个“职业”和“事业”的含义。
既然孙先生是把“革命”之事作为自己的职业，既然从政，领导人民均是一种职业，那么我忽然发现，“革命”与“教书”，与“行医”在职业分工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等级区分，它们的分别只是在职业功能上，（当然，我很怀疑自己的这个认识）然后我就可笑地认为，其实，伟人的伟大和平凡人的平凡工作，差距 也并无太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罢了，原来平凡人也是有机会成为伟人的。
国家的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重要，人民大众的生活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这是我看到的孙中山先生最闪光的精神世界。
孙先生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因为他并非要为自己打下江山，他所革命的一切，都是为国民的。
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是为国民大众谋福利的，他屡次发动武装起义，也都是为人民而战。
因此，他是真正的革命人，而并非君主、帝王、军阀，因此，他为后人所敬仰和缅怀，纵观我所了解的历史，但凡被后人怀念的人，都是不为己而为人的，诸如夏商时期、诸如汉唐盛事、诸如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都是为民而战，是为社稷而非江山。
所以，我似乎也领悟到，大爱、大德，为公、为人才是长久和永恒不变的。
结合自己周遭的生活，在读完《孙中山传奇》后，也有一些即时的心得，没有经过推敲。
第一：改变由内而外。
孙中山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却没有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
而孙中山革命前期屡次起义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革命活动多依靠海外、各路会馆、各自有着不同目的组织。
他奔走与各国求援，募集革命经费，他曾经试图联合各方势力，但因为多方势力各怀鬼胎而终告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重视群众力量。
他没有意识到他力图改变的人民生活现状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援或者某一个领导者、领导组织。
当 然，外界的帮助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和途径。
因此，我就想到，实际的工作中，任何一个想法，一个计划的落实，都要由内而外的实施，由实质到形式的实施。
比如，在班级推行一种制度，落实一项要求，都应该从学生着手，提高学生的认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动学生参与，组织学生动脑筋，想办法，指导学生管理、落实。
而不仅仅是通过老师、家长的外在力量来实施教育。
在学校管理中也是一样，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必须依靠教师，调动教师，从学校内部发展力量，从调动学校最基层的教师开始，积蓄力量，冲出校园，获得实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学习、运用、借助外在的理论、力量。
第二：宽容不能无度。
孙中山的个人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拥有敦厚、宽容的个性。
孙中山出生于广州、后求学于香港，接受基督教思想，赞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他寻求实施“三民主义”的道路上，宽容，似乎成为他用人，对人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不无遗憾的看到，从最初的广州起义中的杨衢云到袁世凯到陈炯明的叛变，一直到晚年生活中的蒋介石，期间与孙中山同道革命的诸多人物中，有很多，都从根本思想上与孙中山有别，从行事中，也有诸多不妥之处，但孙先生先前都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然，政治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我隐隐感到，宽容，的确是要有立场和原则的。
宽容和批评、支持和反驳都同样具有力量。
因此我想到，在教育的过程中，宽容有度也非常重要。
有感而发，随性而为之，所以，只能读读罢了
孙中山与韶关
1922年春和1924，为了推翻军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孙中山曾先后两次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
这两次北伐史称为韶关北伐。
对于韶关北伐，学界曾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孙中山韶关北伐有争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之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最初把北伐大本营设在广西桂林。
1921年7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于同年12月在广西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督师北伐，但到1922年春却放弃桂林选择广东韶关，从此，北伐大本营一直设在韶关。
对于这次弃桂择韶的重大军事行动，论者多以“孙中山迫于赵恒惕‘阻我前进’，陈炯明‘断我归路’”[1]作为孙中山北伐改道的诠释，但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免过于简单，有失偏颇。
其实，任何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变更都可谓是权衡当时各种利弊、综合分析形势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至少还出于如下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滇军内讧，削弱北伐军力量，成为阻碍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因素。
在孙中山旗帜下的滇军，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驻粤滇军，另一部分是1921年初被顾品珍逐出云南的唐继尧残部，这两部分滇军此时均由李烈钧直接统领。
但到1922年1月，唐继尧认为回滇复辟时机己到，因而伺机纠集残部，并提拔旧部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第一至第四军长，率领部队擅自离开北伐阵营，严重地削弱北伐军力量。
对此，孙中山非常气愤，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速严行制止，毋用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2]当唐继尧打败顾品珍重新占领云南后，又从侧面威胁北伐军，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
因此，为了避实就虚，攻打北洋军阀武装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江西的敌人，孙中山不得不改道韶关，出兵江西。
第二、韶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是孙中山出师北伐的最佳地点。
韶关能够成为出师之地，首先取决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韶关是广东北部重镇，“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3]，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韶关及其所属县，如乐昌、南雄等都位于五岭腹部，尽占五岭山险之利，俯视湘南平原、赣江河谷，以及珠江三角洲，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历史上，曾有徐道覆和陈霸先由此率兵北伐成功的战例。
因此，孙中山在桂林无法成为北伐出师之地时，韶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成为北伐出师之地的最佳选择。
其次，韶关位于广东北部，历史上是广东对内地交往的主要通道。
下游有北江与整个珠江水系相连，上游能循浈江、武江直达广东北部边界。
更重要的是经过韶关的粤汉铁路与广州相通，由广州至韶关午发夕至，仅数小时就能往返，交通之便是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
因此，把北伐大本营设于此，便利于后勤军需的运送和北伐部队的集结与展开。
再次，韶关背靠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方富庶，有利于物资供应。
广东人口众多，地方富庶，有广州这样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有兴旺的对外贸易，因而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保证北伐的进行。
相对而言，广西地瘠民贫，人少财薄，无法承担北伐沉重的经济费用。
孙中山在桂林时，财政非常困难，“及粮饷告绝，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莩，计无所出，始有改道出师之举”，“意在解决后方接济问题”[4]。
接济不至，陈炯明的阻碍作用固然是首要的，但从桂林出师，难以取得广东的直接支援，客观上加重了北伐的困难。
最后，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优良的革命传统。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长期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影响深远。
因此，从韶关出师，容易得到广东民众认同和支持，这是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关于孙中山北伐的时机问题 孙中山两次在韶关北伐期间，分别发生了陈炯明叛乱和商团叛乱事件，因此有的论者沿用时人一些说法[5]来责备孙中山仓促北伐，时机不成熟而招致失败。
其实，孙中山力主早日北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孙中山北伐的内在因素。
1922年北伐时，孙中山痛陈北伐原因：“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末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以成戡乱之功，完成护法之愿。
……奉直战事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
”[6]“所以必须早日出师，戮力中原，以酬夙志。
”1924年秋孙中山又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诸逆宣言：“穷凶极戾，诚邦家之犬憝，国民之公仇。
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
探其乱本，皆由此等狐鼠凭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邱墟。
”[7] 第二，北方军阀混战给北伐创造了有利时机。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的两次北伐都与北方军阀大混战有着密切关系。
1922年北伐，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之时，1924年北伐正是江浙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第二次直奉争爆发之际。
为了打倒直系军阀这个对己危害最直接的敌人，孙中山先后与皖系、奉系军阀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乘奉直两系忙于战争、无暇南顾之际，挥师抢先打到九江，则北伐事半功倍。
若待直奉战争告一段落，直系兵力调转枪头，挥师南下，北伐就事倍功半，困难陡增。
因此，1922年孙中山预计：“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
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合于九江，以北定中原。
”[8]当时江西北洋军兵力薄弱，北方一些将领“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确实存在着北伐迅速胜利的可能性。
孙中山事后痛惜：“江西战事如此，北方将士表示又如此，苟无六月十六日之变，则政府无恙，无论为和为战，定能贯彻所期也。
”[9]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再次出师北伐前夕认为：“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响”[10]，“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11]，并强调“刻当注全力于北伐”[12]。
可见当时机会难得。
第三、孙中山掌握北伐所需的兵力。
1922年北伐时，在孙中山旗帜下的北伐部队有滇军，拥有两个军约2万人；有粤军许崇智部，兵力约万余人，下辖梁鸿楷、李济深、杨福林等部；有吴铁城指挥的总统府警卫旅和程潜的攻鄂军，兵力约五、六千人，共4万人左右。
1924年北伐时，总兵力2万3千人，以湘军谭延闿部和程潜部为主力，约1万人，其他有豫军樊钟秀部，滇军朱培德部及总统府警卫旅吴铁城部。
湘、赣、川等省一些军队也表示归顺孙中山。
由于掌握北伐所需兵力，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估计：“三部共枪二万，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
”[13] 第四、为解决财政困难，减轻广东军费负担，必须早日出师。
无论是1922年北伐还是1924年北伐，都是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情况下进行的。
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是以连续军事征战换取的，这就使孙中山在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后面临军费沉重、财政困难等危机。
如1923年大本营重建8个月时，正常财政收入仅得3286833元，而必要的支出却达到10873105元，政府不得己，只得靠发行印花税，变卖官产、借款、加税及要求商人“报效”等作为非正常收入，以应付艰难时局。
孙中山痛感“粤局之成，其主要则在财政，而所急正在此时，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己罗掘俱穷，实无可再筹之余地”。
[14]大本营不仅无法应付日常的支出，连最紧迫的军费都无法保证。
因而只好依靠变卖公产，增加捐税和强制借款等筹款方法，此方法又引起商人的不满。
因此，财政困难不仅影响了军事，而且影响了人心。
孙中山有感于此，所以他想趁北伐之机，将驻在广州的各路骄兵悍将调遣出粤，给广东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出师前夕，孙中山于9月10日发表了《告广东民众书》。
在此书中，孙中山承认近年来“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多，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
再加上“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
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
为此，孙中山申明，广东革命政府为广东人民计，今“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决定“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15]。
因此为解决财政危机，必须早日出师。
以上表明，孙中山两次督师北伐，己经具备了北伐出师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北伐的战机和较充足的兵力。
为解决财政危机，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使孙中山不能不尽快出师北伐。
虽然孙中山北伐具备一定条件，但人们往往以陈炯明的叛乱、商团叛乱来责备孙中山在北伐问题上操之过急。
那么能否先整肃内乱，统一军令再行北伐呢?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实际上无法办到。
首先来看能否在1922年北伐前清除陈炯明再行北伐。
陈炯明在夺取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社会上和革命阵营内有一定的影响，孙中山与他的矛盾还只是表现为战略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他的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之前，孙中山很难抢先下手，采用逮捕、军事镇压等行动。
因为孙中山还要依靠这些旧军队北伐，就必须讲究信义，笼络各军将领，因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诛戮重要将领，将会引起严重后果。
同时，陈炯明握有军权，拥有大批亲信部队，过急的清洗行动随时都可能触发一场内战，造成南方局势的动荡。
这是孙中山不能不尽力避免发生的事情。
对1924年恶性膨胀的广东商团，更不大可能有武力以外的解决办法。
由于确实存在“客军贪横”的现象，遂为别有用心的买办阶级增添了借口。
而且他们所鼓噪的“商人政府”在国内颇有市场，因而获得了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商人、资产阶级及海外华侨不同程度的同情。
但多数同情者对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以推翻革命政权是不甚了解的，也是不赞成的。
香港《华字日报》、《大光报》、《循环报》别有用心地利用商团事件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蒙蔽视听，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
国内各大报刊如《晨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也都以讹传讹，不相信商团会造反。
他们认为“我国只有暴民，而无暴商”。
同时，侨商团体和海外华侨也多对此种消息将信将疑。
胡汉民一天之内即“检得海外来电数通”[16]，责问扣械事。
这些情况表明，若革命政府在商团面目尚末完全暴露，社会各界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过早镇压，则会造成更多误解，甚至招致舆论上、政治上的孤立。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先行镇压陈炯明，镇压商团，孙中山唯有力主早日北伐，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三、关于1924年秋孙中山韶关北伐性质问题 孙中山两次韶关北伐，都几乎是与直奉战争同时进行的，其目标就是与皖、奉军阀共同讨伐直系，因此有的论者认为韶关北伐特别是1924年北伐，孙中山“走的仍是拉一个军阀打倒一个军阀的老路”，因而“不可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7]。
这种以战争策略来推出战争性质的逻辑推理，显然是不可取的。
“两害取其轻，两恶宽其小”[18]，团结暂时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是孙中山北伐策略。
毫无疑问，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在军事行动上与奉张、皖段采取一致行动，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反映，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因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压迫上有着利害的一致性。
在北伐出师前，孙中山即强调，“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
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
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
以广东言，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
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
职此之故，本大元帅已明令诸将，一致北向讨贼，并克日移大本营于韶州，以资统率，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
”[19]北伐出师后，孙中山仍不断强调粤、皖、奉三方在对直系斗争中利害休戚相关，“如北伐军能收复赣省，则浙沪至失，我仍可摇动长江，为奉军之臂助，否则，奉败而西南必随之，理无幸免，此存亡所关。
”[20]值此韶关北伐之际，黄埔军校开办未久，尚无新式的党军武装，广大工农大众也未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为了反对直系曹、吴的武力，孙中山不得不借重“三角反直同盟”的力量。
从主观方面来说，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坚持联络“皖段”、“奉张”一致讨伐直系曹吴，也是一种策略运用。
因为，在当时的北洋系统中，曹锟、吴佩孚是最穷兵黩武、为害国民的军阀。
在争夺地盘与权力等问题上，曹、吴与段祺瑞、张作霖有很深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可以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这种矛盾，联合暂时能够联合的力量，首先打倒最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
然而，孙中山与皖、奉系军阀联络，并不等于引以为同道，尽管他对段祺瑞“悔祸觉悟”存有幻想，但仍把段祺瑞与徐世昌、曹锟等同视为“虎”、“狼”之辈。
认为直系取代皖系，不过是使整个中国“跳离了热锅，跳进了火炉”。
他把张作霖一直看作“日本狗”，认定将来不可避免是要与奉系干戈相见。
他在与苏俄代表达林商谈未来计划时说：“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这使达林意识到：“孙中山完全清楚他同张作霖联合的性质，并已有了对付他的明确计划。
”[21] 那么，如何判断孙中山的北伐性质呢?笔者认为，必须从其北伐宣言、口号、过程和目的来判断。
孙中山北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革命战争性质，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首先，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韶关北伐，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在孙中山签署的《北伐宣言》中，明确提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
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22]；“北伐目的在于统一全国”[31]，“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推军阀，实现民治”，使国家“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24]。
其次，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
韶关誓师北伐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25]。
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
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迅速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希望诸位以后从心战努力”[26]。
9月29日，孙中山在韶关各界群众赞助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当家作主，支援北伐，扫除军阀势力，建设新国家。
在孙中山积极动员号召下，韶关民众积极参加北伐，仅广东南雄就筹措军米50万斤，预柴料100万斤，禾草30万斤，购置炊具等5千元，并“募足输送长夫五百名”[27]。
最后，孙中山敦促各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
出征初，孙中山获悉陈青云部有“拉妇女十余名禁于船上”之事，即向该部长官训令，指出“此种行为大犯人民之忌”，对军民关系“有极大之不利”。
要求“即设法补救，将各人赶快放去”，否则，大本营“不能不执行军法”。
[28]10月下旬，当曲江县商会向孙中山报告湘军某部有“短价强买，殴打商民，激动公愤”事后，孙中山即训令各军长官，要求各部勿再有仇商之言行，尤令“各军长官约束所部士兵，嗣公平买卖，对于团体机关尤宜联络，以收军民亲善之效”[29]。
在孙中山督责下，北伐各军大都整肃军纪，行军作战不扰百姓，因而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欢迎。
三个名人的遭遇和成长、成就，分别写3篇读后感
读菲利普·肖特的《传》有感2012年是中国伟人诞辰119周年，有关于这位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进程的人物的作品纷纷出版，其中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BBC资深记者菲利普。
肖特写的《传》引起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历史变成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
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困难。
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
短短的20年间，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
19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
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西方描绘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
菲利普。
肖特的这本著作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
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
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冲击，他是依靠被列宁批判的考茨基而非正统的马克思获知社会主义的。
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
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
而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19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指望更长的时间……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
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
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
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
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过远与过近，都难以使人理解历史。
老一代知识分子常常担心，对于文革岁月的遗忘，使年轻一代很可能重演错误。
距离逝世已经31个年头，伴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记录的出现，那个时代的形象正在变得日益丰满起来。
虽然对于这位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全方位研究仍未开始，但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必须发生转变，新的作家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研究中的过分强烈的情感与道德因素。
在这一点上，菲利普提供了某种示范。
尽管，我在作品中常常迷失自己，也感受不到这本书的基本坐标与准则是什么，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物相对完整的成长过程与其历史背景，看到了一个人精神气质的转变过程。
对于不理解的新一代人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一读。
屈原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
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
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
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
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
”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
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诸生以为能，不及也”。
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
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
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
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
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雷锋有句名言“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这是雷锋的座右铭，雷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勤俭节约，努力工作，不怕艰难困苦，严格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曾影响了几代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雷锋的这种勤俭节约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意识中逐渐淡薄了，生活上互相攀比，大手大脚，不珍惜环境，浪费资源等不良行为屡见不鲜。
本月的22日是世界水日，此时此刻又使我们想到了雷锋的勤俭节约精神，就拿最普遍的水资源来说，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知道去爱惜，而浪费挥霍，但同学们是否知道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丰富，只有2300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的缺口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农业灌溉每年平均缺水300多亿立方米，全国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饮水困难，全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缺水较严重的城市有110多个，全国城市日缺水量为1600万立方米，每年因缺水影响城市工业产值2000亿元以上，影响城市人口约4000万人，造成我国缺水的重要原因就是人为的浪费和挥霍，没有合理利用以及水源污染等问题，使水资源更加缺乏。
我们现在谈学习，说理想，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连最基本的水资源都浪费尽了，我们还怎样生活呢
更不要说学习和理想了，不要让世界上的最后一滴水成为我们人类的眼泪，从节水的角度我们需要雷锋精神，推而广之，雷锋的勤俭节约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的发展呼唤雷锋精神呢，人民的生活需要雷锋精神，新世纪更需要雷锋精神，只有我们树立长期学雷锋的思想，制定强有力的措施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常抓不懈，雷锋精神才能在各个方面不断发扬光大，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让雷锋精神渗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伴随我们的一生
孙中山死后为什么要安葬在南京钟山而不是广东中山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被迫正式辞去当了91天的临时大总统职务。
第二天，约友人胡汉民等人骑马游览南京紫金山。
登上南麓，面对一片江南春色，孙中山环顾四周，对朋友们说：“你们看，这里地势比明孝陵还要好，有山有水，气象雄伟，我真不懂当初明太祖为什么不葬在这里
”接着他又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一土，以安置躯壳尔。
”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弥留之际又嘱：“保存遗体，葬南京紫金山。
” 从而，于1925年4月23日经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议决，以紫金山中茅峰南麓为孙中山墓地选址。
这是宋庆龄于4月10日、21日和22日在孙科陪同下三次亲自登临紫金山踏勘后确定的墓址。
中山陵选址南京，而不是广东或别的地方，这一选择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进程紧密相连。
这个选择是孙中山本人做出的，并且由来已久。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与胡汉民前往紫金山打猎，途中有感于自然形胜，曾提及死后愿意安葬于此。
4 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戏言。
不管怎样，孙中山确实在1912年流露过归葬钟山这个念头。
1925年3月11日，也就是临终前一天，孙中山明确对汪精卫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 5 这次谈话，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选择。
孙中山最终葬于紫金山，与明孝陵这一含义丰富的文化遗存颇有渊源。
孙中山与朱元璋这两个人物，客观上有一定相似之处，即推翻少数民族统治，光复汉族政权。
而且，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在内，当时的人主观上也有将孙、朱比而论之的意思。
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亲率各部将校和数万军士，赴明孝陵举行盛大典礼，声称清廷的覆亡，「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牍启后人，成兹鸿业」，「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因而要来恭谒陵墓，「告无罪于我高皇帝」，当面称颂其「驱除光复」之伟勋。
6 但孙中山毕竟身处与朱元璋不同的时代，因而有着与后者不同的理念和追求。
正如吴稚晖在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迁宁成立典礼上指出的，朱元璋只知民族主义，孙中山则在民族主义之外，兼图发展民权、民生两主义。
7 因此，后来中山陵选址时，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以下简称葬事筹备处8）各位成员，包括孙科、宋庆龄，都强调墓址地点应高于明孝陵，并且「不可使人在更高处建墓」。
9 结果，建成后的中山陵，墓室高度超过南京历代所有陵墓，比明孝陵还高90多米。
10 确定中山陵碑石的大小时，也度量过明孝陵神功圣德碑，11 因而建成以后的碑石也高于前者。
这一切都表明，南京中山陵的建造，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确实有着一定的关联，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继承和超越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建构新式国家形态的抱负。
另一方面，孙中山这一选择，也表明他非常看重「南京」这一空间符号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象征意义，并且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记忆焦点。
对于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既是毕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而南京则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始终以护卫民国为己任，努力督率同人，将中国造就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
可惜直到他逝世为止，这一理想仍未实现。
南京这座城市，他也没有再踏进一步，而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
因此，南京是孙中山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未竟期望的寄托；选择葬身南京，等于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强烈的信号，与他那句著名的政治遗嘱一道，时时提醒他们继续努力，以完成自己生前未竟之功。
对此，孙中山的后继者显然心神领会。
国民党人把孙中山的墓址选择，当作新式中央权威的象征，并积极将「南京」这座城市建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
随着国民革命迅速挺进到长江下游地区，从1927年4月初起，国民党人即反复鼓吹「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总理曾指定南京为「永久国都」。
12 国民党上海兵工厂政治部的通电指出：「辛亥革命，总理曾定为首都矣。
总理逝世，复遗嘱指为基地矣。
建都于此，既可占形势之便，亦足增警惕之思，诚莫善于此者。
」13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迁宁典礼，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发表演说，重申建都南京是孙中山的主张，「生前早有表示，观其生前不遂死后欲葬于宁即可见一斑。
」14 一年以后，北伐军占领京津地区，社会上纷纷传言国民政府将迁都北京，国民党控制的舆论于是又反复宣传「南京乃总理指定之首都，无可变更」；蒋介石也在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国都问题没有必要讨论。
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将北京改名为北平，15 社会上的传言遂逐渐平息。
可见，在墓地选址南京这一点上，孙中山自己和国民党人都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即纪念与象征，由此奠定了中山陵建筑精神的基调。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天石先生通过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写成了本书，用精确、科学的史料，佐证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以及民国、国共、抗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准确无偏的历史观点，让我们敬佩不已
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所言，有一种走下神坛、走出牢笼，拨开云雾之感。
一、关于蒋介石的日记。
蒋生于1887年，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活了88岁。
蒋记日记，始于1915年，28岁时。
止于1972年8月，85岁时（这一年蒋手肌萎缩，不能执笔）。
期间的57年，有4年的日记遗失，即1915（现存有13天的）、1916、1917三年的日记，遗失于福建永泰战役。
1924年的日记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
57年记日记的历史，现在保存着53年的，共63册。
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人物中，有这么长的日记存世，大概也绝无仅有。
二、关于刺杀陶成章的事。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
蒋在1908年的《事略》中表示出“陶之为人，不易共事”，“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有资料认为，徐锡麟的死，也与陶“相逼”有关。
因此，表明，陶为人的性格比较“多疑”。
1907年，陶参与发起倒孙的风波。
1909年陶南洋募捐未获得满意结果，再次倒孙。
同年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等人在沈缦云家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
几天之后，陶离沪。
11月，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
陶回来后，继续鼓吹与同盟会分家。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君武12月20日在《民立报》上著文，称“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
而1912年元月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再次将孙推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
当时陶与陈其美的主要分歧是：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协饷”的要求，陈是上海都督，在上海办中华银行，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陶当时是浙江军政府的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时，陶表示“缓商”，汤于是复电拒绝。
后来，陈当面质问汤，汤说陶“不允”。
于是陈再次记恨于陶。
二是陶对陈在上海都督任上的作为不满。
认为“声名恶劣”。
三是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号召旧部，练义勇三营。
这一举动，引起了陈的警惕，认为其锋是指向自己的。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汤寿潜任交通总长，空出的浙江都督一职，建议由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择一人以代，当时拥陶的呼声很大。
陈其美虽然不愿意丢掉上海去浙江，但对于陶出任浙江都督也相当不安。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
陶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
陶于1月7日在《民立报》发表通告，称“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
”说明自己不会组织力量对其他人构成什么威胁。
1月11日再次发表称“公电以推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
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即蒋尊簋）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陶以举仍为明哲保身。
但是，陶的“旧部”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人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以陶“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
这电报与陶的原意相悖，不啻成为陶成章的催命符。
1月12日陈其美请吕公望转告陶“再勿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镇军军官，1912年12月13日被陈其美枪毙。
这时，沈等又坚持要陶出任浙江都督，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自然使陈其美感觉事不宜迟。
蒋在《事略》中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蒋实际上承认了“除陶”是陈指使的了。
另，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
蒋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还说“余之诛陶，乃出于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的表述。
说明杀陶之事，确系蒋所为
三、关于蒋介石的思想从“左”到“右”的变化。
从蒋读书的变化可以感受到蒋的思想的变化：蒋在1919年到1926年，是喜欢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包括《新潮》等。
从日记里，蒋看过《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原论》、《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学说概要》等。
对马克思的书，他“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923年还看《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
后来，蒋读到《泰戈尔传》后，写日记：“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
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
一以唯心，一以唯物。
以哲学言，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人生观中，蒋选择了“爱与快乐”，选择了唯心主义，也是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蒋在最初，也是类似于愤青，对国家有一腔热血，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奸商等有着强烈的愤恨，也有许多用激烈的日记，对共产党没有排斥。
但是到了后期，特别是代表孙中访问苏联回来和北伐过程中，蒋慢慢感觉共产党的做法与自己的思想相左很大。
最后发展到蒋完全排斥了共产主义。
蒋在1931年4月15日的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
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
盖凡称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也。
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
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
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
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已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
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这段话，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旧语，实当新风。
1921年开始，蒋开始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他读《抚鄂书牍》后，决定“日尽一卷”。
比较起来，蒋读新书，常常是食而不化；读旧书则如鱼得水。
常常以旧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接人待物的原则。
从1926年以后，蒋基本上放弃了新书，专读旧书了，比如：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曾子、管子等等，读后感《《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四、蒋介石的自我修养。
儒家认为：修身养性是一终生的大事。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养成许多坏毛病，如“狭邪自娱，沉迷久之”、“荒淫无度，办理无状”、“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均蒋日记里记载）等等。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从日记上了解，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阅读道学著作，加强自己的修养。
1919年的日记里：“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
”这年开始，他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静敬澹一”，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
蒋学宋明道学家的“功过格”：做好了事，有好念头，画一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
1920年1月1日，蒋决定从当日起，到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记事外，也搞了一个功过格，列出16种“过失”：暴戾、急躁、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
（别的功失我都理解，把这“客气、卖智、好阔、郁愤、机诈”作为过失，是第一次听说。
其中，“客气”的含义可能与我们不同；那卖智，我理解应该就是喜欢显摆、逞能吧，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毛病，但从来也没有认为是一个坏毛病；另好阔和郁愤都原来都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现在成为一种过失，也比较新鲜；机诈，这一条，对当今的中国人特别需要重视，现在的中国人往往还给孩子教机诈呢，大人机诈成风，不诈被人看不起。
看来，是社会的退步。
）1923年，他抄录的道家语“修已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
同年7月16日的日记写到：“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从今后起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
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我也曾经在“诚恳做人（经常被误解、吃亏）”与“适应潮流（就是学一些机灵之术，经常与同事走动走动，经常到领导那里汇报汇报工作，与人相处时嘻嘻哈哈、拍拍打打，热热闹闹，适应社会大家的需要，与大家打成一片）”之间，苦恼、彷徨、犹豫过，也与同学、朋友探讨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原来的做人原则，顺应社会需要，学会一些社会流行的技巧。
最后还是决定“宁可让人认为太老实、无用，也不要学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机巧之术，让人感觉圆滑。
”在这方面的感觉与老蒋有共同之处。
五、蒋胡闪击延安计划。
共产国际，也称为第三国际，名义上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成立于1919年3月2日，总部在莫斯科。
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均为其支部。
中国共产党也是其支部成员单位。
但是实际上，是由苏联共产党控制。
1943年5月22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宣布解散，共存在了24年。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是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共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
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
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
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机会。
5月25日（老蒋也够快的
）召开会议，讨论对内对外形势。
期间，蒋已经命令胡宗南悄悄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6月17日，蒋致电胡，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
胡已经秘密调动部队着手开始准备。
可惜，7月3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把这一计划密报了延安方面。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同时致电蒋“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7月10日，蒋命令胡停止计划。
7月12日毛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国民党》。
看来，闪击延安，确有其事
六、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按照杨先生的书中观点：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
因戴惧内，事先和蒋说好，由蒋出面认子。
（可见蒋的确是一个挺仗义的人，否则这种忙都帮呀
）蒋纬国出生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
蒋当时交给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
蒋纬国身世：送给姚冶诚后，1920年随姚回溪口，1922年居奉化，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学习。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姚带纬国迁居苏州。
1928年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34年18岁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又进文学院，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
1936年奉蒋介石之命，赴德国研习军事。
期间，纬国本来应该与宋美龄见面了，但一直并未见面。
纬国到德国后，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学习，被授予陆军少尉衔。
欧战前，奉命赴美参加陆军航空战训班。
1940年由美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正好当时宋在香港养病，自然要去拜见，这是纬国与宋的第一次见面。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派经国充当两人的“中介”。
据纬国回忆：“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
”纬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来，他在重庆时，在宋的书房里看书时，发现了《InsideAsia》一书中影射自己是戴季陶所生。
蒋纬国为此询问过戴季陶。
戴拿出了一张蒋介石的12寸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在中间，自己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照片搁在另一边。
问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
”当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可见，当时宋美龄也搞不清楚纬国的真正身世。
有可能，蒋到死也未将纬国的真正身世告诉过宋，也没有告诉过纬国。
后面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同时也与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是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
（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这样宣布过）。
在纪云所写的《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中，戴季陶1943年11月12日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忏悔：“（我加一段：应该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戴等跑到日本）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
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
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
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
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
”纪云当时担任会议纪录，会后把这记录曾发在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
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的混乱、谬误之处，如：戴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
但是由于纬国身世的长期不明，给人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