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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集的读后感

时间:2013-06-23 06:09

孙中山读后感1000字

等我,我好好写一篇,孙中山是我最尊敬的人。

第一,履历我就不写了,大家都写的很多,我主要写一些个人认识第二,我写的简练些,也更能明确表现出自己的意思1.革命目的。

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家,不过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少之又少,其实当时我党的革命军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革命很好理解,官逼民反耳,不过有一些人确实不一样,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人,记得走向共和里面这样一个镜头,清王朝各地揭竿而起,军机处正在处理这些起义,其中一个官员说孙文起义需要注意,另一个官员哈哈一笑,说各地起义多得是,什么王二麻子起义,张二狗起义,规模都要大许多呢,这些都还管不过来。

另一个官员马上犀利的指出,不一样,其他人起义都是在挣钱,但是孙文的起义确实在赔钱。

的确如此,孙中山先生是为了天下大同而奉献,奋斗,但其余许多农民起义其实更多的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比如恩格斯,莱茵河两岸的企业多半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一心要推翻资本主义。

2.功成不居。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愿意放下个人的名利,这样的人,另一个就是华盛顿了,美国的国父,美国人最尊敬的人。

3.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全力投身实业,希望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孙中山先生掀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保卫革命果实。

虽然屡败,却从未放弃,生命的后期,与共产党合作,为北伐运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重病在身的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北上为中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病逝于北京。

写了这么多才发现,原来我读工科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了,已经不是很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不过基本方面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吧。

最后,向孙中山先生致敬。

老师要我们读一本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然后写读后感,求推荐书目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鼻祖,他是费正清的师傅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功力深厚的经典导论性著作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通俗好玩 苏同炳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以人为本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民国高层回忆录 芮玛丽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作者》耶鲁大妈的个案研究,参考书级别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美]费正清:《剑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孙中山:《建国方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急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读后感

同学 就5分 哎给你个纲吧1.地主阶级抵抗派 林则徐 魏源2.地主阶级洋务派 李鸿章 曾国藩 张之洞3.资产阶级维新派 康梁 陈独秀 4.资产阶级激进派 谭嗣同5.资产阶级革命派 孙中山等6.无产阶级 董必武 这些都是在近代对中国历史起推动的作用 像什么 买办阶级 大资产大地主阶级 最后一定要加上这样的一句有用而且拿分的废话“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

阿q正传读后感

《阿Q正传》读后感  看了鲁迅先生所写的《阿Q正传》,发现他笔下所写的阿Q是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论。

“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就跑。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

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

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

  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

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关于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

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

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

”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

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

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

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

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

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

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

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

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

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

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

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

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

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

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

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选集》和鲁迅的书。

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

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

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

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

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

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

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

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

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

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

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

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

我看见什么呢

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

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

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

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

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

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

更有泰斗相

更有民族性

更有象征性

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

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

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

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

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

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

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

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

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

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

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

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

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

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

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

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

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

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

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 “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

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

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 ……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

即便在右翼阵营,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斗争、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

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也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鲁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

须知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

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

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而鲁迅也并不全部是对的。

这样看来,当年和鲁迅先生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

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

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政治上正确”,仍然没有将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待——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

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

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做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

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

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总之,鲁迅的时代,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抹掉了、贬低了、歪曲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

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

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什么叫做“好玩”

“好玩”有什么好

“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

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

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

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

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

哭了帮我写几篇红色心得 100字左右

是关于红色教育的 唱红歌啊 诵读红诗什么的

求助

我弟弟需要

看《建党伟业》有感  闭上眼睛,浮现的都是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一直到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五年间的风云变幻,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画面。

  是啊,光阴似箭,现在党已经90岁了,从当年的“风腥血雨”到现在雨过天晴,又有谁能体会当时的艰辛历程呢,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才是甜。

当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就仿佛注定它以后的成功,看完《建国大业》才明白,当初党的诞生,就是为现在的和平而建立,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战争,但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共产党对我们的“恩赐”。

  作为当代的学生,我们有无限的自由,可这些自由是谁赢取的呢,是党。

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

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美好的时代下,不用呼吸战火弥漫的空气,只需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不需要担忧吃了上顿没下顿,只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需要担虑半夜敌人入侵,只需安然入睡。

中国已经从落后走向繁荣。

  就从食物上来说,以前人们只要能吃饱就很满足了,不像现在都讲究营养平衡。

以前人们衣服只求穿暖,现在只有时尚才是“真理”。

90年来,我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建国大业》里解放上海,解放军累了,没有占民宅,整体睡在马路上。

我看到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会胜利。

这就是我们百姓最亲的亲人——中国解放军。

当毛主席在天安广场向人民宣告共产党的胜利时,同时也预示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新王朝,我们要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它是由无数共产党用鲜血换来的,祖国繁荣昌盛,人们幸福安康,靠的就是党。

所以让我们张开翅膀,向广阔天空飞去,为未来打拼,为祖国争光亮剑人们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何谓勇者,勇者不仅仅是指那些敢于直面敌人炮火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是指那些敢于面对困难,在困境中也可以求生存、求发展的人。

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峙,双方争夺的是阵地,退一步就等于是把自己的阵地让给了敌人,也等于是把胜利的希望让给了敌人。

正因为解放军在敌人面前的勇往直前,毫不退缩,才将鬼子赶出了中国,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成为真正的勇者,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同样,在商海中也是这样,商场如战场,战场上争夺的是阵地,商场上争夺的则是市场的占有率,利润最大化。

在战场上我们的战士要有“亮剑”精神,明知不敌也要勇于亮出自己的宝剑,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同样作为商海中弄潮的成功企业家们也应具备这种“亮剑”精神,不能把自己的任何一块“阵地”拱手让给我们的竞争对手。

对商海弄潮的成功企业家们来说敢不敢是态度问题,能不能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勇往直前不能也会变为可能,犹犹豫豫、唯唯诺诺能也变为不能。

《亮剑》中孔捷在遇到日本山崎大队的时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当他被撤职的时候对李云龙说过这拨鬼子是如何如何的神勇。

如果在这个时候李云龙害怕了,失去战斗的勇气的话,何谈后来的全部歼灭山崎大队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困难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去看待困难、正视困难。

如果每次遇到困难就躲开,那么永远只能远观胜利,只能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迂回,永远无法站立在胜利的阵地上。

其实企业家所经营的公司企业也是一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里也是困难重重。

如果企业家们遇到困难就回头的话,那么就会被封锁在四周都是困难的盆地当中,见不到胜利的曙光,也体味不到成功企业家的感受。

更进一步讲,其实,有的时候困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要我们有勇气抽出宝剑,敢于亮剑拼搏,必能砍开一个缺口,冲出重围。

企业经营中,我们认为工作难做的同时,要查找自身的原因。

也许正是因为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才使困难阻在面前让我们无法前进。

所以,能绕开困难的只能算是被动的适应者,只有能克服困难前进的才算是真正的勇者。

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拿出自己的勇气和魄力,才能在商战中披荆斩棘,大有作为。

其次,“亮剑”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大气,一种豪气。

同样,大气和豪气也是成功人士,特别是成功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

大气,顾名思义就是不小气,大气者有容人之量,有舍生取义之勇,更有不计较个人得失之度。

古语有云: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从古至今的成大事者,没有人是因为算计个人的得失而成为伟人的。

他们总是为了一个信念、一个目标去努力,到最终他们得到的东西也都是水到渠成。

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是难以做成大事的,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了细枝末节上,而忽视了全局的统筹规划。

如果李云龙每打一次仗就计算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钱,会升官几级

那么他不但不会取得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恐怕早成为敌人猛烈炮火下的牺牲者。

因为计较这些个人利益的得失会让他失去理性的判断能力,更会让他失去一帮为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因为在个人与全局利益的天平上,总是添加个人利益的砝码,天平就会失衡,也会使人的心胸变得狭窄,心胸狭窄的人是不会赢得与他共事者的尊重和肯定的。

然而最终李云龙成为了将军,这并不是他苦苦争夺来的,也不是他计较个人得失计较来的,而是他做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公道自在人心,自然而然就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大气者应有容人之量,因为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有的人的性格不是你所喜欢的,也许有的人的处世原则是与你相悖的,但是这些人都可能有各自的特长,不能因个人的好恶去判断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好坏,必须摆正自己心里的天平,公正地去对待每一个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这样对公司的发展才会良性。

再次,“亮剑”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壮志豪情。

志气是每个成功企业家天生所拥有的,在他们的心中总蕴藏在壮志豪情。

法国著名的拿破仑将军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所以做人应当有志气,解放军的志气是赢得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而作为商人的志气是取得商战的胜利,在市场中取得绝对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哪一种胜利都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为商海中的企业家就要树立“行业老大” 的目标,并深信自己一定能够达成目标。

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超级成功的企业家总能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情,干别人无法干成的事情,他们靠的就是壮志豪情和不懈的努力奋斗。

最后,“亮剑”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威信。

李云龙在团里威信极大,即使在被撤销团长职务后,威信仍然是顶天盖地。

所以,总能干一些别人做不到地事情。

同样,威信也是一个成功企业家所必须树立的,如果一个企业家在其领域内毫无威信,那么根本就谈不上成功。

古人云:“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从,凡欲服人者,必兼具威信”。

有威严那么就会让人敬畏,有诚信人们就愿意跟随,凡是想要让人信服的人,必须同时具有威和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威信。

李云龙,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土八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兄弟们都愿意跟随他出生入死,毫不犹豫

这就是他自己树立的威信,让兄弟们觉得跟随他就一个字——值。

威,通常是指威风,威严,但我觉得“威”更明确的是指责任心、气魄,敢于作出承诺,勇于担当大任。

待人处事,君子能够正直坦然,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做事业更有艰难险阻,真正的大丈夫这时就需要敢于站出来,“我来做这件事,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保证取得成功”。

别人不敢做的你敢去做,别人不敢答应的你敢作出承诺,这样周围的人能够佩服你的勇气,你的气魄。

遇到困难,退缩不前,或者明哲保身,都不算是真正的君子,而想要坐享别人成果的人,更是让人所不齿的奸诈小人。

信,“言必信,行必果”。

君子作出了承诺,出列一步,显其威风,这并不足以取得威信,还需要“信”。

只会作出口头承诺却不兑现的人,是空想家,空想家相较于无所作为的懦夫,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没有诚信你将一无所有”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这毫不夸张,一个“信”字,赌上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格,连人格都失去的人还能拥有什么呢

做人要诚信,做事要诚信,做企业更要诚信。

要想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毫无诚信是不行的,现在的企业经营都讲究诚信,一部分企业虽然有时会因不讲究诚信而暂获部分利益,但是长久之际他必然会走向失败。

总而言之,亮剑亮的并不只是剑,而是亮的一种勇气和魄力,一种大气、豪气,一种壮志豪情,一种威信,一种精神气概。

言而总之,成功的企业家要具备这种“亮剑”精神,并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努力拼搏,创造出一片天地开天辟地开天辟地 所讲述的,正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段时期的历史事件。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导者,领略了、周恩来、邓颖超、邓中夏等一大批青年共产党人的风采,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是怎样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了解了当时的爱国志士们是怎样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辉意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使先进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着拯救中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

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

如今,当我们戴着光芒四射的团徽,站在火红的团旗下高唱我们自己的团歌,怎能不为之自豪

回想着那五四运动激情澎湃的一幕幕,怎能不为之骄傲

听着那似乎仍在耳边缭绕的口号声,又怎能不为之激动

我们作为21世纪世纪的先进青年,21世纪期待我们创造新的青春辉煌。

青年昭示着未来,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会上向青年一代发出号召“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

”党在召唤,时代在召唤,只要我们以“崇高的理想、创新的意识、无畏的勇气”发挥青年的智慧、风采和力量,就能乘风破浪、与时俱进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朋友们,让我们向《开天辟地》中的革命先辈们学习、致敬吧,让我们在新的世纪,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

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团结一致,永远跟党走

A《选集》读后感 读了这些平时不怎么愿意碰的书之后才发现,收获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总是能抓住时下的主要矛盾,原则问题不让步,凡事讲求方法、调研的重要性,并对战略战术灵活运用,最终取得胜利。

随着书一页一页的翻过,我们可以沿着伟人的思维轨迹体验那段历史,加深对红色革命的认识,提高自己的爱国热情。

曾自称“山大王”,他虽不是农民出身,但却对于农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农民阶层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

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主义者不愿接受他的意见而坚持错误的见解。

为此,他回到家乡湖南,对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做了三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并写了考察报告,借此纠正党内部分人士对农民运动的错误看法。

一个梦想大的人,即使实际做起来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可他实际达到的目标可能比梦想小的人最终目标还大。

就是这样的的一个人。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说明可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通过一如既往的努力,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可以说,共产党能够取得的所有光辉成就,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正应了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它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用辛勤汗水养活我们的农民,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当时的形势下,同志将革命重心从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准确地把握住了革命的唯一出路,那就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

当然,“团结”不是盲目的,在强调统一战线重要性的同时,没有忘记点出无产阶级应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实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前提和条件。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一定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随后又尖锐地提出,在经历了17年锻炼后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内部的团结,内部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层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前提。

历史证明,“团结就是力量”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发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去实现共同的目标。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曾指出:“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

”“载人航天精神”正是对伟大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共创伟业”。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个人利益都应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精益求精地去工作,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检验党和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对与错、成与败、得与失的最高标准。

以后我一定要研读这部精品,在与伟人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加深对红色历史的理解,提升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责任感,争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

从未想过,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除了有一些旧事远去的生疏感外,并不觉得烦难。

这样有趣的书,我怎会到今天才来拜读。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文章的第一段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

那政治是什么

首要就是区分敌我。

首先谈的政治就是先去区分敌我。

“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他首先指出区分敌我的重要性,然后提出要区分敌我的前提是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

这对一个阶级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要的,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用马列世界观来看待问题了。

在文末指出了对待各阶级的态度,以达到前文中的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特别领导权问题,与革命的同盟军问题,这是首次提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为他在日后进行的农民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我们的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懒惰而失败,而是因为没有梦想或选错了方向,一个人无论现在多大年龄,他真正的人生之旅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以前的日子不过是绕圈子而已,有了方向 ,我们就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它是我们成功的向导。

对于中国革命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革命的政治和政治的革命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是中国在当代的声音,说改革开放是二次革命。

革命的时代仍在继续,并未结束。

孙中山的声音还在荡漾: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好几年前曾经接触过的《选集》,当那晦涩难懂的语句让我觉得实在没有读下去的兴趣。

如今,时光飞逝,当初懵懂的女孩已经成大,并且正以能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骄傲而努力着。

《选集》也自然再次展开在我眼前。

在学习毛选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的新知识,真是深感“真理永远没有新旧之分”呀。

通过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我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大学生深感我们应该把所学所知的知识融会贯通,具体的实施应用在我们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认真沟通、认真协调应该成为我们的学生干部,成为全体学生的优良作风。

我们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我们的思想、为人直接决定着我们的办事方法。

所以,无论是班级工作上还是寝室情况上,我们都无法避免产生摩擦。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大家认真沟通、认真协调,把所有潜在的原因都找出来,问题就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果我们能永远保持这种优良的行事作风,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会蒸蒸日上的。

“艰苦奋斗永远不能丢,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我们不能让我们父母辛辛苦苦创造的金钱在我们毫无意义的挥霍中白白流失掉。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同样有很多人的生活态度也改变了。

但是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前辈留下的光荣传统,如何坚持和发扬发扬我国的美好传统美德,是我们年轻一代应当关注的问题。

在思想开放、理念更新、生活多样化的当代,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意味着保持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工作作风,一种利益观念,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应该去追求一种高尚的奋斗目标和人类共同的价值方向。

读完一篇篇文章我深刻的感受到: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要团结、要进步,要进步、要团结。

记得在第一卷中,指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

第二卷中,相当一部分篇章又在这个特定时期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当然,也不否认无产阶级应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实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前提和条件。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一定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随后又尖锐地提出:在经历了17年锻炼后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内部的团结,内部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层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前提。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自己人,团结别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团结起来,排除万难。

……”这是伟人要告诉大家的。

今天,我们学习思想,研究思想,运用思想的精髓去认识,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难题,对巩固这块社会主义阵地,不是没有好处的

联系实际我不由想起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载人航天精神”时指出的一段话:“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

” 确实,万众一心创伟业,这是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重要原因。

听说,在11年的艰苦奋斗中共有8位科学家献出了生命,他们没有看到杨利伟凯旋归来,但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功不可末。

这项工程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历史性突破,靠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靠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万众一心创伟业,这是一种民族精神,是一种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气概,是一心一意干成现代化的志气,是中国“睡狮”醒来后的怒吼。

“就是力量”=“航天精神”,今天、明天、后天,中国人想干的事就一定能干成

课外书的名人名言

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

——歌 德 人的天才只是火花,要想使它成熊熊火焰,哪就只有学习

学习 ——高尔基 学问是异常珍贵的东西,从任何源泉吸收都不可耻。

——阿卜·日·法拉兹 学习是劳动,是充满思想的劳动。

——乌申斯基 当你还不能对自己说今天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你就不要去睡觉。

——利希顿堡 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

——约·贝勒斯 求学的三个条件是:多观察、多吃苦、多研究。

——加菲劳 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

——洛 克 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

——普列汉诺夫 好问的人,只做了五分种的愚人;耻于发问的人,终身为愚人。

——佚 名 聪明的人有长的耳朵和短的舌头。

——弗莱格 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

——培 根 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

——笛卡儿 人天天都学到一点东西,而往往所学到的是发现昨日学到的是错的。

——B.V 重复是学习之母。

——狄慈根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孔丘(春秋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引自《礼记。

学记》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引自〈说苑〉 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

——桓宽 引自《盐铁论。

制议》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不成。

——张载(北宋哲学家)引自《经学理窟。

义理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曹雪芹(清代文学家)引自《红楼梦》第5回 好问,是好的。

……如果自己不想,只随口问,即能得到正确答复,也未必受到大益。

所以学问二字,“问”放在“学”的下面。

——谢觉哉(现代革命家)引自《不惑集》 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

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方好消化,才会对人体有益。

——陶铸 引自《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 惜时、专心、苦读是做学问的一个好方法。

——蔡尚思(现代史学家)转引自《青年文摘》1983年第11期 学习要抓住基本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

喜马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喜马拉雅山之上, 盘基广大高原之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上,八千公尺的高峰是难以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易于枯竭的。

——徐特立(现代教育家、革命家)引自《徐特立教育文集》 学习外语并不难,学习外语就像交朋友一样,朋友是越交越熟的,天天见面,朋友之间就亲密无间了。

——高士其 转引自1980年12月31日《解放军报》 学习和钻研,要注意两个不连良,一个是“营养不良”,没有一定的文史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面黄肌瘦,就是畸形发展;二是“消化不良”,对于书本知识,无论古人今人或某个权威的学说,要深入钻研,过细咀嚼,独立思考,切忌囫囵吞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

——马寅初(现代学者、教育家)转引自1981年6月22日《北京晚报》 要循序渐进

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华罗庚(现代数学家)转引自1980年6月20日《北京晚报》 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

知识就是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

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像“过眼云烟”。

——邓拓(现代新闻工作者、学者)转引自1979年2月27日《忆邓拓》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引自《做革命的促进派》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 引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周恩来(现代革命家、政治家)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 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

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

——雷锋(当代优秀战士、烈士)引自《雷锋日记》

哪有胡适的<<尝试集>>的赏析啊??急!!!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当歌迷们跟着赵薇唱这首《兰花草》,可能想不到它的原词作者会是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

胡适写下这首原题为《希望》的诗,是在1921年。

那年夏天他到西山去,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

于是就写了这首小诗。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他的作品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首《兰花草》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与珍惜跃然纸上,而且琅琅上口。

但每哼起这支歌,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兰花草,而是胡适匆促而执着的身影。

当年胡适学成归来,也带着一株“兰花草”——自由主义,他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把它带回来,种到中国的土地上,小心地呵护,殷切地期待它开出花来——何止是“一日望三回”啊

我想,正因为胡适有这种焦急的心情,当他看见这株迟迟不开的兰花,才一下子触景生情,萌发诗兴。

给它取命为《希望》,也许是希望自由主义思想早日开遍中国吧。

如今斯人已去,歌声在耳,想想胡适这株风雨飘摇近百年的“兰花草”,竟抹不去丝丝的惆怅。

胡适另一首为人称道的诗是《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朋友之情,我不太相信,因为用“蝶”比喻两个大男人,未免过于唐突。

我觉得这是胡适对自己爱情生活的一声叹息。

胡适十几岁时就与江冬秀订了婚,但到美国之后,邂逅了才情超逸的韦莲司并为之倾倒,两人的半世情缘从此启幕,现在已不是秘密了。

这首诗写于1916年,正是胡适回国的前夕,这首《蝴蝶》其实是一曲中西合璧的现代“梁祝”。

本来“双双飞上天”翩翩翻飞的两只蝴蝶,因胡适母亲催胡适回家成亲,不得不“忽飞还”一个,剩下韦莲司一个人孤苦伶仃,望穿秋水,也真“怪可怜”——韦莲司一生未嫁。

胡适的诗,明白如话,甚至老实得有些笨拙,但总能给人点点感动,缕缕回味,我想,这应该是真诚的力量。

胡适的诗有点像《诗经》,都是有感而发,看上去平淡,其实是有深厚的生活背景的。

有人谓胡适的诗只有史的价值,我不能同意。

胡适的不少诗歌,今天读起来,也还不失其韵味。

这首《一颗星儿》也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日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当我读到最后一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欣喜,心情一下子澄明起来。

这首诗令人想起辛弃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名句,但说实话,两者相较,我更喜欢胡适这“一颗星儿”。

还有这首《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这首诗颇能体现胡适的性格:追求独立,但追求的姿态却又是平易的。

这只“老鸦”虽然有不满,有报怨,但不像郭沫若的“天狗”那样张狂。

胡适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时他也是很坦白的,像一个不会设防的小孩,如《双十节的鬼歌》,竟有这样的句子: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这不是好诗。

这样明目张胆的要“推翻”政府,即使峻急如鲁迅,也不明说的。

从中可见胡适的天真。

胡适的诗,无论从艺术质量上还是思想深度上,自然都不是很高,但他有一个可贵的品质:诚实。

他不故弄玄虚,也不无病呻吟,实实在在做人,明明白白说话,让人觉得非常放心。

我近两年很少读当代诗,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放心。

有时读一首诗,开始读不懂,以为自己水平太低,就下功夫琢磨,琢磨了半天,懂了,却又觉得太简单,但作者为了让它像首“先锋诗”,偏要遮遮掩掩,藏头露尾。

读诗也像买东西——这比喻可能要招致一些人反感——付出那么多却只收获一点点,未免有上当之感。

胡适不是一个诗人,其成就也不在诗歌上,但他给中国新诗开的这个头,我以为还是好的,就像《诗经》之于中国古典诗。

胡适还写过一首《梦与诗》,其中有这么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几句也被谱典传唱。

一个现代诗人,有两首诗能流传坊间,应当说已是比较幸运的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

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 溪胡适故居。

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 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

——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 》,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

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 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 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 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

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

“诗无达诂 ”,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

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 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 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 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

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

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 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

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 须多说。

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 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 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 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 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

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 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 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

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 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 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

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

大战破 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

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 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

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 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 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 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 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 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

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 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

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 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 的精神文明的议论。

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 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他的文章是一 个明确的表示,也是一个全面的回答。

他认为,那种灵肉分离的成见是完全错误的。

因 为“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 物质的基础之上”。

他指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 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

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 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 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固有文明表 现最为突出,因为自己不能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就说物质生活不足羡慕。

胡适认为这 是一种自欺,而这种自欺等于自残和自杀,因为它无视人的生命和维持这生命所必需满 足的基本欲望。

如果一种文明连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精神文明? 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不是这样,“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 ,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

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

他 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 教;抛弃了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 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 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胡适对于文明的评判和取舍都是以人作为 出发点和价值尺度的。

这是他在“五四”时期早已形成的基本价值立场。

这篇文章进一 步明确表达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的基本观念。

1928年6月,胡适写了《请大家来照镜子》。

文章从美国使馆商务参赞的三张图表说起 ,展示了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

他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吃亏在于不肯老实学习,因此 ,必须学会反省,学会认错,学会死心塌地向人学习。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面对国民革 命带来的社会文化空气,他说:“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 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 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他告诫人们:“不要尽说是帝国 主义害了我们。

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 。

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 由发展?”(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他强调民族 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竭力守护的正是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接轨的文化理想。

二 20年代末,一场北伐战争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像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交替一样, 一些人为胜利而欢呼,一些人为失败而痛苦。

此时的胡适却忧心忡忡,担心国民党在政 治上走向独裁,在文化上走向保守,从而危害新文化的发展。

胡适的担心显示着他的清醒。

因为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国民革命与新政 权的建立不但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

这一切 决非偶然,而是由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及其革命实践所决定的。

国民党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但孙中山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 方现代思想体系,思想中保留了许多非现代的观念,因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去甚 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共和国体的侵蚀,因而努 力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念。

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 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 注:《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领袖们发现了旧道德“吃人”的罪恶,因而猛烈批判旧道德。

孙中山却努力张扬与 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并且抱怨“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破坏了传统道德(注: 《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尤其重要的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目的和最高价值尺度,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

孙中 山却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由。

在国民党重组和举兵北伐的过程中, 孙中山的这些思想由于受到鲍罗廷等人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而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并且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获得权力之后,国民 党的所作所为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进一步背道而驰。

此情此景,使胡适不能不努力抵抗文化的大后退,以避免乔装归来的旧文化对新文化 的全面吞没。

他赞扬吴稚晖,意在以国民党元老的言论抵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他反复 提及孙中山在“五四”过后写给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意在以孙中山的力量保卫“五四 ”新文化成果。

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统一思想,反对设立劳动大学,原因都在于这一 切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理想极不一致。

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 会,胡适终于在教育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吴稚晖也当面痛斥 他:“你就是反革命!” 1929年,面对国家权力的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发表了《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对新生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此举展开了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及 其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

这场“人权运动”充分显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彩,具 有丰富的历史意蕴,但是,从新文化的立场上看,争人权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题内之义。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科学与人权并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 所做的,不过是新文化运动面对新生国家政权的威胁而进行的一场抵抗和守护。

考察胡适在人权运动中与国民党的冲突,其要点有三:一、国民党政府沿袭中国传统 的统治习惯,同时模仿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做法,因而无视个人权利的保障;胡适却坚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

国民政府发布保障人权的命令,胡 适却发现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对人权的侵害,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

他说 :“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 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

”(注:《人 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

)他呼吁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 权限,便是非法行为。

“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 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注:《人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

)二、新政 权试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都纳入同一主义之中,而无视现代社 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人格的独立和 思想的自由,不能容忍以某种主义奴役人们思想的非现代行为,更不能容忍一个党派通 过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从而把他们制造成党派的工具。

三、新政权为了巩固自己 的统治而努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恢复所谓“传统美德”。

胡适坚持新文化运动 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决不容许通过弘扬传统而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性。

他明确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 新文明。

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抗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 精神文明’!”他由此作出宣判:“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注:《新文 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2卷,10期。

) 为此,胡适遭到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党的笔杆子们的围攻,并且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的 职位。

但是,打击和压力都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三 30年代是中国文化乱云飞渡的一个时期,相对于“五四”时期而言,旧文化的回潮是 严重的问题。

继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努力弘扬传统之后,一些人提出了建国需要 专制和独裁的主张;一些人则大谈民族自信心,并且将自信心建立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上 。

面对这一切,胡适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 与专制》、《答丁在君论民主与独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 论信心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抵挡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守旧和倒退。

1935年初,王新命等十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 从的论战再次掀起高潮。

面对十名教授的宣言,胡适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注:见《独立评论》,145期。

),指出十名教授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 过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翻版。

他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地主张复古,所 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庇护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

”他认为,那些“去其渣滓,存其 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之类的口号都是“时髦的折衷论调”,其实质仍是守 旧。

胡适告诉人们,“中国本位”是无须任何人操心的。

在每一次大动荡中,总有一些 人害怕“中国本位”会被冲击,但事实是任何一次动荡都不曾打破“中国本位”。

关于 文化的“本位”,胡适认为“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

那个本位是没有 毁灭的危险的。

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 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

他担心的不是中国本位的动摇,而 是文化惰性的强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 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

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

中 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 持中国旧有的种种罪孽的特征……” 在由此展开的论争中,胡适更充分地显示了坚持西化道路的观点。

因此,在后来的历 史上,他常被当做“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并且在大陆和台湾都受到批判。

应该说, 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是陈序经,但是,说胡适“全盘西化”,却也不算冤枉 他。

因为正是他在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Conflict in China)中明确反对折衷论,而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现代 化”或“充分的现代化”。

尽管胡适后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而主张使用“充分世界 化”,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的原意并无不同。

按照胡适的说法,“‘全盘 ’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

”(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 5年6月30日。

) 许多人对“全盘西化”都存有误解。

作为文明重建的方案,创新与复古,向西与向东 ,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一切如果说存在尖锐冲突的话,焦点并不在 于是否“全盘”(即百分之百)。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百分之百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必要的。

在答陈序经的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 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 。

”(注:《答陈序经先生》,见《独立评论》160期。

)事实上,20世纪的文化冲突焦 点常常正是集中于这个“大方向”。

弘扬中国传统或坚持中国特色的人们从来不拒绝西 方的物质文明和高级消费,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从未要求中国人穿西装或用刀叉进餐 。

胡适本人就常常是一身中式的长袍大褂。

围绕“全盘西化”的冲突,表面上似乎在于 百分之百地舍弃民族传统和实行西化,但冲突的焦点却往往在于是否接受西方的现代国 家理念和伦理原则,是否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不要以西方民 主制度取代中国的专制传统,要不要像西方一样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适是清醒的。

他强调向西方学习,总是强调着这个大方向。

在2 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 业,整理国家政治。

”(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在40年代,他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指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第一,用科 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 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思想,发展人类的才 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面对当时的世界潮流,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 化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

最 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 ,一个小小的逆流”(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14卷,6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 997。

)。

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坚定和自信。

胡适的这种文化态度终生没有改变。

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还因此而遭受官员和学者 的联合围攻。

但无论多少风风雨雨,在新文化的防线上,他始终如中流砥柱。

尽管他的 声音常常如旷野上的呼喊,应者的确寥寥无几,但是,无论多么孤独,他都不曾动摇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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