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记，三千字，谢谢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
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1]。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游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
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
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
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
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
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
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
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
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
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
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
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洪秀全人物传记读后感1500字
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变化，无论是革命实践还是理论体系．但始终有两个方面没变：一，对自身价值实现来说，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业；二，对社会对祖国来说，一定要救国救民． 他的缺点也就在他在三个不同时期所受到影响的思想流派和人物，以及他的出生和主要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受洪秀全的影响，他身上有农民阶级的自私和宗派主义小团体特色．这导致他在革命时期和黄兴等人闹矛盾，夺革命的领导权．严格地说，他大多数时间是在香港和国外长大的，受的教育，所以受农民阶级的影响不大，这个毛病在他整个一生中不是很突出也不占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影响，导致他对中国国情不了解，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生活方式搬到中国来，具有那时期普通的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毛病，这是他努力的目标，也是他一生主要的思想和奋斗历程．可惜，今天的中国依旧没有实现政党民主政治．他在九泉之下是该欣慰呢还是该遗憾呢
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他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在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要求实现的理想上超越了当时的共中国产党，最终离中国现实也越远，＂革命尚未成功＂，这个革命，我觉得可以理解成由政党民主制度去实现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走向大同，走向共产主义，而和他早期的提倡的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远远不一样了．我觉得可以说孙中山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革命先行者＂． 另一方面，他出生在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早比较深的广东香山，以后又在香港和海外接受教育从事革命初期的策划工作，革命个大都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所以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不够深刻，这导致他的革命成分里西方的因素多，而对当时的广大下层民众缺乏吸引力，这和洪秀全不同；对中国的官场人际关系理解不够深刻，这使他不懂政治斗争老被对手的政治伎俩击败，对对手抱有幻想；他对中国大陆内地了解不够多不够深，这导致他的革命影响大都在东南沿海大城市和内陆极少数大城市；他的革命经费大多是靠海外华人华侨商人供给，这导致他革命经费不稳定，以后建立的政权也缺乏财政支持，革命影响和个人声望虽然大，但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影响也主要在海外和沿海；他结识的人大都是海外及港台同胞华人华侨，上层知识分子，留学生，思想激进的革命派，导致革命根基和革命影响在阶层划分上也只局限知识界工商界一部分西式化了的军界的上层．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客家人，对中原对华夏正统对国家文化政权有强烈的恢复及驾御意识，所以也导致了他早期盲目地排满，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比如制定的革命纲领里就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这是不是和下层民间的＂反清复明＂有联系呢
不得而知．当然，他当时提这样的口号，有可能是为了聚集更多的人来参加他领导的革命，只是一个手段．幸好，这个倾向在后来有所改变．他个人的性格是理想有余，实际不足；激情有余，冷静不足；一直向前冲，而忘记身后的小人暗算；在处理个人的爱情婚姻和结交朋友等个人生活上也处理得不够果断理智，导致最后无人相信无人可用，而提拔了个蒋介石，和宋查理闹翻失去了不少援助，幸好还有个宋美龄继承了他的衣钵． 辛亥革命的成功（这个成功是指推翻清政府而言）是由武昌起义打响并主要引起的，论革命的实际功劳，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导致湖北清军调兵而使湖北空虚，新军和革命党人乘机武装起义．说他是不负责人的人，主要是他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权． 孙中山是多变的多面的．成长历程和教育经历裹夹着着他走向革命，个人性格和人际关系导致他的软弱妥协，理想主义信念的引导把他一步步推向不切实际的革命极端，名声大过实际的革命影响．
鲁迅传读后感2000字
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的心理我开始阅读鲁迅，一个伟大寻求着的心声，读到了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态度，言行。
了解了鲁迅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更认识到鲁迅外冷内热的热烈情怀，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挚爱。
正因为对人生，才有了对戕害人生的言行的痛彻骨髓的恨，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写照， 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珍贵，我们的人生如果用一种健康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来经营和维持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过的更加幸福和快乐。
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功能的不正常，导致社会家庭生活的不科学不健康，谁之过?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争取和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对利益保护的追求认识和理解。
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锐利武器，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却让我们弃之如敝履，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吗
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组织的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完全表现他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有完善的系统组织，保证了功能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展现，这才是的人生历史。
鲁迅先生为构建新型的国民思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样做了一个彻底的坚定革命战士。
我们却自陷在物欲横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之余，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像鲁迅先生一样做“韧”的努力和奋斗。
周围的人们还会沉迷在现有的唯利是图的圈子里用异样的眼神看人，但在我的好友中已经有人觉醒，趁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悄悄地向着光明的方向轻装前进了。
我要抓紧时间学习，去追赶前面奔跑的人们--------像鲁迅一样，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
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类，连我也在内。
”[7]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隔膜。
绝大部分青年只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投枪、匕首，与封建社会黑暗做斗争，然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之一。
如此复杂而痛苦的灵魂使很多当代青年不忍去触碰，担心在拷问自身灵魂的过程中，不堪心灵的重负，以鲁迅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人生，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因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又因为鲁迅文本自身的艰深，使得在快餐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很难摆脱浮躁，认真地肯噬文本当中的深刻。
那么如何打破隔膜，消除启蒙者与启蒙的对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呢
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当代青年，特别是那些爱思考，想认识社会人生的青年身上。
其实，当代青年与鲁迅沟通，接受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
在转型时期，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
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再把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首先，借助媒体，广泛展开鲁迅的研讨与宣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也应当让鲁迅不断地走入公共的话语地带，使广大受众接受平民化的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学者们的私有物。
比如的，就是从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个忧患的灵魂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激赏”。
同时以鲁迅生平为蓝本的影视剧创作，同样激起了人们想要全方位了解鲁迅的求知欲望。
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使鲁迅走出象牙塔，进而平民化的有效渠道之一。
其次，读原著，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本体意义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留下来的全部文本，读是理解鲁迅智慧与哲学的全部基础，是获得个人体验的全部出发点。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
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心理产生了敬畏而非亲近之感。
消除这种畏惧和隔膜的关键是克服青年与鲁迅的心理障碍，激发青年人积极主动地阅读鲁迅作品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或者自身阅读相关的书籍，从而获得个人对于先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鲁迅观。
再次，进行文本细读，并将这种阅读作为一生的使命。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
进行细读的前提，是要对鲁迅思想形成、发展、转变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历史中解读鲁迅，不断回到历史的原点。
并结合自己日渐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搭建和先生对话的平台。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对于作者的观点，论述内容的总结，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文章当中表明作者意图的话，并对一些名言名句进行必要的记忆。
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鲁迅才能径直地走入青年的心灵深处，使青年领略到他作品的风采，人格的魅力，并自觉地把作为自己一生当中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恒变的，因而对于全集的阅读随着时间经历的变化，也要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代青年正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历，人生体验地不断加深，观察事物的角度也要不断变化。
所以应该把这种阅读当作一生的任务来看待，在成长与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感受伟大的人格魅力。
阅读鲁迅作品，研究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的社会现状，青年人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当代的鲁迅，克服对于鲁迅作品理解的偏颇，不断地深入理解鲁迅其人，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财富。
同时，把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
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随当代青年一路前行，青年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李敖最值得看的书
《传统下的独白》是李敖的第一本书，那时他28岁。
这是李敖最有激情的一本书。
要说最好，个人觉得当推《李敖快意恩仇录》，看过了这本书，天底下就没有别的书可看了。
李敖最代表的书是哪本
同一位学生在不同的情境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也会避免给予千篇一律的回答。
例如，樊迟问仁三次，孔子的回答前后便不尽相同。
[4]这样的回答方式应该不是流於散漫变成了无章法，而是如颜渊所赞叹的「循循然善诱人」（〈子罕‧10〉），而「循循善诱」反过来也很能说明因材施教的精神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二种表现方式所涉及的课题，都和个人的或社政的伦理趣向息息相关，而与具有相对确定答案的物理知识较无牵连。
然而，即使面对伦理方面的课题，孔子给的答案既非专就伦理概念的普遍定义发言，亦非著眼於纯粹客观的意义去构绘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而是总要落实在一定的时空人物的脉络内，扣紧发问者在提升自身的德行修养时，可就近切入或可悬为远程目标的下手处予以提点之。
由於孔子特别重视个体自身伦理实践的发趣，而不尚空谈，他的因材施教便与伦理教化上的个别提点成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并进措施。
（二）可能的限制 因材施教在孔子的教育事业并非毫无限制。
事实上，因材施教走不通的地方，正好是孔子的教育事业本身碰到局限之处。
此所谓局限，主要有二。
第一，因材施教无法抵达连施教者自身都不熟悉的领域。
〈子路‧4〉记载：「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
曰：『吾不如老圃。
』」--------------------------------------------------------------------------------3. 以因材施教的精神点出有关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最为脍炙人口的例子之一见於〈先进篇‧21〉：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4. 樊迟问仁三次，孔子每一次的回答各具特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20〉）；「爱人」（〈颜渊‧22〉）；「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19〉）。
页42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2000.07）樊迟的问题，就好像有人进到一家中餐馆却要点法国菜。
正如同没有一家餐馆能供应天底下每一道菜肴，孔子也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无法摄尽所有的学问。
碰到樊迟的这种情况，孔子只能徒具因材施教之精神，其因材施教之「教」的内容却硬是施展不出来。
由此可知，光是具备因材施教的精神并不够，施教者还必须不断拓展自身的学识领域，如此方可在审量求学者的个别差异之余，确实拿得出够水准的材料来满足求学者的学习需求。
施教者的学识领域越是恢弘广大且又能照顾到深度的进展，其因材施教之精神也就越能落实。
孔子凭藉一己之「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述而‧2〉，不仅本身的学养公认为达到他那个时代的巅峰状态，也造就许多学生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大科目各有专擅的表现。
因此，类似樊迟的这种情况，固然形成孔子以因材施教为主轴的教育事业上的一大局限，但是吾人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孔子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5]并且尽心尽力在他一辈子当中能够探问的领域不断往广度与深度去拓展一己的学养（参阅〈公冶长‧28〉）。
孔子的因材施教另外还有一种局限：虽然教育的内容的确是孔子所熟悉的，但是师生的遇合关系却使得孔子有严重的使不上力的感觉，以致难以或根本无从教起。
一般而论，孔子基於自己所说的「有教无类」（〈卫灵公‧38〉）的胸怀，带出一生多彩多姿的教育事业。
但在另一方面，孔子抱持相当程度的「道德严格主义」，其严格的标准不易松动，以致若有学生无法或不愿将自己的德行修养提高到合乎孔子的标准，那就几乎再无其它方便的办法可让师生的一场遇合在教育上有实质的推展。
孔子的「道德严格--------------------------------------------------------------------------------5. 除了樊迟请学稼与为圃之事，其它很显著的类似事例亦不在少数。
例如，〈卫灵公‧1〉记载：卫灵公问陈於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页43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2000.07）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不轻许人以「仁」，另一方面或可拿〈公冶长‧25〉的记载来说明他替一般人的不德相当引以为耻：「子曰：『巧言、令色、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