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观后感200字
党的十八大，为中国描绘了一个伟大的宏伟蓝图，美丽中国的梦想。
谈到梦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任人宰割。
从那时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便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我的中国心》这首雄壮激荡的歌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时，作为中国人都会不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它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家真正独立了，亿万中国人都将自己的理想自觉地熔铸到波浪壮阔地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执着地寻求祖国强盛之梦。
想起那个年代，中国人民不怕苦、不怕累、拼命干、讲奉献。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我们有太多感动、太多悲壮、太多艰难、太多荣耀，它们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斗转星移、春来秋去，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为全国人民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均翻一番的新要求，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梦想，“中国梦”是小康梦，小康梦即人民幸福梦，我们将为之而奋斗。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发展腾飞与繁荣富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为一名财政干部，我们应当充分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认清大局，明辨是非，站对立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和领导。
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党的十八大精神，自觉履行我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从我做起，从细微处着手，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积极的思考问题，客观的分析问题，有效的解决问题，勇于创新，不断完善发展自己，将个人梦想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梦想相结合，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也应深信不疑，中国前进的步伐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正在崛起的中国，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向世人证明，21世纪是一个中国的世纪，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信心坚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会实现，一个美丽的中国，将在世界的东方屹立。
美丽中国——我们同行。
求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感想
等我，我好好写一篇，孙中山是我最尊敬的人。
第一，履历我就不写了，大家都写的很多，我主要写一些个人认识第二，我写的简练些，也更能明确表现出自己的意思1.革命目的。
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家，不过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少之又少，其实当时我党的革命军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革命很好理解，官逼民反耳，不过有一些人确实不一样，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人，记得走向共和里面这样一个镜头，清王朝各地揭竿而起，军机处正在处理这些起义，其中一个官员说孙文起义需要注意，另一个官员哈哈一笑，说各地起义多得是，什么王二麻子起义，张二狗起义，规模都要大许多呢，这些都还管不过来。
另一个官员马上犀利的指出，不一样，其他人起义都是在挣钱，但是孙文的起义确实在赔钱。
的确如此，孙中山先生是为了天下大同而奉献，奋斗，但其余许多农民起义其实更多的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比如恩格斯，莱茵河两岸的企业多半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一心要推翻资本主义。
2.功成不居。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愿意放下个人的名利，这样的人，另一个就是华盛顿了，美国的国父，美国人最尊敬的人。
3.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全力投身实业，希望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孙中山先生掀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保卫革命果实。
虽然屡败，却从未放弃，生命的后期，与共产党合作，为北伐运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重病在身的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北上为中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病逝于北京。
写了这么多才发现，原来我读工科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了，已经不是很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不过基本方面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吧。
最后，向孙中山先生致敬。
游中山陵的读后感
游中山陵有感 中山陵坐落于钟山脚下，钟山位于南京城东，古称金陵山，汉代始称钟山，自古被称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因山脊有紫色页岩，每当旭日东升，或残阳斜照，紫气升腾，变幻莫测，故又称为紫金山。
中山陵始建于一九二三年，当我们沿着一条古树参天的林荫大道来到广场时，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三门石牌坊，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两字，这两个字点出了孙中山先生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
导游说，牌坊这类建筑在功能上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的。
石坊前广场上孙中山先生的立像英姿勃勃，摆动的手势好像正在发表关系国家命运的演说。
蹬至台阶再到陵门，经过三百多余级台阶，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山陵的最高处。
陵门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祭堂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分别刻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横批，往里走便看到大祭堂的两壁刻有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简介，黑壁金字，十分醒目。
从侧门跨入墓室，只见中央砌有圆形的墓穴，雕有中山先生的卧像，据说当年孙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由专车将灵柩运往到南京，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在紫金山陵园举行大典。
直至今日来瞻仰先生的人群还是络绎不绝。
抬头望去，上面是绘有国民党党徽的陵顶，在灯光的照射下此地更加的庄严肃穆。
站在陵前高台上，就能看出整座中山陵在青山绿树的环抱之中。
居高临下，把整个南京城尽收眼底，有这么开阔的视野，让人的心胸也宽阔了许多。
我想，孙中山先生生前所创下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后人才会建造规模如此宏大的陵墓来纪念他。
不由想起刚才在陵门处看到的无字碑，那是孙中山先生不想把自己的伟绩刻在石碑上，后人自由评说。
就更加深了对先生的敬佩。
心中翻涌着中国近代史上那段风云变换的岁月，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理想之钟”应长鸣———游南京中山陵有感 在通往中山陵园附近的路途中，公路两旁矗立着整整齐齐的参天古树，名曰“法国梧桐”。
凉风徐徐吹来，哗哗作响的梧桐树叶似乎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
这时王导给我们解说到，这些树是当年宋庆龄女士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特意从法租界买的树苗栽种下来的。
民国时期的小树，如今长得如此粗壮而又枝繁叶茂，给人一种“大树脚下好乘凉”的感觉。
其实它有着自己深刻的寓意：一方面古树的健在见证着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深沉持久的爱情故事，启示后代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珍惜爱情；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年青一代不要忘掉历史，不要忘掉曾为中华民国之崛起而呕心沥血的革命先辈们。
揭开了法国梧桐的神秘面纱，带着更多的思考和敬仰之情，我们走进了中山陵园。
一座被严密茂盛的树丛层层覆盖的山城呈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喧闹，没有繁华，一切树木与建筑都是那么的静谧与和谐。
园内游客众多，老老少少，白皮肤黑皮肤的，三人一群，两人一伙的也有。
然而，我却没有看到在陵园中嬉笑打闹的面孔，可见世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之情是多么地深切。
陵园的主路是一直向上延伸的，途中我们经过“博爱”坊，“天下为公”雕像大厅，每到一处，导游详细周到的解说更是增强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先生生平的事迹一点点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代伟人的不凡与崇高是如何做到的
联想到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身处一个和平安祥的年代，在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激情和斗志被现实生活日益消磨殆尽，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当我们走到离墓室长达840多米的阶梯墓道之下时，从下向上放眼望去，一步一步地台阶笔直般通往中山陵墓，又直又高，听说是由392个石阶和10个平台构建而成。
我准备利用体内蓄积的所有能量，一鼓作气攀登到墓室，然而每当我攀完几十个台阶，就得在一个平台上缓口气。
最后当我们终于到达海拔高度为185米的中山陵墓时，回头望去，居然看不到一个墓道石阶，只剩下一块块平台，设计者的聪明智慧真是难以言表啊
攀登石阶的过程确实有些耗能，但这不是更能体现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吗
每到一个平台，我都会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同时也让我深深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目标的实现是充满艰难和挫折的，只有当我们按着坚定的步伐坚持不懈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最后我们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墓室，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大理石圹，墓圹正中是一具用汉白玉雕刻的孙中山先生平躺像，他的遗体就安放在这圆石圹里，并用钢筋水泥密封。
整个陵像就像一口警钟，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要把革命先辈们那种忧国忧民、为国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
”中山陵之行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孙中山先生是伟人，更是一名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他的心路历程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只有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理想追求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努力学习、创造和奉献，我们才能创造出绚丽的青春。
孙中山贡献是什么
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孙中山的贡献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接连用武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其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内残酷剥削人民，腐朽昏庸，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厚耻，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维持其地位。
其三，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产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
其四，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因而力量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反动统治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排除障碍，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民族复兴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
就是说，只有进行革命，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出政治和社会危机，走向复兴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就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
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
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革命之路。
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
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历代进步阶级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它超出了近代中国此前为寻求救亡图存所作的一切努力，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第一个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后继者继续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巨大进步；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政治上，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迈出了中国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
在经济上，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条令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从而推开了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入主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五大称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此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在此基础上，1905年8月孙中山又领导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接着他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形成了其完备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
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出现，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1](P329)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P798,804)。
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晚年革命实践的砥砺，孙中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虚伪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三民主义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
进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使它反映了历史的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3](P591)，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P592)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
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革命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 (P592)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6] (P592)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政治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7] (P592)的具体措施。
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
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但是无可置疑，它是中国历史上此前为止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留在近代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
”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 [8] (P338,341)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
”[9] (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
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
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
”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民主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
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
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
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
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
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
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
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
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
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10] (P104)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11] (P107)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
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12] (P105)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
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13] (P110)结合自己制定的革命方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方略对于推动革命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
[14] (P117)民国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
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
”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15] (P130)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
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16] (P130)。
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
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
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
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
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
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
陈嘉庚办学读后感300字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要找到华人或者华人后裔，今天都已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他们天生就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不管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然而，这又是一群念旧的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使他们有别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与国籍无关 世界是平的。
弗里德曼这句浪漫的话，恰当地描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
今天，无论你行走在哪一块大陆上，都能很容易地在自己身边发现与自己迥然不同的族裔。
人口的流动，古时候就在全球发生着。
与其他族群的移民不同，华人在移居海外之后，即使经过了很多代，都很难抛弃与故土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中，德裔美国人艾森豪威尔率领盟军，与德国作战，并最终打败了德国；奥运会上，“举重神童”苏莱曼诺尔古在加盟土耳其后，力压自己出生国保加利亚的参赛选手，先后为土耳其夺得3块奥运金牌。
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因为在许多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来，为你的国籍所在国服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的情况，却很难出现在移民海外的华裔身上，即使偶尔发生，也会立即招致所有华人——无论身在中国还是外国——众口一词的责难。
只要你的血管里还流着华人的血，你就永远隶属于中国，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事情，而且，当中国遇到危难时，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
这样一种观念，一直在历史中传承，一直传承到了海外。
关键时刻显身手 1895年2月12日，游历海外多年的孙中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
随后，他遍游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比利时以及南洋各国，所到之处，广泛接触当地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并募集革命所需经费。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后，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
事实上，在这次革命的背后，处处有着海外华侨的身影：以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在粤、桂、滇等省发动起义；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据统计，著名的黄花岗烈士中，就有二十九位是海外华侨；辛亥革命中，光复厦门、泉州之役，不但经费来自华侨，主要组织者和大部分领导人也是来自国外的华侨…… 1901年，17岁的陈嘉庚从福建老家来到新加坡，帮助父亲经营米店。
到1925年时，他已经成为了享誉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家。
抗战的烽火燃起后，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率先把南洋各地的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并被选为总会主席。
从此，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为祖国的抗战募捐上，仅1939年，他就募集抗战军费18亿元
我们不仅应该记住陈嘉庚这位卓越的华侨领袖，还要记住那些一样为抗战做出奉献的无数普通人：印尼华侨马细旦，腿部残疾，常年以手代步，他把行乞的钱款交给当地华侨慈善会，寄给祖国；缅甸华侨叶秋莲女士将自己的首饰、家产全部拍卖，得到4万元，悉数捐给祖国，以致于后来无以为生，出家为尼，有人问及此事，她掷地有声地对人说：“只要祖国战胜，自己饿死也无妨”；泰国华侨黄俊卿临终之际，吩咐家人丧事从简，把办丧事的1万元钱献给祖国…… 在这种力量支配下，海外华人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舞台上。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 “近几年，投资和外贸是拉动国内经济的两架马车，海外华商企业对国内的外贸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是促进国内出口的主力军。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主编石净这样对记者说，“与此同时，由于华商投资企业不少是中小企业，而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工作机会。
无疑，海外华商企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作用很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后，也认为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人华侨的积极参与，俄罗斯就缺乏这样一批“海外俄商”。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瑟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投资，而且教会了他们的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不需要理由 这种心理，已经很难用笼统的“爱国”两个字来形容，按照国际法的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早已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祖国，一个从文化上哺育他们的祖国，一个从历史中赋予他们荣耀的祖国。
这些现象，也很难被信奉“利益至上”的那部分人所理解，就算做义工，捐献财富，承担投资风险，这些做法还可以被硬性解释为谋取更大、更远的利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利益比生命本身更大呢
这样的行为，更不符合现代宪政思想，他们所挚爱的这个国家，未必有一部值得他们为之宣誓的宪法，不一定有一张货真价实的选票给他们，他们甚至在这个国家连一片立身之地也不可得…… 可是，这一切，都不妨碍大家关切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患难与共。
因为，几千年来“家国一体”的儒家教育，已经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统一了“国”与“家”的概念。
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不需要理由一样，爱自己的祖国同样不需要理由。
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告诉每一个中国人：爱国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命题。
就像上帝对基督教徒是神圣的一样，中国，就是无数华人膜拜的对象和力量的源泉。
有这样一种力量在历史中传承，当这个国家遭遇危难时，五洲四海，四面八方总会及时伸出无数只帮助的手。
关于孙中山这个人要怎么写呢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注 2]），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医师、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亦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其后以此称谓对孙文的惯称为“孙中山”。
孙中山早年受基督教会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官话、粤语、英文、日语，有医生资历，伦敦蒙难后引发政治风波，使其在中外享有知名度，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
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为建立中华民国政府的革命发起者之一，由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等政治纲领亦影响深远，是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革命家。
正面评价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
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
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认定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
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
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理所当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父 [61]。
对于孙中山的中国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的确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
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
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满清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中正或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61] 。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
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
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
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61]。
[编辑] 负面评价个别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如刘宗正指责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 思想，指出孙中山试图宣扬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
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
我们的祖宗 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62]。
“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
这话实在错了。
……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
”但通观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言论，其实更接近美国的国族主义，即美利坚国族，以汉族为主体，对内求各族平等，对外求国族平等，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国族。
在伪满洲国的著作里称孙中山被怀疑指使，或至少是默许陈其美策划刺杀光复会骨干陶成章。
[63]陶成章之死结束了光复会、同盟会多年的纷争，使后者从此成为近代革命史上一家独大的主角。
有研究称二战后驻日美军总部官员在东京霞关外务省绝密外交文书中，发现了一封大正四年（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日文)，附有“盟约案”十一条，并有“孙文”签名。
该密函记载着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的内容[64]。
后经美国、日本和中国专家笔迹考证，其“孙文”签名为他人手笔[65]。
其真实性受到广泛质疑[66]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
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思想根源之一。
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
但实质上孙文主张亚洲合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章太炎曾因长期理念不合而登报批评孙文：“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但是此言论并无实际依据。
[67]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中山、黄克强两人并称“孙黄”。
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
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致与同志反目。
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
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只是有些人认为他不应该被称为国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