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1500字左右）
红岩》读后感这是一部用血与泪书写成的悲壮篇章。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城重庆，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但是他们不畏强敌在监狱中与之进行不泄的斗争。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这里却奏响“国际悲歌歌一曲”，200多名戴着脚镣手铐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青年学生、军人、甚至小孩（包括只有10岁的 “小萝卜头”宋振中），遭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鲜血染红了歌乐山下的步云桥、渣滓洞、白公馆、松林坡、梅园......虽然他们大部分的人都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激励了剩下的革命同志坚持到了革命胜利……《红岩》为我们塑造了一组革命英雄的群体形象。
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经过作者的精心刻画，都活灵活现地以各自的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江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主要人物，她对党忠贞，对敌斗争顽强不屈，在危急关头从容镇定，对革命同志血肉情深。
在赴华蓥山途中，她看到城墙上悬挂着丈夫的头颅，虽然悲痛欲绝，但为了不暴露身份，仍旧镇定自若地去与双枪老太婆会面。
在就义前，她平静地与战友们一一告别，亲吻“监狱之花”，梳理好头发，换上整洁的蓝旗袍，平整好衣服的皱痕，而后从容走向刑场。
所有这一切，让人多么激动、崇敬、悲愤、感叹
《红岩》里面都是一些真实的人和事情，而这些人和事情同一个年代、一个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失败膏肓土，成功祭苍生”,“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而在这些思想当中，所实践的都是具体的人，而这些人都不是当时一些家庭条件困难，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都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从小都有富裕的家庭生活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但是在自己的人生实践选择道路当中，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为整个国家民族和大多数的利益进行实践，这崇高的选择促使我们去思考，人应该怎么去活着
人应该怎么去奋斗
人应该怎么去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
以及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应该所尽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
《红岩》里的人物原型--歌乐山的烈士们是一个奇特的英雄群体和文化群体，他们几乎人人会写诗。
在那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里，他们拿起笔做刀枪，刺向黑暗的社会和凶残的敌人。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那一首首铁窗下的心歌无不表现了烈士们视死如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国旗，那我们该怎样让我们的国旗更加鲜艳
在我们享用现代文明的时候，能够忘记和平的生活源于血染的历史吗
能够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吗
能够忘记曾为此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先烈们吗
能够忘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庄严意义吗
不，不能，我们也没有资格忘记。
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和幸福，现在他们都已没入历史的长河中，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将先辈们的精神一直一直延续下去，让我们的国旗在我们的国土上更加骄傲地飘扬
王水照《苏轼传》读后感，越多越好
断断续续，半个多月才看完王水照老师的这本《苏轼传》，感慨良多。
东坡是中国文人中我非常喜爱的，可以说是最喜爱的一位，此次翻开这本传记，自然主要是因为对传主的爱戴，当然和优秀的文笔也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上，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我从朋友的书袋内掏出这本书，赫然三个隽秀的字映入眼帘：苏轼传。
朴素而清新淡雅的封面，良好的印刷，最重要的著者深厚的功力均深得我心，加上传主是我最喜欢的一代文豪，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睹为快。
可以说书没有让我失望，我是一个队文字相当敏感的人，文字的质量会大大影响我对一书的爱恶，而此书于文字之流畅优美来说绝对是上乘之作，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娓娓道出东坡传奇的一生，跟随着著者的脚步，我仿佛进入了那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川蜀大地，看到了稳健自信的明允公，乐善好施的程夫人，还有可爱的苏轼苏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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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看到的情节书中几乎没有遗漏，苏轼考进士、任徐州、杭州知州，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写下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词，一篇篇流芳百世万古不朽的美文，一页页通天地之气得日月之精的丹青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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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既有对人物生平流畅而传奇的叙述，精彩动人，跌宕起伏，又有对东坡诗文书画的专业性评论，高见迭出，云霞满纸，着实令人大呼过瘾，十分解渴。
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让外行看够热闹，让内行看够门道的大书好传。
著者不愧是多年研究东坡的专家，其对东坡的叙述远远不止于其生平遭际，而是把对其人艺术精品的解读始终贯穿于书中，据我草草统计，起码不下四成之多。
这样，我们在跟随作者饱含深情的笔墨去感受东坡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哭大笑的传奇一生以外，还可以尽情品咂这位文学天才不世出的才华与真情。
中国古代，文化底蕴高耸若泰山，文坛才子繁若苍穹群星。
而我独钟情于东坡着，一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他远超于常人的达观。
我一直深信，这世界上，很多人可以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做出一番事业，他们是人才；而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接受了造物主的禀赋，如达芬奇之于绘画，拿破仑之于兵戎，乔丹之于篮坛，苏子瞻之于诗文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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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真正的天才
我们无需妒忌他们天资过人，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们接受得多，承受得也多，他们往往会为自己的天才付出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代价和艰苦，苏轼正是其中的一位，而他令人敬仰之处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天才，而在于——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说：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能不断以自己的悟性和对文化的游刃有余般的领悟，让自己不断地升华，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解脱，不断地成熟，于是乎，文坛之花盛开在荆棘丛中，诗文巨星闪耀于苦海云天之上
千年而下，那个在苦难中不屈不挠、坚若磐石般的伟岸身躯，仍像东去的波涛一般，时时碰撞滋润着我的年轻的心田。
二，是他那份真诚的、毫无利己之念的为国为民的大仁之心。
古代文人自幼读四书五经，学圣人之道，却读出了多少碌碌无为的呆气之徒和道貌岸然的虚伪之辈，他们是多余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们在白白浪费着国家的钱粮和人民的血汗。
苏轼和他们一样，从小泡在儒家的经典里长大；苏轼又和他们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头脑聪颖，活学活用，更重要的是，修齐治平的理念于他，不是敲开富贵之门的砖头，也不是通往欺世盗名之地的阶梯，而是真正的信仰与坚持，虽百折而不悔，虽千锤而无憾
历经风雨，那份心怀天下，一念为民的耿耿赤子之心，令千年之后的我辈热泪盈眶，心暖不已。
他在其位一心谋其政，不在其为还要谋其政，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密州抗蝗抗旱救弃婴，儋州开荒开土倡文化，他就和他的文采所至一样，触处生春，只要有他管辖，就有一方百姓的安宁与快乐；只要有他在场，他就会用他的幽默带来一隅的欢声和笑语
高中历史课本上提及一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和人民大众仍是相对的。
我想，如果他们了解了苏轼的一生，不知还会不会说出此等无耻之语来。
该书也有些许不足，首先可能是对苏轼有些过于美化（其实拙文又何尝无此弊端，呵呵），比如在乌台时他的卑弱、绝望，展现得似乎并不十分充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意气用事，也总是曲为之说。
再次是有的情节交代的不是特别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苏轼一些好友的交代。
比如有的好友（如巢谷）是苏轼年轻甚至年幼时就认识的，却到了老年才交代，难免令人有乱入之感。
当然东坡一生的经历过于丰富，可能彼出场之时作者有更重要的事情和人物需要介绍，就顾不得这些过于繁芜和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线索了。
再说一句，这部书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是因为它的叙述手法和理念完全是中国化的，非常适合在话本评书和明清小说堆里泡大的传统中国读者；而相对而言，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本来就是给西方读者写的，又是先写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的，初读可能会有点不适之感。
读杜甫的诗后的读后感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一篇苏轼的论文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
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
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
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
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
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
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
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
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
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
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
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
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
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
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
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
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
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
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
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
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
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
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
”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
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
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
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
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
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
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
他并不精于自谋。
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
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
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
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
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
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
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
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
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
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
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
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
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
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
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
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
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
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
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对苏轼人生态度的评价600字
苏李白、杜甫等人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据说,宋神宗曾问他的大臣：“唐代的哪个人,可以跟咱们的苏轼比?”一个大臣回答说：“苏轼跟李白差不多.”另一个大臣反对说：“李白有苏轼的才情,但在学问方面可比不了苏轼.”我们不去评论到底是李白还是苏轼更好些,就凭这点就可以看出,苏轼的确是个卓越之才.苏轼生活于党争剧烈、政局变幻的北宋中期,他志在有为,终生未离仕途.故其人生征程欺负曲折,感受阅历丰富多样.正如他自己所咏：“身行万里半天下”,“崎岖世味尝应遍”.这往往激发出他的深湛反思和超妙感悟,不时在其诗作中有所闪现.然而,苏轼最可贵的一点,还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完全没有一个文人孤芳自赏的态度.他一生遭遇过不少打击,经历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几次差点儿被政敌害死,但他总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逆境.我们普通人也许无法学到他的才学,但他对待人生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苏轼的人生态度在于他不畏艰难,敢于对文学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在于他忠心为国,爱民如子,勤政为民,与民同乐的气概；在于他感怀伤事,对于政治上的失意,依然能够胸怀祖国,情系民生,将自己的满腔热血付之与诗词创作的另一种生存力量.苏轼的命运可谓悲惨,但我们翻看他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却几乎看不到他哭哭啼啼.他总是幽默、乐观地去看待挫折.苏轼的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词上 .他的一首词就很形象的反应了他的这一特点.就是他在经历了文字狱,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的一天,他和几个好友出去游玩,遇上了雨,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四处奔跑,结果还是被淋得湿透,十分狼狈.只有苏东坡不在乎,好像没雨一样,一边走一边吟诗.过了一会儿,天就晴了,他就此写了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就是以这样一种淡薄达观的心境,去迎接人生的无数风风雨雨的.他自己非常喜欢“回首向来萧瑟处”和“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两句,在晚年贬居海南的时候,还在自己的诗里用了这两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态度,贯穿了苏东坡大起大落的一生,成就了一种高贵的人生境界.苏轼所以能如此开朗乐天,绝非偶然,这是与他超尘脱俗的人生悟性分不开的.他为人超拔物欲,淡漠富贵,而倾情人格品第、学问文章.这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自然流露,时时体现.如“心闲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林语堂把苏轼称为“快乐的天才”,一语中的.而如今的人们每天过着浮躁的生活,埋怨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好机遇总不是自己的.可当我看苏东坡时我们没有资格这样说.不论是当时的社会,还是个人的机遇,我们不知幸福多少了.虽然,逆境的他是可悲的,一个人一生中几次大起大落,即便是再坚强勇敢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坦荡自如,可想而知,苏轼的遭遇是悲凉的.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打倒,他时刻都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对生命充满着无限的热爱.这样一种气度,是非一般人可以比的.所以不是这个世界让你不幸,而是我们不够强大而已.当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因为种种困难而难过、悲痛,前进艰难时,不妨读读苏轼的诗词,每一首不一样的感悟总有一个给我们一些启发.《苏东坡传》中这样写着：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欢.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在人的一生中,有病痛、忧乐、悲欢,循环往复.其实转眼即时过境迁,直可付之一笑.
关于走进苏轼的作文 1500字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
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
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
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
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
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
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
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
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
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
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
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
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
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
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
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
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
)，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
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
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
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
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
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
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
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
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
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
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
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
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
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
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
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
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
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
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
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
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
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
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
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
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
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
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
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
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
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
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
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
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
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
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
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
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
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
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
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
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
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
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
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
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
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
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
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
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
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
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
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
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
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
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
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
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
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
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
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
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
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王水照《苏轼传》摘抄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在林语堂笔下，讲千年前的苏东坡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是一位豁达乐观的智者，天才横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的伟人，随着林语堂的笔触，一个生动形象的苏东坡向我们走来。
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无疑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对于诗词、文赋、书法、绘画，苏东坡几乎无一不精，无一不能。
散文方面的“唐宋八大家”，苏轼位居其列。
宋词方面有“苏辛”之说，苏轼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
书法上宋四家的“苏黄米蔡”苏轼排名第一，行揩《前赤壁赋》、行书《黄州寒食帖》享誉书史。
苏轼的画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提出“诗画一律”的概念，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 从人生经历上看，苏东坡的遭遇坎坷、磨难深重，亦十分罕见。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33岁时苏东坡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中心，但很快由于政见不合，他便开始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
35岁时他正当盛年，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了恶梦般的贬谪流放生活，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
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而离黎民百无耻政客的中伤、流言、攻击、陷害，他不屑反驳与回击，只是莞尔一笑，然后收拾收拾行李奔赴下一个流放地。
在惠州的松风阁流连漫步时，他想到的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能放下的是个人恩怨以及功名利禄。
而百姓万民之忧乐却总是挂在他的心间。
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平反冤情、为民请命……每到一地，苏东坡总是造福一方。
所以，林语堂称他是“百姓之友”。
他把任何一个流放地都当作文化传播的场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西湖因东坡而灵动，而“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他把长江边的荒僻之地黄州打造成一座文化高地，“东坡赤壁”由此名扬天下。
惠州的“玉塔微澜”、徐州的“放鹤亭”、扬州“三过平山堂”，莫不浸润着苏东坡的旷世情怀。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_篇二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历史在时光的沙漏中一点一点溜走，渐渐被掩埋，当我们回首时，已经了无痕迹。
然而当我们真正去聆听和抚摸这尘封的记忆时，却总有那么一个名字在浩瀚的历史天空中响彻回荡。
往事如烟，似水流年，却带不走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为人所传诵，为人所敬仰，为人所品味的名字——苏轼。
苏东坡永远是一个谜。
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大文豪，一个月夜徘徊者……而这并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苏东坡一生坎坷，纵然历“乌台诗案”，宦海沉浮，然直面挫折，化解苦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何等洒脱。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坦然。
苏东坡昂然挺立，捋须而笑，他的心灵完全向自然敞开，承受灵性的诱惑，以心灵的真实来体验生命的过程。
但正像林语堂称其为乐天派一样，似乎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苏东坡止步不前，有所畏惧的，他敢于说：“我做华堂上，不该麋鹿姿。
”他敢于向帝王直言陈述：“苛政猛于虎。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词奔放灵动，豪放不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他至情至性。
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对他情深厚重，妻子对他关爱有加。
“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凄婉哀伤。
他热爱生活，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
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以传后世。
他的一生似一阵清风。
苏东坡一生都追求着这样的浩然正气，他不偏执，不狭隘，在王安石一党掌权时，在各 地都积极推行新法时，苏东坡和他的一干朋友，站出来指责新政，结果被贬谪;而在新法被全面废除时，他依旧没有严格执行，他留下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新法，被京中新贵所不容。
但是一代大师终于还是走了，走在了北归途中，但即是面对死亡，他走的依然坦然，可以不念西天，不念来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是的，苏东坡为文人留下了千古标杆，他为世人留下了至情至性的灵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_篇三 谁说的和原话都记不得了，大意是传播中国文化就要像林语堂一样，他是能用英文写作的少数中国作家。
此前我只读过林语堂的一些文章，全本的书这是第一次读。
选了他的《苏东坡传》。
看了前言他对苏东坡的喜爱，我就完全可以确信，这是一本一等的书，毕竟作者的全部热情都在其中。
说到大才子，唐，想到的第一个大多是李白;宋，想到的第一个大多是苏轼。
从流传的民间小故事里，可以看出李白和苏轼这两个天才的些许不同。
李白，或是下水捉月，或是骑鲸飞升，或是粲花之论，或是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无不带有浓浓的仙气和浪漫色彩。
人们心中，李白是学不来的，他的浩荡才气和仙气绝无可复制性，五千年，只出了一个李白。
而苏轼则不然，他修的河堤叫苏堤，研究出的做猪肉的法子叫东坡肉，还有个了杜撰的妹妹苏小妹，还常常和佛印调笑嬉闹。
是如果说李白是活在天上，那么苏轼就活在人间，他更真实，更可亲。
李白那样的仙气不能复制，东坡那样的魅力同样是无法复制的。
用儒家的精神入世，用道家的精神出世，用佛家的精神超脱，他完美的诠释着宋代文人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趋势，是北宋文人最精彩的一位。
我最敬佩东坡的是他的真旷放，他不像陶潜一样把出世作为无法实现人生抱负的末选，也不像辛弃疾一样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
在苏轼的眼中，世上没有坏人，一切都很美好，不管是流放还是牢狱，似乎都不能成为击倒他的箭矢。
谪居黄州，没钱买别的肉，就买当地最便宜的猪肉，专心研究怎么做的才能做的好吃，又发配到岭南，一片蛮荒之地，也能因为有荔枝可以吃，便一笑置之。
读完后对照林语堂的一些事迹，不免觉得两个人有很多相通之处，我想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大概也是因为苏东坡是他希望达到的境界，自勉也勉励后人吧。
求一篇写苏轼的作文，要写苏轼的一生，带上当时苏轼写的诗500-600字
我眼中的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沉沦了几百年的，拖着疲乏的身躯，从书中缓缓地向我走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孤独的身影：他一袭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躬耕于东边的山坡上，难怪号。
可这么一位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命运却是如此的坎坷凄凉，不由让读着苏轼诗词长大的我内心涌出阵阵心酸。
我眼中苏轼是仕途失意之人。
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36岁他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忏怒，被贬杭州。
39岁被贬密州。
42岁被贬徐州。
44岁受奸人谗言所害，罪名作诗讽刺朝廷，差点惨遭杀害，被贬黄州，黄洲那可是个令人自生自灭的地方------我真为苏轼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难道他无与伦比的才气，也成为了被祸害的理由
我想苏轼也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为民，仍免不了被流放黄州的命运，于是他才会用登山临水、凭吊古迹来逃避现实，表达不满。
其实他内心多么渴望能和一样，“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扭转这人生不得志的现状，然而在当时，纵有多少豪情壮志，又能与谁诉说呢
只能寄情于诗表达情怀，“乱石穿空，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
”今天读来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伤感豪迈。
我眼中的苏轼是伤心寂寞之人。
在他34岁那年，他一生中最信任的人——妻子离他而去，妻子的病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
在他被贬密州，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只能在梦中见到久别的妻子，梦中相见，也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十年风雨，历尽艰辛，独自飘零，无人读懂他受伤的心灵，我可以想象出当时苏轼是何等的哀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对于苏轼只能是奢侈的梦想而已。
我眼中的苏轼是浪沙淘不尽的词人。
也许他坎坷的经历，成就了他文学的伟大。
他的散文与并称“欧苏”，他的诗和并称“苏黄”，他的词和并称“苏辛”。
我无法想象中国文学史少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一定会黯然失色的。
我们将读不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美句；我们也欣赏不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言名句……那将是怎样的遗憾哪
读着读着，苏东坡在我的眼里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饱经沧桑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
我想也许正是这份纯真，造就了他的成就，让我们今天依然深深记着并永远怀念着。
在我隐隐的泪水中，我看到了他身影渐渐地远去，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