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采薇读后感250字
课文中节选的〈诗经采薇〉第六章的四节。
原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翻译：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
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
道路泥泞难行走，又饥又渴真劳累。
满腔伤感满腔悲，我的哀痛谁体会
读后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
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
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
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
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
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
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
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
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
，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们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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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云：“，思贤也。
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并无异议。
[1]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
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
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
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
”“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
”[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
”[3]其理亦可用于此。
《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
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
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
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
《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
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
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
”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
”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
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
”[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
”[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
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
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
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
引文见《大序》）。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
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
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
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
”[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
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
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
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
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
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
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
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
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
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
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
《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
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
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
”[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
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
《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
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
朱子曰：“姜，齐女，贵族。
”《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
必齐之姜。
”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
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
”[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
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
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
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
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
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
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
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
’”“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
”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
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
“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
《武》，《传》云：‘刘，杀也。
’处，犹安止也。
《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
吊其民，释经之处。
两不字，皆发声也。
”[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
出会稽。
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
我认为这是可信的。
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
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
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
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
”《广韵》：“嬼，美好。
”妖亦美好也。
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
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
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
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
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
《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
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
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
《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
《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
……《方言》、《广雅》云：‘嫽，好也’。
”《说文》：“嫽，女字也。
”[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
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
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
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
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
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
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
《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
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
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
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
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
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
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求一篇屈原离骚的读后感（1000字，高中生水平的）
读了骚》的前半部分，心里一直觉什么在抖动。
也许，冰冷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诗人火心。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
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
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
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
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 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 等等。
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
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
《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 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
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
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
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
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
《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
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
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
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
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
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
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
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
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
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
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
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
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
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
《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
《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
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
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
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
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
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
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
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
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
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
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
然后是巡行天上。
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
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
“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
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
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
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
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长顑颔亦何伤。
”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
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
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
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
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
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
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
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
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
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
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
自屈原以来，“香草美人”就已经成为了高洁人格的象征。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赵逵夫)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
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
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
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
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
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
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
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
”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
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
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
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
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
他毕竟没有被现实击倒。
他不能成为历史上的政治家，就要成为伟大的诗人。
香草美人，讲述着他自己一段段不得志的往事；琼枝玉树，勾勒出他那清瘦的轮廓。
曾经，是那么的踌躇满志。
后来，就只有失意，只有落魄。
一切的一切，违背了他的本意。
愤怒、烦恼、失望，每一个失败者都会经历的心灵痛苦，令他刻骨铭心。
他只有在竹简上、绢帛上写出自己的苦恼，留给后人。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或许还日思夜想，想着君王有一天会醒悟。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真的绝望了。
他无法挽救国家，无法使国家强盛，只有看着国家走向毁灭。
他也不是没有过彷徨的时候。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既然无法改变，只有选择遗忘。
他想尽办法远离这个圈子，然而，他最终回来了。
对于他而言，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倒在其次。
重要的是，离开并非是他的本意。
在人的心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
是否有过急流勇退的想法，是否成功，都不是评价一个人物的关键。
信念，才是人心中最强大、也最可怕的力量。
而屈原，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他有信念，然而无法成功。
失望、痛心，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致。
徘徊着，只有一束束美丽的香花，可以略减他的痛苦和失落。
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屈原能够顺从一些，或者能够注重一下与那些小人的交往方法，或许就能免于灾难。
然而，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他是宁折不弯的人，在他眼中，那不是圆通，而是鬼鬼祟祟、违背原则。
他是一个坚定的人，但因为他只注重自己的坚定信念，所以只能一事无成。
既然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只能逃避。
在流放的路上，他开始吟诗作赋。
每一首诗篇中，都渗透了几许苍凉和悲壮。
或许，是现实的失意，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千古留名的诗人。
历经千年以后，再读他的作品，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他是幸运的，他写出的诗篇流传千古；但他又是不幸的，终其一生，他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
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
《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
“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
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
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
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日月将军墓的传说读后感1500字
<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 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帮我写一篇《唐诗三百首》读后感，1000左右
《唐诗三百首》读后感如果说中国是诗的国度，那么唐诗就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高峰和瑰宝。
唐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却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那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国曾经的历史文化。
可以说《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多年来流传最为广泛，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的一种唐诗选本。
作为展示唐诗精品之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所选的诗体式全面。
五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以及七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均分门别类地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篇佳作。
第二、所选诗的作者不胜枚举。
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家”，也有不少王侯、僧侣、歌女，甚至无名氏等“小家”。
第三、所选的诗琅琅上口，易于成诵。
如《游子吟》（孟郊）、《草》（白居易）、《春晓》（孟浩然）、《静夜思》（李白）、《江雪》（柳宗元）等。
这些诗意境优美，咏吟谐和，上至垂暮老人，下到黄发孩提，都能张口吟诵几首这样的千古绝唱。
第四、所选的诗取材广泛，不拘一格。
既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杜甫的《望岳》；也有展示田园风情的，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既有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杜甫的《兵车行》；也有表达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既有描写归家时的复杂心情，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也有描写君王爱情的悲剧，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市井风情到边塞风光，从生活琐事到国恨家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本书是应有尽有。
每一首诗出自不同诗人的笔下，它像海上的照明灯，风雪中的煤炭，时时帮助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它像老师，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时刻教导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每一首诗都是那样耐人寻味，每一首诗那样含义深刻。
拿起《唐诗三百首》再次细细品读，我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寓言故事，都在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
品读书中的古诗，能让一个迷路的人找到光明的路，能让心灵流浪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
总之，我觉得《唐诗三百首》这本书将唐代诗歌的精华，永远地留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我很感谢这本书的编者，为我们奉献了一本很好的精神食粮。
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一起“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吧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峰巅，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共收集有唐一代2200余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
唐诗的作家上有帝王将相、下有渔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诗坛上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璀灿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
唐诗在诗体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为主，四言、杂言的古体诗、乐府诗乃至律诗、绝句无不具备，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
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派、边塞派、韩孟派、元白派等，风格上呈出雄浑、冲淡、纤禾农、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飘逸、旷达等多姿多态之景象，唐诗意象的选择、摄取极为广泛，举凡社会生活、人物内心世界无不涉及，真实记录了有唐一代的社会史实，表达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和愿望。
唐诗以其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开拓，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流变过程。
明人高木秉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大体符合唐诗发展历程的。
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时期，这一段也可称作唐诗的徘徊时期。
本期诗歌大抵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
到唐初四杰出，诗风始有所振起。
稍后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力倡汉魏风骨，诗风为之一变；从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一765为盛唐时代。
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
李白是唐帝国国势鼎盛时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国大厦倾覆之际的忧患之士；李白诗歌是青春的颂歌，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悲歌；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
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和其他诗人一道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766—824为中唐时期，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缺乏雄浑之气。
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刘禹赐、李贺等优秀诗人无不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从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为晚唐时代，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
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金光。
唐诗之所以如此高度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有唐一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自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宽松环境，与统治者的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好提倡、科举诗赋取士、与中下层士人活跃等因素密不可分。
另外，从诗史的内在流变历程看，《诗经》、《楚辞》、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的唐诗选本中，清人孙沫的《唐诗三百首》最为流行。
今人喻守真有《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版，对艺术特色的讲解甚为详切。
今人唐诗选本较多，兹介绍两种：一是葛兆光《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唐诗282首，凡七十八家，选诗颇具眼量，小传、注释新见迭出，自成一家；一是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诗500余首，按体例排列，注释简明，分析详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