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或者《楚辞》的读书笔记或者读后感~2000字~任何一篇都可以
诗文欣赏说《诗经?关雎》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
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
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
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
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
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
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
这又该作何解释
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
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
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
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
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
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
《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
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
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
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
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
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
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
《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
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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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经典之作，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我国诗歌中是一颗彪炳千古的闪亮的明星。
看屈原，诗人的形象深入读者心中。
屈原依照前贤坚持正道，可叹历尽磨难令人心寒，却遭怀王疏远，不为世人理解，他只有“长太息以掩涕”。
虽然遭受排挤，遭到冷落，虽然不被理解，回想初志他仍不后悔。
尽管路途坎坷艰辛，处境油皮孤独，但诗人愤世宁折不弯的意志不变，坚持正道的决心和忠信的崇高情操不变；拳拳的爱国之心不变。
虽然遭到流放，虽然明知楚国奸臣当权，虽让国将不国，屈原始终不愿意离开楚国，游宦他乡。
屈原遭到放逐时，曾形容枯槁，颜色憔悴地行吟在湘江边上。
渔夫问他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他说，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屈原的一生是忧愁抑郁的，他忧虑的是国，忧虑是民，他可以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而死，毫无悔恨地死。
《除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诗史的又一次顶峰之作，对于千多年后的我们，它的价值依然重大。
让我们永远铭记屈原这样一位伟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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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女诗经，男楚辞，文，武周易”，1、。
《离骚》：“朕皇考曰伯庸譬如作家马伯庸…… 2、正则、灵均。
《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正则：公正而有法则。
灵均：灵善而均调。
屈原名平，字原，正则是对“平”字进行的解释，灵均是对“原”字进行的解释。
3、修能。
《离骚》：“又重之以修能”。
修能：即美好的外表仪形。
一释为很强的才干和能力。
4、骐、骥。
《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
骐骥：骏马。
5、峻茂。
《离骚》：“冀枝叶之峻茂兮”。
峻茂：犹繁茂。
6、信芳。
《离骚》：“苟余情其信芳”。
如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
7、圣哲、茂行。
《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
圣哲：具有超人的道德才智的人。
茂行：德行充盛。
8、曼路。
《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9、望舒。
《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
望舒：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
如写《雨巷》的诗人戴望舒。
10、陆离。
《离骚》：“斑陆离其上下”。
陆离：光辉灿烂的样子。
我们对于该词的认知多来自于成语“光怪陆离”，意指色彩繁杂、变化多端。
11、珵美。
《离骚》：“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珵：美玉。
12、云旗。
《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云旗：绘有云霓的旗帜。
1、辰良。
《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
“辰良”系“良辰”之倒文，指好时光。
易被读作“乘凉”。
2、玉锵、璆鸣。
《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诗曰：佩玉锵锵。
璆（音求）：美玉。
3、安歌。
《九歌·东皇太一》：“疏缓节兮安歌”。
安歌：神态安详地唱歌。
有一句唐诗说：“安歌送好音”。
4、浩倡。
《九歌·东皇太一》：“陈竽瑟兮浩倡”。
“浩倡”又作“浩唱”，和上句“安歌”相对应。
取名时可改为“浩昌”。
下文《九歌·少司命》中还有“浩歌”。
5、乐康。
《九歌·东皇太一》：“君欣欣兮乐康”。
乐康：安乐貌。
6、齐光。
《九歌·云中君》：“与日月兮齐光”。
有点“曌”字的感觉呢。
7、宜修。
《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
宜修：修饰得宜，恰到好处。
《甄嬛传》里的皇后名字…… 8、扬灵（扬舲）。
《九歌·湘君》：“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一说即扬舲，扬帆前进。
9、飞龙。
《九歌·湘君》：“飞龙兮翩翩”。
飞龙：此处指龙船。
若是《易经·乾卦》中的“飞龙在天”，那就霸气外露了。
10、杜若。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杜若：香草名，又名山姜，古人谓服之“令人不忘”。
上下文中还有“杜衡”，亦香草名。
11、扬波。
《九歌·少司命》：“冲风至兮水扬波”。
扬波此处指掀起波浪。
但在有的语境中也比喻动乱。
12、既明。
《九歌·东君》：“夜皎皎兮既明”。
既明：天色明亮。
《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从这里演变出“明哲保身”的成语。
13、翾飞。
《九歌·东君》：“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翾（音宣）飞：飞翔。
14、青云。
《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红楼梦》第七十回薛宝钗作诗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15、飞扬。
《九歌·河伯》：“心飞扬兮浩荡”。
飞扬：心情舒展，思绪飘飞。
16、诚勇。
《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诚勇：内心勇敢。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诚勇必有难慑之色”。
读《诗中的“秋”》读后感,最后一个段
[古典-《中华诗词》读后感]对于一个诗词的爱好者来说，能填出词、作出诗无疑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古典-《中华诗词》读后感。
我始终认为，在一定范围的基础上，某些束缚是可以抛开的。
一辆火车发明出来之后，自第一辆到现在的火车，形貌已经大不一样；飞机如今也已经有了隐形的。
所以我认为，诗词，也可以改变旧体的模式。
诗词再怎么重要，也不能老停留在几百年前吧
我也相信，时隔几百年，也不可能再出一个苏东坡，也绝不会有第二个柳永。
事实上，发展的定律是不进则退，经过千年的引证，诗词也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会比汉子更博大精深更有内涵，但可惜的是，偏是本国人，却似乎不屑自己的文字。
在文化的前进之中，倒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事情，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傻事。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依然还在发生。
就我个人愚见，如果有人用旧体写出一部足可与《三国演义》抗衡的小说出来，我也不会承认这部书的价值与辉煌。
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人做到的事情，你几百年之后再重复一遍，还在那洋洋得意，我实在觉的那是很可耻的。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铁青在第十七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及中华诗词学会济阳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指出：“《21世纪中华诗词发展纲要》提出以普通话作基础，实行声韵改革。
这是从语言发展现状出发，获得最大诗词效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必要措施。
《中华诗词》杂志去年公布了两种声韵改革简表，一边试行，一边听取意见，准备经过认真研究，综合为一种试行简表。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会令多少人咬牙切齿，但无疑也有很多人感到欣慰。
前后差不多等了一百几十年，才有新韵的概念出来，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但有这个概念总比没有好。
其实也有人大叹生不逢时，因为许多古代的文人不拘一格的纵横无忌的用法也得到了今人的认可，抛却所有的格律模式，甚至韵体，依旧为人称道。
但是如果你是现代人，你也这样的话，就会被批判为不懂装懂，会为人不屑。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点滑头的话，你当会说：“屁，老子写的是杂诗。
”可是，大多数人却会选择沉默，然后退避。
沉默，退避，这是普遍的现象。
牧狼人先生曾与我说过这样的事情，某君“指评”他的诗是不懂装懂，我听了当即火冒三丈：“告诉他，你写的是七古、杂诗。
”也许牧狼人的诗写的的确不好，但没有谁一开始就能弄个辉煌出来的。
李白写了多少诗
全是佳作吗
在我不按格律之时弄出过许多词，很多人置评时也是不屑之极，后有位朋友一针见血为我辩白：去掉词牌名，就是他妈的诗。
我当时要不是隔着个电脑，真想拥抱一下此君。
这，才是真正的懂、也明白诗词之人。
但是，这样的人太少。
旧体诗，没有什么不好，就我认为，所谓的旧体、新体、律诗、杂诗等等乱七八糟的，完全是凭个人喜好。
我喜欢吃辣椒，但浙江台州人不能吃辣，难道我能说他不懂吃
他喜欢吃海鲜，但是我几乎不碰这些东西，难道你能说我不懂吃
可笑至极的是，大多数人给的面子却是以自己的面子再给还自己。
《中华诗词》说道：创作旧体诗，提倡使用新韵，但不反对使用旧韵，如《平水韵》。
但在同一首诗中，对于新旧韵的不同部分不得混用。
为了便于读者欣赏、便于编者审稿，使用新韵的诗作，一般应加以注明。
一般说来，新韵比旧韵要简单、宽泛，且容量大，这对于繁荣诗词创作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这并不妨碍继续使用旧韵，这就是“今不妨古”的原则。
而且，即使使用新韵，也可以使用比《中华新韵》更严、更细的韵目，这就是“宽不碍严”的原则。
我们认为，声韵改革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蹴而就的。
《简表》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通过一个阶段的试行，还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希望这个《简表》能够对广大诗词作者和爱好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希望诗坛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使用新声韵的好诗，这是我们公布这个简表的根本目的。
我虽然对旁人的看法不予置评，也不加理会，对其他人的规范、讲究也漠不关心，不过见《中华诗词》能说出以上的理念出来，却也忍不住有点点头示意之意。
这个理念是好的，至少可以将一些现代人从古代拉回来，重新做回现代人。
其实我在想，臧克家的《有的人》有没有讲究什么
某些人回答：那是诗歌，读后感《古典-《中华诗词》读后感》。
那诗歌是不是诗呢
既然要跟我辩论古典，那我就跟你辩论古典。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摘自赵缺《无咎诗三百序》。
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而诗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
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四种作用。
陆机则认为：“诗缘情而绮靡”。
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世将两者统称为诗歌。
在中国古代，区别“诗歌”与“非诗歌”之间的主要标准为“是否押韵”（不押韵者绝非诗歌）。
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洋文学的影响下，部分作者创作了不押韵的新诗，从此“无韵诗”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甚至一度成为了诗界主流。
我想问问，西方人的诗能不能叫做诗
如果不能，我觉的，臧克家，不能称之为诗人。
你如果说，中国的诗，这是中国的特色，只谈中国人，不谈西方。
那也行。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
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
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
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
《诗经》《楚辞》等够古典吗
是不是诗
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
现在的问题是，他妈的又倒回去了。
现代人，一心想做古代人。
但也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
比如说韵脚诗，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
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文山流素颜韵脚诗。
出道于2000年之后。
方文山自栩为民族主义者，以拥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统为荣，他的文字也常回到五胡乱华的年代，回忆民族历史上的苦难与辉煌。
除了创作歌词之外，方文山还从中国传统诗词中汲取养料，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诗歌风格，并命名为“素颜韵脚诗”。
根据他自己的定义，所谓“素颜”，就是一张素面朝天的纯粹中文的脸，不使用标点符号、外国文字、阿拉伯数字、图像等化妆品。
“韵脚”是指每一行均须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
如 《泼墨山水》 篆刻的城落款在梅雨时节 青石城外一路泥泞的山水一笔凌空挥毫的泪 你是我泼墨画中留白的离别 卷轴上始终画不出的那个谁 《青春如酒》 彩虹尾端的香气是一缕弯弯曲曲的潮汐 飘上岸的距离有七种颜色可以横跨缤纷的过去 白鹭鸶在远方山头姿态优雅的被人用水墨画上瓷器 这场易碎的雨季用节奏轻快的鼓点在敲打过去 屋内泛潮的湿气在储存日趋发酵的回忆 我整箱倾倒出与你相关而颜色澄黄的过去 那些青春如酒的美丽芬芳满地不知道这种诗体是否属于大逆不道之流
就算古典，其实也是有“大逆不道”之流的。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
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
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
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
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
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
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
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
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
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换句话说，其实真正的古诗，在唐代以后，几乎灭绝了，那就是说，唐代以后的诗，其实也不是古典的。
那你还跟我谈什么古典
不亦快哉
酒来，吾且振臂高歌：十年痴笑乾坤醉，三千日月怜独行。
青丝未解炎凉客，剩花还谢秋凋零。
一抹飞絮何处觅
百尺扶云高危楼。
碧玉难全燕残缺，遍体余光孤室陋。
此生为欢有几何
岁月不羁任蹉跎。
前程两忘如烟水，今日少年已非昨。
沧海翻腾浪潮深，江湖苍茫多浮沉。
世事无常千古恨，别有怀抱伤心人。
呸呸呸，毋需寂寞如斯，执酒满樽，倾耳听我歌一曲：老骥雄心仍自在，志存高远历轻狂。
莫惧混浊涂文章，笔墨挥毫开盛唐。
漫步九州跌荡歌，放肆昆仑唯君语。
豪情无计穷天地，归来暮色倚风雨。
〔古典-《中华诗词》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楚辞汉赋，宋词元曲的区别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
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
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
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
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
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
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
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
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
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
《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
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
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
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
《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
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
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
《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
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
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
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楚辞和汉乐府诗有什么区别
楚辞又称“楚词”，是的伟大诗人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把的作品及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
并成为继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课外古诗词读后感500至600字
长相思·其一》 作者：李白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倚楼怀人。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
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
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
全词以“恨”写“爱”，用浅易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律，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
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
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末吴山，仍是愁痕点点，凌虚着想，音调复动宕入古。
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则汴泗交流，与人何涉耶
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楼一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