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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纺织博物馆的读后感

时间:2014-04-22 12:23

求姓张的历史名人

越多越好

张仪(?-前310),战国纵横家。

魏人。

入秦以连横说惠王,拜为相封武信君。

一度入魏为相,说韩、魏事秦,以制齐、楚。

后遭公孙衍等排斥,复返秦。

昭王时,奉命入楚说怀王,以欺诈手段拆散齐楚联盟。

武王即位后,秦臣诋毁其“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史记·张仪列传》)。

他俱诛奔魏,为相一年而死。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十篇。

  张耳(?-前202),汉初诸侯王。

大梁(河南开封)人。

战国末仕魏。

与陈余为至交。

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军,从武臣北定赵地,立武臣为赵王,自为丞相。

钜鹿之战后,与陈余绝交,被项羽封为常山王,都襄国。

继而又归刘邦,被立为赵王。

后异姓王相继被杀,“张耳以智全”(《汉书》)。

  张良(?-前186),西汉臣。

字子房,传为西汉初城父(今安徽亳县)人。

祖先为韩国贵族。

曾谋刺秦始皇未遂,后隐姓埋名,亡匿下邳(今江苏邳县),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

前208年,聚众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

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皆为刘邦所采纳。

又与韩信整理编次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军事著作。

汉朝建立,封留侯。

见刘邦皆封故旧、亲近,而诛私怨引起群臣不满,遂建议封刘邦故最怨者雍齿,使群臣释疑。

刘邦曾夸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张释之,西汉司法官。

字季,南阳堵城(今河南方城)人。

文帝时以赀选为骑郎。

累迁谒者仆射、公车令、中郎将,后官至廷尉。

敢于直言极谏,多次劝谏文帝以亡秦为鉴,改善政治。

他处理狱案,严格依法办事。

有人犯跸与盗汉高祖庙前玉环,文帝欲分别处以死刑与族诛,他不曲法阿容,建议按法处刑,世称持平。

景帝立,任淮南相。

  张苍(?一前152),西汉历算家。

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

秦时为御史,有罪亡归。

寻降汉,从定三秦,封北平侯,迁御史大夫。

他博学好读书,明图籍,精律历。

肖何为相,苍尝佐办计政。

文帝立,为丞相,谢病免,卒谥文。

  张仲景,汉末医学家。

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名机。

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相传曾任长沙太守。

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钻研《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医书,广泛收集有效方剂。

著《伤寒卒(杂)病论》,其书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

倡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辨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治法,总结了汉以前的医疗经验。

为后世医家所宗法。

  张角(?-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

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

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发展组织。

十余年间,徒众达数十万人。

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天公将军”。

因头缠黄巾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

与弟张梁会集幽、冀两州黄巾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北)击败北中郎将卢植,后又败东中郎将董卓。

不久病死。

  张宝(?-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地公将军”。

同年张梁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战死后,他率军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抗击汉将皇甫嵩,英勇战死。

  张梁(?-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人公将军”。

与张角击败北中郎将卢植,后又败东中郎将董卓,东汉朝廷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往攻,他率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反击,因警戒疏忽,遭汉军夜袭,兵败阵亡。

  张牛角(?-185),东汉末黑山农民起义领袖。

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

中平二年(185)起义,称将兵从事。

不久,与张燕领导的起义军会合,被推为首领。

在进攻瘿陶(今河北宁晋西南)时,中箭死。

  张让(?-189),东汉宦官。

颖川(今河南禹县,位许昌西北)人。

少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

灵帝(刘宏)时,迁中常侍,封列侯,倍受宠信。

他以势霸占民田,建议加重税敛,大修宫室。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宦官以悦天下。

事泄,他与宦官赵忠先发制人,共杀何进。

后袁绍举兵大捕宦官,少长皆杀,他投河自杀。

  张修(?-191),东汉末天师道首领。

汉中人。

本为天师道首领,用符咒给人治病,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

他以此联络,于184年黄巾起义时,在巴郡(四川东部)起兵,攻占郡县。

后从张鲁,任别部司马,率部攻杀汉中太守苏固。

后被张鲁杀害。

  张孝祥(1132-1170),南宋词人。

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

字安国,号于湖居士。

为南宋词人。

高宗(赵构)绍兴间进士,因廷试第一,居秦桧孙秦埙之上,秦桧诬指其父张祁谋反,被投入狱。

秦桧死后,为秘书省正字,历官中书舍人、广西西路(今西安)抚使、荆湖北路(今湖北江陵以南至洞庭湖以北之地)安抚使,进显谟阁致仕。

词风接近苏轼,内容大多为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富有民族气节。

其所作长调《六州歌头》尤为动人。

著有《于湖集》、《于湖词》等。

  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

字敬夫,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

丞相张浚长子。

以荫得官,除直秘阁。

金兵来犯,朝廷主和议,奏请誓不与金议和,继今以往,益坚此志,专务自强。

知严州,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升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抚使。

后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

始师事于胡宏,与朱熹友善,著有《孟子说》、《太极图说》及《诸葛忠武侯传》等。

病亡,嘉定间,谥宣。

  张子和(约1156-1228),金医学家。

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名从正,以字行。

号戴人。

继承刘完素的学说而有新的见解,治病以祛邪为主认为“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善用“汗、吐、下”三法,切责医者滥用补药与平稳药贻误病人。

主张药攻食养。

著有《儒门事亲》。

  张即之(1186-1263),南宋书法家。

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字温夫,号樗寮。

以荫入仕官至司农寺丞,授直秘阁。

工书,其墨迹为金人所珍爱。

学米芾而参用欧阳询、褚遂良笔法,尤善写大字,劲挺雄强,别具一格。

存世书迹有《报本庵记》、《书杜诗卷》等。

  张贵(?-1272),南宋抗元将领。

农民出身,别号“竹园张”。

咸淳八年(1272),元军围攻襄阳五年,他和张顺以敢死士三千人应募往援,为都统。

突破元军封锁,进抵襄阳。

又率兵突围,顺流而下,迎接郢州援军,至龙尾州(在今湖北襄阳东南),为元军所阻,力尽被俘,不屈而死。

  张顺(?-1272),南宋抗元将领。

农民出身,绰号“矮张”。

咸淳八年(1272),他和张贵以敢死士三千人应募援 襄阳,率轻舟突破元军封锁、斩断铁索木桩数百处,转战一百二十里,身中四枪六箭,落水牺牲。

  张宏(公元1577年—1652年后)字君度,号鹤涧,明代著名画家,江苏苏州人。

善画山水,重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画石面连皴带染为其特色。

主要宗法沈周、文征明,并上追元四家和米芾、董源、巨然,又兼学北宋李、郭和南宋李、夏融合而成自身风格。

又能画写意人物,形神俱佳,散聚得宜,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

吴门学者尊崇之。

另据史书称,张宏92岁尚健,仍在作画。

  张勇(1616-1684),清将领。

字非熊。

咸宁(今陕西西安)人。

曾为明军副将,顺治初降清。

历官经略右标总兵、甘肃提督、靖逆将军,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

进封一等侯爵。

勇智双全,为当时名将之一。

顺治中,先后平米喇印、丁国栋叛乱,随洪承畴讨伐云贵,破敌于七星关。

“三藩之乱”起,率部败王辅臣部,克复兰州巩昌,又破吴三桂部将吴之茂于通渭。

康熙二十三年卒于军,谥襄壮。

  张石顽(1617-1701?),清医学家。

名璐,字路玉,以号行,江苏长洲(江苏吴县)人。

颖敏好学,博通经史。

后弃儒习医。

自《内经》至诸名医书,无不披览。

立论平实,不标新异。

明亡隐居洞山著书。

书成归里,故名《医归》。

另有《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等。

  张志聪(约1619-1674),清医学家。

字隐庵。

钱塘(杭州)人。

20岁从张卿子学医。

广览古代医书。

尤对《灵枢》、《素问》、《伤寒》、《金匮》诸书研读甚深。

清初数十年间,与卢晋公声名相济。

他研究《伤寒论》二十年,古稀之年还传授医道,闭门著书。

医学著述有《伤寒集注》、《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伤寒论纲目》、《金匮要略注》、《针灸秘传》等。

  张伯行(1652-1725),清学者。

字孝先。

号敬庵。

仪封(今河南兰考)人。

康熙中期进士,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户部侍郎、礼部尚书。

为政崇实,清廉刚直,屡得皇帝赐榜嘉奖。

督修黄河堤防,赈济灾民。

提倡文化,改祠庙为学堂,刊行《正谊堂丛书》。

治学以程朱理学为主著有《困学录》及《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等。

雍正三年卒。

赠太子太保,谥清恪。

后从祀文庙。

  张煕(?-1736),清名士。

字敬卿,湖南衡州(衡阳)人。

从曾静治学。

雍正五年(1727)遵师命到反清名士吕留良家中访求留良遗稿,与留良子毅中、门生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结交,谋计反清。

次年奉师命化名张倬,往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告发下狱。

后释归。

十三年(1736)高宗即位,与师同被捕杀。

  张广泗(?-1749),清臣。

汉军镶红旗人。

监生。

康熙末捐知府。

雍正间授贵州巡抚,镇压苗民起义。

后讨准噶尔,以功迁湖广总督。

乾隆间以经略复镇贵州苗民起义。

授云贵总督兼巡抚,晋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加太子少保。

旋调川陕总督。

《清史稿》载其因伐大小金川叛无功,又“诿过于部将”,“观望推诿”,被处斩。

  张廷玉(1672-1755),清臣。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

康熙进士。

选庶吉士。

雍正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规制多出其手。

乾隆时历充圣祖、世宗实录,《明史》等总裁官,《明史》至此成书。

为政求实效,受帝倚重。

历三朝五十年富贵寿考,为清一代之最。

有《传经堂集》、《澄怀园全集》。

  张之洞(1837-1919),清末洋务派首领。

河北南皮县人。

字孝达,一字香涛。

同治间进士。

屡督学典试,注重经史实学。

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

锐意新政,设立水陆师学堂、造船厂、兵工厂、矿务局、京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其所创办,又派学生出国学习枪炮、机器等技术。

德宗光绪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

卒谥文襄。

有《张文襄公全集》。

  张振勋(1840或1841-1916),清末民初实业家。

字弼士,号肇燮。

广东大埔人。

1856年赴南洋,在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当学徒,后结交荷兰殖民当局官员,获准“承办饷码,领垦荒地”。

自1866年起,在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和英属马来亚各地,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植公司,东兴矿务公司,万裕兴、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企业,1890年,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1895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

1905年清政府赏给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特派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

从1895年起,回国内发展实业,创办或投资的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广东福惠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企业。

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辛亥革命后,任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

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并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病逝于巴达维亚。

  张焕纶(1843-1902),清教育家。

字经甫,号经堂,门人称宏毅先生。

上海人。

早年究心经世之学。

认为改造中国须从启蒙入手。

1878年创办正蒙书院(后改梅溪书院),以学贯中西、讲求实务为宗旨,为近代新式小学教育创始人。

1896年与钟天纬、宋恕等组织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团体“申江雅集”,七日一会,讨论改良教育。

次年任南洋公学总教习。

1898年以病辞,归主梅溪书院。

1902年主上海敬业书院。

著作有《历代方略纪要》、《救时刍言》、《暴萌录》等。

  张德成(?-1900),清末义和团首领之一。

直隶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白沟河人船夫出身。

1900年4月在静海(今天津市属静海县)独流镇设置拳坛。

6月下旬,率团民五、六千人在天津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

后在清军和外国侵略军的夹攻之下,在战斗中负伤。

天津沦陷后,返回独流镇准备再起,未几,在静海县王家口被地主武装杀害。

  张百熙(1847-1907),清臣。

字埜秋,湖南长沙人。

同治进士。

初授编修,渐迁侍读学士。

甲午战争时,弹劾李鸿章妥协投降。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清史稿》)。

后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

  张佩纶(1848-1903),清臣。

字幼樵。

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

安徽按察使张印塘之子。

同治进士。

官历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以纠弹大臣著名,屡上疏言时政得失,劾罢尚书万青藜、董恂、王文韶等。

中法战争时,力主抗战,奉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务,马尾海战惨败,革职遣戍。

后被李鸿章招入幕,甲午战争时,再被驱逐回籍。

庚子议和,李鸿章再荐其佐办和约。

光绪三十四年卒。

  张謇(1853-1926),近代实业家、教育家。

字季直,号啬庵。

江苏南通人。

光绪状元。

先后在江苏赣榆、崇明书院掌教。

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受张之洞委托,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又陆续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

并自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天文台等文教事业,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的创立,亦多所赞助。

从1901年起,从事立宪运动。

辛亥革命后,拥护共和,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1913年任袁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至袁即将称帝时,辞职南归,继续在南通兴办实业,并主持江苏文化教育事业,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抵制新文化运动。

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其他张姓名人有传说人物张果老;《封神演义》中的张奎;东汉大臣张禹、张济、张湛;三国吴文学家张俨;南朝梁臣张岱;北朝北魏将领张济;唐将领张俭,诗人张潮,音乐家张野狐;北宋大臣张宏、张璪;南宋大臣张纲,词人张镃、张枢;辽大臣张俭;元词人张之翰;明大臣张瑄,将领张俊、张凤翼,目录学家张萱,医学家张介宾;清捻军将领张禹爵,实业家张煜南,藏书家张燮,医学家张璐,泥人张开山鼻祖张明山等。

近当代张姓名人有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革命家张伯简、张太雷、张闻天、张鼎臣,红军将领张子清,新四军将领张正坤,解放军将领张云逸、张际春、张震、张体学、张国华、张经武、张爱萍,政治家张玺、张仲良、张霖之、张启龙、张金保,妇运领袖张琴秋,烈士张秋人、张友清、张兆丰、张思德,爱国将领张冲、张自忠、张学良、张治忠,民主革命者张百祥,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张奚若、张难先,爱国宗教人士张杰、张家树,北洋军阀张勋,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皖系军阀张敬尧,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张辉瓒、张灵甫,国民党官员张群、张继、张君劢、张道藩、张静江、张厉生,汉奸张啸林,“四人帮”成员张春桥,金融家张嘉璈,天文学家张云,纺织专家张方佐,汽车设计制造专家张德庆,电气工程专家张钟骏,金属材料专家张作梅,力学家张维,石油地质学家张更,地质学家张文佑,地理学家张相文、张其昀,计算机专家张效祥,天文学家张钰哲,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张子高、张大煜,动物学家张玺,植物学家张景钺、张肇骞,水利水电专家张光斗,生理学家张锡钧,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解剖学家张鋆,内科学家张孝骞,外科学家张涤生,药理学家张昌绍,医学家张山雷、张锡纯,心理学家张耀翔,数学家张恭庆,学者张东荪、张采田,法学家张志让、张友渔,史学家张星烺,哲学家张岱年,教育家张伯苓、张如心,出版家张元济、张静庐,语言文字学家张相,图书馆学家张琪玉,工艺美术家张光宇,画家张大千、张仃,漫画家张乐平,雕塑家张景祜,书画鉴藏家张伯驹,作家张恨水、张爱玲、张洁、张贤亮,小说家张天翼、张资平,翻译家张申府、张仲实,新闻记者张季鸾,作曲家张寒晖、张曙,电影导演张石川、张骏祥、张艺谋,电影演员张瑞芳,相声演员张寿臣,戏剧理论家张庚,京剧演员张君秋,川剧演员张德成,杂技表演艺术家张英杰,象棋名手张德魁,乒乓球运动员张燮林、张怡宁,排球运动员张蓉芳,射击运动员张山,羽毛球运动员张宁等

关于聂荣臻的资料

聂荣臻同志以博大怀拯日本阵亡人员的,感动了侵华日军,更感动了日本人民,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中日民间友好的真谛。

回顾上世纪历史,翻开尘封的往事,在65年前的华北大地上,发生过一段“将军救孤”的动人故事。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寇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聂荣臻所率领部队的两名战士从炮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

聂将军得知后,亲临看望,并指示一定要将两位小姑娘送回日军驻地。

时光荏苒,时代巨变。

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两国进入了新时期。

1980年5月29日,《日报》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热烈反响。

日本媒体对聂将军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姐姐,就是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的美穗子。

随后,中日友协盛情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帅于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此事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谈。

风霜催人,又是25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生活得好吗

她与中国还有交往吗

记者近日专程前往都城市采访。

将军唤起少年记忆 都城市地处九州岛南端。

今年1月,它与周边4个町合并后,成为一个拥有17万人口的城市。

年仅35岁的长峰诚市长热情地谈起聂将军救助日本小女孩的佳话,以及都城市与中国的交流。

记者在都城市国际交流促进室河野室长和日中友协都城支部长来住新平先生的陪伴下,走进了美穗子的家。

美穗子家住梅北町,靠近马路,独门独院,外面是她家经营的小五金店。

这是一栋典型的日式家居,房前长着数株修剪齐整的松树和南方特有的铁树,院子里铺着碎石子,质朴清洁的院落显示着主人的勤劳。

美穗子和丈夫昭男笑着出来迎接,把我们引进客厅。

房内摆满了中国朋友送的诗画和纪念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帅接见美穗子全家时的照片,以及写给美穗子夫妇的“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的斗方,聂帅送的两扇山水屏风装饰在客厅间隔的拉门上。

《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的作者姚远方赠送的诗作挂轴也放置在客厅里。

美穗子原姓加藤,婚后随了夫姓改姓“栫”。

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穿一件普通花衬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美穗子笑着说,“我1936年7月10日出生在中国,现在都快69岁了。

”她丈夫昭男在一旁说,“不知为什么,她到中国时经常被人说长得很年轻。

” 宾主入坐后,大家自然谈起了往事。

美穗子说,她们姐妹获救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医院。

不满周岁的妹妹瑠美子因消化不良不幸死去。

她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美穗子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饱尝了人间苦难。

她说,因为是战争孤儿,小时候经常受欺侮。

由于贫穷,一直边上学边干活。

中学毕业时想进纺织厂干活,却因为没有双亲没被录取。

她说,与丈夫昭男是在农业协同会打工时认识的,那时昭男身体很弱,但为人可靠。

1956年,20岁的她结了婚,婚后两人共同经营起小五金店。

昭男插话说,美穗子为人朴实坚强,刚结婚时觉得她表情很忧郁。

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多亏了美穗子照料。

1990年,昭男得了脑梗塞,现在家调养,每天要服用11种药。

美穗子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

她还有7个外孙,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是在参观聂帅展览时照的。

于劫后余生的经历,美穗子说,“小时候听祖母讲过父母都被卷入了战火,自己记忆不甚清楚。

因此直到1980年,她对自己的身世不愿多想,渐渐也都遗忘了,是中日两国的报道和事后的调查唤起了幼时的记忆。

”美穗子在1980年6月写给聂帅的信中说,“据伯父讲,我被八路军领走,后又送回来了……回国那阵子,我常常向祖母讲起‘吃梨’和‘坐挑筐’等事情。

” 故地重游一往情深 美穗子回忆说,是姚先生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发表后,引起两国新闻界的关注。

最先找到美穗子下落的是日本《读卖新闻》。

该报记者通过一系列调查找到了与中国报道情节相似的加藤清利一家,但仍无法证实美穗子就是那位“小姑娘”。

该报记者拿着中国通讯社发的聂将军与幼女在一起的照片,找到已改姓的美穗子。

美穗子觉得照片中的小姑娘也许就是自己,当时前往中国认领美穗子的伯父也觉得“很像”,还说他当年听美穗子讲过“吃梨和高粮米,被放在篮子里”的故事。

这些与中方提供的情节完全一致,证实了美穗子就是当年的“日本小姑娘”。

将军救孤的美谈传开后,美穗子接到上百封来信,并连续接受记者采访,成了热门新闻人物。

随后中国使馆王公使寄来了中日友协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的请帖。

怀着激动与不安,美穗子全家在1980年7月10日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那天恰好是她44岁生日。

美穗子万万没有想到,她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欢迎”。

聂帅的女儿聂力对她说,“见到你很高兴,我父亲一直等着你的来访。

送上我家里盛开的玫瑰和菖蒲”。

美穗子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她也没有料到,在北京饭店,人们已经为她摆上了漂亮的生日蛋糕…… 在中国的两周里,美穗子一家访问了北京、石家庄、杭州、上海等地,参观了天安门、长城、革命军事博物馆、井陉煤矿,受到热情的接待。

最令她终生难忘的还是与聂帅的见面。

7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聂帅与美穗子在40年后重逢,美穗子如同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激动得哭起来,并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

聂帅表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

”美穗子在手记中说,那次中国之行,一路上不知哭过多少次,她心中长存的隔阂也一扫而光。

聂帅曾回忆说,“我看到送过来的孩子时,马上叫来看护人员,让她们好好照看孩子,命令部下从村子里找来妇女,给小一点的孩子喂奶。

给大一点的孩子一个梨让她吃,可她怎么也不吃,用清水洗了之后再递给她时,吃得津津有味。

较大一点的孩子总是用小手拽着我的裤子,无论走到哪里都紧跟着。

我当时想要不要我自己来扶养她们。

”聂帅送交孤女时,让护送的战士带给日本官兵一封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美穗子这样的孤儿是无辜的,所以中国人民不会与日本人民为敌。

那次会见后,美穗子觉得聂将军本人比照片上更和蔼慈祥,聂将军就是父亲,她很想叫声“父亲”。

1982年5月,美穗子得知聂帅生病,特地到北京看望,一声“父亲”,道出了美穗子对聂将军的感情。

再生之旅拜谢恩人 美穗子家客厅的壁柜里摆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张报纸,那是宫崎县《日日新闻》报道聂力访问都城市的一期,上面有聂力与美穗子的合影,题目是“日中战争时成了孤儿,被中国将军救助,与救命恩人的女儿再会,请到家里欢谈,继续友好”。

美穗子专门请人将它做成了便于珍藏的金箔版。

1998年,聂力作为中国妇联代表团团长赴日本访问,在访问都城市时转达了聂帅希望他的故乡江津市与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愿望,这一建议受到日方积极响应。

第二年,该市市长率团出席了江津市为纪念聂帅诞辰百周年建立的聂帅陈列馆的揭幕仪式,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

江津市与都城市因聂帅与美穗子结缘。

为纪念两市友好协议,中日合拍的反映日军侵华暴行的电影《陈宝的故事》在都城市上映,许多日本观众表示“应该向中国谢罪”,要求再次放映,给孩子们观看。

2001年7月都城市举办了聂帅与江津市的展览,观众留言说,“有幸了解这个动人故事,强忍眼泪看完了展览,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要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告诉下一代”。

还有的说,“看后心中充满了对聂帅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之情。

期待日中两国永远友好”。

2002年,都城和江津联合举办了“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都城、江津市友好交流座谈会”,呼吁为创造和平的21世纪,发扬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

来住新平先生是日中友好的实践者,也是研究美穗子故事的“权威”。

他在“以人道主义为起源发展的友好运动”中说,“能在残酷的战争中救出恨之入骨的敌军的孩子,还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并将她们送到敌人的阵地,这是人道主义精神最好的体现”。

劫后余生的美穗子怀着报恩之心与中国交往。

由于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她受到日中友协全国本部的表彰,还被选为都城友协的理事。

2002年8月,在获救62年后,美穗子再次回到再生之地,到井陉矿区、井陉县、平山县进行“谢恩之旅”,沿当年的被救路线一一拜谢恩人。

这次访问中,她参观了井陉矿区的万人坑纪念馆,祭奠死难的中国矿工;并去中古月村给照料过自己的八路军战士封奇书扫墓,还到曾给妹妹喂过奶的平山县陈文瑞老人、最初带着聂帅的信挑着姐妹俩送到日军驻地的李华堂老人的坟前烧香祭拜。

当她得知,人们找到了当年直接将她从战火中救出来的年仅17岁的战士杨仲山时,激动地立刻写信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下次来中国,一定要安排时间,亲自拜访老人家。

美穗子所到之处都受到诚挚的接待,在井陉县洪河漕村,全村仅500人,结果来了上千人欢迎美穗子。

美穗子学习过的梅北小学与洪河漕村的小学结成友好小学,都城友协用募捐的钱为洪河漕村小学购买了电脑和课桌,还在辛庄中学建立了“纪念美穗子获救援助升学制度”,每年对10名优秀学生提供高中学习的全部费用。

美穗子一家都在实践日中友好。

长女真智子说她受聂将军人道主义精神的启发,自己也尝试为社会做些事。

她说最令她感动的是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聂将军时的情景。

2003年11月,她代表母亲再次访华,出席了洪河漕村“聂将军与美穗子雕像”和井陉矿区“美穗子获救纪念碑”的落成仪式。

为了纪念百团大战和美穗子的被救,中日双方共同出资的“井陉都城友好纪念馆”也将于今年8月在井陉县正式开馆。

赣州的历史名人

我 呵呵 这些都是我小  郑獬(1022-1072),字毅夫,号云谷宋文学家,政治江西宁都梅江镇西门人,因他的祖父前往湖北安陆经商,便寄居于此。

  郑獬从小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佑四年(1052)中湖北乡试举人,次年,赴京会试,经殿试中进士一甲一名,即状元。

此后,任陈州(今河南淮阳)通判,荆南(今湖北江陵)和开封知府,后入朝为度支判官,入值集贤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注,起草诏诰,享正三品。

  郑獬反对奢侈,生活俭仆。

宋英宗即位之初,朝廷动用国库银两,大兴土木,治理永昭山陵。

郑獬上书进言,他说,目前国用空乏,眼前连军晌也难以支付,横征暴敛的结果,连有钱人家也怨声载道。

并赞颂了先帝节俭爱民的举措。

他还对官多政冗的旧裕提出批评意见。

并主张广开言路,必能有益治道。

有些意见还是颇得英宗赞赏,有的却没有被采纳。

  熙宁二年(1069)始,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郑獬对新法多有指责,那些对他有积怨的官吏便把他当成司马光的同党,于是被罢官。

直到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宋神宗,为他鸣不平,这才让他调任开土代知府。

  在开封府任上,郑獬与王安石分歧增多,矛盾愈大,因而激怒了王安石。

在任中,平民喻兴偕妻谋杀一妇人,未按新法处置,王安石遂借此为由,将他调出开封府,降为侍读,享受正七品,出任杭州知府。

不久,调任青州知府。

这时,青苗法正在施行,郑獬痛心地说:“我只看到青苗法的害处,实不忍心看到无罪之人触及刑律。

”于是,以有病为由而辞官退隐。

  郑獬为官清廉,家贫子弱,死后竟无力安葬,灵柩停于寺庙长达10年,直到周守腾任安州知府时才出面为其落葬。

又数年后,郑獬之子郑宣义带领全家从安陆返回宁都,并扶其先人灵榇归葬在县城西郊蔚背岭。

  郑獬善诗文,《宋史》称其“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

所著《郧溪集》三十卷,《觥记注》、《幻云居诗稿》各一卷并行于世。

  位于大余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丫山,雄峰凝翠,云遮雾绕。

山上有座灵岩寺,始建于南唐,兴盛于明代,是赣、粤、湘边界上颇有名气的佛教圣地。

  1528年,身为南赣巡抚的王阳明正在南安总督军务,积劳成疾,经奏请朝廷核准,暂回浙江余姚老家养病。

当他乘舟行至青龙镇时,病情加重,遂客死于舟中,享年五十七岁。

  赣南民间流传着一则神奇的传说。

1528年,当王阳明因病告假还乡,由南安县城乘船到达青龙圩时,忽弃舟登岸,返程上得丫山的灵岩寺。

在他未到丫山前,寺里有位得道的高僧将要圆寂,他命僧徒将他所处僧室紧锁,不得打开,只说了句“姑俟我至。

”王阳明来此见僧房紧闭,甚是奇怪,便问僧徒。

众僧徒将禅师之嘱告之。

王阳明笑道:“固候我也。

”遂命僧徒将门打开。

他发现室内案几上有本书,他拂去灰尘,翻开书,轻声读道:“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

若问前身事,开门人是闭门人。

”王阳明当日返回舟中,便病情转重,客死于青龙镇河中舟内,享年正好五十七岁。

  民间传说固然虚妄,但它能从某一角度反映人们的心理走向。

  为什么王阳明的形象能如此深深地植入赣南的土地之中呢

王阳明先生本名王守仁,字伯安,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是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明正德年间,他以右佥都御史身份任南赣巡抚,治理动乱之中的赣南。

他率领军队在赣南境内及其周边的闽、粤、湘边境各地作战,打过许多漂亮仗。

在南安(大余)、横水(崇义)、桶岗(即南康市唐江镇。

客家话的“桶岗”与“唐江”音相近)等地创造过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战例,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能文能武,是中国历史上文武双全的人才。

当时赣南在全国经济文化方面相对落后,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广为传播他在哲学和文学上的独创见解,促进了赣南文化的发展。

历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赣州话是王阳明教出来的”,是否确实,已无从查考。

按理,靠一个人教出一个城市数万人日常使用的方言来似乎不可能,但王阳明确实采取各种措施在赣州城区推广“官话”,使语音极靠近普通话的赣州方言统一起来、普及开来,令其成为赣州城区市民沿用至今的日常用语。

阳明先生其人虽早在五百年前已经作古,但他在赣州市民经常使用的口语中为自己保留了一座无形的丰碑。

  历史上,宁都素有“文乡诗国”之誉。

为何有此盛誉

因自唐宋以来,宁都文人学士众多。

据史料记载,在唐至清末的科举考试中,共考取进士125人,其中状元2人,探花1人。

但宁都“文乡诗国”的“诗国”真正由来,却和南宋著名诗人曾原一是分不开的。

史载,曾原一有“诗人宗之”之誉。

  曾原一,字子实,宁都梅江镇人,是南宋较有影响的诗人。

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均有介绍。

  曾原一系曾兴宗之孙。

曾兴宗为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特奏进士,后授广东肇庆推官,他自幼笃志理学,师事著名理学家朱熹,朱熹极看重他的才学,曾以“纯茂笃实,切已致思,用功正当”称赞他。

后来,他因朱熹遭贬谪而受株连,丢官职回归宁都,率家隐居于金精山西边的筼筜谷。

在筼筜谷,他结庐讲学,授徒传文。

因慕其名,四方求学者云集而来。

  曾原一自幼聪慧伶俐,好学善思,长大后便显出博学多才、才华横溢,很受祖父曾兴宗喜爱,更受曾兴宗弟子们推崇。

后因避乱钟陵,结识了戴复古。

戴复古系浙江绍兴人氏,一生忠于古学,曾从当时名人林敬思学习,又拜在著名诗人陆游门下,因而以诗闻名于世。

他好游天下名山,常来往于金精山筼筜谷。

曾原一与他结识后,两人谈古论今,纵情奔放,毫无顾忌,因此结为知己。

两人常在一起切磋文学,吟诗作文,专心研究诗作,后又一同组建了“江湖吟社”,影响极大,宁都地方因而掀起作诗吟诗高潮,人人都以作诗吟诗为骄傲,诗作盛极一时,并有大批诗集问世,名传海内外。

这也是宁都被誉为“诗国”的最早由来,曾原一也因此被世人誉为“诗人宗之”。

  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曾原一考中举人。

但他为人为事脾性耿直,不入俗流,无意官场进取。

回邑后,曾同叔父曾益之倾囊集资修筑县城梅江镇城墙,保土安民,此举在当时颇使群众感恩戴德。

其时他家住梅江镇南阜民内巷(今按门牌统称小东门,县工商局斜对面,东口连七仙庙,西口接中山街,是条狭短小巷子),因曾原一及其从弟原成和一批文人诗友常在巷内构思作文,吟诗放歌,故此小巷被后人称为构思巷,亦称斗诗巷。

  宋宝佑年间,曾原一携家眷离开县城梅江镇,隐居苍山,自筑“万松亭”居住,与家人自耕其食,虽穷老蹭蹬,但潜心著述,一生诗著颇丰,有《苍山诗集》、《选诗衍义》等问世,海内诗人都极崇敬他,一直把他当成宁都地方诗歌界盛行的开创人。

  客家人罗牧,字饭牛,号云庵、牧行者、竹溪,系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之一。

明天启二年(1622年)出生于宁都县钓峰乡,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享年83岁。

他不仅是清代著名画家,还是江西颇有盛誉的画派开派山水画家,曾被“扬州八怪”誉为“一代画宗”、“江西画派英才”。

他的画被康熙皇帝鉴赏,旌为“逸品”。

  罗牧系农家子弟,父亲罗必远,是贫苦农民。

明末清初,钓峰有“富翁商贾、伏钓州县”(因富翁、商贾较多,当地不少人都称钓峰为钓州县)之称。

罗牧虽然出身贫穷,但艰苦的家境没能难倒他,反而激发了他从小树立起改变自己境遇的雄心壮志。

由于他自幼聪颖,刻苦好学,并尊崇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敦古道,重友谊”,奉行始终,后来,他真的走出了困境,成了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

  罗牧十多岁时从钓峰来到县城梅江镇,寻师习艺。

经人介绍,初从魏书学画。

魏书,字石床,梅江镇人,工诗词,善书画,真草隶篆运笔如神,画山水、竹木、鸟兽,穷态尽妍,是当时宁都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

罗牧投其门下后,刻苦认真,深得其法,常受魏书夸赞。

由于魏书性情放浪不羁,不入俗流,且嗜酒常大醉,每论古今,纵情奔放,毫无顾忌,罗牧深受其影响,导致他后来性情慷慨,不拘小节,一生好云游和交友。

  顺治乙酉年(1645年),清兵攻占南昌时,罗牧24岁。

当时,他已结婚成家,习画也已有七八年,画技日臻成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常与魏禧、林时益等谈古论今,吟诗作对,借以提高自己。

并拜林时益为师,学习制茶技术。

因他喜好饮茶,对学制茶技术很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便学会制作茶叶,可供自饮和出售。

这为他后来的游历生活提供了经济来源。

顺治八年(1652年),他为了谋生和游学,携家眷迁居南昌。

在南昌,接触面广了,他结识了不少明遗民中的文人、画家,如当时有名的画家徐世溥等,获益匪浅,画技长进甚快。

康熙三年(1665年),罗牧44岁,又举家迁居扬州,在那里,又结识了许多画家,如当时有名的画家恽寿平等。

他们技艺相同,思想相通,彼此推崇。

不久,由于时局动荡,罗牧很快又迁回南昌居住。

这段时间,他常去北兰寺与一个叫澹雪的和尚相聚谈经论画,并在和尚引见下,开始同一些官场文人来往,当时八大山人也常去寺里作壁画,他们便常在一起谈经论画,或赋诗唱和。

就在这个时期,他经江西巡抚推举,获皇帝授予的“御旌逸处士”封号。

  罗牧的绘画活动,主要在顺治、康熙二朝。

他早年师从魏书学习画技,后又自学继承名画家黄公望、董其昌的画法,所画笔意空灵,林壑森秀,墨气翁然,独具风格。

他画的花卉、人物、山水画造诣很高。

据后来专家论定,他的山水画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擦笔皱,纤细严谨;二是笔致粗犷、墨色鲜明;三是具有烟雨迷蒙的“米氏云山”风格。

因此为行家所赞颂。

尽管罗牧其时绘画造诣很高,对艺术态度严谨,同时也通晓诗文,但他一生为人谦虚,并不因此而傲傲然。

他因家道贫寒,有时也绘制一些屏画出售,以补生活之用,所以他的画作流传甚广。

今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以及日本等国内外不少团体和个人都收藏有他的画作。

  罗牧寓居南昌时,住在风景优美秀丽的东湖百花洲,亦画亦制茶,并常与一些南昌文人画家相邀聚会,或吟诗作画,或切磋艺技。

当时有名画家徐世溥赠诗曰:“彩笔常悬梦里思,十年古道见页眉。

云山本是无常主,更写云山卖与谁

”后来,随着年事渐高,罗牧对山水画的创作越来越痴迷。

为使当时的画坛能够发扬光大,他还与八大山人等组建了“东湖书画会”,因他当时“颇为名流称重”,许多人推崇他,所以他与八大山人都成为“东湖书画会”主要领导者。

当时参加书画会的都是在南昌的名画家,如临黄庭坚书法的徐煌和董其昌书画的熊秉哲,以及彭士谟、李仍、蔡秉质、涂岫、闵应铨、齐钅监、朱容重、吴雯炯等人。

他们交游雅集,共同切磋,探求艺术意趣,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艺术情操、艺术追求和艺术水平,形成了江西画坛的画家群。

  罗牧在画坛的成就和地位影响极大,除江西省外,还有江淮一带的画家,画技画风颇受其影响,因此形成了罗牧山水画的传派……对罗牧的画绩,今《中国绘画史》、《中国画家大辞典》均辟有条目记载和介绍。

  罗牧,江西画派的开派英才,客家人的骄傲

  李宜青,字荆山,宁都琳池人,唐由陇西迁徙入赣,李姓先祖李子鱼的裔孙。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乡试拔贡,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会试进士。

“赐进士出身。

诰封奉政大夫、户部河南主事,转员外郎,升郎中,掌江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少卿,升光禄寺少卿,巡察台湾,丙科会试同考官加三级,纪录四次。

”告老还乡时年已六十八岁,退休后淡泊名利,不言荣辱,七十多岁寿终正寝。

为客家之先贤,官宦之楷模。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李宜青奉旨巡察台湾,时任江南监察御史兼提督学政。

到任后他首先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人民清除了祸害。

接着他革除弊政,实行减租、减息和免赋,减少了人民负担。

同时,倡导为官要清正廉洁,台湾政风为之一新。

  在巡察台湾期间,他不仅力主整肃吏治、振兴教育、发展农业,而且还会同督军、总兵,北以基隆、南以高雄为中心据点,加强海防建设,提高防御外患能力。

  他从自己的薪俸中拿出六百两纹银,建起“海峰”、“崇文”两座书院,并亲自授课,从识字教育开始,到诗书礼仪、农耕纺织,实行学以致用的教育方针,史料上载誉他“士皆感奋”。

  他不仅从家乡宁都聘请大批农业和手工业能工巧匠,还从外地引进水稻、甘蔗等农作物优良品种至台湾,全面深入地推广先进的生产方式方法,也改变了台湾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

  以前,台湾人对甲鱼敬若“神明”,任其糟蹋庄稼而不管不问。

自从他亲手抓捕甲鱼令厨师精心煎炒蒸炸,摆设“甲鱼宴”款待客人后,爬禾害虫才成了台湾人的美味佳肴。

  他爱民如子,对临海次次严重的飓风灾害均能如实向上级禀报,并力陈减赋,均得到恩准,因此台湾人民还在台北修建了一座“荆山祠”,让他享受四时祭祀,至今香火不绝。

他的精神和功德将永远留在台湾人民心中。

  李宜青未遇前,曾在黄陂杨依的“文昌阁”教过书。

  李宜青与谢氏夤缘深长,有一件事可说明。

谢氏先祖谢明河家住钓峰贵富坪,是李宜青在杨依教书往返琳池的必经之地。

有年大年三十除夕,李宜青回家过年,经过谢明河的门口时日已西下。

谢明河看见天色已晚,就主动提出把毛驴借给他,好让他早点回去赶上年夜饭。

  虽然有点熟悉了,但李宜青总觉得不好意思,更担心的是,如不能及时归还耽误人家的农活。

谢明河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告诉他:“这不要紧,到家后你只要放开缰绳,毛驴识路就会自己回家。

”李宜青见说得实在,就骑上毛驴赶团圆饭去了。

  到家后,李宜青总是怕毛驴丢失,并没有放开缰绳让它回去,而是加足草料,把驴养得肥肥壮壮,吃完“七种羹”回私塾时才把毛驴送回。

从此两人交情日深,一位先生与一位农夫竟成了好友。

在他考上进士后,李宜青并没有忘记这位田舍翁,送给谢明河一把宝刀作纪念。

  后来,谢明河把儿子谢经国过继给其兄谢明江,这把宝刀就跟着到了杨依。

民国时期有人在族人谢瑞文家中看到过,宝刀非常锋利,刀柄镶嵌了很多宝石,闪闪发光。

因此村人讹传这是把“上方宝剑”,所向披靡。

遇上孕妇难产,常请去镇邪。

开头似乎有效果,后来却是不灵了,据说是因为进了血间被污所致。

  谢瑞文是秀才,又生在富裕之家,但却是个不幸之人,他的独生子早夭。

夫妇去世后,宝刀就不见了。

后来曾有人寻找过宝刀的下落,看到的只是一把长满铁锈的钝刀,没有刀鞘,乃无用废铁。

  宝刀虽然遗失,但李宜青以“年家姻弟”的名义,为杨依珍溪东山谢氏所撰的《乾隆壬辰谱序》将永世流传。

  他在序中称:“于今,为烈而门户迭起,尤莫司马代之王谢。

”他盛赞:“监川内史(谢)灵运高文伟绩,史不胜书。

”“瓜瓞绵绵、星罗棋布,此亦如昆仑之水,九曲入中国,支分派衍,纷纶四布,应天星而遍地轴,乌能量其所至哉

”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百姓的真实写照。

  同为客家人,四海一家亲。

那对来自台湾的石狮,至今还踞守在李宜青的家乡琳池。

它们是台湾人民的忠实使者,永远也不会离开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祖居地究竟在何处

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

最近新发现的清光绪《府江戚氏族谱》(以下简称《戚氏族谱》)以及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调查,揭开了戚继光祖居地及远祖之谜:戚继光的祖居地原为江西省赣州市赣县湖江乡夏府村,其六世祖由夏府迁往山东,戚继光是赣南客家的后裔。

  据山东《戚继光志》,戚继光的祖先只能追溯到他在山东蓬莱的前六代,即戚详——戚斌——戚桂——戚谏——戚宁——戚景通(戚继光之父),而戚祥之前则为空白。

据《戚氏族谱》所载夏府戚氏前六世世系:始祖:戚文盛(重四郎);二世:仲礼、仲贤、仲开(无后);三世:元海、元达;四世:均福(元达子);五世:以庄;六世:明德(此处族谱注曰:“明初从戎立功徙居山东登州。

”)  我们认为,夏府戚氏六世祖戚明德就是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

根据有四,其一,两地世系相接,蓬莱戚继光家族是“六世祖戚详”之前祖先世系不详,夏府戚氏(明德一支)是六世祖明德之后记载中断,前后恰恰相衔接;其二,徙居时间相同,戚明德“明初从戎立功徙居山东登州”,戚详“从戎”时间,一般也认为是在元末明初,大致相同;其三,徙居地点相同,据《明史·戚继光传》:戚继光祖先“世登州卫指挥佥事”,其祖先迁徙之后的定居点为山东登州,亦即蓬莱。

《戚氏族谱》记载明德“徙居山东登州”,两者相吻合;其四,徙居原因相合,所有有关戚继光祖先迁居山东的记载都认为,迁居原因是戚详立有战功,《戚氏族谱》记载是“从戎立功”,完全一致。

  这么多的相同和一致,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偶然的巧合。

  另,调查获得的资料还可直接证明戚继光与夏府戚氏的血缘关系。

兹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

  第一,族谱资料之证。

证一,据戚斌《戚氏族谱序》:康熙七年,他在通州遇到一位祖上是夏府戚氏的长者,长者说:“幼时,戚将军继光来京,寓我家,语我父曰:‘吾祖世职登州,尔祖戎定边卫,今虽异处,原同一家。

’”因此,他断定戚继光祖上出自夏府戚氏。

证二,据《戚氏族谱》所录熊秉哲《太学戚君传》:“与遇老人字光乾者,叙及原系赣州戚氏……又云,少时会见戚宫保,亦云是同祖所分。

”证三,魏礼《戚氏族谱序》:“明嘉隆间有太保继光者,所至立勋,庸著戚氏《新书》,亦府江之苗裔也。

”  由这些记载可知,戚继光自己也认为他与赣州夏府戚氏后裔“原同一家”,是“同祖所分”,清代著名学者魏礼则明确指出戚继光是“府江之苗裔”,这都证明了戚继光与夏府戚氏存在着血缘关系,其祖居地是夏府。

  第二,祠堂对联之证。

祠堂前厅仪门两边墙面向中堂联:太保新书捍卫家国,西江问鼎光耀中华。

祠堂中厅石柱对联:联血族崇尚武精神实纪新书勿忘祖烈,承先志辅佑文治理儒行经籍蔚为国光。

  第一联的“太保”是指戚继光所任的官名,《新书》是戚继光撰写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第二联的《实纪》和《新书》分别指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

该祠堂修建于元明之际,最后一次重修距今也有百年之遥,上述对联被郑重其事地刻于祠堂的墙面和石柱上,说明夏府戚氏对此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共识,即戚继光为夏府戚氏的后裔。

  第三,调查口碑资料之证。

最近,由江西省赣县政协牵头组成的“戚继光祖籍考证工作小组”前往山东省蓬莱市进行调查考证,调查工作不仅得到当地政协以及戚继光后人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获得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的第十一代后裔戚兆华谈到,小时候其先人曾对他说过:他真正的祖籍是在遥远南方的虔州(虔州即赣州的古称)——这是戚继光祖居地研究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口碑资料,它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当源自祖传的说法。

这有力地说明,《戚氏族谱》所载戚继光与赣州夏府戚氏后裔“原同一家”之言并非虚拟,说明夏府是戚继光的祖居地这一观点,得到了山东戚继光后裔与夏府戚氏双方的认同。

在戚继光祖居地的研究方面,两地资料相互印证,两地有关戚继光祖先的世系实现对接,填补了“戚继光远祖活动情况不详”这一空白。

  戚继光祖居地研究的这一新进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历史研究方面,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祖居地的新发现对于这样一位杰出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次,在客家研究方面,客家研究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在客家研究中,客家历史人物(包括客家后裔)的研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祖居地及客家后裔身份的确定,无疑为客家研究增添了新的亮点;第三,在促进赣南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赣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是“先贤过化之地”,赣州市还是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戚继光祖居地考证的新成果,将大大提高赣南的知名度与文化品位,同时,通过宣传推介,还可能掀起“戚继光祖居地旅游”热,从而促进赣南旅游业的发展。

  谢谢你能问这个问题呵呵

日本人民为什么称聂将军是 活菩萨 ,是 中日友谊的使者

1因为聂将军收养了两个日本小姑娘2不伤害日本人和日本人民的后代3非常细心,慈善心肠,宽仁大义,传递了中日的友谊.

聂荣臻为什么被称为活菩萨和中日友谊的使者

中国很高兴  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  21世纪,若真要实现一个强大中国崛起的话(中国“崛起”是唯一的大前提),那么人民币未来有两条必经之道:一是像美元那样形成人民币的货币区;二是像欧元那样成为另外一个货币区。

  历史地看,人民币加入美元区或欧元区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只有建立一个能与美元、欧元并行的人民币区,才是中国及13亿人口的历史归属(否则会有另外一种“世界币”)。

倘若中国与周边诸国家的经济贸易用人民币进行交割、支付,那么人民币走向国际就应该是水到渠成……  2008年及未来的岁月里,全球进入美元、欧元与人民币等需要平衡、需要共赢、需要共生、精诚合作的历史新时期。

  2008年9月15日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世界货币一花独放人类悖论的必然结果。

  叩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些渊源和逻辑关系;透过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一国货币的地位变迁,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变迁。

  很早以来,中国一直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长期停留在经济专家所说的“秤(称)量货币”阶段。

所谓“秤量货币”,经济学上的解释,是指货币金属没有成为有固定重量的铸币,不是按枚流通,而是按重量计算,每次使用都要经过称量。

中国的秤量货币白银,以两为计算单位,故也叫“银两制度”。

有专家称之为“银本位”。

  就世界范围而言,银两制度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同西方的差距很大。

19世纪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时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叶世昌称,金本位制以英国实行得最早,开始于1816年。

其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于19世纪70年代后。

  中国开始重视货币本位问题是在20世纪初,萌发于清廷分别和英、美、日订立通商续约之时。

  起初,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货币标准不统一很不以为然。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史实,光绪二十八年,清朝和英国订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

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

”次年订立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有类似的条文。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个条约是促使中国考虑建立本位制度的重要推动因素。

叶世昌教授也认为,中国称法定货币为“国币”即始于此。

  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深远的当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

在建立金融垄断的过程中,改革币制是个极为关键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历经6年酝酿,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颁布“废两改元布告”,标志着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本位时期,使多年来因货币紊乱妨碍工商业发展的现象告一段落。

  然而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操纵于外人之手,致使世界银价的涨跌,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影响。

果然,“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王允庭研究透露,当时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

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

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

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海商号一下子就倒闭了166家。

资金的外流又引起国库收入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这样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各界均受到严重的打击。

  面对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民政府采纳了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施行法币布告》,实行法币政策——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仍准照常行使,但以现行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收回;  设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管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  有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或生银等,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  旧有以银币订立的契约,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  为稳定汇价,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顽症得到改变;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得以制止;各大城市的物价普遍出现平稳回升;对外汇价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趋向好转。

  当时报刊报道:“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币改革意义重大。

中国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历史悠久,然法币政策前世界金银比价的激烈震荡,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法币政策的实施,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白银的角色从货币变为商品,使世界银价的涨跌不会对中国货币发生大的影响,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但纸币代替了银币,又为日后国民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时期,货币发行十分混乱,凡经核准的官办、官商合办、商办银行均可发行纸币,不但量大且流通范围有限,不利于商品的流通。

法币政策后,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由三十家集中到四家,1942年再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

这次改革不 仅统一了主币,而且还有效地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辅币——全国各地各种式样的铜元,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辅币,促进了流通,方便了交换,从而完成了中国货币的统一大业。

  某种程度上讲,法币政策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地位的真实反应,带有半殖民地依附宗主国的深刻痕迹。

  世界“三元”初长成  美元,代表着美国3亿人口及200多年来美元区所有人富强的根本利益;  欧元,代表着欧元区13国人口的财富利益;  人民币,代表着这三种货币区域中最贫穷、全球规模最大人口区域13亿人生存、发展的最大利益。

  假若能有一种“世界币”能融合这三种或更多的国家货币、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天下的大好事

  自19、20世纪及21世纪以来,英镑、美元各分有100年历史,曾经是全球第一商业帝国、全球使用的唯一的国际货币轮流坐庄,但如今才近100年一花独放的美元时代一去再不复返;新兴、一出生就是自由货币的欧元将满10岁,有3亿多人口使用,但欧元是非主权货币。

  欧元是目前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欧元能夺取未来世界的半壁江山吗

人民币走过了60年的岁月,2008年随着奥林匹克来到中国,这就预示着“人民币”也开始走近“元年”,也开始自中国国门逐步走向世界,却有13亿多人口使用。

  美元、欧元、人民币会成为世界“三元”鼎立的货币吗

而未来世界又怎样玩转这“三元”

使未来世界这货币“铁三角”成为全球主流流通、无阻抗的世界性货币

人民币能与美元、欧元那样同行于这世界吗

能像美元、欧元那样让未来世界成为自由货币的天下吗

除非有一种“世界币”能取代这“三元”,而“世界币”又何时才能让全球真正共享、公平来到今日世界,绝非像美元那样一花独谢呢

  2007年至2008年,中国除了选择人民币在国内外市场的加速升值策略之外, 还有更真实、更切实可行、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和13亿公民的策略是:对外,人民币升值几乎是欧盟、美国等众大国异口同声的第一必需。

但中国还要实施多花外汇美元、欧元的措施,使“顺差”的大量外币尽可能开销、花出去,以从根源上减少美元、欧元,平衡美国与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而对内的理论实践现实是:花掉顺差的欧元、美元,比加大人民币升值步伐更有悠远的中国和国际的真实意义;中国采取尽可能平衡对外贸易“逆差”策略之外,就是减少人民币与人民币升值的对外压力,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国内13亿公民的收入水平,就是增加财产性收入,使其与“外汇储备”同步增加、提高所有公民收入的水平。

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逐步缩小,去尽量平衡、同步前进,才有可能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平稳地走上国强民富之路,才能让中国人真正走上有“财产性收入”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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