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为什么是女人
它有一个吸引人的主题，但如果你想找一本“系统的”、“深刻的”，或者“有趣的”，关于欧洲巫术历史的书，绝对不会是它。
作者大概也清楚自己只是在这个已有许多研究的主题里掺和了一把而已，并无多少创见。
而且，它有几个严重的过错：第一，反女权并回避一些重要问题；第二，翻译差，读起来让人头痛；第三，它诋毁了一部杰作：的剧本。
所谓欧洲猎巫运动，即在欧洲的，以国家和宗教的名义，合法地审判和杀害所谓“巫师”的运动，一般认为以教皇诺森八世在1484年发布的谕令为标志，这条谕令中说：“最近，我们听到一些令人难过的传闻，在上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以及美因兹、科隆、特、、等省、市、乡、镇，许许多多的男女，忘了自己的救赎，偏离天主的信仰，与睡梦中的异性交媾，诅咒罚誓，施展魔法，妖言惑众，胡作非为。
他们使女人不能生育，使小动物夭折，使农作不生，使果树枯死……”谕令要求地方当局配合宗教裁判官猎捕巫师的行动。
1487年，该谕令的接受者，两名宗教裁判官出版了，一本供裁判官使用的女巫捕猎指南，其中列举了种种女巫的罪状和鉴别方法。
此书由教皇亲自作序，流传极广，号称是当时除外最畅销的书籍。
从此前开始，到17世纪，许多无辜者因“巫师”之罪而被诬告、逮捕、施刑和处决。
认为这是一场以猎巫为名的性别屠杀，前后共有900万名妇女被作为巫婆烧死。
无疑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惨史，性别迫害的典型证据，女权主义研究这段历史并以此伸张她关于男权历史的批判。
然而的作者在几个方面对女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正面或侧面的否定，包括：缩减受害女性的数量；否认猎巫运动的性别特征；否认国家和宗教对猎巫的主导。
他说女权主义在数量上夸张了200倍，受害者远没那么多，而且男性比例也不像她们认为的那么低。
“从1450到1750年间，可能发生过10万次审判，执行过4-5万次死刑，其中有20%—25%的死者是男性。
”但他也承认总归大部分受害者是妇女。
其中许多是穷老妇人，她们蹒跚在村社的路上，向偶遇的邻居苦苦乞讨一块面包。
至今根深蒂固的巫婆造型：瘦小干枯、皱纹深陷、长鼻子尖下巴、驼背，以及黑大衣和尖帽，不过是那年代她们最普通的形象和装束。
这些孤独衰弱的女人，毫无地位，没有用处，招人厌弃，让邻人们心烦意乱，甚至恼火，而且可以随意欺凌。
上好的受害者。
另外一些女人是有能力的，她们年长，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掌握一些民间治疗方法，在缺乏医疗的乡间常能提供帮助。
但这是危险的：她们的治疗可能会被怀疑是巫术，治疗失败更可能招致指责。
一个这样的女人苦恼地说：“如果你教人治病，人们就会把你看成女巫。
”但为什么是女人
说：“在一个所有的矛盾都被极度严酷而痛苦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放大的时期，性别的矛盾显然也会如此。
”“性别就是两个极端……这是一个强大的‘思维定式’，束缚了经验观察……结果便是一个不幸的对女人的害怕和敌意，她们的热情被看作是对丈夫和社会的一个严重威胁。
理性思维的缺陷被想当然地认为让女人不能控制她们本性中低劣的部分，而她们神秘的周期则被看作是她们被子宫控制的证据。
夏娃要对原罪负责，女人对男人的诱惑导致了堕落和死亡；女人的反复无常和自恋让她们成为魔鬼的天然盟友。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公共价值观的影响：“当教会和国家联合起来推行等级制的价值观时，上至在全社会提高世俗同志者的权力，下至在一个家庭里提升父亲的地位，此时巫师这个大多由女性组成的群体也就被提出来成为了理想中的靶子。
”——性魅力的丧失：“那些有小孩子或是超过50岁的女人会发现自己对男人没有任何吸引力……可以保护他们的人就更少了，潜在的迫害者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表露他们的怀疑。
”——专业（男）医生的利益驱动：“随着有认证的医疗工作者的增加，他们将急于对付自己的敌人。
”——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们更经常进入别人的家庭，接触到婴孩，因此更可能被指控。
归结到一点，就是，被边缘化的弱者总是会被当作替罪羊而遭到迫害，在这方面麻风病人、同性恋、犹太人和女人同命。
为什么是巫术
对巫术的信仰从来都存在，基督教的统治并没有能将之消除，相反还助长了巫术信仰，因为基督教相信魔鬼存在，它总在诱惑人的堕落，行使反社会的诡计，其实魔鬼与上帝是一体两面。
而且，基督教相信神迹，相信圣水圣餐有特殊功力，还举行各种仪式倡扬它们，这些把戏其实很和巫术相通。
《与巫为邻》说：“他们的观点是过分强调上帝所拥有的神圣力量，随之而来的是将巫师描绘为沉缅于他们自认为所拥有力量的人。
”于是，人们相信是魔鬼制造了一切灾难，它在路上游荡，诱惑软弱和怨毒的人，给他们特殊的能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也就是巫师。
只要和魔鬼订约，即使什么都没做，也是犯罪的，因为这表示灵魂背叛了上帝，堕落。
在被魔鬼俘虏的过程中，许多受审的女人都供述说，她们遭到了强奸，魔鬼的阳具巨大冰冷狰狞。
这是非常重要的情节，但在《与巫为邻》里并不受重视。
为什么这些女人们，以及她们的审判者们，会有这样的性幻想
这肯定和对堕落程度的认识有关：女人的性堕落，比男人常见的堕落——酗酒、暴力、赌博要严重得多，而且与魔鬼性交，表示女人的身体和性不再遵从宗教、社区规范和男人的管理。
其实这些女人是得到了自由，她们骑着扫帚在天上飞，在这个阴茎的巨大象征的帮助下，她们获得了奇异的超能力。
她们去参加夜间的飞行集会，群交狂欢。
《与巫为邻》指出说对这种集会的描述其实是对乡村集体活动的拙劣翻版，但集会对当事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她们遭受到魔鬼的恐吓，它给的食物都只是些臭肉。
其实这很可能是“堕落的罪恶感”在影响她们的供述。
当然，这些情节其实全是在审判中瞎编的，只是每个受审者都编得大同小异——在逼问和酷刑下，她们心理崩溃，只求速死，让她们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会表现得很自觉主动。
这些供述其实是是受审者和审判者一起在召唤和重现关于魔鬼与巫术的集体想象，其中有宗教灌输和民间传说的成分，以及各种压抑下狂想的反射，是一种时代病历。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巫师确实和常人不同，她们是一些未被基督教消灭的异教徒，夜间聚会是一种另类宗教活动。
不过《与巫为邻》坚持它的观点：所有关于巫师活动的描述，都实际从未发生过。
为什么一个女人会被指控为巫师
原因很残酷也很荒谬：因为她的邻居不喜欢她。
邻居之间总有冲突，相互诅咒，然后倒霉事儿真的发生了，自然归罪于她。
这类指责是无法辩解的，因为它建立在当时人的世界观之上，他们还不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能“科学地”分辨事情的因果关系。
指责越积越多，流言繁殖，经过漫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之后，一个女人会成为公认的巫师，到正式遭受控告的时候，简直已经是“证据确凿”了。
阶级因素并不明显，虽然原告往往比被告富一点点，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穷人。
《与巫为邻》特别强调：很多案件是女人们在相互指控，这是它消解女权主义观点的重点之一。
它对女权主义对此可能有的一千条解释不感兴趣，在后者认为，女人难为女人只是表面现象。
而且，《与巫为邻》也承认，要形成正式的控告，必须通过掌握社区权力的男人。
社区的自治机构肯定是被男人把持的，审判者也全是男人。
在这个层面上，起作用的不仅是本能的性别敌意，还有利益：若判决有罪，社区可以得到大笔罚金，参与审判者都有收益，甚至酒馆都会因此多赚钱。
于是审判就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对一群有权的，乐于判她有罪的男人。
尽管它也提出教会和国家在背后的作用，但同时却坚持声称，迫害往往发生在最基层，地方法官粗鲁愚昧，高层的神父和法官们就“智慧和公正”得多。
它还把猎巫运动的最终消失归因于法治的完善。
是，法治后来完善了，神权衰退了，科技和医疗进步了，生活水平缓慢提高，欧洲终于熬出了所谓黑暗时代，猎巫成了历史。
今天我们可以把巫师故事当作传说和戏剧来欣赏琢磨，借它探讨我们的潜意识，借它作为当代游戏的灵感，而女权主义者开始骄傲地自称巫婆和疯女人。
但猎巫的历史本身仍不是好玩的，关于它的那个问题至今还可以问：为什么是女人
中戏戏文的考试，师哥师姐帮下忙~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戏剧、特别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戏剧在我国的传播，对当时还比较保守的中国戏剧产生了冲击，从而推动了中国戏剧的发展。
荒诞派戏剧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兴起于法国，随后波及到英美等西方国家，一度甚为盛行。
它是“二战”后，西方令人感到绝望的社会现实在戏剧舞台上的反映，对传统戏剧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和突破。
它的拓荒者贝克特、尤涅斯库、阿达莫夫、热内，以及稍后的英国品特和美国阿尔比等剧作家，受萨特和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在剧作中描写人生存在的痛苦，人生的“荒诞不经，毫无意义”，展示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鸿沟”，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生历程中的“荒诞性”、“悲剧性”。
最有影响的荒诞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等。
这类作品的主题隐晦，像《等待戈多》，是在公演四年之后才首先在一批“囚犯”观众中找到“知音”，开始理解其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荒诞剧中人物形象常被淡化，塑造的多是“群体人物”形象，以展示其普遍意义；剧中故事不连贯，时间的连贯性和空间被打破了，舞台道具的作用加强了，语言的作用贬值了。
总之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模式，一时成为西方戏剧的时尚。
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编印《外国戏剧资料》，专门介绍西方戏剧。
1979年第四期登载了萧曼的《荒诞派戏剧及其代表作家尤涅斯库》，介绍了荒诞派戏剧的兴起和主要特点，还附了一些荒诞剧演出照片，让人颇开眼界。
上海译文出版社也于1980年12月出版了《荒诞派戏剧集》，朱虹同志在出版前言中，论述了荒诞派戏剧的特点、产生的哲学思想背景，以及对品特和阿尔比等人剧作的影响。
其中收入了施咸荣译的《等待戈多》和《送菜升降机》，梅绍武和屠珍译的《阿麦迪或脱身术》，郑启吟译的《动物园的故事》。
这些形式新颖的作品，顿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报刊频见评论荒诞派戏剧的文章，其中也包括笔者写的《荒诞中的真实，梦魇中的现实》等几篇。
1992年，刘国彬翻译出版了荒诞剧的经典学术著作——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1996年，黄晋凯主编的《荒诞派戏剧》出版。
这些表明，我国学者对荒诞派戏剧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早在80年代初期，我国一些剧作家就开始了模仿荒诞剧的创作和演出，如费春放和孙惠柱的《中国梦》，魏明伦的《潘金莲》等，都或多或少具有荒诞剧的某些特征。
曾有消息说，沙叶新“一部用荒诞手法表现的话剧新作《孔子、耶稣和连侬》即将出世”，但迄今似未见到。
当时震动和争议最大的，当属《潘金莲》一剧。
该剧本登载在1986年第二期《戏剧与电影》上，首先由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公演，作者魏明伦一再表明这是一出“荒诞川剧”。
但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出“假荒诞剧”，笔者读了剧本之后也有同感。
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一书强调，荒诞派剧作家是“干脆放弃理性手法和推理思维的情况下，来试图表达人生的无意义感和人生理性匮乏”，即用荒诞派的形式表达荒诞的现实，是荒诞戏剧的核心和实质。
而魏明伦在《潘金莲》一剧中，只是用荒诞形式揭示了一种“合理内核”，即理性主题，为潘金莲这个公认的反面人物“翻案”。
他称自己的剧作是荒诞派，并引以为自豪。
这跟西方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公开声称自己的剧作是荒诞剧大相径庭。
1981年笔者在纽约市访问美国“头号”荒诞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时，曾问过他对“荒诞剧”提法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指出“那是个荒唐的提法”，并对评论家称他是荒诞剧作家感到“恼羞成怒”。
这表明中西方剧作家，对荒诞剧的理解和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随着荒诞派戏剧奠基人贝克特等人先后逝世，荒诞戏剧作为一个流派也便渐渐偃旗息鼓了，但其创作成就和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
巴黎是荒诞戏剧诞生地，在那里《秃头歌女》仍然“常演不衰”。
2000年初，北京“人艺”也上演了荒诞剧《非常麻将》，表明荒诞剧在中国的影响依然存在。
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艺思潮，对世界戏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同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戏剧，在西方剧坛的稳固地位也不是轻易被撼动的。
其标志就是新近去世的、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戏剧创作的成就。
密勒剧作，贴近现实，洞察力敏锐，又有其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当今世界剧坛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最早介绍阿瑟·密勒的学者是梅绍武先生，他在60年代初就撰文介绍了密勒早期的六个剧本，后来陆续翻译了密勒的一些剧本，并选收了陈良廷译的《推销员之死》和笔者译的《回忆两个星期一》和《堕落之后》，共六个剧本合集出版。
1980年春曹禺先生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现代中国戏剧”报告时，阿瑟·密勒是主持人。
此后双方联系日益增多。
继曹禺的《北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演之后，1981年秋，黄佐临先生在上海导演了密勒的一部反对“政治迫害”的力作《炼狱》（海报上名为《萨勒姆的女巫》）。
此剧是梅绍武译的，他还把笔者的一篇评论文章要去参考。
至于密勒最重要的力作《推销员之死》，1980年时曹禺就有意引进，经过努力，笔者也从中促进，到了1983年春天，密勒终于来到北京导演了该剧。
时由英若诚任副导演兼演主人公威利·洛曼，朱琳演琳达，中文本是英若诚译的。
该剧于5月初由北京“人艺”公演后引起很大反响。
密勒回国后便出版了《“推销员”在北京》一书。
笔者组译的《阿瑟·密勒论戏剧》一书也于1986年6月出版，密勒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后来密勒又为梅绍武组译的《阿瑟·密勒剧作选》写了前言，并登在1991年第3期《世界文学》上，同期杂志上还登了梅绍武摘译的密勒的传记《时间的曲线》。
密勒是当代西方剧坛上现实主义戏剧及社会问题剧作家的一个重要典型，考察西方现代戏剧，绝不能忽视其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都很重视对密勒戏剧创作的研究，笔者也在撰写《密勒研究》一书。
与此同时，我国对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研究也在深入，不仅继续上演了一些西方现代派剧目，而且出版了一批评论文章及研究专著。
其中比较系统介绍现代戏剧流派的，诸如《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和《外国当代剧作选》等，均较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