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企业文化
在没有学习精益生产相关知识之前，我对精益生产的了解很少，虽然也听说过精益生产的内容，但是对其内涵却不了解。
通过学习，我对精益生产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精益生产是通过系统结构、人员组织、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变革，使生产系统能很快适应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并能使生产过程中一切无用、多余的东西被精简，最终达到包括市场供销在内的生产的各方面最好结果的一种生产管理方式。
精益生产方式的实质是管理过程，包括人事组织管理的优化，大力精简中间管理层，进行组织扁平化改革，减少非直接生产人员;推行生产均衡化同步化，实现零库存与柔性生产;推行全生产过程(包括整个供应链)的质量保证体系，实现零不良;减少和降低任何环节上的浪费，实现零浪费;最终实现拉动式准时化生产方式。
它与传统生产方式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品质控制手段;消灭(减少)了各种缓冲区;增加了职工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培训职工并与职工交流;仅在需要的地方采用自动化;精益组织结构。
精益生产方式既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生产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企业管理和运营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
实施精益生产方式就是决心追求完美、追求卓越，就是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为实现七个零的终极目标而不断努力。
它是支撑个人与企业生命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在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的一种境界。
爱国主义读后感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mzd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文章读后感
、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
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
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
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
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
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
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
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
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
……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
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
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
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
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
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
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
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
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
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
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
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
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历史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读后感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和巨大优越性，是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是具有历史必然性。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说三道四，国内也有人不断提出要实行多党制。
但是，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不是由哪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想怎样就可以怎样的。
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
但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军阀混战，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后来，蒋介石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政治上排斥、在军事上打击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
历史证明，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或者一党制，是难以长久也是不能成功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因此，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并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正式形成。
我国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应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其次是具有伟大独创性。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独一无二、别具特色的，既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这一制度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构筑了了一种崭新的执政方式，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
同样，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各民主党派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自主作出的选择，并非共产党或其他力量强加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民族振兴就只能变成一句空话。
在多党合作格局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和执政方式，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的模式，既避免了多党的无序倾轧，也摆脱了一党的专制独裁，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再次是具有巨大优越性。
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组织形式多样性和目标方向一致性的统一，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这一制度形式，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整合，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从而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一参加、三参与”，有效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确保了对中共进行有效地民主监督，有利于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惟其如此，我们只有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这一制度，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呐喊 中的好词，佳句，以及读后感想（300字以上）
NO:1《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
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如《故乡》、《药》和《孔乙己》等等。
今天，当我拜读鲁迅先生的《呐喊》这本书的时候，更增添了我对鲁迅先生深层次的了解和崇敬。
透过《呐喊》全文内容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文章的真正内涵。
一口气读完它方知：鲁迅先生的这篇《呐喊》，旨在感召当时的中国人民能够迅速觉醒过来，为一个全新的中国而抗争。
全书内容结构严谨，通俗易懂，语句精炼，极富幽默又带有讽刺意味，愤怒而又带有鼓劲的语气，激励着当时沉睡的中国人。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先生急切地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振我中华雄威
感想之一：过去的一年，企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不好，几起事故的发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士气，而且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苦。
细细回想起来，不禁心寒胆战、叹息悲哀
心寒胆战的是：为什么企业管理者三令五申地强调安全、宣传安全、狠反“三违”，甚至放弃生产要安全，可依然还有那些执迷不悟、心存侥幸者，违章蛮干，捷径操作，抛弃规程，让血的惨痛重蹈覆辙；叹息悲哀的是：为什么您们仍然无视父母的嘱咐，妻子的叮咛，儿女的期盼，我行我素，背道而驰，无视生命，毁灭家庭美满团圆的梦想，从此相隔“两界”，魂灵不安
看到此景的您，心痛了吗
感想之二：当前，企业推行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之举措，旨在提醒您们时刻注意安全，处处遵章作业和牢记亲人嘱咐，进一步提高对人的本质安全理念认识，加强对物的定向管理和规范操作，从而推动企业本质安全目标的实现。
它是保障广大职工生活、安全需求的必然途经；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促进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内在体现，也是实现平安富裕和谐新矿区目标的必然要求。
此时，您们又丧失信心，宣告“投降”。
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就等于做工作“滞后了一半”。
在此，我也引用一下“呐喊”词义，呼吁矿工兄弟们，您们应该立刻苏醒过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构筑安全防线层层堡垒，坚决遏制不安全行为，永远记住只有您们的遵章作业、规范操作、铁面反“三违”行为，才能保障亲人团圆和家庭幸福
才能保证企业壮大发展和本质安全
才能不让安全抵押金付之东流
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创建目标
行动起来吧
我们一起携手并进
为美好明天的到来再做贡献，互勉同行
NO:2《呐喊》读后感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
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
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
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
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
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
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
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
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
《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
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
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
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
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
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呐喊》收入了鲁迅先生1918-1922年所作的15部小说。
后来作者抽出去一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更名为《铸剑》），遂成现在的14部。
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以下介绍《呐喊》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