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摩罗诗力说》的基本观点和意义
摩罗,这个词好象是印度宗教内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反抗,障碍,破坏.鲁迅用这个词来形容诗学,表明了自己对新诗持的观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应该打破陈规. 《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 王柯平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的代表作。
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探索救亡图存和改造国民性方略的诗论，既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充满民主革命热情、追求人本主义理想、号召思想革命的战斗檄文；既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精神，也呼吁“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历史的语境看，此文融鲁迅的艺术创作思想与启蒙主义热情为一体，在诗学与政治的经纬坐标上，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对统一，在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破旧立新的先导作用和标志意义。
论述《摩罗诗力说》的基本观点和意义
摩罗,这个词好象是印度宗教内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反抗,障碍,破坏.鲁迅用这个词来形容诗学,表明了自己对新诗持的观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应该打破陈规. 《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 王柯平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的代表作。
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探索救亡图存和改造国民性方略的诗论，既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充满民主革命热情、追求人本主义理想、号召思想革命的战斗檄文；既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精神，也呼吁“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历史的语境看，此文融鲁迅的艺术创作思想与启蒙主义热情为一体，在诗学与政治的经纬坐标上，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对统一，在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破旧立新的先导作用和标志意义。
麻烦帮我解读一下这首诗歌吧。
拜托了。
。
急用呢
《摩罗诗力说》是作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体现了作者早期文艺观点和政治理想。
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者介绍并论述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同时表达了以“诗心”、“诗力”挽救中国命运的政治见解。
然而,我以为,作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体现的执著并激烈地对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是可以贯穿多重内涵并超越时代局限的。
自由精神洋溢在《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作者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的自由精神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给人以无限启发。
首先,自由精神的建立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作者提出了理想的现代自由精神的内容与实现方式。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发展任务。
建立自由精神的实现与否和实现程度是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的争取已不再如作者所处时代那样急迫,然而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固有观念却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
鲁迅在文中所做的文化批判依旧有借鉴价值。
稳态、怀古、从众尤其是追求实利的心态以或显或隐的状态溶解在民族血液中,妨害着自由精神的实现。
另外,自由也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和精神探寻。
作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出的自由精神的是以文学的感化作为实现方式的,对“诗力”肯定与重视体现出作者对“诗”这一崇高文学的推崇。
在当代,以诗歌的衰落为标志的文学崇高地位的没落有着复杂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原因。
但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大众文化的过分膨胀。
这是与工业文明的兴起密切相关的。
当人们习惯了对大众文化的不加选择的接受和盲目模仿,自由精神就在不知不觉中丧失。
“诗力”的恢复也是当代文学的使命所在。
《摩罗诗力说》中充分体现了对自由精神的推崇与追求,从文学研究入手阐释了现代自由精神的内涵和实现方式。
实现自由精神要建立自由意识,要争取自由权利,并要在坚持斗争中保障强化。
《摩罗诗力说》中提出的自由精神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启发了中国现代观念的产生发展,在当时的中国有巨大的时代意义,同时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启示。
鲁迅散文集和读后感
彷徨读书笔记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
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
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纾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
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
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
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
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
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
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
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
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
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
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
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
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
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
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
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
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
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
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
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
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
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
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
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
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
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
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
《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
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
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
《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
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如何理解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
兑斯在《十九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作家中最富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1]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2]。
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
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3]、“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4]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5]，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6]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7]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8]。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
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9]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
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
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10]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
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
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11]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
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的特殊性能。
如何理解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
兑斯在《十九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作家中最富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1]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2]。
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
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3]、“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4]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5]，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6]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7]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8]。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
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9]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
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
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10]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
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
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11]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
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的特殊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