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有哪些
穆宗朱载垕（公元1537－1572年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明世死后继位。
在位6年崩，终年36岁。
葬于昭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大明隆庆皇帝朱载垕（hòu）（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是为大明第十二代皇帝，生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生母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很少得到父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
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朱载垕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明代原版穆宗朝服像 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极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朱厚熜崩，朱载垕登基后，年号隆庆。
隆庆帝首先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
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
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
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
施新，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
”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
隆庆帝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
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
所谓“安民生、足国用”，即蠲免救济，减少百姓灾后的痛苦。
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隆庆帝还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
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
同时，隆庆帝也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
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隆庆时期这些作为都是超过前朝的。
隆庆皇帝在位仅6年，死于乾清宫。
卒谥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庙号穆宗。
葬北京昌平昭陵。
（撰稿人：徐启宪） 明穆宗盛年即位，正是生命旺盛的年龄。
然而，穆宗沉迷媚药，也服这些媚药助兴。
穆宗本来体质极好，根本用不着这些春药，结果服药以后亢奋不能自制，阳具昼夜勃起，只能临幸美女宣泄，无法视朝理事。
明朝的第十二个皇帝是穆宗皇帝朱载垕，年号“隆庆”。
说起这位皇帝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他的性格，即：谨慎、仁义、懒惰、好色。
而且“好色”是这位爷最大的爱好，当了六年的皇帝到死也是被美女掏空了身子。
在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臣良相的辅佐帮衬，这位穆宗皇帝就是个大松心。
可能是为臣子的太出色，就显得皇帝太懒。
隆庆三年时，大臣郑履淳上疏：“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
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
回奏蒙谴，补牍奚从
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陆树德奏道：“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
”这些规劝要放在别的皇帝身上，不是砍头便是申斥，但朱载垕听了依然是不为所动。
这可能是和他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有关，当不管怎么说，整个隆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应该说明穆宗朱载垕的确是个好皇帝。
死后被葬于昭陵，谥号为“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
穆宗朱载垕死后，皇子朱翊钧继位。
但不管怎么说明穆宗朱载垕在历史上依然是个可圈可点的好皇帝。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明穆宗朱载垕，是明世宗杜康妃之子，但是皇帝的儿子多了，难免顾此失彼，且其母亲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很少得到父爱。
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藩裕王，开始了独立生活，过早的离开了父母，在裕王邸生活了13年。
本来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当他的王爷，但命运总是变幻莫测的，他的两位长兄先后早死。
他成为储君。
最终即位为皇帝。
作为一个王爷，他能够比普通老百姓与皇宫中的人更多的了解民间疾苦，更多的针砭时弊，对严蒿乱政，外忧内患有更清楚的认识，这对他登基后的作为有很大的影响。
惩奸除恶、革除弊端、平反冤狱 穆宗一上台，就有人要倒霉、有人要欢喜。
倒霉的人是那些呢
就是世宗相当信任与宠爱的方士，也就是那些道士。
方士王今、刘文斌等等一并逮捕，下狱论死。
是因为穆宗为裕王时，其父世宗为方士所惑，相信“二龙不相见”之论。
穆宗深受其害。
十几年未与其父亲相见。
并且他即位时已是成年人：29岁。
对方士乱国，浪费钱财的恶迹早就恨之入骨，所以一上台就毫不手软的处死了这些大贼。
欢喜的是谁呢
就是那些在世宗一朝因为敢于冒犯皇帝，劝谏的那些忠臣。
例如海瑞，穆宗不但没有追究海瑞不尊敬世宗的大不敬之罪，反而释放了他，官复原职，不久又提升大理寺丞。
海瑞看皇帝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更加的卖力，杀贪官、除恶霸，赢得百姓称赞，过了三年，海瑞迁佥都御史，历应天巡抚。
明世宗 大明朝党争的深化 大明朝党争，尤其是内阁的争斗开始于世宗一朝。
张璁，夏言，严嵩，徐阶互相倾扎。
穆宗即位之初，大学士徐阶掌管内阁，但是徐阶不具备一个高级领导应具备的能力，不能压制住其他内阁成员，以高拱为代表。
高拱为穆宗未即位时裕王府讲官，与穆宗感情深厚。
穆宗有意提拔自己的老师，加上高拱此人恃才傲物，与徐阶不和。
高拱设计赶走徐阶，当上首辅。
此时被誉为大明第一宰辅的张居正出场。
张居正为徐阶的学生，与高拱不对盘。
党争愈加激烈。
边疆军事的胜利 穆宗当王爷的时候，非常关注国家的边疆，一上台，经高拱所荐,任命当时有名的将领王崇古为宣大总督，谭纶为蓟辽总督。
戚继光，李成梁为谭纶的部下都督。
任用曹帮辅为兵部侍郎，与大将军王陵都督宣府、大同，总管西北边防，天下大定。
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事迹——与蒙古部落的俺答交往，封其为王，至此北部边疆安定的事。
其实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也不是俺答有中国意识，维护民族团结。
实际是因为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得到了一个美人，俺答知道后，就编造谎话，骗来那个美人霸占了她，把汉那吉气愤不过，就与不下阿力哥一同投降的明军。
俺答此时后悔，就召集了十万部队来救，未果。
加上为形势所迫，与明朝妥协。
明穆宗 崇尚节俭、用人不疑 穆宗一改皇室奢侈的作风，一切从简，粗衣素食，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百官相继效仿，以致节俭成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穆宗一朝在大明朝历史中是真正的节俭。
编辑本段在位 世宗晚年，国家千疮百孔，外患包括“南倭北虏”。
穆宗即位后，改革世宗弊政，为世宗朝因直言获罪的大臣平反，“存者召用，没者恤录”，把世宗宠信的道教方士治罪，罢除斋醮，并且释放海瑞，重用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
明穆宗期间开放国门，恢复海上的海外贸易，倭寇被灭，鞑靼被平。
庚戌之变后采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
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等修筑长城，沿线防御。
大明穆宗本人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
再加上沉湎酒色[1]，贪图享乐，宠幸塞外美女花花奴儿，导致早逝。
大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春天，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
第二天，死于乾清宫。
明穆宗的陵墓是明十三陵中的昭陵，距明神宗的定陵约一公里。
编辑本段隆庆和议 隆庆四年（1570），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家庭纠纷愤而投奔明朝，俺答举全鞑靼之兵到明朝边界要人，时任宣府大同总督王崇古坚守不出，双方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斗。
随后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与安排下，明朝派出使者与俺答谈判，并最终用把汉那吉交换了背叛明朝投奔鞑靼十余年的汉奸赵全，事件和平解决。
在此事件中，明朝与鞑靼双方通过沟通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俺答亦藉此机会再次提出封贡互市。
在高拱和张居正的斡旋下，明朝与鞑靼达成和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同时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互市贸易。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
隆庆和议的达成，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编辑本段评价 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修纂《穆宗实录》评价：“上（穆宗）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 《明史》对穆宗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继体守文，可称令主”。
编辑本段宰辅 徐阶 李春芳 郭朴 高拱 陈以勤 张居正 赵贞吉 殷士儋 高仪 编辑本段太监 李芳：官监太监。
敢于切谏，为其它太监所忌。
滕祥：任司礼太监。
善于谄媚。
陈洪：高拱所推荐之司礼太监。
善于谄媚。
孟冲：高拱所推荐之司礼太监。
善于谄媚。
编辑本段家庭 妻 孝懿庄皇后李氏，裕王妃，生宪怀太子朱翊釴，谥曰孝懿贞惠顺哲恭仁俪天襄圣庄皇后，合葬昭陵，祔太庙。
孝安皇后陈氏，裕王继妃，皇后，无子，尊为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
谥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祀奉先殿别室。
孝定太后李氏，贵妃，神宗生母，尊为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
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静和贤妃江氏[2] 昭荣恭妃吴氏[2] 恭惠庄妃刘氏[2] 昭静敬妃齐氏[2] 昭顺英妃许氏[2] 恭静和妃赵氏[2] 庄僖荣妃王氏[2] 荣悼安妃钱氏[2] 兄弟 哀冲太子朱载基 庄敬太子朱载壑 景恭王朱载圳 颍殇王朱载啇 戚怀王朱载垓 蓟哀王朱载? 均思王朱载壁 子女 子宪怀太子朱翊釴，出生五岁殇，赠封裕世子，母孝懿庄皇后李氏 靖悼王朱翊铃，出生未到一岁殇，赠封蓝田王，生母无考[3]，葬金山 神宗朱翊钧，母孝定皇后李氏 潞简王朱翊镠，母孝定皇后李氏 女 蓬莱公主，早薨。
太和公主，早薨。
隆庆元年与蓬莱公主同日追册。
寿阳公主 朱尧娥，万历九年下嫁侯拱辰。
永宁公主 朱尧媖，下嫁梁邦瑞。
万历三十五年薨。
瑞安公主 朱尧媛，孝定太后李氏女，万历十三年下嫁万炜。
延庆公主 朱尧姬，万历十五年下嫁。
栖霞公主 朱尧姜，母淑妃秦氏。
隆庆五年七月生。
隆庆六年九月薨（《明史》无载，见《霞公主圹志》、《宛署杂记》、《神宗实录》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明史 19卷 穆宗 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讳载垕，世宗第三子也。
母杜康妃。
嘉靖十八年二月封裕王，与庄敬太子、景恭王同日受册。
已而庄敬薨，世宗以王长且贤，继序已定，而中外危疑，屡有言者，乃令景王之国。
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世宗崩。
壬子，即皇帝位。
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
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
方士悉付法司治罪。
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
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
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
是年，土鲁番入贡。
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
戊辰，复郑王厚烷爵。
丁丑，追尊母康妃为孝恪皇太后。
二月戊子，祭大社大稷。
乙未，册妃陈氏为皇后。
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三月壬申，葬肃皇帝于永陵。
乙酉，土蛮犯辽阳，指挥王承德战殁。
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庙。
丙午，禁属国毋献珍禽异兽。
丁未，御经筵。
五月己未，黄河决口工成。
辛酉，祀地于北郊。
丁丑，高拱罢。
六月戊戌，以霪雨修省，素服避殿，御皇极门视事。
是月，新河复决。
秋七月辛巳，招抚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五年。
八月癸未朔，释奠于先师孔子。
九月乙卯，俺答寇大同，诏严战守。
癸亥，俺答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采，掠交城、文水。
壬申，土蛮犯蓟镇，掠昌黎、卢龙，至于滦河。
诏宣大总督侍郎王之诰还驻怀来，巡抚都御史曹亨驻兵通州。
甲戌，郭朴致仕。
免襄阳、郧阳被灾秋粮。
乙亥，总兵官李世忠援永平，与敌战于抚宁，京师戒严。
冬十月丙戌，寇退，京师解严。
甲辰，谕群臣议边防事宜。
宁夏总兵官雷龙出塞邀击河套部，败之。
十一月癸亥，祀天于南郊。
是年，广东贼大起。
琉球入贡。
二年春正月己卯，给事中石星疏陈六事，杖阙下，斥为民。
二月丁酉，寇犯柴沟堡，守备韩尚忠战死。
己亥，耕耤田。
丁未，如天寿山，谒长陵、永陵。
庚戌，还宫，免所过田租有差。
三月辛酉，立皇子翊钧为皇太子，诏赦天下。
乙丑，广西总兵官俞大猷讨广东贼。
戊辰，赐罗万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子，幸南海子。
戊寅，京师地震，命百官修省。
夏六月庚辰，遣使两畿录囚。
己丑，广东贼曾一本寇广州，杀知县刘师颜。
秋七月己酉，贼入廉州。
丙寅，徐阶致仕。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灾秋粮，振淮、徐饥。
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
甲辰，免畿内、河南被灾秋粮，十一月壬子，宣府总兵官马芳袭俺答于长水海子，又败之鞍子山。
辛酉，免江西被灾税粮，戊辰，祀天于南郊。
己巳，命广东、福建督抚将领会剿曾一本。
十二月庚寅，世宗神主祔太庙。
丁酉，限勋戚庄田。
是年，琉球入贡。
三年春正月壬子，大同总兵官赵岢败俺答于弘赐堡。
二月庚辰，免陕西被灾秋粮。
三月戊辰，曾一本陷碣石卫，裨将周云翔杀参将耿宗元叛，附于贼。
夏四月己丑，总兵官雷龙出塞袭河套部，败之。
五月庚戌，总兵官郭成等破贼于平山，周云翔伏诛。
甲寅，御史詹仰庇请罢靡费，斥为民。
秋七月壬午，河决沛县。
乙酉，诏天下有司实修积谷备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灾州县。
八月癸丑，广东贼平，曾一本伏诛。
壬戌，礼部尚书赵贞吉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东水灾。
九月丙子，俺答犯大同，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
辛卯，大阅。
冬十一月甲戌，祀天于南郊。
庚辰，京师地震有声，敕修省。
十二月己亥，命厂卫密访部院政事。
庚申，召高拱复入阁。
乙丑，尚宝寺丞郑履淳以言事廷杖下狱。
是冬，免两畿、山东、浙江、河南、湖广税粮。
是年，陕西贼起。
琉球、土鲁番入贡。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贺。
辛未，避殿修省。
是月，倭入广海卫城。
二月乙丑，分设三大营文武提督六人。
夏四月戊戌，京师地震。
丙午，俺答寇大同、宣府，官兵拒却之。
是月，陕西贼寇四川。
五月癸酉，给事中李己谏买金宝，廷杖下狱。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
命抚、按官严禁有司酷刑。
戊子，陈以勤致仕。
乙未，免四川被灾税粮。
八月庚戌，宣、大告警，敕边备。
九月癸酉，陕西水灾，蠲振有差。
甲戌，河决邳州。
壬午，免北畿、湖广被灾税粮。
癸未，寇犯大同，副总兵钱栋战死。
戊子，犯锦州，总兵官王治道等战死。
甲午，罢京营文武提督，置总督协理大臣。
冬十月癸卯，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
丁未，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
壬戌，考察给事中、御史。
十一月丁丑，俺答乞封。
己卯，祀天于南郊。
乙酉，赵贞吉罢。
己丑，礼部尚书殷士儋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
十二月丁酉，俺答执叛人赵全等九人来献，诏遣把汉那吉归，厚赐之。
乙卯，受俘，磔赵全等于市。
五年春二月甲午，廷臣及朝觐官谒皇太子于文华左门。
己未，封皇子翊镠为潞王。
三月己卯，赐张元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
夏四月甲午，河复决邳州。
五月壬戌，古田僮贼平。
戊寅，李春芳致仕。
六月辛卯，京师地震者三，敕修省。
甲辰，授河套部长吉能为都督同知。
甲寅，顺义王俺答贡马，告庙受贺。
丙辰，俺答执赵全余党十三人来献。
秋八月癸卯，许河套部互市。
九月癸未，三镇贡市成。
冬十月己亥，河南、山东大水，申饬河防。
十一月己巳，殷士儋致仕。
是年，琉球、土鲁番入贡。
六年春正月辛未，筑徐州至宿迁堤三百七十里。
二月丙申，倭寇广东，陷神电卫，大掠。
山寇复起。
闰月丁卯，御皇极殿门，疾作，遽还宫。
乙亥，倭寇高、雷，官军击败之。
夏四月戊辰，礼部尚书高仪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
五月壬辰，免广东用兵诸郡逋赋。
己酉，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
庚戌，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六。
七月丙戌，上尊谥，庙号穆宗，葬昭陵。
赞曰：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
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
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
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编辑本段大事记 隆庆元年——史称 “隆庆开关”，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 年“隆庆开关”到1644 年明朝灭亡，这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
并且全球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距离资本主义仅一步之遥 隆庆二年——内阁首辅徐阶致仕 隆庆三年——高拱授文渊阁大学士兼掌吏部尚书，高拱正式控制内阁。
隆庆五年——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
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隆庆六年——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赶走高拱，从此张居正开始与冯保联手把持朝政。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朱载垕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从他调停徐阶和高拱的矛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大局观之强。
有人曾说，这个懒皇帝非常的幸运，因为那个时代帝国出现了徐阶，高拱，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海瑞，李贽等等一系列的名人，群星的闪耀使的在皇帝不努力的情况下帝国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
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主观了，因为这个人先认定了皇帝不出力国家就一定治理不好的观点。
隆庆帝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
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
在隆庆帝在位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隆庆帝得以稳坐皇位六年。
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
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
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历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朱载垕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国运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白居易《中隐》诗中“留司官”是个什么官职
一、诗中“留司官”指作者所任职的太子宾客。
二、扩展知识： 1、太子宾客：官名。
唐代始置。
为太子东宫属官。
掌调护侍从规谏等。
宋、元、明因之，多以他官兼任。
清不立太子，不设。
《新唐书。
百官志四上》：“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
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宴会则上齿。
”实属闲职，无权、无责，闲散，适意。
2、原诗欣赏：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3、作者简介： 白居易（公元772～846）,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
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
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
少年时读书刻苦。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
二人订交。
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
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
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
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
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
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次年写下《琵琶行》。
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
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
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
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沈万三怎么死的
编年体有谈迁《国、陈建《皇明从信录》鹤明纪》、夏燮《明通鉴》纪传体有查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等；纪事本末体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彭孙贻《明朝纪事本末补编》等；人物碑传有焦竑《国朝献征录》等；笔记有张怡《玉光剑气集》、谈迁《枣林杂俎》等；记明朝开国至隆庆时期的野史笔记，有陈建《皇明通纪》、余继登《典故纪闻》、宋端仪《立斋闲录》等。
其中有专记明朝前期某朝史事的野史笔记，如专记朱元璋开国事迹的《平吴录》、《平汉录》、《平胡录》等；记建文朝的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等；记朱棣事迹的《奉天靖难纪》等等 记明朝后期万历至明亡的野史笔记，有李逊之《三朝野纪》、文秉《烈皇小识》、王世德《崇祯遗录》、钱《甲申传信录》、计六奇《明季北略》、卫匡国《鞑靼战纪》等。
其中有专记晚明奴变、农民起义的，如王一中《平妖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吴伟业《绥寇纪略》、管葛山人《平寇志》、郑廉《豫变纪略》、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意〕利类思等《圣教入川记》等。
记明季党社运动，有吴应箕《东林本末》、吴伟业《复社纪事》、杜登春《社事始末》等。
记南明抗清史事的，有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传附考》、查继佐《国寿录》、李天根《爝火录》等。
其中专记福王南京弘光政权及江南抗清活动，有李清《南渡录》、应廷吉《青燐屑》等；专记潞王杭州监国，有张道《临安旬制纪》等；专记鲁王舟山政权，有徐芳烈《浙东纪略》、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李聿求《鲁之春秋》等；专记唐王福建隆武政权，有华廷献《闽事纪略》、苏国祐《易箦遗言》等；专记郑成功父子抗清斗争，有杨英《从征实录》、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海上闻见录》、〔日〕丸山正彦《台湾开创郑成功》、〔荷〕揆一等《被遗误的台湾》等；专记桂王西南永历政权，有钱澄之《所知录》、王夫之《永历实录》等。
清代因文网苛密，史案频兴，特别是康熙后期至乾嘉时期，尤为炽烈，野史笔记大量被禁毁，文人动辄惹祸，只好钻入故纸堆中经营考据，故而清代的野史笔记出现“两头多，中间少”的局面，即顺康初期与道咸以后野史笔记较多，而雍正、乾嘉时期较少。
至于记有清一代史事的野史笔记，几乎涸之阙如，仅有魏源《圣武纪》而已；私家的碑传史书有晚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李桓《国朝耆献类徵》、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
清初文网尚未森严时，有一些记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孙延龄诸王事迹及西南战事的野史笔记，如许旭《闽中纪略》、刘献廷《广阳杂记》、王士禛《池北偶谈》等。
记清初文字狱案的如《顺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等。
道咸以后，文网稍弛，野史笔记亦趋于繁兴，记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李文成起义，有黄育楩《破邪详辩》、佚名《当阳遇寇记》等；记台湾天地会起义，有沈如瀚《戎马风涛集》、蓝鼎元《平台纪略》等；记太平天国事迹，有陈微言《武昌纪事》、邬西野史《粤氛汇编》等。
2、经济史类。
记明代社会经济的野史笔记，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肇淛《五杂俎》等；清代有屈大均《广东新语》、叶梦珠《阅世编》、李斗《扬州画肪录》、钱泳《履园丛话》、昭梿《啸亭杂录》等。
其中记述农业生产的，明代有陆容《菽园杂记》、张瀚《松窗梦语》、徐光启《农政全书》等；清代则有张履祥《扬园闻见录》、周亮工《闽小记》、邵晋涵《南江文钞》等。
记手工业生产的，明代有顾起元《客座赘语》、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等；清代有吴骞《阳羡名陶录》、王士禛《香祖笔记》、俞正燮《癸巳类稿》等。
记商业贸易的，明代有沈榜《宛署杂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清代有朱彝尊《日下旧闻考》、查慎行《人海记》等。
3、科学技术与文化史类。
记医学、地理学、应用技术的，明代有高濂《遵生八笺》、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杨明《髹饰录》、方以智《物理小识》、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等；清代有王徵《奇器图说》、顾炎武《日知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
记文学家、戏曲家，明代有蒋之翘《尧山堂外记》；记诗人，明代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清代有郑方坤《本朝诗抄小传》；记思想家、哲学家，明代有黄宗羲《明儒学案》，清代有唐鉴《清儒学案小识》、江藩《汉学师承记》；记文化名人，明代有何乔远《名山藏》、黄宗羲《思旧录》，清代有钱林《文献征存录》；记科学家，清代有阮元《畴人传》；记书画家、篆刻家，明代有周亮工《画人传》、《印人传》，清代有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震钧《国朝书人辑录》等。
记书画艺术，明代有朱存理《铁网珊瑚》、都穆《寓意编》等，清代有孔尚任《享金簿》、顾复《平生壮观》等。
4、民族关系史及中外交通史类。
明代有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张燮《东西洋考》等；清代有毛奇龄《蛮司合志》、魏源《海国图志》、谢清高《海录》、徐松《新疆识略》等。
其中记鸦片战争的有王韬《华英通商纪略》、夏燮《中西纪事》、魏源《夷艘入寇记》、林则徐《信及录》、梁廷枏《夷氛闻纪》、薛福成《庸庵笔记》等。
当然，上述分类是很不严格的。
野史笔记本来就是一种不拘形式、随感而录的文献，内容往往纭繁复杂，所以常常是一种野史或笔记就包罗万象，涉及政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因而要把它们严格地别类分门，显然是困难的。
我之所以采用侧重某方面内容的分类，无非想让读者对明清野史笔记的概况有个初步的了解而已。
近人谢国祯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江浙访书记》、《瓜蒂庵明清史谈丛》等，论述和介绍明清野史笔记较详，读后可以令人对浩如烟海的明清野史笔记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二，要带着问题去利用明清野史笔记。
我们了解明清野史笔记的概况，做到胸中有数，就不会在查阅史料时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个明确的目的，即要带着问题去查阅利用明清野史笔记，“知彼知己”，这样可以避免被文献的大海所掩没。
因为无目的地泛泛翻阅，只会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
一旦问题确定了，或研究某人，或研究某事，那就可以去叩击明清野史笔记宝库的大门了。
当然，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须查阅与该问题时代背景有关的野史笔记。
如研究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1611—1671），我们可以先在《明史》上查阅他的传略，知道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任翰林院检讨，入清亡命南方，变服为僧。
这样我们就应查阅记载崇祯至康熙时期的野史笔记，如谈迁《国榷》，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张岱《石匮书后集》、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传》、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等，从而可以具体了解方以智的生平活动、时代背景、著述情况等。
又如，我们要研究明初永乐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问题，就须查阅记载有关永乐时期的野史笔记，如朱存理《铁网珊瑚》、陆深《续停骖录》、张萓《西园闻见录》、叶盛《水东日记》、李默《孤树杂谈》、舒荣都《闲署日抄》、谈迁《国榷》等文献，从中找出资料以进行研究。
郑和与哥伦布的区别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拍案惊奇》第一篇,小说分“入话”和“正话”两个部分。
“入话”里写宋代汴京经纪行中人金维厚“朝晨起早,夕晚眠迟”,经营所得除了维持生业之外,把银子放在家里存起来。
70寿辰时高兴,说将8大锭银子分给4个儿子,每人2锭。
不料银锭作怪,竟然辞别他自往某县某村王某人家里去了。
“正话”写明朝苏州人文若虚,贩扇子到北京卖碰上阴雨季节,扇子霉坏,“本钱一空”。
并且,“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
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
”后来有幸随一伙商人出海,他带的几篓“洞庭红”橘子,到吉零国竟卖了八九百两银子,归途中为躲避飓风泊船荒岛,他独自登岸,捡到一只巨大的海龟壳,本来以为不过是好玩的东西而已,回到福州,被识宝的波斯商人玛宝哈用5万银子买了去,陡然间无意中成了“闽中富商”,比起原来卖扇子折本,频年“倒运”,不啻天壤之别[1](3页)。
本篇在小说史和文学史上得到了较高评价,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等篇中,通过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对他们海外冒险理想的多方面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2](121页)齐裕火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上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
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横财暴富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
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
”[3](131页)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立论,大都说得很准确。
本文试图从商业和金融的角度,对这篇小说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 生意和市场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提倡以农为本,封建时代的历朝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惟恐无农不稳。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鼓励发展农业,对商人和商业作了许多苛刻的规定,并且严厉禁止私人出海经商。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的子弟通过读书应举进入官场成为朝廷要员的大有人在[4](207、210页),社会上对商业作用的评价随之提高。
并且早在隆化时代,已经开放海禁,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
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被否定了,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着眼于商人和农民、商业和农业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提出了“厚商”、“资商”的思想。
他的思想无疑直接影响了当时朝廷的政策[5](317页)。
重商,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
这种社会风尚影响到文学创作,于是有关商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商人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了更好的形象。
从凌氵蒙初《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商业贸易的认识以及当时贸易市场的一些特点:(一)经商有风险,挣钱不容易,信息和预测很重要文若虚贩扇子亏本是个很好的例子。
文若虚“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邀人从苏州贩扇子上北京,想从地区差价中发个小财。
为了使扇子卖个好价钱,事先花钱请人在扇子上摹拓名人诗画。
可谓既重视商业信息,也颇有经营头脑。
但他对北京的气候缺乏了解,没做好防湿防潮的保护,扇子进京便碰上霉雨季节,等到天气好时扇子却已经粘住了、霉坏了,所有的美好设想都落了空。
此后频年做事,连连亏本,得了个“倒运汉”的诨名。
凌氵蒙初不同意说话人“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和“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的宿命论观点,认为“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事在人为,无关宿命。
文若虚既不“懒惰”,也不“败坏”,为什么就破产受穷呢?故事说明,原因就在于对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缺乏全面研究,文若虚作为商人个体,他收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何况那时的信息传递方式比现在不知落后多少倍。
这段故事为文若虚日后出海时来运转作了铺垫。
这个铺垫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它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思想,认为经商有风险,生意不好做,挣钱不容易。
生意不好做的原因在于市场情况千变万化,难于把握,稍有一点估计不到,就要“倒运”。
因此,信息和预测都很重要,作为商人,要重视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的全面研究。
(二)海外贸易风险大,利润高,值得冒险一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外贸易虽然有风险,但却能够赚大钱。
小说中说:“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
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在这条路。
”他的算法是这样的:一定成本的货物带到吉零国能换到三倍于原价的当地货物,贩回国内去,又可以卖到三倍于吉零国的价钱,于是这一趟来回贩卖,跟他起始动身时相比,已经得到了九倍于初始本钱的利润回报,除掉贸易转运的成本开支,估计可赚七八倍于初始成本的利润。
因为利润高,所以张大等生意人才冒惊涛骇浪之险租船驶向茫茫大海,所以他们力劝文若虚把卖橘子赚的钱用来买同船客商贩去的货以便换取吉零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去卖。
文若虚因为贩卖扇子亏本余悸未消,横竖不肯,“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回到了福州,牙行主人玛宝哈先登记客商带的货物,然后据货物价值轻重安排接待座次,作者让文若虚因为不肯带货,摈居末席,满面羞惭,心里懊悔;以他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否定了不敢冒险,轻易放过发财机会的做法。
(三)贸易之道,在互通有无;商业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能挣大钱文若虚一两银子买去的百来斤洞庭红橘子赚了八九百倍的利润,是因为它在苏州生产成本极低,价钱极便宜,而吉零国没有橘子,彼国之人更不知此物价钱,所以文若虚奇货可居,供不应求,随口开价,趁便提价,开始一个银钱一个橘子,接着两个,最后竟卖到三个银钱一个橘子,这个国别差价挣得极为痛快,令多少商人神往不已。
文若虚从荒岛上随意捡来的海龟壳能让玛宝哈毫不犹豫地用5万两银子买了去还兴高采烈,是因为玛宝哈识宝,他买去加工之后出售可赚20多倍的利润,他需要文若虚提供这个原料让他赚大钱。
海龟壳肋节中有夜明宝珠的说法似乎没有科学的根据,所以作者给小说主人公改名为文若虚。
“文若虚”者,问若虚也,经不起再三追问、经不起实践检验之谓也。
他不过是借这故事表达生意人的理想,说明冒险出海,说不定就能碰上赚大钱的机会,从而激起那些商人对这本小说的购买欲望。
故事题目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也许作者认为文若虚的发财只在两次“巧遇”,其实这两次巧遇中便包含着很实际的经济学原理,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贸易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会无往而不赢利,无时而不赢利。
(四)“牙行”为生意人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服务,反映明代中后期商业市场已经比较规范牙人作为贸易双方的中介人在唐代已经出现,到五代时则进一步出现了牙行。
牙行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才出现的贸易中介组织,靠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而牟利,历代既有“官牙”,也有“私牙”。
官牙固然是为官府牟利的,私牙也往往与官府吏员勾结、“操纵市场、欺挟买卖双方”,“阻挡商人直接交易,成为商业正常发展的障碍”[5](151页)。
所以,明太祖曾下令将“天下府州县店去处”的官牙私牙一并取缔。
永乐时取消禁令,允许开设牙行,应是着眼于它在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商品的流通[5](312-313页)。
到明代后期,由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扩大,牙行日益增加,彼此竞争,虽然仍不免有如顾炎武等所批评的欺行霸市的现象,但规范性增强了。
“官牙”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客商有了选择牙行的自由。
从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次日风息了,开船行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
才停住了船,就有一伙惯侍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
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1](13页)“小经纪牙人”是为牙行拉客的,“张家”、“李家”自然就是指众多的牙行了。
张大等一帮海客,“拣一个一向熟悉的跟了去”,于是就到了波斯商人玛宝哈的店里。
玛宝哈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在福建经商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兼经纪牙人。
他在这桩交易中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对海龟壳的无知实施欺诈,作为富商,他虽然精明,却也比较诚实厚道。
玛宝哈的处事方式为素来形象不佳的牙行和牙人增添了光彩,这也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牙行在竞争中改善了自己的形象,比较规范、比较值得信赖了。
这是贸易趋向于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
(五)“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契约关系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玛宝哈在与文若虚当着张大等众商人的面谈妥了5万两银子将海龟壳成交的事以后,立即郑重其事地安排书写“合同文书”。
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
’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
’把纸笔让与他。
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笔写道:‘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
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买成。
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
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
合同为照。
’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
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猪,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画了花押。
单上有名的,从后头写起,下到张乘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
’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
”[1](16页)这一段描写对合同文书的内容、款式,签字的人数与顺序,合同书的防伪标志,买卖双方的最后画押及押字钱等都写得仔细。
如此不吝笔墨,除了表示这桩买卖交易数额极大不能马虎以外,也显示出“合同文书”在商务往来中的作用已经受到了重视,契约意识在商人群体中已经树立起来了。
这无疑是商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二 资本和金融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有关明代中后期的资本和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
在当时的商业社会中,对资本极为重视,并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殖。
但社会还缺乏与商业资本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
(一)“以利为重”、“看货轻重”定坐席,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波斯商人玛宝哈对海外来的客商是看货单定座席:“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
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
”文若虚因为没带货,坐了末席,好不懊悔。
第二天上船看货时,玛宝哈发现了海龟壳,惟恐昨日对文若虚的不恭会使他失去这笔生意,扯住文若虚连声道歉,赶忙拉上大家到昨日宴请的店里重新开宴,请文若虚坐了首席,然后才开始谈转让的价钱。
谈生意之前先请客,自然是为了联络感情,为接下来的讨价还价培养感情基础。
请客时按照货物价值大小排坐次,那就是看商人资本了。
重视资本,实际上是重视商人可能对牙行作出的贡献。
商人资本大,所做生意的规模也必定大,带来的货物价值也必定高,这样的客商给牙行带来的利润自然也大。
如果张三带来的货价值5万两,我们假定牙行佣金的比例是三十抽一,牙行从张三的业务中得到的“佣金”将是1500两银子,李四给牙行带来的货物只值1万两,那么牙行将这些货物介绍给买主能够得到的“佣金”不过是300两银子。
相比较而言,牙行当然更欢迎张三这样的客商了,因为他对牙行作出的贡献比李四大5倍,牙行有充分理由对他表示超过李四的敬重和欢迎。
“小说对商客前踞后恭之举的描述,形象地说明,社会的价值心态已向财富倾斜,成功的商贾可以让人肃然起敬,赢得社会的尊重。
”[6](40页)尊重成功的商贾,实际上就是尊重资本的价值。
(二)银钱要投入运营,才是资本;只赚不用,就失去了资本的价值资本的灵魂是增殖。
“入话”中的金老汉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配享有资本。
他一辈子辛苦经营,积攒800两银子,熔成8大锭,用红线系在锭腰上,放在枕边,每夜入睡前摩弄一番,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
他不想把这些银子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只是想给4个儿子每人分2锭作个“镇家之宝”,这个想法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土财主们的想法,不符合资本增殖原理。
银锭们知道他的心思以后,趁他在睡梦中向他辞行,然后告以去向,飘然而去。
老汉醒后追踪,得知梦中见闻是真以后,他却无此财力将银锭赎回,“眼睁睁无计可奈”,“扑簌簌掉下泪来”,其情其境真使人同情,叹其命苦,为之唏嘘不已。
但金老汉的做法违背了资本增殖的原理,资本在他手里,有与没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小生产者的财富管理方式使他最终无福消受这笔财富,他虽然还想拥有,财富却自动离他而去。
这段入话看似夸张,而且荒诞无稽,但其中包含的资本应该增殖的道理跟海龟壳的故事所包含的贸易要适应相互需求的道理一样,是真实而可信的,并且是非常正确的。
“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达到保值和增殖,扩大资本,占据优势,保持和增强资本的生命力。
一旦停止运动,资本的生命就完结了。
”[7](75页)金老汉不让资本运动,等于是扼杀了资本的生命;而资本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因此金老汉的银锭要自己寻找出路。
(三)没有银行,没有钱庄票号,明代中后期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玛宝哈与文若虚的5万银子如何交付?文若虚等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玛宝哈想得周到。
他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
”听玛宝哈这么一说,文若虚才感到“见教得极是”。
文若虚是苏州人,得从福建泛海北上才能抵家。
于是玛宝哈把一个缎匹铺给了文若虚,连房屋和货本都交给他,抵了5千两银子,另外付了45 000两现银:10个大桶,每桶4千两;又5个小匣,每个1千两,直接从玛宝哈家高阁上的土库里搬了出来,然后就送到文若虚的缎匹铺里去了,“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
玛宝哈作为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把大宗银子放在店里的做法实在是不保险的,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的牙行里有任何看家护院的保镖之类的人物。
付给文若虚买海龟壳的5万显然不是他的现银的全部,从故事可知,他还要买下张大等一大批客商的全部货物。
就算这4.5万两是他的全部资本,这也是够大宗的现银了。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这4.5万两现银,相当于107.46位省级官员一年的名义工资,166.64位省级官员的实际工资,这正如吴思所言:“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
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3 700元。
正司局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4 570元人民币。
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2 140元人民币。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价值不过1 380元人民币。
”[8]拿七品知县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相折算,可知实际工资只是名义工资的0.644 9,照此计算,则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是每年371.44石大米。
潘建国引用了万历二十一年首版的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时期米价平均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
45 000两银子,可买61 898石大米,相当于107.46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名义工资;按每年371·44石计算,则相当于166·64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9]。
相当于数千贫民百姓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
这么多银子,就这样放在家里的“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能够保得住不被偷盗、不被抢劫吗?不管是文若虚还是玛宝哈的存放现银的办法,都不符合金融安全的要求。
但当时社会没有钱庄,没有票号,更没有银行,“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
”[10](17页)即使是埋藏地下也是不保险的,如果被坏人知道,这钱的主人就难免要遭到抢劫、绑架,甚至于有杀身之祸。
当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银行,凌氵蒙初在写作这个故事时,不可能凭空给玛宝哈和文若虚们设计出银行信用的方法来的。
三 商人文若虚本篇中的商人很多,与张大一同出海的有40余人,与他一起同玛宝哈讨价还价把生意做成的有十几个人,但除了对玛宝哈和张大稍有刻画以外,其他人物都是以“众人”面目出现的,是陪衬性人物。
其实张大也是陪衬性人物,真正的主要人物是“转运汉”文若虚。
讲他的故事,写他的命运,刻画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才是作品的重点所在。
文若虚的命运经历了从“倒运”到“转运”的转变,有大落大起的变化,因为有这个转变和变化,他的性格便表现得比张大等商人鲜明,也比那豪爽果断、多财善贾的玛宝哈复杂,可以说是“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一)“存心忠厚”,是文若虚的性格基调,也是他“转运”的性格基础小说最后,当文若虚等人得知海龟壳的价值百万之后,有一位共同出海的商人提出:“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指玛宝哈———笔者注),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
”文若虚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里有此一主财爻。
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
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
”存心忠厚,是作者赋予文若虚的性格基调,在小说中有多次表现。
倒运之时,张大与同行的40余个商人商议替文若虚凑点本钱“将就置些东西去”,不料“说着钱,便无缘”,只有他自己“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
文若虚也“称谢不尽,接了银子”,买了百多斤洞庭红橘子,一则用于船上解渴,二则“答众人助我之意”,已见其为人之忠厚了。
带橘子出海受到“众人”取笑,捡了海龟壳回船又受到“众人”取笑,文若虚都没有计较,亦见其人性格之忠厚。
尤其是在海龟壳卖了大钱,陡然之间暴发之后,先是把卖橘子所得的银钱拿出来,“每人送他十个”(据小说所写,每个吉零国的银钱重八钱七分),“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又拿出几十个来”,请张大替他“分与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当一茶”。
接着将1 000两银子“用钱”拿出来,将100两散与船上众人,其他900两全部分给了张大等人,更显示了他性格的忠厚。
惟其忠厚,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有爱人之德,无害人之心,所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困难时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在成功时受到“众人”的关心。
所以,“忠厚”是文若虚“转运”的性格基础。
(二)热爱生活,敢于实践,是文若虚“转运”的心理因素凌氵蒙初把文若虚写成了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人。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
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
当坐吃山空之后,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思量着做起生意来。
“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就去贩卖扇子,可谓敢于实践了。
遇挫亏本以后,继续商业实践,连连折本,被人称做“倒运汉”也不在乎。
知道张大等人要走海泛货,就自求同去,哪怕自己一点本钱都没有,根本就置不起什么货也要去“看看海外风光”。
正是因为抱着看海外风光的目的去的,所以当商船被飓风卷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岸边的时候,他不顾众人反对,抖擞精神,独自登上“树木参天,草莱遍地”的荒岛观光去了。
发现了巨大的海龟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拖了回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转运”。
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假如文若虚不是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朋友们都喜欢他有趣的人,恐怕不会有人来邀请这样一个既没有本钱、且又“倒运”出了名的人同行;假如人家邀请他出海而他自惭没有本钱而不敢应邀,就不会有后来的两次“巧遇”;假如他对海龟壳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不想把这件“希罕的东西”费点力气带回去与人共享稀奇,那就不会有后来“转运”而来的巨富了。
所以,文若虚热爱生活,敢于实践,禁得起挫折,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心理因素,也是他成功、“转运”的条件。
(三)精明而灵活,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因素文若虚的“转运”,得益于“转运”以前经商失败的经验教训。
商业实践使他更加灵活,失败的教训使他更加精明。
卖橘子得钱之后,不肯置货,看似保守,实则是从前的失败教训使然。
因为他是初次出海,不知道置些什么货回去才能适合国内市场的需要,所以才坚决不听“众人”的劝告。
卖橘子和出让海龟壳,都显示出文若虚的精明和灵活。
他本没有想到洞庭红橘子可以卖钱,不过是趁着众人上岸之后没人取笑他了,翻检一下橘子看看有烂的没有。
摊开在船头上,“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得岸上很多人围观。
于是他当众剥了一个自己吃了,这个动作明显是告诉吉零国的人: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
看见有人要“买一个尝尝”,赶紧接过银钱,“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目的是让吉零国的人感到一个钱买一只这么大、这么好看的从未见过的而且可以吃的东西,这钱花得值,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掏钱来买。
卖了不少钱以后,看到买的人有增多的趋势,而橘子已经剩不多了,就“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
’”在买者的再三要求下,趁机将价钱上涨一倍。
当最先买橘子的那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的奔到船边”,大声吆喝着要全部买下时,文若虚“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又拿起班来”,52颗橘子“准准地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
在玛宝哈的店里,他本不知海龟壳可以卖钱,更不知这东西值多少钱。
当玛宝哈问他是否肯卖时,“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什么是好价钱,他并不知道,“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迟迟不肯开价。
张大做手势,叫他讨3千两,他用手势加说话表示1千两都讨不出口。
张大开玩笑,说他开价1万两,玛宝哈却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于是在众人的怂恿下,尽管“碍口识羞”,还是大胆“讨了”5万两,后来就以5万两成交了。
文若虚在面临新机遇、新发展的时候,既能敏捷地把握机遇,又凡事三思而行,这种审慎态度,正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性因素。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无论是入话还是正话,都有来源,也都有所改造和发展。
对题材的改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正话源于明代周玄日韦《泾林续记》中所记苏和的故事[11](219页),但凌氵蒙初对商人的看法与周玄日韦有明显的不同。
周作开头便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
”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奸商”,反映了周玄日韦对商人的歧视。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奸商”一词从未出现,说明凌氵蒙初对商人的认识比周玄日韦正确。
凌氵蒙初对故事本身是有怀疑的,从他将苏和改名为文若虚可知,但他还是用夸张的笔法对故事作了更加详细也更合情理的描写,从中反映了他对于商业和资本的一些宝贵的思想,如前所述故事反映出来的相互需求和资本增殖原理至今也没有过时。
文若虚的形象中反映出来的要学经商先学做人,经商和为人相统一的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
凌氵蒙初心目中的商人是应该有些“儒商”精神的,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也应该成为商人为人处世的准则。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文若虚的形象无疑是凌氵蒙初树立的正面典型之一。
小说描写了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反映了他们海外冒险的理想,能够使我们从中看到“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有了一定的规范。
如四十多位商人同船贩货出海,如福建沿海的外贸吞吐能力,如牙行、用金和契约的描写等都能说明问题。
但是,文若虚贩扇子亏本的故事反映了商业储运适应不了市场行情和气候情况的千变万化,玛宝哈和文若虚存放银子的方式反映出当时还没有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
商业的更大发展还有待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