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篇2000字左右的《论法的精神》读后感（读书笔记），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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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大国的崛起之路》读后感
在人会前行的历史中，大国生辉，如同耀眼的明星指引亮着大海上的夜。
它们的丰功伟业奠定了人类社会文明昌盛的基础，它们的兴衰更替构成了人类世界史的主旋律，它们的变革求新引领着时代的大潮。
历史政证片【大国崛起】及其丛书以客观公正的视角，讲述从公元1500起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力求启迪国人思考大国崛起之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一、大国回顾 1、葡萄牙与西班牙 葡萄牙崛起关键因素有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重视科学。
葡萄牙以国家名义实施航海战略，为此他们建立了人类第一所航海学校，以国家力量组织科学研究并进行航海实践。
在国家财力、物力、人才的支持下，科研与实践的积累使得葡萄牙人最早称霸海洋并最早开始瓜分世界，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西班牙与葡萄牙类似，抓住历史的机遇，把航海作为国家战略，最终成为海洋大国并开始海外殖民。
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在利益驱使下走向海洋，通过海外殖民获取了巨大的回报。
这是航海家无畏探索精神的成功史诗，更是国家战略的成功史诗。
然而这种方式不可持续，由于不重视本国工商业，巨大的财富象潮水一样流入伊比利亚半岛，又象潮水一样退去。
2、荷兰 15世纪只有百万人口的小国荷兰以工商业立国，实现了国家强盛。
荷兰人非常明确本国的战略定位，并通过差异化国际分工和制度创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长足发展。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没有强大的政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去直接进行海外掠夺，他们选择的运输与贸易发展之路非常切合他们的实际。
方向对了，还要有核心竞争力，而制度创新则是荷兰致胜的利器。
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第一所股票交易所和银行以及后来的信用制度，他们创新地发明了许多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商业制度。
但他们创新的不仅是商业制度，他们建立了“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他们象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购买自治权”。
荷兰专注商业，通过制度创新树立了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商业帝国。
同时这些制度使全民资本转换为全民财富，人民的生活正如17世纪弗美尔所绘荷兰厨娘一样富足安逸。
然而荷兰毕竟是一个小国，随着大国崛起，荷兰渐渐离开历史舞台的中央。
3、英国作为最早的现代国家，英国近500年历史就是人类从童年走向成年的历史。
英国崛起从英西大海战胜利开始，在16、17世纪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在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确立了现代经济秩序，到18、19世纪水到渠成地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
瓦特制造是蒸汽机，博尔顿（瓦特的合伙人）制造的是力量。
这是推动人类从第一浪潮到第二次浪潮变革的力量，是专利制度促使雄心勃勃的资本家与天才的发明家联合制造了这种力量。
同样亚当期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也在18、19世纪取得了狂飚突进，英国用看不见的手建立了看得见的自由贸易政策和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进而统治了整个世界。
在国家制度方面，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这种和平变革模式使英国社会不断以零成本进步。
凭借现代工商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优势及一个真正大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称霸全球，主导近代世界格局。
但庞大的殖民地也成为英国庞大的包袱，加之自由经济与生俱来的缺陷，英国被后起的德、美超越。
4、法国 法国的崛起如同法国人一样浪漫，法国因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世界大国史上写下了独特而辉煌的篇章。
由当时君主制最强盛的法国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指引下，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在巨大转变，而这一转变背后是文化艺术的力量。
这是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伟大民族，也就因此产生了伟大的思想。
18世纪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伟大的思想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在贵妇人的客厅沙龙里。
法国优雅地将软实力转换为硬实力，成就了其大国地位。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缓了法国发展，但战后法国迅速恢复了其大国地位。
5、德国 德国统一由经济学家李期特推动，他推动经济上统一，然后俾斯麦在1871年实现德国政治上的统一。
由于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和国家保障的学术自由，后起之秀德国的崛起“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当俾斯麦所创造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统一后德国赢得宝贵的发展机遇时，德国的工业总量只用40年就超过当时欧洲国家总和。
德国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英国启动了第二次浪潮，但德国引领了第二次浪潮。
，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国，自身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战后的德国再次分裂，1990年两德统一。
两次战败的经历使德国认识到以武力征服世界之路并不成立，反而使引火烧身。
6、日本 日本在历史长期是中国的学生，从1853年开始打开国门向欧美学习。
始惊于西方之物质发达、次醉于西方之精神文明、终狂于学习体制的日本，40年后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而成为大国。
在从零开始全盘西化过程中，日本面临着全方位巨大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制度转型的阵痛。
伊藤博文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化解了矛盾，承认民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天皇（象征着传统文化）无上的权力，中西方文化因此在日本得以很好地整合。
日本在崛起过程，侵华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宝贵的资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整个国家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但此时日本已完成现代化并积累了雄厚的软实力和人才，战后不久就迅速恢复大国地位。
7、俄罗斯 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由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野蛮粗暴地推进，完全打断了本国文化演变的进程。
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死后，40年后由叶卡捷琳娜继承其未竞事业。
与彼得不同，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发展教育、培育启蒙思想，给予贵族自由。
通过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叶卡捷琳娜成就了军事强大的沙俄帝国，但没有改变俄罗斯社会的实质。
列宁开辟的崭新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实现了工业化。
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国家和计划经济模式极大的激发了民众建设国家的热情，在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苏联风景独好，只用20年就走完工业化路程。
完全的政府干预和完全的自由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形成鲜明的还有意识形态和民生。
直到斯大林去世，民生仍没有重大改善，人均粮食、肉类的产量还不如沙皇时代。
正是意识形态和民生，最终导致从苏联解体和解放。
罗曼罗兰看到了这一点，但苏联迷信于计划经济和其背后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
8、美国美国从最初诞生起，就象一个人类文明的实验田。
没有历史包袱造就了的美国梦近乎完美，自治、民主、法制思想与生俱来。
美国的成立与发展历史就是法律不断完善的历史，从独立宣言、第一部宪法、到专利法、宅地法，从法律程序到法律实体都对应着普世价值观。
进入20世纪，正是这些价值观导致了进步运动，给野蛮生成的自由经济安上政府干预的笼头。
罗斯福的新政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法律、福利法律、政府雇用以及其他措施，承担起保障美国人民经济安全的责任，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使公民享有了“名于匮乏的自由”。
罗斯福实践了凯恩斯的理论，修正了自由经济的缺陷。
美国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正引导着自由的人民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正引导着第三次浪潮，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转型。
二、大道行思 然而正如片中所言，大国崛起之路众说纷纭。
在回顾这5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有太多值得深思之处。
在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对各大国精英的采访中，谈到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有如下因素：民族国家、海洋优势、强大的经济、民众与领导者相互信任、有一定军事实力、有一定内部凝聚力、制度创新、开放和善于学习等等。
大国崛起的过程方法有军事扩张、经济扩张、海外殖民、文化价值输出、学习与创新、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整合等等。
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精英唯一有共同点、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思想文化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力，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根基，而教育又是最基础的。
大国无一例外重视教育，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
思想自由的民众才能在国家战略指引下，释放出巨大的激情与能量，从而产出巨大耀眼的财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以前人类文明在童年中爬行，近代500年人类从走到跑，当代则是飞行的时代。
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大国崛起、重拾中华民族之尊严，是本片主旨。
三、大业启迪 60年二战前的大国，现在依然是大国，即使国家分裂，即使家园荒芜，即使人民流离失所。
只要有一片和平的天空，这些国家和人民就会绽放绚丽。
1840开始的百年中国近代史是百年屈辱史，期间无数国人精英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历史选择了共产主义造就了红色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念指导下激荡30年所释放的巨大经济活力成就了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然后中国社会转型仅仅是开始，现代化进程依然没有结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
我们的九年制义务学校还在向学生乱收费，数百年前的欧美列强却实行教育免费只向翘课孩子家长罚款；我们的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时，欧洲皇帝们却向大学捐献了皇宫并接受不得干预学术的条件；我们的家长还在为接着孩子上学而发愁时，美国比悍马还安全的黄色校车运行了上百年，总统专车都要给它让行。
教育所造就高素质的民众，这是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是软实力的源泉。
现代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使得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极高，马克思资本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人的差异而呈现几何级差异。
以前衡量一个大国实力的指标如铁路里程、钢铁年产量、重工业能力等等，现在被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文化影响力等所取代。
这些软实力的背后是民众思想的活跃、文化的繁荣，由此产生的创造力和活力会使社会焕发勃勃生机，经济与法制等上层建筑也将随之完善。
历史上的大国之路数次揭示了这一点。
拥有古老智慧的中国在500年之前一直领先世界，当信息革命所引发的剧烈嬗变不亚于又一场世界大战。
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和平崛起。
结合本次美国总统大选，谈谈对美国民主的认识．不少于1500字
我试图描绘和打算评述的新社会只是刚刚诞生。
时间还没有使它定型，使它产生的 大革命还在继续，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中还几乎不可能断定哪些东西将要随着革 命本身的结束而消失，哪些东西在革命结束之后还要存在下去。
新兴的世界还有一半陷在正在衰败的世界的残垣破壁之中，在世间事物呈现的巨大 混乱当中谁也说不出哪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还会劫后余生或完全消失。
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 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
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 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
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
但是，在这幅如此广阔、如此新奇和如此混杂的图景中，我已经看到一些初具轮廓 的主要特点。
我现在就来谈谈它们。
我看到，善与恶在世界上分布得相当平等，各占一半。
巨富已经不见，小康之家日 益增加。
欲求和享受成倍增加，但既无特大的繁荣又无极端的悲惨。
人人都有奋进之心， 但怀大志者不多。
每一个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整个社会是活跃的、有远见的、强 大的。
私人做小事，国家做大事。
精神失去力量，但民情温和，立法仁慈。
尽管见不到伟大的献身精神，最高尚、最 光辉和最纯洁的德行，但人们的习惯是纯朴的，暴力现象极为少见，残酷更是闻所未闻。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财富越来越有保障。
生活虽然不光华瑰丽，但非常安逸舒适。
享乐既不高雅又不粗鄙。
不讲究繁文缛节，没有低级趣味的嗜好。
既没有学问渊博的雅 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贫民。
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
人的理性的发展将是众 人的微小努力的集少成多的结果，而不是某几个人的强大推动的结果。
文艺作品的杰作 虽然不会太多，但作品的数量将会大增。
种族、阶级、祖国的各种束缚将会消失，而人 类的大团结却要加强。
如果让我从这些特征中找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点，我将指出它表现在财产具有千 百种不同的形式方面。
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 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这些中等的东西比起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东 西既不高又不低，既不光彩又不逊色。
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 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
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微贱的人并存，巨富和赤贫并存，最聪明的人和最愚昧的 人并存的时候，我总把视线离开后者只看前者，而且前者使我看起来喜欢。
但是，我知 道这种喜欢心情来自我的弱点，因为我在同时观察周围的所有一切时，只能从这么多的 对象当中选择和拣出最合我心意的对象。
全能和永恒的上帝可不是如此，他的目光必然 及于全体事物，而且把整个人类和每一个人都同时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自然相信，使这位造物主和人的保护者最感到悦目的，并不是个别人的高度荣 华富贵，而是全体人的巨大幸福。
因此，我认为是衰退的东西，在上帝看来都是进步的东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 却喜爱。
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 丽。
我要努力达到上帝的这个观点，并试图用这个观点去考察和判断世间的事物。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地和全面地断言新的社会情况优于旧的社会情况，但已 经不难看到它们是不同的。
贵族制国家的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和美德，与现代人的性格格格不入，因而不能 传入他们当中。
有些良好的爱好和恶劣的本性，在前者看来是邪恶，而在后者看来却是 合情合理的。
有些思想是从一方的想象中自然产生出来的，但被另一方的精神所排斥。
这就象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各有自己的特殊优点和缺点，各有自己固有的善和恶。
因此，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去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
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不能对比。
要求现代人具有适合他们祖辈的社会情况的美德，也决不是合理的，因为祖辈的社 会情况已经成为过去，而它所衍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恶，也随着它的崩溃而完全混乱，无 法辩别。
但是，这些情况现在还不能充分了解。
我已看到，大多数当代人正从旧社会的贵族制度产生的章程、主张和思想中进行选 择。
他们会随意放弃其中一部分，但要想保留另一部分，并把这一部分带到新世界。
我认为，他们的后一种想法，只会使他们在一项干得认真但不会有成效的工作中浪 费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不应当再保持身分的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那些特殊好处，而是应当确保平等 可能为人们提供的新好处。
我们不要让自己仍与祖辈相同，而应当努力达到自己固有的 那种伟大和幸福。
至于我，在达到我的讨论的终点后，远远地、但是全面地回顾一下我曾分别深入研 究的所有不同对象时，我既感到恐惧又怀有希望。
我看到一些严重危险，但觉得可以排 除；我看到一些重大弊端，但认为能够避免或抵制。
因此，我越来越坚信，民主国家只 要愿意干，还是能够建成高尚而繁荣的社会的。
我并非不知道，有些当代人认为人民生在世上从来不能自己作主，必然服从外部条 件、种族、土地和气候所产生的难以克服和无法理解的力量的支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和消极的观点，只能使人永远软弱和国家永远畏葸不前。
上帝既未 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又未创造全都是奴隶的人类。
不错，上帝是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了 一个他不可能越出的命运所注定的圈子，但是人在这个广泛的范围内还是强大的和自由 的。
一个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
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
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 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
求一篇关于大国崛起论文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我心中的宪法1000字作文
我们是生长在的儿童，我不知道没有法制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放眼看去我们的社会有正常的秩序们有若干的法律法规，保护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
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要学文化，要遵纪守法，那时不知什么是纪什么是法，后来上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法律法规的很多知识，知道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的法律，那么就会乱做一团，矛盾和战争不断。
妈妈告诉我，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典是《汉穆拉比法典》，因为有了这部法典，希腊成为最早的文明古国。
许多的国家参照了这部法典制定了他们自家的法律。
法律应该是约束我们行为的一种规矩吧，我想就是因为有了法律，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和平吧，经过我一直的观察，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尊重法律。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遵守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越来越健全了，我们儿童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他们老师有《教师法》，还有保护每个公民的各种法规，只有法制健全的国家，才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它就是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让人民的生活得以保护。
因为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小孩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快乐，现在就是爸爸、妈妈也不能随意体罚我们的，要是伤害我们，我们就去告他们，他们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律，好让自己的人生权利得到保护。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却不愿遵守法律，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使自己和亲人难过。
在我们家里，我的舅舅就是不尊重法律，没有把法律放在心上，走上了吸毒的路，他不但违反了法律，而且自己的身体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全家因为他吸食毒品，经常提心吊胆的，我的外公和外婆因为他也气坏了身体，他自己因为无视法律，被毒品折磨得不不成人样了，十年的青春都被那可恶的毒品吞食了，我从小看着他走上这条路，让我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因此我深深的知道我们要遵守法律，不要让自己走上犯罪的道路。
法律是我们行为的约束，也是我们自由的保障，这句话是我的妈妈给我说的，妈妈说，如果我舅舅受法律的约束，他今天就不会在劳教所里受狱，所以我们要尊重法制，心藏法制。
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会拥有爱，当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
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不会刀光剑影，仇恨交加了，我们会依照法律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化矛盾为友谊。
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能自主的生活，大家都深藏法律在心中，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端正的，没有摩擦，就没有战争，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和谐。
我们小孩就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法制在我心中，爸爸、妈妈就不再担心我们放学的路上遇到坏人；我们的美丽的家里就可以不再象金丝鸟住的鸟笼，四处都安有防盗窗；我们就可以广交朋友，不再害怕上当受骗。
法制在我心中，快乐就在身边
关于林肯的人物传记（600字左右）
给你两篇参考：1、观后感 不见了往日的城市的喧哗、没有了尔虞我诈，我怀着悲壮的心情看完了 本部电影法官出色的表现令在场的每一个同学赞叹不已。
其中的几个场景令我记忆由心。
“啪”的一声，梅法官毅然地发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砸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破碎的玻璃片分散在四周的角落里，永远也无法重合，这个举动震撼了在场的各国法官、也震惊了我们每一个观众，他用自己的决心表达了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非将战犯置于死地的决心。
试问今天，有多少人有这种勇气，智慧敢于和强大的外国势力抗衡。
各国的出场顺序本无关紧要，梅法官竟为此争论不休，甚至以辞去法官职务为代价，最终使外国法官妥协。
试问今天，已经有多少人能在国际场合为了这种所谓的“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敢于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曾智伟饰演的日本兵也很使我感动。
国家正处兵荒马乱之际——长岛原子弹事件刚使日本人民损失惨重，国家首领又被送上。
每一个日本青年都对外国势力充满了无限憎恨，而他，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已下跪、切腹、甚至大骂，杀死自己的兄弟，与另一个日本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种明辨是非的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中几乎销声匿迹。
爱国主义在各类教科书、媒体上已无数次反向，共鸣。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很迷茫。
记得小学去春游，同学看到路边一群说着似乎是日本话的孩子破口大骂，又记得在网上看到无数侮辱日本的帖子，感觉很悲哀。
试问，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吗
我们生处和平年代的孩子，从未亲生体验过被别国人侮辱、残害的悲痛，上一代的是是非非似乎已离我们很遥远。
而今，我们怀着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心情去指责外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事同样很迷茫的新生代，倘若我们是他们，会怎么想呢
怨怨相报何时了，上代的恩怨需要有一个了结，但决不是新生代的我们，我们不应生活在渗透仇恨的时代，我们应以健康向上的面貌来迎接每一天，这是国家所期望的。
相信看完这部影片，很多观众会重燃爱国之情，也相信很多观众也增加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决不是影片所期望的结果。
爱国主义绝对不是无尽的仇恨，对他国的鄙视，而是要我们学习影片中法官在和外国势力交接中不卑不亢，坚决维护国家尊严，在关键时刻站起来，：““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 2、——国人必看。
为什么
冲着它的名字，想着它的内容，就足以让我、让很多国人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愤恨和爱国的冲动。
就在前半个小时，我还在电影院里默默的体会着这部电影。
现在，在刚回到家的第一时间，我没有做任何事，只是打开电脑，开始记录我的感受和思考。
这是值得留下的记忆。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让我比较失望的作品。
在看片花的时候，几个主角义愤和激情的演说辞让我对它非常的期盼。
然而，在亲身坐在电影院中用心感受的时候，整个过程却只有一种木漂于水的轻浮感。
明知道这些历史足以让人的心感到压抑和刺痛，但是这些历史的负重却堵塞在咽喉处，缺少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让这些负重瞬间超重，或者甚至可以慢慢沉淀——然而，没有整个过程中，感受不到、侵略主义以及其伴随的杀戮、血腥给人带来的悲痛和憎恨，感受不到各国对历史事件激辩的碰撞和爆破，感受不到罪恶受到惩罚以及和平得以彰显的快感和激动。
总而言之，缺乏——震撼力。
影片是从中国法官梅汝?H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整个庭审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作为重点，还穿插了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之间的恋情，某些日本人的觉悟，某些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曲解、对中国的仇恨心态以及报复行为，日本老兵在战争后留下的阴影以及悔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响应国家号召被侮辱后的恐惧等等。
印象比较深的重点情节：一是庭审刚开始时梅汝?H对审判座次的据理力争；一是两醉酒日本人被美国司机开枪打死的情景；一是的作证；一是美国法官对的盘问，以及最后死硬承认如果可能还会将侵略战争继续进行的丑恶嘴脸；一是日本老板娘被子弹打死时的情景；最后是对死刑进行投票的情节。
然而，让我不太满意的恰恰就是这些重点情节。
这些情节并没有深化和细腻，无法让人将感情投入，甚至是我这个满怀激愤、时刻准备投入情绪的观众都无法将感情沉淀下去。
整个影片中其实时刻都存在爆发点，况且有和这两个老牌的实力巨匠的存在，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
然而，不知是编剧的原因还是导演的原因，这些情绪激动的演员却在阐述一些空洞的说辞，完全没有力度。
这就好像朝你打过来一个大拳头，让你颤抖，让你恐惧，但是打到身上却没有想象得那么痛。
不知道是否导演的角度太过客观，却又极力的想用情绪来煽动观众，以至于在影片的拍摄中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矛盾。
整个影片中贯穿的真实的历史胶片，以及不断出现的字幕，使得这部影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
让人有一种被人搔你痒痒但是又无法发笑的难受感觉。
似想爆发，却如鲠在喉。
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还有一点也存在着失误，那就是整个情绪的导线都是集中在中国法官身上。
中国法官力争座次问题，中国法官说服大家赞同死刑，似乎整个的审判都是中国人在主导，都是中国人在利用大多数的权力来对日本进行镇压和报复。
这样容易误导观念，误导情绪。
在演员方面：首先，的出场应该是一个爆发点。
在这个情节上，应该是让用平静而朴实的语气诉说让别人气愤和窝心的事实，但是溥仪的表现更像是在做秀，有很着迹的伪君子的圆滑和无赖；其次，“小偷”和尚的回忆，情绪激愤是对的，但是他回忆的内容还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和颤栗，应该换个内容并且继续细腻；再次，美国律师对的盘问是很不错的一个部分，有情绪也有内容；还有就是那个日本辩护律师，让他的辩护词更为卑鄙和狡猾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类似的小角色还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总体上的毛病——没有细腻和深化，只是粗线条的描绘和表演者的冲动肯定是无法让人有情感上的共鸣。
不过，这些的表演者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在演技上有些欠缺之外，其他人，包括小角色的表现都比较到位。
而且，这些演员从外形到气质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较符合，在选角上没有太大的参差，可以表扬。
另外，影片的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衔接有不连贯感，有些地方甚至是有断裂的迹象。
比如对东条英机审判的那个场景，镜头对准了东条英机的头顶处，似乎定格了一般，然后下一个画面就直接切到了美国律师的脸上，如果从头顶处往下推进，再缓慢过渡到律师的脸上，效果会很好。
不知道导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漏，显然监制和剪切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至少也是做得不够。
总而言之，鄙人认为这部影片原本应该拍得比现在的更精彩，演员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音效也还是有分量的，画面还算精致；但是剧本显然没有写到位，该入的不入，该出的倒是出的很开；导演、监制、剪切也有很大的欠缺。
整部片子看下来，真的很平静，还会有一种很窝囊的感觉。
不过，这部影片的意义以及本意还是好的，我也很希望用电影这样的宣传手段将历史的真相揭露到国际社会面前。
不过类似作品的后继者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剧本的深度和力度问题，不要再浪费这些优秀的实力演员。
最后，考虑到配音的不真实性，鄙人觉得还是再重看一遍原声片比较好，也许没有加工过的声音会比配音后的更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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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教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自1971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不少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籍之一。
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讨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
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
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约翰·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又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
作为一名从大学氛围中产生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充满了学究气。
有的评论家把罗尔斯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思想泰斗相提并论，但罗尔斯与他们有所不同。
那些思想大师均著作甚丰，涉猎颇广，而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只有《正义论》一本。
《正义论》一书，洋洋洒洒40余万字，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
罗尔斯在前言中表示：“在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时，我试图把过去十几年中我所撰写的论文中的思想集中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观点。
”罗尔斯最早于1951年发表了初鸣之作《适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纲要》。
基本观念的确立是《正义即公平》（1958年）。
其后陆续写出《宪法自由权与正义概念》（1963年）、《正义感》（1963年）、《非暴力抵抗》（1966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等。
1969年至1978年。
罗尔斯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完成了对全书的整理和加工。
在这20年中，罗尔斯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这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完善自己的立论，反驳对方的观点。
这样一个过程也使得《正义论》一书显得非常晦涩难懂，概念成群。
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罗尔斯往往不得不一而再、而三地发掘论据。
但他的前言展示了他的思想脉络。
《正义论》，顾名思义，是研讨正义的。
正义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第1节）。
罗尔斯把正义观的规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正义论》一书共分3编9章，第一编“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第二编“体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编确定的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里较为详尽地反映出罗尔斯高度思辨的正义观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学者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编“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课题。
这一编与前两编不同，论述和分析似都与他的正义原则稍微疏远一些。
其实罗尔斯认为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最后那一部分的论据，关于正义的理论也会被人误解（前言）。
的确，如果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
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
尽管这一编的内容不如前两编那样新奇，但在整个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
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坛、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
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
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
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
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
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
在当代世界，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
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
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也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
罗尔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致力于正义研究的，其意图显而易见。
如果《正义论》只是纯学术的产物，那它就绝对不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
罗尔斯对此是明确的，他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
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
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
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
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
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
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 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
”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
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
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
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
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
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
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
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第6节）。
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问题等。
既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不敷所用，纰缪甚多，那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正义观呢
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
”（前言）因此，罗尔斯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契约论的方法。
契约论在西方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近代的一些思想大家均为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
他们的契约思想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震撼人心的作用，但后来时过境迁，契约论让位于功利主义。
可以说，契约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经济上的实惠思想。
在资本主义体制确立后，功利主义取契约论而代之是不奇怪的。
罗尔斯重新举起契约论的旗子，这本身就属别出机杼。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
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
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
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 sition），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始状态纯粹是理性上的设想，在实践历史中无法论证。
罗尔斯知道这一点，他说过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第20节）。
在确定正义观的过程中，罗尔斯常常部分地倚重于直觉主义，他表示，正义即公平这种直觉观点将把正义的原则著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原始契约的目标（第20节）。
原始状态的设计意图是排除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给出一个纯粹逻辑思维的状态，使人们产生正义原则。
在原始状态中，所有各方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
但是光有原始状态还不足以达成正义的首要原则，还必须设定其他一些条件。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一）正义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二）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
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
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三）无知之幕。
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
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
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
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
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
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
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及各种背景因素制约，不可能像罗尔斯在理论上假设的那样行动。
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
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
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
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第4节）。
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一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策11节）。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
第一个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等原则，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并无二致。
争议最大的是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为在社会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分配应对每一个人有利，于是人们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来实行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
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
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
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第14节）。
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31节），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部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
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经过这番论述，他重新表述了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人人享有的一种类似的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
优先规则：正义的原则应按词汇式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
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和（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享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公民能够接受的（第39节）。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的标准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
他表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对此现象从未采取过纠正措施，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严重得多，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
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了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第36节）。
罗尔斯点明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缺点，但他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值的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表述得更为清楚。
第一个原则被确定为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按罗尔斯的话讲，这两个正义原则是按照“词汇式序列”排列的，即只有第一个原则被满足后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第8节）。
事实上，因为第一个原则已有公论，罗尔斯并没有作什么创造性的论述，他花了大量的气力来论证第二个原则。
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他提出了几项论证：（一）反效率原则。
在分配上，效率原则是不包含正义原则的，因而一个人得到全部产品的分配或其他不平等分配的方式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而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超越单纯的功利观念（第12节）；（二）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通过挑出某种特殊的地位来判断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将克服功利原则的不确定性。
如企业家比不熟练工人有着更美好的前景，假设他们处在最初状态，那么怎样证明差别的存在是合理的呢
那就必须是这些差别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
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差的人，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个原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对西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人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三）连锁关系。
这里假定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
如果正义原则得到实现，这种连锁关系就会实现。
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证，罗尔斯又将第二个原则具体表述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3节）。
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同时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倾向，最基本的就是“平等的倾向”（第17节）。
差别原则意味着：（一）补偿原则。
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差别原则不等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二）互惠的观念。
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原则；（三）博爱原则。
在西方社会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
这些均为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为了指明西方社会改良的方向，罗尔斯集中在第五章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
他先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这包括：（一）分配部门。
负责保持价格体系具有切实的竞争能力；（二）稳定部门。
负责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三）调拨部门。
负责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四）分配部门。
负责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大致的正义性（第43节）。
社会通过调节这四个部门的活动实现正义原则。
经过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综合考察，罗尔斯又对两个正义原则作了完整的表述（第46节）：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
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条优先规则（自由权优先）：正义原则应按词汇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
这里有两种情况。
（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具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人能够接受的。
第二条优先规则（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
这里有两种情况：（1）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2）过高的储蓄率在总体上能减轻为此而受苦的人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