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昆虫记》描述了小小的昆虫恪守自然规则，为了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书中，法布尔依据其从事昆虫研究的经历和成果，以人性化观照虫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和散文的笔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他所观察和研究的昆虫的外部形态、生物习性，真实地记录了几种常见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死亡等，既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又传播了科学知识，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精神。
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一、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形成了一种浓烈的家庭亲情，对家庭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孝悌之情扩展时“忠恕”，“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风尚。
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
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的集中体现。
二、谦和好礼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的重要美德。
“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她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处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懂的道理，谦德亦根源于仁德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
“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
三、诚信知报“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涵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
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
“信”是守信用、讲信义、她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行，行必果”。
“报”即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些也都是组成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成分，是中国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现。
四、精忠报国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最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她作为一种“千万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是爱亲人爱家的情感升华，由此也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
精忠报国、保家卫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五、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
“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
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
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
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
六、修己慎独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
这种集中体现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七、见利思义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美德。
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她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
这种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八、勤俭廉政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俭节约、廉明正直著称于世。
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质品质。
“俭以养德”就是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为政者说则主要是廉德。
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
“廉”的本意是在取舍之间，取道义，舍邪心，严格自我约束。
有了“廉”才可能做到“正”。
“正”是遵循公益和道德。
勤俭廉政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
九、笃实宽厚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朴素的精神。
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以“实”为标准，反对虚伪虚妄。
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
如老实、诚实、求实、踏实、实在等等，形成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精神。
在待人接物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宽厚的道德人格来打动别人，达到任我沟通的目的。
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
十、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在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
“勇”有凭力气的血气之勇，有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
“毅”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守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
中国人十分重视“力行”的美德。
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遇言，而在于行。
“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前进。
古代名医及其著作有哪些
针灸之祖———黄帝 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倡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侯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推崇其为脉学倡导者.外科之祖———华佗 华佗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尤擅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知醉,肠洗浣,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甚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预防医学的倡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治愈唐太宗皇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谎称采“长生不老药”献给皇上,偷跑了.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他为药王.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转
西方国家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要]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
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北京共识”；国外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国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西方左翼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争论的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市场、民主及“北京共识”等问题。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
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1.正在走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
其依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虽不是导入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而是以承认和培育私有经济为起点，承认资本的经营和扩大，但在这一过程中，相对地产生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与大量脱离农业的劳动者，这与原始积累的过程有些类似。
许多人还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它们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随着国有部门产出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
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左翼学者大木一训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在日共主办的《经济》杂志上发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阶段》[1]一文，认为真正“原始积累”的本质是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的消解”。
原始积累过程是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分化大大加快的过程，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分裂、分配所得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的过程。
而反观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对农民和城市手者收入的掠夺，而是相反。
为防止失业问题的恶化，中国对作为市场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进行保护与鼓励；为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中国还促进新中间阶层的形成，使社会阶层呈橄榄球状扩大等。
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全体成员走向共同富裕。
其次，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绝对主义权力截然不同，领导中国经济运行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它是由选举产生，多方面发挥了议会的功能。
同时，由私人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民阶层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还积极地向政府的政策提出要求和批评，因此中国政治的现状也不具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再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漫长的、充满痛苦的艰难过程，而中国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不是暴力，而是遍及、劳动、社会保障、产业、环境等各领域的经济政策，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使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因此，大木一训指出，这种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杠杆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与本质意义上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Peter Nolan）也指出，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的教训中找到了慰藉。
在他们看来，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地区和韩国，都被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大陆将经历长期“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例子。
彼得·诺兰认为，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来吸收和消化这个巨大的中国农民工之海，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应也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
同时，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则是推行“刘易斯式”[2]资本积累的过程，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
但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要维持长期稳定，是值得怀疑的。
[3] 2.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针对日本和西方一些左翼人士把中国看成正在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偏见，日本共产党的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观”——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4]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种认识只有一个理由，即中国自1992年以来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而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承认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是有效的，并指出市场经济为衡量劳动以及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手段。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上的论证，而列宁是第一个迎接这一挑战的共产主义者。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能够使国家有权控制生产以及将产品分配给国民的经济体系。
他在瑞士流放时听说“一战”期间德国曾建立过“战时经济”，并认为如果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有计划地以国家的力量创办这种经济，那么就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人民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当和平时期到来时，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反对声。
于是，列宁在1921年决定放弃这一政策，实施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新经济政策”。
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努力方向，而“新经济政策”能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提供借鉴。
他指出，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基础，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但是在他看来，由于历史的差异，列宁时代与今天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途径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主要的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在列宁时代，为了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经商之道并得到技术上的援助，列宁曾欢迎外国资本家参与苏联的建设，并为这些企业提供各种“特权”，但真正到苏联去的外国企业并不多。
相反，今天的中国正吸引着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资本，这就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同时，还要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且不能被它们所吞并，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像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
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的实践确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他所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展开竞争。
尽管他承认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他还是认为，各国建立社会主义虽有不同的形式，而这个“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途径将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因此，他预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具有全球意义”。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也曾指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因为这一章是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思想进行的批判，而实际上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
他认为，提出的这一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
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
”[5]仅这一点而言就非常了不起。
3.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题为《毛主义有什么贡献
》[6]一文中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的，它和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线性历史观，即所有的社会将不得不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然后才追求社会主义。
所以，要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不得不先弄清楚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斗争关系。
在他看来，只有最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给边缘国家所带来的危机，因此在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种种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基于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情况的强烈对比这一认识之上的。
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是这些成功的探索为1980年后中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当中国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险恶环境中实行开放政策时，没有遭遇苏联向西方开放所带来的崩溃。
因此，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在今天仍然极其重要。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7]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
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彼得·诺兰指出，现在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
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又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仍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
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体系之外，也不可能重新回到时代。
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
但是，他认为，不管在生态、社会还是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
因此，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和其他国家优秀的历史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即让全球市场经济之“蛇”与中国古、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从而提供一条走向稳定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前进之路。
同时，中国可能提供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将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所以，彼得·诺兰认为，探索“第三条道路”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适用“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既有助于培育竞争的市场，又有助于培育社会合作。
他认为，最好的社会类型是在竞争的市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和有效的政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如果市场有太大的影响，就会带来不平等和过度的商业化；如果政府影响过大，就可能造成专制主义；如果市民社会过于强大，则会造成社会分裂而引起冲突。
因此，“对于我来说，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次上都需要它们之间的平衡”。
在他看来，中国人应当环顾世界，找出在实践中什么是最好的案例，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有自己的局限性。
这就要求中国应对许多发展中的不平衡，例如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解决“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损害时达到和解”。
同时，“必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进行社会投资”[8]。
4.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一种政策上的挑战，因为IMF以及WB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支柱要素，即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中国党和政府显然又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在他们看来，标准的IMF以及WB的方式是支持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使用“未被扭曲”的市场价格(包括工资)来配置资源的。
根据这种方式，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所有权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又根据其先天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值将实现最大化，而对市场的政治干预、国有制、对经济部门的管理以及任何战略性的产业政策都是与这种模式不兼容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副教授利奥·刘（Leong Liew）在《中国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路径依赖、地理与党的自我改造》[9]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与这种模式完全背离的市场经济。
他认为，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改革所采取的是“大爆炸”式的道路，它们更加紧跟IMF以及WB的指示，与之相比，中国的市场改革一直是渐进性的。
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性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在中东欧国家垮台了，而在中国没有垮台，因而不存在相似的用市场代替中央计划以及将企业私有化的狂热，相反，市场和私有企业只是对计划和国有制的补充。
由于保留的各种制度有越来越多的回报，这使得中国的市场改革必然具有路径依赖，决策者们仍受现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利奥·刘认为，1993年以来中国党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用市场和公共所有制(publicownership)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和国有制，并将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比这更关键的是，中国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他看来，在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采取了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这与共产主义的正统理论存在着某些不一致。
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维持了它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但它要继续保持这种权力就必须进行自我创新。
到目前为止，它通过吸收那些在市场改革中获得权力的新社会阶层来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这是其作为执政党权力的关键性因素，也保证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将继续背离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5.用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来破解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国外学者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这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理解。
波兰科学院院士、东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A·沙夫（Adam Schaff）在《我的中国观》[10]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中国式的封建主义这三种说法，我都表示怀疑。
如果要我来裁决的话，肯定是个难题。
”然而，他没有为此而却步，而是听从实践的呼唤，从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当中寻求答案。
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前面加上“中国式的”这个形容词，其基本含义仍然是不变的，尽管它表示了其社会主义形式具有一定特点，但总是同社会主义的本意相联系或由此衍生的，而不是相违背的，更不是同其普遍应用的情况相对立的。
但是，他对中国当前的制度是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持否定立场。
A·沙夫认为，这不仅是根据对中国当前社会生活的观察而得出来的结论，而且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不等于没有社会主义因素。
中国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说到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中国式资本主义”，A·沙夫持同样的反对态度。
他指出，面对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冠以这样的说法比冠以“中国式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事实。
但这种说法，在当前形势下无论如何是错误的。
例如上海，那里有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但同时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这同那些“一般的”的资本主义相比不仅在习惯上有很大差别，而且也同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法则相矛盾。
所以，“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都不能说今日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
”至于说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他认为，这是由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旧习惯的残余、依然存在落后地区而引起的误解。
其实，“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纯属正常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广泛重视的领域，但无论如何不能据此断言一个国家的封建主义性质”。
A·沙夫认为，对于这个新现象，如果用西方框框来套，假如采用西方传统的“定义”来判断中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当认真考虑“中国式”一词，不能只是空洞的套用，而必须具有十分确切的内涵，使之成为人们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的依据。
为此，人们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学术讨论，必须走进活生生的生活实践。
破解中国的难题，不能套用西方传统理论，必须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出答案。
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认识中国当前的制度问题，还需要创新社会历史理论。
在他看来，马克思曾经把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五种，但随着对历史现象分析的深化，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公式所包含的范围太狭窄，没有把亚细亚形态也包括进去，后来也没有继续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以至人们一直没有把这一概念的内容搞清楚。
他认为，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它的一个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也许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说，人们再也不应当简单套用马克思的理论了，必须回答马克思提出而没有阐明、后来也没有搞清楚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发展问题。
这里，A·沙夫不仅提出了建立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的任务，而且试图阐明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症结。
这是他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一个亮点，充分表现了他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和创造精神。
只有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
A·沙夫正确地指出：“‘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的崩溃。
”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还不具备必需条件的国家里，以唯意志论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去建设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这表明，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是由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于完全忽视了自己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事实，在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实际前提的条件下，照搬经典理论的具体设想，去建设那种脱离国情、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社会主义，并顽固地坚持它，压制任何的改革。
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11]一文中，他甚至提出对未来新社会的称谓也需要重新进行研究，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变到“新型社会主义”。
这是沙夫对当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又一个创造性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概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500字左右的论文
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摘要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
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是孤立的、割裂的；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8)08－0008－05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的科学命题，并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整合到这一个理论体系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得到了思想界理论界和党内外的广泛认同，反映了时代的理论需要，顺应了人民的理论期待。
但是，对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把思想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如何理解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社会上、理论界还有种种疑惑和曲解，需要深入研究，并给予科学的阐述，以便统一思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87年征途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
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思想，其主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核心是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
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反对三大敌人，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和革命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是什么的基本问题。
在思想的指引下，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经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根本保障，为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它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总结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过程中，针对上述三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各有侧重地进行回答，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其中，理论是首创和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对其的展开和深化，三者在理论主题、理论基点和理论目标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一个理论体系，表明党对三者融会贯通的逻辑关系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但二者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毫不相干的；二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1.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鉴于“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4日，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他明确指出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提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思想。
第一，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思想。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和翌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思想。
反复强调要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进而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此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
的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思想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而且在实际上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不适应，但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呈现出两类矛盾。
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提出要构建国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根源和理论基础，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第三，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的思想。
从1958年11月武昌会议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总结“大跃进”教训过程中，针对急于求成的“左”的冒进倾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
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2-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工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首次提出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关于经济建设必须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法则的思想。
1958年底至1960年初，在总结“人民公社化”教训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的谈话中，针对党内存在的要取消商品经济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的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同时，明确指出，农民是劳动者，要“等价交换”，不能剥夺。
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尽管没有坚持下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但应当说，这些闪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对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
此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还闪现出一些宝贵思想，如关于社会主义分发达、不发达阶段思想，关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思想，等等。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正确理论构成了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成于。
但是，由于它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况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酿成全局性的错误。
致使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没有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肩上。
但是，毕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先驱，其探索中形成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借鉴。
2.思想中一些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起点，它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首开先河，给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一初步定位，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渊源。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在坚持、运用和发展着这些基本理论。
第一，关于国体、政体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这些是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政治制度。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在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和逐步推进的。
第二，关于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多有宗教信仰，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强制的方法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要引导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主张建立与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长期爱国统一战线等，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民族宗教问题。
在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理论和真知灼见为我们今天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展宗教理论和制定宗教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以及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创立的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仍然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坚持和遵循的。
第四，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理论。
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
这些原则和方针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就延续至今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言，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
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且为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指明了方向。
总之，思想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同时，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