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辨奸论的读后心得
世传苏洵的《辨奸论》一文，曾经引起清代学者的争论与考证。
焦点在于：反对宋代理学的人，把它作为理学在宋代已遭到驳斥的证据；维护宋儒理学的人，不能容忍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它的矛头是指向王安石。
管同是尊奉理学的，他自然站在后者的立场。
不心而论，苏洵的原文不像是指斥理学家，又由于苏洵的《嘉佑集》里并没有这篇文章，因此多数人认为是伪作，用来攻击王安石的。
管同此文证据并不充分（如以出仕先后为据），但振振有词，足见回护之心。
苏洵在《辨奸论》中所阐述的对王安石的看法。
苏洵不仅自己不同王安石交游，而且还劝欧阳修不要同王安石交游。
方勺《泊宅编》载：“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
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
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欺惑。
内翰何为与之游乎?’”这篇记载，与张方平的记载是一致的。
即初见面就对欧阳修说，王安石“异日必乱天下”。
但也与张说有所不同，张的记载是欧阳修劝苏洵与王安石游，引出了苏洵对王安石的批评；方勺的记载是苏洵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回答后，苏洵才谈了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饭，终不交一言。
及饭讫，始问同坐者为何人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54页)其实在人们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饭，多数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绍，席间不便当着生人问，散后才向主人打听姓名，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苏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为了向欧阳修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
张、方二人的记载正可相互补充。
关于苏洵和王安石于嘉皊元年在欧阳修席上相见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记载。
龚颐正《芥隐笔记》说： 荆公在欧公坐，分题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分韵。
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
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
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最为工。
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苏、王在欧阳修席上分韵题诗送裴如晦知吴江是事实，苏洵的诗虽然见不到了，但王安石的《送裴如晦即席分题三首》却保存下来了。
但龚颐正说“苏、王之憾”即始于苏洵分得“而”字韵，王安石再作“而”字韵诗，却是推测之词。
苏、王矛盾那样深沉，决不会仅仅是作诗引起。
比较起来，叶梦得《避暑录话》讲得更可信一些：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
因挟其所著书，嘉皊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
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
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前引材料都只谈到苏洵诋王安石，《避暑后录》却讲到王安石对苏明允也“屡诋于众”。
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
(二)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
这说明他们的交恶决非作诗之类的小事，而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0记载，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开始于嘉皊元年之前，苏王相诋开始于嘉皊元年初次相识之时，而以后他们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嘉皊3年(1058)苏王两人都曾向仁宗上书。
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
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
”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的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
”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的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的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
”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
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
”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
到了嘉皊6年(1061)，苏洵同王安石的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王安石同苏轼兄弟的矛盾。
如果说苏洵的《上皇帝书》还未必是有意反驳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那么，嘉皊6年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则明显地在反驳王安石的“患在不知法度”。
苏轼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苏轼兄弟的观点深受苏洵的影响，特别是在苏洵去世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苏洵的。
仁宗看了苏轼兄弟应制科试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却大为不满，王文诰《苏诗总案》云：“王安石尤嫉之。
”)王安石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卷14)。
王安石当时任知制诰，虽然无权黜去苏轼兄弟，但他在为皇帝起草制词时，却隐隐约约地教训了苏轼一顿，说他“尔方尚少”呀；“深言当世之务”还不够，还要“试尔从政之才”呀；“强学赡词” 还不够，“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呀；等等。
(《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特别是苏辙，因极言朝政得失，被命为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又不肯撰词，这更加深了苏、王矛盾。
可见，在苏洵于嘉皊8年(1063)作《辨奸论》前夕，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方平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
”(《文安先生墓表》)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皊8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其他有些记载说作于嘉皊元年，不可信，张方平与苏洵为同时代人，张方平是最早推荐苏洵的朝廷大臣之一，其后苏、张两家的友谊一直很深，张方平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自然比后出的宋人笔记可信得多。
同时，《辨奸论》中的观点虽然早在嘉皊元年以前就形成了，并向欧阳修表露过，但只有到了嘉皊末苏、王矛盾已经白热化，而王安石的声誉又越来越高，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苏洵才容易出现写作《辨奸论》的冲动，这篇文章就是为“士大夫” 不能“辨奸”而发的。
《辨奸论》的开头一部份泛论应见微知著。
苏洵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苏洵认为事理有其必然性，只要冷静地观察，就能“见微而知著”。
人们对自然现象往往还能见微知著，而对社会现象却不能见微知著，原因就在于不能“静”，为“好恶”“利害”所惑。
羊祜初见王衍就说：“误下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郭子仪初见卢杞也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类矣。
”苏洵引此二例以说明羊祜、郭子仪善于见微知著，但同时苏洵又认为，羊、郭之言得以证实也有偶然性，这就是晋惠帝、唐德宗的“暗鄙”，使王衍、卢杞得以逞其奸。
《辨奸论》的中间一部份是不点名地写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
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遆，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遆，“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
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
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
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
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
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自从《辨奸论》问世以来，直至清人李绂、蔡上翔以前，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辨奸论》系苏洵所作。
李、蔡二人断言《辨奸论》乃邵伯温托名苏洵而进行的伪造，并认为首载《辨奸论》的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同出邵伯温之手。
自李、蔡二人提出此说以来，信者颇多；而在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中，更是成了定论，不容异议；即使在“批林批孔”后，仍有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的手笔”，断言“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见《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因此，有必要检查一下他们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主要论据，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从历史背景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
他们认为王安石当时名重天下，苏洵不可能“一反众议”。
蔡上翔说：“(庆历)4年，曾子固称其人为古今不常有；皇皊3年，文潞公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至和2年，初见欧阳修，次年修以王安石、吕公著并荐于朝，称安石德行文章为众所推。
……是年，明允至京师，始识安石，安有胪列其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潞国若此哉!”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
下引李、蔡语均见此卷，不再注》刘乃昌先生也说：“王安石到京任职，苏洵同王安石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政前，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重，……为什么苏洵独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慝’呢?”前面论述了苏洵同王安石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已经部份回答了蔡上翔、刘乃昌所提出的问题。
这里想进一步说明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究竟是“一反众议”，还是“众议”中的一种。
说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推重”，确实是对的。
《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
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 庆历2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签书淮南判官。
按照惯例，签判满任后，可献文求试馆职，而“安石独否”。
庆历7年(1047)王安石“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正如邵伯温《闻见录》卷11所说，王安石“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这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在一县范围内的小小试验。
皇皊3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朝廷召试馆职，他“不就”。
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朝廷任他为集贤校理，他皆辞不就。
“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
”曾巩于庆历6年(1046)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说：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
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
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
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与欧阳舍人书》)。
曾巩认为王安石是文行俱美，“古今不常有”之人。
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也很赏识。
庆历7年(1047)曾巩告诉王安石说：“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
”“欧公甚欲一见足下。
”(《与王介甫第一书》)皇皊3年(1051)文彦博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说：“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
”(程俱《麟台故事》)陈襄也向朝廷推荐说：“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贤明，笃于古学。
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
”(《与两浙安抚陈舍人荐士书》)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确实声名不小。
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称扬王安石的人一多，贬低王安石的人也就出现了，苏洵在写《辨奸论》以前，“谤”王安石，认为他“奸”、“诈”的，已大有人在，苏洵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
在熟悉了同时代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后，就会觉得《辨奸论》中的话并不陌生。
所谓“囚首丧面”，即韩琦看到的“多不及盥漱”；所谓“与人异趣”，即张方平所说的凡事“皆欲纷更”；所谓“奸”，“阴贼险狠”，即仁宗所说的“王安石，诈人也”；所谓“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即曾巩称颂他的“文甚古，行称其文，……古今不常有者”；所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即吴奎与王安石同领郡牧时得到的印象：“万一用之，必紊纲纪。
”由此可见，《辨奸论》虽是当时指斥王安石最尖刻的言论，但并不是苏洵一人的看法，它只不过是当时指斥王安石的言论的集大成而已。
它并不是“一反众议”，而是当时“众议”中的一种。
第二，从《辨奸论》的内容否认其为苏洵所作。
蔡上翔指责“《辨奸论》支离无据”。
所谓“支离”，是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所谓“无据”是说它不合事实。
蔡上翔说：“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时事，偏见独识，固多有之；然必能畅其说，实为千古文豪。
以《嘉皊》全集考之，亦恶有《辨奸》乱杂无章若此哉!” 说《辨奸论》“乱杂无章”，“不成文理”，这是任何一个读过《辨奸论》的人都难于同意的。
《辨奸论》首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次举史实以证其说；然后以“今有人”领起，转入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判；最后以希望莫“获知言之名” 作结。
全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结构谨严，文笔畅达，正据有苏洵散文所特有的雄辩性。
《辨奸论》即使不是苏洵散文的压卷之作，至少也是《嘉皊集》中的上乘作品，很多选本都选它作范文，怎么能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呢? 所谓“无据”是指《辨奸论》对王安石的指责不合事实，如李绂说，王安石“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其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是否公正同《辨奸论》是苏洵所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其偏激而否定其真实性。
所谓“无据”，还指对史实援引错误，这就是把山涛语误作羊祜语。
但是，苏洵父子深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不但时见“援引错误”，而且还有故意杜撰史实的笑话。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语。
欧阳修曾问苏轼此见何书，苏轼以“想当然耳”作答，难道因此而否定《刑赏忠厚之至论》为苏轼所作吗? 如果把《辨奸论》同苏洵的其他著述，特别是同《管仲论》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辨奸论》的观点是苏洵的一贯观点，《辨奸论》使用的语言也是苏洵的习用语言。
例如，《辨奸论》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情的出现均有征兆可寻；《管仲论》也说，“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又如，《辨奸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近不近人情来衡量人物更是苏洵一贯的思想，他的《六经论》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情说，而《管仲论》更有与《辨奸论》相类似的话：“竖刁，易牙、开方非人情，不可近。
”再如，《辨奸论》是以预言者自居的，望其言不中以免天下受其害；苏洵《上皇帝书》的结尾也有类似语气：“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
… …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忽之。
”《辨奸论》的思想、用语与苏洵其他著述之一致，也说明《辨奸论》确系苏洵所作。
第三，从《辨奸论》始见何书，来否定其为苏洵所作。
李绂说：“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
《闻见录》编于绍兴2年，至17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2卷，载有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
窃意此三文皆赝作。
……疑《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
”(《书〈辨奸论〉后》，下引李绂语均见此文)说《辨奸论》“始见于邵氏《闻见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闻见录》作于南宋绍兴2年(1132)；而在张方平的《乐全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里就全文引了《辨奸论》。
于是李绂就干脆把张方平所作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一并说成是伪作。
李绂证明《墓表》为伪作的最得意的证据是《墓表》中有如下一段话：“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
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
’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
”李绂反驳道：“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制辞，在熙宁2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3年，皆非其所及闻也。
”蔡上翔也附和说：“所最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3年；至熙宁3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缪至此!”“可怪”是可怪，但这一可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
第一，《墓表》云：“先生(苏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
”可见《墓表》作者清楚地知道安石“命相”(或叫“用事)是在苏洵死后。
第二，从行文看，“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也在嘉皊元年；中间不应插入熙宁3年(相距13年)的“其命相制曰”。
章培恒先生相信《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对此的解释是：“‘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
”(《〈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见《复旦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其实也不一定有“鲁鱼之讹”。
这段文字虽已引过，但为说明问题，我还不得不把原文再次引于此：“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
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
’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
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
先生曰：‘吾知其为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
”这段文字是首讲王安石的影响：自“嘉皊初”至“倾一时”是讲王在“嘉皊初”的影响；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是讲王在熙宁初的影响。
“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皊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
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皊初的苏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皊8年的苏王关系。
文章脉络清清楚楚，所谓“安得错缪至此”者乃蔡上翔未读懂原文是也。
李、蔡二人不仅断言《墓表》系邵伯温伪作，而且说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是伪作。
把凡不利于其论点的都视为伪作，这更难令人信服。
苏轼《谢书》见《东坡集》卷29。
陈振孙《直斋录解题》说《东坡集》40卷是“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世说《前集》(即《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定。
”苏轼去世时，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有《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奏议》15卷，《内制》10卷，《外制》3卷”，也证明陈、胡的话是可信的，没有确凿证据就断言《前集》中的作品为伪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蔡上翔几乎把一切不利于他为王安石辩护的文章均指为伪作，如说：“苏子瞻作温国(司马光)《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王荆公年谱考略序》)像这样无根据地否定一篇文章的真实性，未免太轻率了。
第四，从版本上否认《辩奸论》为苏洵所作。
李绂说：“马端临《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皊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皊》，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谥法》等单行之书，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
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
”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15卷本还是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的本来面目。
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作《易传》未成。
”曾巩《苏明允哀词》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有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所著《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从苏洵同时代人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苏洵最早的集子为20卷本，而不是15卷本。
第二，当时并不叫《嘉皊集》，若当时就叫《嘉皊集》，就不会三人都众口一词地仅叫“文集”。
今存《嘉皊集》中的作品并不都作于嘉皊年间，甚至主要不是作于嘉皊年间，《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史论》等均作于嘉皊元年以前。
把苏洵“文集”称为《嘉皊集》，疑是南宋人所为，可能是因为苏洵于嘉皊年间以这些文章闻名而取名为《嘉皊集》的。
第三，欧阳、曾、张三人所列的苏洵集外单行的著作只有《太常因革礼》、《谥法》等，李绂把《洪范论》误作“单行之书”，认为不应“刻入”苏洵集中，是他自己搞错了，这也证明今存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原貌，而15卷本《嘉皊集》，确有不少遗漏。
就笔者所知除15卷本《嘉皊集》外，其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所刊16卷本《嘉皊新集》和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全集》，都收有《辨奸论》。
第五，从《辨奸论》的流传经过，否认其为苏洵所作。
蔡上翔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
”刘乃昌同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擢用，‘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那么他为何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若干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文章传出来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读一读叶梦得有关《辨奸论》流传经过的记载：“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
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
《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
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
” 从叶梦得这段记载可看出，《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刚写出的时候，曾“密献安道”，可见刘乃昌说苏洵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不符合事实，他不就公之于张方平了吗?“不以示欧文忠”，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
“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
这就说明，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
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
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
二是在“元丰间”，张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处境很艰难。
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亦不入石”。
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
这时的苏轼兄弟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
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可能流传。
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泛流传。
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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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的
己亥杂诗·其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xiá)，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创作的一组诗集。
己亥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年）），这一年作者48岁，因厌恶仕途，辞官离京返杭，后因迎接眷属，又往返一次。
龚自珍所作诗文，提倡“更法”“改图”，批评清王朝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
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其中第5首及第220首被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六年级下册(人教版)收录。
命运论译文
第一段 平治和混乱都是时运；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际遇。
因此时运将要昌隆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圣明的君主。
而圣明的君主必然会拥有忠贤的臣子。
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这是不用谋求就能自然地交合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亲近，这是不用介绍就能自然地亲近的。
他们倡导的事情必然会得到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得到服从，在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
得失之祸不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志向产生疑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
之所以能够如此，所依靠的难道仅仅是人事吗
（不，）那是天上所授与的，那是神灵所告知的，那是时运所成全的。
第二段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会被任用。
因此，伊尹虽然只是有萃氏家陪嫁的奴隶，却能在商朝担任阿衡的职位。
虽然只是在渭河之滨垂钓的贫贱老头，却能在周朝胜任尚父的高位。
在虞国的时候，虞国不任用他，终致灭亡；在秦国的时候，却能为秦国所任用，从而能使秦国称霸天下，并不是他因为在虞国时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时就有才能。
张良接受授给的书，诵读的学说，并用以之游说于群雄之间，但他叙述出的言论就像如同把水投向石头一样，没有人接受它；等到他遇到了，他叙述出的言论却如同把石头投像水中一样，没有不顺从的。
并不是因为张良在游说陈涉、项梁的时候口舌拙笨而在游说沛公的时候巧言善辩。
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
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
因此他们四位贤者的名字能够被记载在典籍之上，他们四位贤者所做的事情顺应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
孔子说：“清明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
所欲望的事将要来到的时候，必然先有征兆。
这就好像天上将要下雨的时候，山川之间必然会先出现云气。
”说：“惟有五岳降下了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和申伯。
惟有申伯和仲山甫，能够成为周朝的重臣。
”这就叫做命运。
这难道仅仅限于兴国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像这样：被褒姒迷惑，为使褒姒一笑而弄出的闹剧，最终导致西周为犬戎所灭，自己与褒姒一起身首异处，而这样的祸患是从飞到夏朝的王庭之中的两条神龙交合的并留下龙漦的异事开始的；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让他处理政事，奉行与晋国绝交及入侵宋国的政策，最终导致曹国被宋国灭亡，两人都身首异处，而这件事的征兆发生在社宫的梦中；叔孙豹亲昵竖牛，让他参入政事，最终酿成祸患，这祸患的根源在庚宗那个地方形成的。
吉凶成败，都是按照历数如期而至，都是不用谋求而会自行交合的，都是不用介绍而会自行亲近的。
第三段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洛书》说：用文德接受天命的的人，传承七世或者九世就会走向衰微；用武功兴起然后承接天命的人，传承六世或者八世就会因为蒙受大难而时常遭受忧虑的煎熬。
等到周成王在周公旦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太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殿，选择良辰吉日，召集文武百官、四方诸侯，举行了隆重的定鼎大典，宣告周朝正式建立的时候，使人占卜的结果是周朝能够占据有天下并且传承不断的世数为三十，周朝能够存在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上天所决定的。
因此在周幽王、周厉王二王统治的那个时候，周朝的政纲大坏；在春秋二霸之后，周代的礼乐的制度衰落。
教化薄弱的弊病则在周灵王和周景王时开始严重起来，而狡辩诡诈的虚伪则在七国争霸的时候形成。
残酷剧烈的统治到达极致，是在已经灭亡的秦朝被逐渐积累起来的，可贵的文明胜迹和典章制度，在汉高祖的时候被抛弃。
虽然孔仲尼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礼节都做到了规矩之内，并且能够在洙水和洒水之上和悦而正直地辩论义理，而不能遏制断绝它的发生和结束的命运。
虽然孟柯和荀卿在体魄道德两方面都达到了圣人境界，并且从容地遵循正道，却也不能挽救天下走向末世的命运。
而天下也终于沉陷以至于达到不可救援的地步。
第四段 凭借仲尼的才能，却不能在鲁卫两国得到器用；凭借仲尼的雄辩，却不能使他所倡导的政见在定公和哀公那里得到实行；凭借仲尼的谦让，却被子西所忌妒；凭借仲尼的仁义，却在桓魅那里结下了怨仇；凭借仲尼的智慧，却在陈国和蔡国受了委屈和贫困；凭借仲尼的品行，却在叔孙处招致诽谤。
道足以周济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包容。
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
到了他的孙子子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却已经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
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的造诣仅仅停留在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的阶段，退休在家养老，魏文侯请他当老师，河西的人都肃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间他的话。
所以说：平治与混乱是时运，贫穷与显达是天命，富贵和贫贱是际遇。
然而后世的君子们，仅仅侍奉于一个君主，在一代一朝内叹息，屈原因此而沉入湘水，贾谊因此而发出悲愤，不也是错误的吗
第五段 然而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它的原因就在于乐天知命。
所以遇上它而不怨恨，处于那种状况而不犹豫。
其身可以被抑制，而道不能委屈；他的地位可以被排斥，但他的名分不可以被剥夺。
就像水一样，疏通它就成为江河，堵塞它就成为深渊，蒸腾成云就会下雨，沉入地中就会湿润泥土。
质地清洁用来清洗物体，却不会与污浊混同；接受污浊以成就事物，却不会对本身的清洁产生伤害，因此圣人处于贫穷或显达之中如同处于一种情况。
忠厚直率，敢于冒犯君主，独立超凡，与世俗相违背，这是道理形势所使然的。
所以树木如果高出树林，风必然把它摧断；土堆如果高出河岸，河流必然把它冲垮；品行高于平常人，众人必然非难他。
前车之鉴不远，翻车是因为继续按着旧的轨道走。
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着它走而不后悔，执着它而不丢失，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志士仁人们）将要用这种方法顺利地成就他们的志向而得到名声。
为了成就他们的志向，而甘愿在艰险的路途上承受风波；为了追求他们的功名，而在当时历经众人的谤议。
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置，是因为他们自有其算计。
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因此天道将要实行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显达的时候，所以伊尹和吕尚就在商周二代成就兴盛，百里奚和张子房在秦汉两朝得到重用，这都是不须追求而能够自然得到的，不需要求而能够自然遇到的。
天道将要废弛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贫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觉得它可耻才不做吗
（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君子知道这样做是不会有所获得的罢了。
凡是迎合世俗、随便附合的士人，谗言献媚的债人，照着尊贵之人的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宛转。
意见没有是非，赞美起来如同流水，言论没有可否，响应起来如同回音。
将窥看形势作为精神要旨，把或向或背作为变通之策。
权势集中时候，跟从权势如同奔赴集市；权势失去时候，抛弃失权如同脱落遗失的东西。
他们说：“名分与身体哪一个亲呢
得与失哪一个强呢
荣与辱哪一个珍贵呢
于是就弄干净他们的衣服，注重他们的车骑仆从（的规模），贪恋他们自己的财富，沉迷于他们自己喜好的音乐和女色之中，脉脉然显示出自以为得计的样子。
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龙逢、比干的身亡，而没有考虑到飞廉、恶来的被灭族；只知道伍子胥用属镂剑在吴国自刎，而不警戒费无极在楚国被诛杀灭族；只知道讥笑汲黯在主爵都尉的位子上白首到老，而不警戒张汤到头来死而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只知道讥笑萧望之跌倒在前，而不恐惧石显被用绳子勒死在后。
第六段 因此通达之人的算计，也各自算计不到的时候。
所以说：凡人之所以奔走竞争渴望得到富贵，究竟是为什么呢
如果是为了建立道德，必须显贵吗
那么周幽王、周厉王成为天子，还不如仲尼成为陪臣。
必须有势力吗
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还不如扬雄、董仲舒那样静养在家里。
必须富有吗
那么齐景公的千辆套四匹马的车，这不如颜回、原宪那样约束其身。
那么是为了实惠吗
那么拿着勺子到河边饮水，也不过喝满肚子而已，离开房间而让雨往身上洒，也不过淋湿了身子而已，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能承受了。
那么是为了名声吗
那么将善恶都写在史册上，诋毁和赞誉也将流传千载；赏罚悬挂在天道，吉凶显现于鬼神，固然是可怕呀。
那么是要使耳目娱乐，让心中快乐吗
如果命令御者驾驶车马游历五都的集市，那么天下的货物都会被陈列在面前。
如果提着衣裳跋涉在汉阳的山丘上，那么天下的庄稼就会像天上的云一样多。
如果让梳着椎髻的士兵把守着敖庚、海陵的粮仓，那么堆积如山的粮食就会出现在眼前了。
如果插起衣襟攀登在在钟山和蓝田山的上面，那么夜光珠、宝玉之类的珍宝就可以观看了。
如果像这样，为追求物付出得很多，而为自己付出的很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爱惜那虚幻的精神。
强风震动而尘土飞起，尘土散落而没有停止，六种疾病在前边等待着，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着，利害在其左边产生，攻夺在其右边发出，这样还自以为看清了身与名的亲疏，辨明了荣与辱的主客关系了吗
第七段 天地之间的大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
怎么才能守住爵位呢
那就是“仁”。
怎么能纠正别人的错误呢
那就是“义”。
因此古代称王的人，都是凭借一个人的才能德行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的一切来侍奉他一个人的。
古代做官的人，都是希望凭借官职所赐予的权力来实行他的“义”，而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去作官的。
古代的君子，都是将得到官位而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治理当作耻辱，而不将有能力进行治理却得不到官位当作耻辱的。
推究天和人的本性根源，区别邪与正的差异，权衡致祸与得福的门径，穷尽膺荣与受辱的算计，那是很非常明显的了。
因此君子才会舍弃那个而采取这个。
如果出仕和家居都不违背时令，默默不语和说话都不失去其民心，天象运动、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地方，玑旋二星仍然在顺时旋转，而玉衡和车轴也仍然控制在中间，既通达明白又富有智慧，并得以保全自身，遗留下那种能造福后代的谋划，来安顿敬事的儿子，我死去的朋友，曾经是这样做的
钟嵘《诗品》大概内容和评价
诗 品 梁·锺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夏歌曰：“陶乎予心。
”谣曰：“名予曰正则。
”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
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
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
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
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
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
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
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
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昔在贵游，已为称首。
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
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
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
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
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
宜穷往烈。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
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
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今既不被管纟玄，亦何取於声律邪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
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
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
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
襞积细微，专相凌架。
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古代诗歌评论著作。
南朝梁钟嵘(约468～约518)撰。
钟嵘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
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
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
《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
《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
后以《诗品》定名。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
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明代正德元年退翁书院抄本《诗品》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无病呻吟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
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
“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
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
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
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
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其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
在《诗品序》中，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上卷中,也提出过“使人味之,□□不倦”。
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好诗；二是强调诗“兴”，认为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
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以至王士□等等，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的共同要求。
二,关于“真美”的原则。
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
“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
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着的。
三，他提出诗歌创作应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要求“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见解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外，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
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
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
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