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的主要内容
主要作品有《辨亡论》《平复帖》 个人作品 文学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
原有文集四十七卷 ，《隋书· 经籍志》亦著录有《陆机集》十四卷，均佚。
南宋徐民臆发现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辑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
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陆平原集》。
《全晋文》卷96~卷99录有其作品，逯钦立《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其诗。
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金涛声校点的《陆机集》，今人刘运好有《陆士衡文集校注》。
史学 陆机在史学方面也有建树，著有《晋纪》四卷、《吴书》（未成）、《要览》、《洛阳记》一卷等。
绘画 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陆机还著有《画论》。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又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
陆机在孙吴时曾任牙门将，吴亡后出仕西晋，太康十年（289年），陆机兄弟来到洛阳，文才倾动一时，受太常张华赏识，此后名气大振。
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历任任太傅祭酒、吴国郎中令、著作郎等职，与贾谧等结为“金谷二十四友”。
赵王司马伦掌权时，引为相国参军，封关中侯，于其篡位时受伪职。
司马伦被诛后，险遭处死，赖成都王司马颖救免，此后便委身依之，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
太安二年（303年），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却大败于七里涧，最终遭谗遇害，被夷三族。
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诗重藻绘排偶，骈文亦佳。
与弟陆云俱为西晋著名文学家，被誉为“太康之英”。
与潘岳同为西晋诗坛的代表，形成”太康诗风“，世有”潘江陆海“之称。
陆机亦善书法，其《平复帖》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要成就 文学 刘亨绘《松江十二俊之陆机》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达佳丽，被誉为“太康之英”。
陆机作文音律谐美，讲求对偶，典故很多，开创了骈文的先河。
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
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陆机流传下来的诗，共105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
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
” 陆机赋今存27篇，较出色的有《文赋》、《叹逝赋》、《漏刻赋》等。
散文中，除《辨亡论》外，代表作还有《吊魏武帝文》。
陆机还仿扬雄“连珠体”，作《演连珠》五十首，《文心雕龙·杂文》篇将扬雄以下众多模仿之作称为“欲穿明珠，多贯鱼目”，独推许陆机之作：“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
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
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 张华曾对陆机说：“别人作文，常遗憾才气少，而你更担心才气太多。
”其弟陆云曾在给他的信中说：“君苗见到兄长的文章，便要烧掉他的笔砚。
”后来葛洪著书，称赞陆机的文章“犹如玄圃的积玉，没有什么不是夜晚发光的，五条河喷吐流波，源泉却一样。
他的文辞弘达美丽典雅周全，英锐飘逸而出，也是一代的绝笔啊
”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其诗文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明朝张溥赞之：“北海（孔融）以后，一人而已”。
思想 陆机创作时恪守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并深受黄老思想内修之学的影响。
理论见解在许多方面都跟道家思想密切相关，或直接引用，或是对其加以发挥，很有老庄思想的风范。
陆机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分封制，曾著《五等论》以说明。
书法 陆机善书法，其章草作品《平复帖》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
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
《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
《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
”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
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
《宣和书谱》还曾收录有其行书《望想帖》 。
诗词曲赋怎么区分
一. 定义： 1、诗，是为吟咏言志的文学题材与表现形式 2、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 3、曲是一种韵文形势，出现于南宋和金代，盛行于元代，是受民间歌曲的影响而形成的，句法较词更为灵活，多用口语，用韵也更接近口语 4、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二. 区分： 1、诗的创作一般要求押韵，对仗和符合起、承、转、合的基本要求 2、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3、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4、曲先有调，再按其所奏乐曲配词吟唱 5、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
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三. 特点： 1、诗分为古体诗和新体诗，如四言、五言、七言、五律、七律、乐府、趣味诗等。
诗的创作一般要求押韵，对仗和符合起、承、转、合的基本要求 2、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
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
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3、曲因是配合音乐的长短调，不论散曲或戏曲，其曲子前一般都标明宫调和曲牌名，且每种曲牌都属于一定的宫调 4、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常常为文而造情
求陆机的《文赋》的翻译
陆机《文译文 【原文】余每观才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
夫放言遣辞，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译文】我每当看到文士的作品，私下领会了他们艺术构思的意图。
他们运用语言表意修辞，变化确实够多的了；文章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用语言来评述的。
我每当自己作文，更加体会到作文的甘苦。
常常害怕思想与所表现的客观事物不相吻合，文辞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不是“知”的困难，而是写作实践上的困难。
所以我作这篇《文赋》，借以介绍古代作家的美文，论述作文成败的缘由，将来或者可以穷尽文章写作的奥妙。
借鉴古代作家的写作经验，就象拿着斧子砍伐木头做斧柄一样，固然榜样就在眼前，至于笔下的千变万化，的确很难用言辞表达出来。
我所要说的，完全在这篇文章里面了。
【原文】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译文】(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长久地伫立在天地间深刻观察，在古代典籍中任性情潜化。
随着季节的变迁，他慨叹时光的流逝;看到万物纷呈又思绪纷发。
深秋季节，因树叶零落而感到悲凉;阳春三月看到枝条柔嫩又乐开了花。
有时，心存敬畏，如冰霜在胸;有时，志趣高远，上及行云。
咏唱先贤的丰功伟绩，歌颂古人德行的芳馨。
在文艺的林海中遨游，赞美那优美诗篇的文质彬彬。
有了感受，于是执笔进行写作，把感受在文章中加以敷陈。
【原文】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
其致也，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
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译文】(进人写作过程以后)开始的时候，不看不听，沉思默想，多方探讯；让思想向八方驰骋，想象在九霄飞腾。
待到文思酝酿成熟，眼前的情景，象初出的朝阳愈见鲜明;描写的物象，也愈见清晰不断涌现。
群书中的精华象醇厚甜美的酒滴信笔倾吐，《诗》，《书》象滋润的雨露任凭吮嗽。
艺术的想象，一会儿浮上天渊平静地流动，一会儿沉到地泉尽情地洗浸。
于是锤拣难熟的语辞，象衔钩的游鱼从深水中引出；辞藻联绵，象中箭的飞鸟迅速从云层坠殒。
吸取历代古籍中脱失的文字，采辑千百年亡佚的诗篇；抛弃古人用过的陈旧辞句，启用前人还没用过的清新语言，片刻间洞察古今的历史，眨眼的工夫驾驭着天下的事变。
【原文】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
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龃龉而不安。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
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或操斛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译文】(作者进入具体写作阶段)然后按照内容，构思布局，提炼语言，恰当安排；有形的物象，用有光泽的语辞加以显现，发声的物体，用有音响语言，使余意尽弹。
有时因枝添叶，繁衍成文；有时考究辞义，探讨辞源。
辞义隐晦的，使它明白晓畅；辞义简易的，做到从易到难。
有的语辞象猛虎斑斓生色，使百兽丧胆；有的语辞象龙鳞显现，使群鸟飞散。
有时语辞运用一下子便得当，有时语辞艰涩前后难以通畅。
(作者要)竭尽心力，刻苦钻研，精心构思，然后下笔成篇。
把广阔的天地都囊括在作者的胸中，把众多的万物都熔铸在作者的笔尖。
开始时口吻枯涩，吐辞不当，到末了文辞就会酣畅华艳。
(作文章)“理”是一篇文章的主旨，主旨好比树干，文辞象枝条上的花果，斑斑斓斓。
真正做到辞义一致，尽管变化多端，都在外表上有所显现。
(作者的)文思触及乐事，必然表现为欢快；嘴上正说着哀伤，一定先来一声长叹。
有时候不在意就进人了写作，有时候拿起笔来又感到茫然。
写作是一大乐事，历来的文士都很向往。
抽象的赋予具体形态，无声的给它以声响。
把久远的事物写在尺幅之上，充沛的情思倾吐自内心。
扩大语言的范围和容量，构思定能愈来愈深。
(写作好比)传播草木的芳香，又好象繁密的枝条发育茁壮。
文思汹涌象暴风浓云，升腾自文章的林海之滨。
【原文】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俛，当浅深而不让。
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
故夫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緜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译文】文章的体裁多种多样，事物繁杂没有固定的尺度可以衡量；它们纷然杂呈，瞬息万状，很难描绘那具体的形象。
驾驭语言的才能展示着作者的技巧，辞意吻合才是艺术的巧匠。
无论是抽象的或是其体的语辞，都努力追求，是浅是深都不要抛掉。
虽然脱离了一定规矩，为着能写尽事物的形貌。
所以，喜欢炫耀词藻的人崇尚浮夸，重视文章内容的人看重内容表现是否得当；描写事物喜欢穷形尽相的人，不受表达形式的阻隘；追求文章通达的人，主张文章思想内容开朗。
诗因情而生，要求文辞优美，赋描写物象，要求语言清楚明畅；碑文记叙事迹要合乎实际，诔萦回着对死者的哀伤；铭语言简洁淳厚，箴清新刚健，语音抑扬；颂闲适而又华美，论说理透辟，语言流畅；奏章稳重而又典雅，说语言明快，浩瀚汪洋。
(文章的体裁)虽是各有区分，都必须禁止邪曲虚妄。
只要文辞能够表达文章的主旨，不一定要写得冗长。
【原文】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
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译文】事物的形体千姿百态，文章的体裁屡次变迁。
表达思想离不开艺术技巧，修辞造句要用优美的语言。
有音响有节奏的语辞交替使用，好比五色交错，才能音韵和谐。
语辞的取舍虽然变化无穷，有时候也难免艰涩而不相安；如能掌握文体变化的规律，就象开凿水渠，接纳流泉。
如果始末颠倒，失去常态，就象彩绣着色，颠倒了玄黄的次序，色调污浊，不能鲜艳。
【原文】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
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繍，凄若繁弦。
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
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
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若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
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苦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
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译文】(写作中)，有时候干扰了前段，有时候，又侵犯了后面的篇章；有时候文辞芜杂，文章的主旨还得当；有时候语言流利，而内容却走了样。
(如果辞、义不能互相一致)彼此分开就两全其美，合在一起就两败俱伤。
在细微的差别中品评辞、义的优劣，在毫芒之间决定辞、义的取舍。
如果经过铨衡，须要裁定，就应以恰当与否作为准绳。
有时候文章的文辞饱满、义理瞻丰，文意表达却和客观事物不尽相融。
事理表达没有两个顶点，文章好到了极点，就不能再添增。
把几句话放在显要地方，这是全篇的警句。
千言万语，虽然条理清晰，要等有了警句才显出成绩。
(文章中有警句〕的确利多弊少，所以，(写作时)取够了，就不要再改易。
(文章的写作)有时候文情并茂，光洁鲜明，象锦绣一般彩色缤纷，象琴弦那样凄切动人。
要描写得不差分毫，才合乎古典诗篇的艺术匠心。
构思虽是出自我心，却恐怕别人先我成文。
如果因剽窃而有违义理，我虽然喜欢，也要舍弃不问。
文章的佳句有时候锋芒毕露、超群出众；佳句难得，就象人的形影不可追逐、音响难以留住。
它们象孤峰突起，孑然屹立，和一般平庸的词句交织在一起，很不相宜。
精心的构思虽然孤单没有匹配，作者却反复斟酌不能抛弃。
(美的文辞象)石中藏着美玉使得山峦生色，水中含着明珠使得江河秀丽。
好比丛生恶木勿须剪去，由于群鸟集聚也会显出生气。
又好象《阳春白雪》中杂缀一些《下里》俚曲，更显出它的高雅和神奇。
【原文】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
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
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
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而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
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声高而曲下。
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
虽—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译文】有时候写成短小的诗篇，由于内容贫乏而兴味索然。
看下文孤零零没有辞句相应，看上文空荡荡无佳句接承。
好比孤弦独奏，音韵单调，没有和声。
有时候寄美辞于庸音恶辞，语言浓艳却没有光泽。
将美丑混为一体，美的言辞也受连累成了瑕疵。
好比那堂下的下管乐曲，与堂上的舞蹈虽也相应，由于曲调急促却不协调。
有时候抛弃文章的义理，保存文词的奇异，空自追求文字的虚浮和细致；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和爱憎，文辞漂浮而不逼真。
好比弦小而弹奏急骤，虽然曲调和谐，却不能感人。
有时候文章写得汪洋恣肆，象放荡的乐曲，只追求声响杂乱、曲调轻佻；仅只为了随俗好看，纵然声音高亢，曲调也是不高。
那《防露》与《桑间》的乐曲，虽然感人，却不是雅调。
有时候文章写得清新而柔美，也摒弃了浮言碎语，却缺乏象不加五味的肉汁的余味。
又象琴弦弹出单调的曲调，虽是一人歌唱，三人应和，典雅了，却不艳美。
【原文】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
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
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
虽溶发于巧心，或受吹于拙目。
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
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
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
故踸踔于短韵，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俱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译文】至于文章繁简的剪裁，上下文联系的局格，随时都应适应情况的变化，其中也有曲折微妙的差别。
(语言的运用)有时语言粗糙而比喻巧妙，有时思想质朴而语辞轻佻。
(辞的选择)有时因袭旧辞而显出新意，有时伴随浊音却更有清气。
(义的表达)有的粗粗一看，便能明察底蕴，有的深入钻研才理解精细。
(辞与义相一致)好比舞者合着节拍摆动衣袖，歌者和着琴弦放开歌喉。
其中的奥妙轮扁不能用语言形容，华美文辞更不能说得精透。
(作者)博于修辞与文章的规律，我心中确很佩服。
要熟悉一般人写作中经常出现的缺点，认识先哲们文章的长处。
文章纵然发自内心，十分精巧，或者要遭到钝眼的讥笑。
那琼玉般的文辞，象豆粒撒满原野，不难采到。
(丰富的文辞)同风箱鼓风一样没有穷尽、和天地同老。
好的文辞在世上虽然纷纭繁多，可惜我所有的还不足一掬。
我常怕才知小、才思钝，恨美言难于连缀成文。
所以在小诗面前跛足跳不难采到。
(丰富的文辞)同风箱鼓风一样没有穷尽、和天地同老。
好的文辞在世上虽然纷纭繁多，可惜我所有的还不足一掬。
我常伯才知小、才思钝，恨美言难于连缀成文。
所以在小诗而前踱足跳跃，只好用平庸的声音来凑成曲调；写成文章常常带着遗恨，哪能怀着满足的心情而感到骄傲
我怕自己的作品象敲蒙上尘土的瓦钵，反被悦耳的鸣玉取笑。
【原文】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
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
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
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译文】(现在又要回到艺术思维问题)至于文思的到来的时候，它那通塞的妙处，来的时候不可遏止，去的时候抑制不住。
隐藏的时候象是光亮熄灭，活动的时候象有声音在倾诉。
正当文思敏捷的时候，多么纷乱的头绪，也能理出思路。
文思疾风般的从胸中升起，文辞清泉似的从嘴里涌出。
它们纷然杂呈，应接不暇，任慿用纸笔把它描述。
(作者想象着)文彩的光辉充满了(他的)眼睛，悦耳的声韵洋溢在(他的)耳际。
等到六情凝滞，神志停留，像一截枯树木然不动，像干涸的河床已经断流。
把握住精神去探索文章的奥密，振奋文章的情思，再去追求。
文章的主旨隐约地萌动，文思像抽丝一样，戛戛的往外抽。
这就使得有的精心构思反多失误，有的随意写作倒少错谬。
虽然文章由我写作，却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强求。
所以常扪心感到惋惜，我不知道思路通塞的缘由。
【原文】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
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
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
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
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译文】那文章的功用，在于万物之理由它而明。
空间大到万里，可使没有阻隔；时间经过亿载，它是沟通古今的桥梁。
向下，为后世留下法则；向上，取法先哲、以示景仰。
周代文、武之道将要沉沦，可以用文章挽救；好的教化加以宣扬，能使它不致消亡。
道路无论多么遥远都能到达，理义无论怎样细微都可设想。
文章像雨露般的润人心脾；似鬼神般的变幻无常。
刻在金石上可以传播功德，谱之管弦可以与日俱新、百代流芳。
文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文赋 词义一：文学体裁 文赋是赋体的一类。
“文”指古文。
即相对骈文而言的用古文写的赋，也即相对俳赋而言的不拘骈偶的赋。
元代祝尧说，“宋人作赋,其体有二：曰俳体,曰文体”；并认为用文体作赋,“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尔”（《古赋辨体》）。
其论虽对宋代文赋有所偏颇，但却指出了文赋的体裁特点，即以赋的结构、古文语言所写作的韵文。
作为赋的一类变体，文赋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
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复古口号下改革了骈偶语言。
他们的赋作直接继承发展先秦两汉古赋传统，象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问》、《设渔者对智伯》，虽不以“赋”名篇，但其体裁取自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正是《文选》列为“设论”一类的古赋之体，既保持主客答难的赋的结构，又用比较整饰而不拘对偶的古文语言，实质便是文赋。
文赋始于唐，典型作品是《阿房宫赋》。
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继承韩、柳革新的传统,反对宋初盛行的西□派骈偶文风,进一步巩固了古文取代骈文的文学语言地位，扩大了古文的文学功能。
其成就之一便是使文赋这一赋体发展得更为成熟而富有特色。
其代表作即欧阳修《秋声赋》和苏轼前、后《赤壁赋》。
从体裁形式看，《秋声赋》和《前赤壁赋》都还保持“设论”一类汉赋的体制，既有主客答难的结构形式，又吸取韩愈《进学解》的叙事性质，但扩大了叙事部分，增加了写景抒情部分。
而《后赤壁赋》则几乎完全摆脱汉赋体制的影响，独创地构思了夜游赤壁、攀登峰顶、泛舟长江及遇鹤梦鹤的情节。
以这三篇为代表的宋代文赋的共同特点是，融写景、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用相当整饬的古文语言写作铿锵和谐的韵文。
宋代文赋的实质是用古文语言写作的具有赋的结构的韵文，所以按照古代传统文论观念来看，一方面肯定赋体至“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是赋的一种变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俪矣”(《文体明辨》)，觉得既不符合“古诗之流”的要求，又不符合骈偶声律的“俪辞”的标准,实则已不属赋体。
但从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看,宋代文赋正是赋体发展的终极阶段，前、后《赤壁赋》即为临界的标志作品。
[编辑本段]词义二：西晋陆机写的文学创作理论专著 【产生背景】 [1] 两汉以来，由于汉武帝对儒家文艺思想的“专尊”，使得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儒家学派论诗，十分讲究、重视诗的教化作用，他们着重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曹丕也在《典论》中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
这些文艺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过多的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相对地忽视了文艺的艺术特点。
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文学走进自觉地时代。
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人的思想的解放，人道价值重新得到肯定，文学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文学理论上也一扫两汉沉闷凝滞的气氛。
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更加深入，对文学艺术规律的研究全面展开。
《文赋》的出现，正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结晶。
《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
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
自然，这样做难免会从中流露出“形式主义”的痕迹，但是这显然不能影响陆机在《文赋》中的贡献。
《文赋》评价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
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
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
主要包括： （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
《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
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
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宠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笑端”。
《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
《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
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
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奸”。
《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
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
（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
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清代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张有哪些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