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留侯论> 有感
学过了《赤壁赋》,虽不甚理解,却也能从中体会出苏轼胸襟之坦荡和对人生超凡脱俗的理解。
又读了《留侯论》，对这位流芳百世的大文豪更是崇拜不已。
文章开篇，便以“忍”之一字作为出发点，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贯穿全文。
张良能忍，所以辅佐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郑襄公能忍，所以保全了自己的国家;越王勾践能忍，所以一举击败吴王差，重振越国;汉高祖刘邦能忍，所以建立了汉朝，又除了韩信。
可见，“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钻研的学问。
《留侯论》所带给我的，不是文章本身的形象生动、流畅自然，而就是那一“忍”字。
作为高中生的我，或许谈这一字还时候尚早，功力尚浅，即便是说了，也不过是把他人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所以这篇文章，我更乐意由“古之忍者”进化为“今之忍者”。
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哪一个成功者不是一个“忍者”?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学生，却也知道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公司取得最大的利益。
这里，我对他们所怀有的，只是敬佩。
我敬佩他们敢于在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更敬佩他们忍的功夫。
排除自身的本领，我想在商业谈判中“忍”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了吧。
不论是合作还是吞并，谁更能忍，谁就能为自己尽可能的多争取一些利益。
比尔.盖茨曾说过“这世界在你有成就前不会在意你的自尊”，可见他在成功之前也经历过很多，忍耐过很多。
由此可见，“忍”是现代商人的必修课。
即使我只有那一点世界观，我也知道政治的复杂。
就说邓-小-平爷爷，他一生三落三起，最后仍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上圈下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如果他没有那股子忍劲，他如何能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政治，那没有硝烟的战场，就是比拼智慧才干与忍劲的拉力赛。
由此可见，“忍”是现代政治领袖的必修课。
其实，在我看来，生活中有很多情感是由“忍”发展而来的。
当被家长误会时，我们要心平气和的向他们解释，不要争吵，这其中的“心平气和”“不要争吵”的本质不就是“忍”吗?当学习上有问题时，不要气馁，要坚持不懈的钻研，这其中的“不要气馁”“要坚持不懈”的本质不就是“忍”吗?由此可见，“忍”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留侯论选取了张良的哪些人生经历
《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
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
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
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
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
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
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
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
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
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
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
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
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
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
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
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
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
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
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
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
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
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
”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
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
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
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
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
“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
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
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
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
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
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
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
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苏轼的留侯论中 为什么老人认为张良能有一番作为
因为张良甘居人下， 能忍辱负重，必然能致千里。
速求一篇论语子路篇读后感。
1000字左右。
看内容加分。
读苏轼《范增论》 范增辅佐项羽以图天下，始羽听增之言立楚怀王孙子熊心为义帝，后义帝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羽杀义帝大将宋义。
鸿门宴上范增力谏项羽杀刘邦，羽犹豫未决不听错失良机。
后陈平离间项羽范增，项羽稍削增权，范增弃羽归乡。
苏轼在《范增论》中评论此事：“增之去善矣。
不去，羽必杀增。
独恨其不早耳。
”并认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即宋义）时也。
”也就是说苏轼认为项羽杀宋义是弑义帝的预兆，弑义帝是怀疑范增的开始，范增当于此时见微知著，或弃羽或杀羽。
不敢苟同。
要知道范增是依附项羽，而不是依附义帝。
杀宋义——弑义帝——鸿门宴——被削权——弃项羽，我们依次分析。
杀宋义：范增可能有不同意见，但完全可以接受，因为这不影响图霸天下的大计；弑义帝：可能此时意见更大，但不会导致增与羽的决裂，因为熊心这块招牌迟早要扔的，项羽杀之过早，但仍不从根本上损害他们的共同利益；鸿门宴：不杀刘邦实是大大激化了矛盾。
范增怒其因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失去这个机会再战胜刘邦就很难了。
但此时仍不足以导致内部决裂，只要同心合力还可能有机会除掉刘邦；削范增之权：此时项羽已心有猜疑，范增对项羽彻底绝望，既然已经不被信任，再呆下去就有危险了，而项羽盲目相信自己之勇，优柔寡断，不善于把握机会，现在竟然连自己的谋士也不信任了，有宋义、熊心的前车之鉴，范增决定离开项羽。
由此观之，范增去的恰是时候。
再迟，则有召祸之险；若早，则属轻易放弃，因为之前项羽的所作所为仍有可能图成大业。
苏轼在《贾谊论》中批评贾谊轻易放弃：“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在《范增论》中却批评范增的不轻易放弃，真矛盾也
另外，范增之于项羽颇似陈宫之于吕布，下次再详细分析。
对《留侯世家》中张良的人物形象分析
千古谁识汉张良幼时读，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
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
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
张子房就是张良。
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
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
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
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
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
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
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菜九这个共产党人偏偏不理这个茬，斗胆篡改一下可能更贴切，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
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
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
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
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
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
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
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
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
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
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
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
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
以韩申徒下韩国。
言上张旗志。
秦王恐降。
解上与项羽之郄。
汉王请汉中地。
常计谋平天下。
侯万户”。
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
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
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
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
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
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
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
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
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
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
这两条功劳都不小。
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
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
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在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
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
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
尤其是良数以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而此前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
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 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
故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
《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可见良亦见驹。
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
”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
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
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
”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
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
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
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
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
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
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
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
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对张离开刘寻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
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
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
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辞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
”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
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
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
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
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口。
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怀王襄助了人马，但沛公击秦时，韩地武装又再次活跃于故地这一事实，说明韩成肯定又得到兵员补充。
这一补充只能来自楚怀王。
否则，他怎么奔去没留下，肯定是得到新的增援，又重新开始作战。
对秦作战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不是非刘项不能有所作为。
这里可以将韩地的情况与魏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魏豹也得楚助数千人，但在没有其他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魏豹攻占了二十几城，这个成绩是张良统领的韩国武装没法比的。
在同样得到了楚的援助的情况下，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即没有一块实地，始终在流亡。
这一点对张良的形象非常不利，但也没有办法，谁要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拿不到呢。
这个旧韩之地，还是到了刘邦西征时才得以征服。
刘邦西进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道旧韩从武关入秦。
刘部一入旧韩，就强势作战，连破秦军，为张良这条地头蛇出尽鸟气。
从此，刘张二人得以再续前缘。
只是刘邦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刘邦——兵强马壮，气吞万里；而张良却还是当年甚至不及当年的那个张良——穷困潦倒，无所依傍。
此情此景，不知张良将作如何之想。
估计是像做梦一般，虚掷了光阴。
让张良、韩成吃尽苦头的秦南阳守军被刘部打得龟缩在南阳城内作困兽之斗，刘邦便想弃城轻进。
这时，张良的作用就出来了。
他劝告刘邦不能置自己于进退失据的险境，刘邦何等聪明，一点就灵，掉头猛攻南阳。
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
应该说张良在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功，也可以看出刘张相得甚欢，刘并没有因为张助他人而心存芥蒂。
这与刘邦的胸襟有关。
刘的立场一贯是，来去自由，去了不妨再来。
革命不分先后，即使中途退出，也不影响继续加入，还一样受重用。
重用张良一事很快就有了回报，功臣表上记的那个“张旗志”破秦的事，就有张良的重要贡献。
但应该看到，刘邦不止张良一个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者多多，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
比如克武关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不清楚。
破秦之后，刘邦的感觉良好，可能想大大地骄奢淫逸一番了，这时旁人的话也听不进了。
我们想都能想出来，灭秦后的刘邦是何等的嚣张跋扈。
那些天，可能天王老子都不在他眼里，你们这些凡人还想来掺和什么。
难道臭秦始皇能享受的东西，我沛公就不能沾边吗，难道我们这些受尽秦政鸟气的楚国佬就不能在皇宫里撒撒野、撒撒尿
难道我们这些胜利者不该在皇宫的龙床上打打滚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我等打天下所为何来
穷棒子翻身，扬眉吐气很容易变成张牙舞爪，这也是人之常情，换了你我，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
所以樊哙的劝说成了耳旁风就不奇怪了。
还是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更铁，所以张良让刘按樊的主张办，刘邦也就遵从了。
大概刘邦已经过了把瘾，浅尝辄止了，从善如流了。
其实张良这件功劳并不小于什么运筹帷幄，但又与运筹帷幄无关。
如果任刘邦在秦始皇的宫里胡闹下去，什么夺天下的梦想都不会有，有也不会成。
接下来，张良为刘邦做的事，就是功劳薄上记载的鸿门宴解郄与分封多要一郡的事了。
这两件事，非张良做不来，张对刘做这些事不仅是尽铁哥们的本分，其中应该包括酬谢刘邦的知遇之恩的成分在内。
但是不是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就肯定做不成，当然不是。
菜九倾向于张良在这里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这两件事容易办了。
因为既然刘邦决心拱让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项羽杀他的理由就不成立；而汉中本就在刘邦掌握，项羽也不一定就非得将其从刘手中挖出，便宜章邯、司马欣等人。
当然，如果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办起来都很棘手，而有了张良，刘邦的事就如愿以偿了。
退一步的如愿以偿，也是如愿以偿。
所以功劳薄上，这两件功劳写得实实的。
设想，如果汉中落入项羽势力掌握，刘邦想出巴蜀直难如登天。
就在摆平了两件事后，张良又与刘邦分手了，这次的理由还是韩王成。
但在菜九看来，总是怀疑里面有投机的成分。
项羽分封后，不让韩王成之国。
给出的理由是张良帮刘邦。
这叫什么理由嘛
项羽不遣韩王成之国的真正理由，更像是他贪这块地。
因为项羽对魏豹早先已占之地还要巧立名目将魏改封西魏，而将魏地攫为己有。
正好韩王成在反秦事业中一事无成，所以对韩国如法炮制，不让他之国，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就如项羽将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的原因一样。
所以这里不牵涉受张良助汉王牵连的因素。
但《史记》记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司马迁的揣测之辞，还是旧有说法。
如果是前者，则可不予计较。
如果是后者，可能就要追究产生这个说法者的居心了。
依菜九之见，更像是张良为他与刘邦的第二次离别制造出来的假话。
以项羽的力量，真要处置刘邦，并不是做不到，难道因张良帮刘，他就不便处置，于情理不通。
如果真正对张良反感，张良与项羽单独在一起达四个月之久，处理起来也方便得很嘛，为什么没处理。
设想，连无辜的韩王成都能说杀就杀，为什么会对张良网开一面
如果说项羽杀刘邦还有点下不了手，那是因为他们早先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杀张良可没什么交情要顾，难道项伯的面子就那么大。
所以这里面的事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只得存疑，以待有识教我。
那么张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话呢
我们不妨来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菜九以为，张良看刘邦被派发到巴蜀汉中，以为刘邦的气运也就是老死川中，所以他要另谋出路。
我们来看看他为刘邦出的馊主意。
他让刘邦入汉中后烧绝栈道，以示永不东还，除项羽之戒心。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刘邦可能真的会老死川中，这一下可真遂了项羽的心愿。
项羽和范增为刘邦规划的未来不正是让刘在川中幽囚自生自灭吗
这一下是你刘邦自绝东还之路，可怨不得别人。
如果不是赵衍指出一条暗道，刘邦就是想出川也办不到。
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后人敷演出的鬼话，当不得真。
这也是中国人最不讲认真的典型事件。
所以菜九做成语词典时，对这个条目下的措辞是传说，与其他辞典均不同。
连现汉都是错的。
菜九的尾巴老是乱翘，也多拜中国人一贯的不认真所赐。
但对张良离开刘邦的理由还不敢乱翘尾巴，但提出问题总是可以的吧。
认真一番就这么难吗
总不能张良怎么说，后人就怎么信吧。
如果张良有什么如意算盘的话，那他跟着项算是他走了眼。
因为项羽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
张良与项羽就没能套上近乎，连韩王成的命也没能保住。
说项羽目中无人是因为他既不用张良，也不怕张良会去助别人。
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所以张良在那里还蛮自由，所以张良再次投奔刘邦也没费太大周折。
而张良的这次投奔刘邦的时机值得注意，那是在刘邦已打出汉中，基本上荡平三秦的时候。
换言之，刘邦已从那个仄逼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又显示出一派大好形势。
张良此时去投奔，正其时也。
刘邦对张良的归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他立即封张良为成信侯，而这时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还没封侯。
这是刘张关系铁的明证。
岂知天道好还，张良有过主动离开刘邦的前科，就受到被刘邦两次抛弃的报应。
刘邦在荥阳、成皋两次被项羽打得夺路狂奔，一次带了陈平，一次带了夏侯婴，没提到张良，看来多半是撇下不管了。
所以说铁哥们有时也不够铁。
刘邦丢下张良及其他人，任其自生自灭。
好在天助刘邦，那些被撇下的将领及张良都自行找到了出路，然后再继续追随刘邦打天下。
但大概抛下军队只身逃跑是楚军的传统，黥布落败时这样，刘邦落败时这样，到项羽落败时还是这样。
局中之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怨无恨了。
而就张刘两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扯平了。
实事求是地说，刘抛弃张的两次也有人之常情在其中，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遑论其他。
刘邦打败仗时，情急之下，连子女老爹都顾不上，铁哥们又岂比儿女老爹更亲。
所以，张良对刘邦抛弃他的作法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抛之坦然，跟之坦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比照张良被刘邦两次撇下的记录，那个运筹什么决胜什么更像是个笑话。
这既可以理解为刘邦善意地开了历史的一个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刘邦为了使张良能多得封地而编造的幌子，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三、张良的自知之明张良出道前的事迹中有一受老父兵书事最令人神往。
按说他占有天下第一奇书，以他的不世才具，取天下当如反掌。
但岂知事又有大谬不然者。
张良一出道就有百十号人，与刘邦走出芒砀山时差不多，也与彭越的人马相仿佛。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领袖资质，所以试了几试。
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
张良吃足了苦头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干的料。
韩信说刘邦将兵不过十万，那么张良将兵不过千应该是个准确的定位。
到了千人，则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不成体统。
所以他的官衔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带兵。
他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不成其为理由。
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留侯亦云。
”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
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
再说指挥作战，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刘邦击黥布时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指挥。
所以说，张良的身体不好是免于带兵的托词，以便藏拙。
否则所有人都知道你精通世上第一流的兵书，不露两手出来岂不是不合时宜之至。
但这两手以前也不是没露过，再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
把戏就怕穿帮，神话就怕戳破。
在张良而言，或者唯恐天下人提及他有天下奇书一事。
刘邦是装神弄鬼起家的，跟张良关系又非常铁，犯不着去逼鸭子上架。
你说身体不好就不好吧，你就歇着吧。
反正也没什么非你不可的事，大家就这样抬着混。
就这样一直混到革命成功，皆大欢喜。
刘邦与项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项羽是人之过无所忘，刘邦是人之功无所忘。
刘一直感念着张良对他事业出的大力，尽管出大力的人不少。
他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虚词给张良定位，就可以厚封张良。
所以刘让张自择三万户，这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
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只得六县之地，或不足三万户。
当时居功第一的曹参所封也只得万六百户，让张良得三万户，足见刘张关系的铁。
但刘邦厚封张良也不是信口而占，早年他曾有号令，道是以一郡降下者，封万户侯。
张良为其讨得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仅此一条就足以得万户侯。
何况张良的功劳还不止这一条。
所以刘对张的偏爱是于公于私都能站得住脚。
而张良的头脑何等清醒，他哪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这样的封赏。
他乖巧地只要了与刘邦初次会面的留为封地，这是真正地为刘邦排忧解难。
当时天下平定，地正不够分呢。
留作为楚汉决战的最后战场，其户数肯定非常之少。
张良此举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了张良这个参照，那些功劳不及者又怎么好意思胡乱争功
张良的可数得着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在楚汉战争前立下的，之后就越来越低调，直至退至闭门不出，修道辟谷，与世隔绝，与世无争。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有一点可能所有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刘邦没有张良参与作战时，从未吃过败仗。
倒是张良跟了刘邦后，刘在与项羽的作战中连吃败仗，而张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张良在指导作战一道上肯定没有作为。
刘在没得张良前，刘邦击三秦，张良还没有回到身边，也是全胜。
由此可见，刘没有张，即使称不了帝，还可以有不小的局面，而张没有刘，则无所措其手足，整天逃命不暇。
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当然，即使没有刘邦，张良也被历史记下重重一笔，其博浪击秦始皇一事，已为秦记录在案，只是没有结案就成了一个无名英雄。
但后世不认真的人却在为张良的地位大争特争，无休无止。
夹缝中的历史 读后感，希望可以700字左右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之感 汉帝国对匈奴作战，战事不利，汉武帝大怒，指责大将李陵降敌，大臣们唯有诺诺顺应汉武帝的指责，而司马迁想给汉武帝一个宽慰，说他的大将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实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是想借机迁入匈奴内部，谋求里应外合，报效汉朝。
这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宽慰。
但汉武帝却不领情，污辱性的处罚了司马迁。
我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当时的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不满的，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飞将军李广，而让外戚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让他深为不满，“他的不满在未央宫举行的会议上厚积薄发，导致他贬低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
在我看来，司马迁在未央宫所说的话，其实潜藏着对汉武帝批判的锐利锋芒。
”作者认为司马迁与汉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阂，精神上的对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矛盾，他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矛盾，是民主与专政的两个元素在活动。
中国文化内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专制的元素却有统治阶级的反复扩充和增加，这使它稠密而强劲，并能凶猛的吞噬民主的元素。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是死却能吧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再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
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
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们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
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司马迁在接受宫刑之前，曾经也有过犹豫，因为，他将成为和太监一样的人。
在接受宫刑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荡。
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鸟的叫声一样，悲哀而惨烈，久久不会散去。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他选择了让灵魂有个家。
这让他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最有魄力的人。
而司马迁却选择生，虽然这样的选择让他感到耻辱，但是这个生，却有了《史记》，这让他也轰动一时。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从宏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讲，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汉武帝也是历史上很有作为，有贡献的一代帝王，但是，具体到某一件历史事件上，就要具体分析，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在处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事上，汉武帝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专横的一面，是应该受到后人的严厉谴责的。
从秦到清，其集权统治所坚持的原则，就是为保证权利的完整延续。
而因此会产生的祸端：注定当皇帝的人不想当皇帝。
在《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就看到一则介绍朱由校的故事“十有五而至于学，十有六却离不开他的乳母客氏”，在我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
书中提到“人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希望的事就是最大的不自由”，皇帝虽然能掌握千万人的命运，却也无形之中受制于天下所有人。
印象最深的还是文中末尾提到的些末代皇帝，感觉末代皇帝总是皇帝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受命于天，承担着国家的责任，却又不得不在新的时代诞生前后覆灭。
其中大部分都不得善终的，“倘若一个元首注定是要失败的，倘若一个圆受不得不缴出权力，那么他往往是由世间最得意的人变成最狼狈的人。
”秦子婴、唐哀帝、宋钦宗，再是扯到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其境遇都很悲惨。
而历史却不会因为其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原谅或遗忘了他们的错误。
文末主要论述明思帝与槐树的事，最终分析出一点：重李轻清，把阶级矛盾放在首位，是他的失策。
失策，对于一位商人，或许是错失良机，少了比买卖。
对于一位君主，则是会误国误民，甚至造成“国破山河在”的处境。
这种尴尬将会被无限放大延伸，这种压力也可想而之。
明思宗和槐树的故事，结局就是他在那棵树上自缢了，夹着一个朝代的背影覆灭了。
书中为末代皇帝算是下了个定义“末代皇帝就是要背上结束王朝的罪名，成为后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向前一个朝代示威的工具。
”这个比喻使我联想到书中未曾提及，但也情况相仿的南唐后主李煜。
再被赵匡胤给俘虏后，心境是悲凉消极的，我们只能说却也体会不到。
而从他的词中，却能微微感到： 每个皇帝自然不会想自己是末代皇帝，而每个末代皇帝却又在悔恨中结束生命。
悔恨什么呢
恨自己的无能平庸
恨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制造错误
造成的遗憾终将是难以弥补了。
而从现在纵观末代皇帝的历史，总能发现他们的平庸、无能和软弱。
这必是亡国之君背上的印记，而背起来的各种大小的包袱，必是指引走向末代道路的主要因素。
胯下之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准则，一个忍耐的底线。
这句话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鲁哀公释儒之际提出的。
后来，王鳌在孔子逝世两千年之后所说过这句话。
当时他看见太监对一位有违法行为的大臣辱而杀之，愤慨不已。
而到如今，人们沿袭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个人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爱，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活着，重要的是他尊严的活着。
一天，韩信在街上闲逛。
一个无赖少年迎面挡住韩信的去路，故意侮辱他说： “ 韩信，你平时腰里总挂着个宝剑，能干什么用
别看你是高高的个头，其实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夫。
” 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而韩信像是没有听见那无赖的话似的，继续向前走。
那无赖见状，更加得意，当众拦住韩信说： “ 你如果是条汉子，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
如果你没有这点勇气，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 说着便叉开两腿，作骑马式，立在街上。
韩信默默地注视他好一会儿，虽然感到很难堪，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伏下身子，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
在场的人哄然大笑，那无赖也显得神气十足。
但韩信却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起身而去。
于是，这件事成为当时淮阴家喻户晓的笑谈。
其实，胯下受辱的经历恰恰表现了韩信的大智若愚和非凡的气度。
少年时这一特殊的经历锻炼了韩信百折不挠、虚怀若谷的性格，而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为杰出将领的潜在条件。
胯下之辱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啊，韩信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是一个士 “ 士可杀而不可辱 ” 。
韩信为什么接受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呢
他还是不是个士
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有篇文章叫做《留侯论》，论的是谁呢
论的是张良，不是韩信。
但是《留侯论》开头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用在韩信身上。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 ” ，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拔刀子或者掏拳头。
我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
这叫鲁莽，这叫盲动，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
是 “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
为什么这么说呢
“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所以有句话说 “ 小不忍则乱大谋 ” 。
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
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
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
你也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
不能实现了。
而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是能够忍受的。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遭到宫刑 —— 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是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东西 —— 他还不是忍下来了
为什么要忍下来
他是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而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 “ 孰视之 ”—— 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 —— 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
这就叫做忍辱负重。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
士可杀而不可辱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冲冠一怒为红颜
拜托，一定要选我呀
我的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