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德才表现怎么写
良好的口才是基础，亲和力，最重要的是要有纵横的大局观，因为你关注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群做事的人
天下第一里面的成事非他演过多少电影
不太清楚了不过喜欢他演的一部电影。
蛮好看的电影（又名《一个任务》），郭晋安饰演孟飞\\\/飞鹰，2007年发行。
大致剧情：的故事背景是民初；一支明朝嘉庆年代的“夜光杯”，因内含宝藏图而惹来各方抢夺，武林高手“雾夜飞鹰”父子，收藏家百川父女等人为了不让以平田正夫为首的日本人将宝物运到日本，而与其展开殊死搏斗。
《藏龙》是由“一代腿王”之称的武打明星谭道良投资的电影。
影片由第3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指导奖得主、香港著名导演曹荣执导，主演是由郭晋安、卢惠光、谭安业组成。
该片由九州同映电影有限公司发行。
梁衡《读韩愈》原文
《读韩愈》梁衡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
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
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
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
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
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
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
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
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
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
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
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
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
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
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
“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
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
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
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
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
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
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
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
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
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
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
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
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
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
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
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
历史会怎样改写
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
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
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
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
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
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
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开教育之功。
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
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
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
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作者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如何在家庭教育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般，两种说法都纳。
但是，两种说法，同父异母认同度更高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
炎帝生母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从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缙云”为氏，其生前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
其时，部落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沿袭氏族社会旧制，其职称曰“后”，后世以为“帝”、“后”都是君主之称，故以炎帝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称曰“赤帝”，此如《周书》之载。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谓之“炎帝”。
由于西汉末年以来将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神农”与五帝时期的具体历史人物名“炎帝”捏合为一，以倡“炎帝神农氏”之妄说，因而，对炎帝史事、阪泉之战、阪泉地名所在等，都产生了大量的错误解释。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进行清理、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炎帝非神农。
神农，同“有巢”、“燧人”、“伏牺”一样，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依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生活上所出现的不同历史特点而命称的时代划分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神农”之所指，是继“伏牺”之后，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到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它相当于距今八千年以来到五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其社会发展进步，都不是一刀齐，在不同的地域，其进步总是存在着快慢之分的。
就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言，按现在考古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桑干河流域进入农耕生产时期，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若以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农耕生产的时间而计，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上。
故，《尸子》云：“神农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个约略性的估计年代。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
《尸子》成书在前，《吕氏春秋》撰写在后，此或误抄“七十”为“十七”所致，或以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三国时谯周之语，则又是一种说法，言“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读此，或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人谈及“神农”，会是一人一个说法呢
其实这也本不奇怪。
对于人们知之不详的原始社会历史，有一些探讨性的说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现在，言及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词以作历史分期；古人类学家用“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作分期；考古学家则用“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分期。
具体到各个学者、各种著作的认识又不尽一致。
这对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现在，依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而言，《尸子》所言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七十世”之久，应该说，大体上是比较正确的。
古人习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多年，换言之，《尸子》之说是将距今七千多年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这一段历史作为“神农氏”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的说法。
“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对于这一点，中国产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经》也是一证。
《山海经》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历史人物葬处、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产、飞禽走兽、都有记载，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对于古代具体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有记载，它就是没有“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样的历史时代名称。
由此可见，编造“炎帝神农氏”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称，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为“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所以，在先秦众多古籍中，都有着明确的区分。
这就是，谈到“神农”称“世”，说到黄帝、唐尧、虞舜等用“时”。
例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春秋时，齐桓公已成霸业，欲效帝王行封禅，管仲情知封禅做大，对桓公不利，直理以劝，桓公又不会听从，就灵机一动，将虙羲、神农等一些历史时代名临时“拉”来以充古帝王，编造“受命”、见“祥瑞”方能行封禅，以难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管子·封禅》)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行文述事须分上下长幼而不可以乱言。
古史黄帝、炎帝并提，总是黄帝在前而炎帝在后，从来未有黄、炎颠倒而作“炎黄”者。
因何
黄帝为兄，炎帝为弟，此其一；黄帝姓姬，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为之庶生。
此其二；黄、炎在有熊虽同为军、政首领，然涿鹿之战后，炎帝争权欲分裂有熊，是为不德，因有阪泉三战之败。
此其三；黄帝此后东西南北“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建立文明的国家之制后，虽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封“缙云”之职，已为臣属而不为“帝”。
此其四；对于肇造国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发展科技，如统一文字、发展医学理论、制定法律、音律、历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贡献都远难与黄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举行国家祭典，都是将黄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历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则无此殊荣，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黄、炎联述，从来都作“黄炎”而从不称“炎黄”，只在刘歆、班固、皇甫谧等人的笔下，才有了颠倒的“炎黄”之辞。
谓于不信，请观史实：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国语·周语》：“夫亡者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传·昭公一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此文所载乃郯子之不详历史的荒唐语，我们引此，是因其祖述“黄、炎”尚有长幼之序而未乱； 《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农”。
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
这个问题举凡认真研究历史的古今学者认识都是一致的。
因此，罗琨就说：“在先秦文献中，凡黄帝连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黄帝或黄之后”；“神农一语最早见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神农氏时代包括了从原始农业的发明到取得初步发展的漫长历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农业前夕。
”（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谓“炎帝神农氏”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又是怎么造出来，而又讹传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个不懂历史而强述史的人物，这里不能不提他们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之子刘歆。
刘向幼年就受到了汉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黄白之术杂书的影响，这些书是刘向之父治淮南王狱时得到的。
宣帝时又欲仿效汉武，刘向言“黄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刘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前汉书·刘向传》）。
只是，由于刘向之兄赎其罪，才留得一条性命。
刘歆，是刘向诸子中最喜读书的一个，然其自幼所接触到的皆为不少家传方士所编的杂谈鬼神之类怪诞书。
刘歆因读之更钻，常会提出一些连刘向也回答不出来的怪问题。
王莽靠神鬼之说，图谶之谋，篡夺西汉帝位，就靠得是刘歆的谋划，因而被王莽封为“国师”（《前汉书·刘歆传》）。
刘歆先为王莽谋，做了个“假皇帝”，进而又靠造图谶“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的所谓“铜匮”天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前汉书·王莽传》）。
刘歆的这种编造，就把赤帝（炎帝）说成是黄帝的父亲了，刘歆为了更进一步拍王莽的马屁，就进而索性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炎帝神农氏”之称。
第二名，是后汉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汉代帝王而获得政治好处。
故班固曾因“私改国史”而下狱。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说明班家的述史意图，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验，读后很高兴，这才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述史的。
无论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为美化当权者服务，就必然要歪曲历史。
而此前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史事的司马迁，已将西汉历史完整地记载到了汉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汉代帝王，就必与司马迁对着干：说司马迁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其父甚至连司马迁蒙难受刑，也用来做幸灾乐祸的诅咒，言之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述史，对汉武帝抨击最烈者，莫过于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胡编黄帝成仙不死，因而劳民伤财大兴封禅一十三载，最后振兵释旅途中在涿鹿祭轩辕黄帝陵于桥山，却看到了黄帝冢，这使武帝极为尴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将桥山笔移至陕北阳周县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三是凡武帝巡幸经过涿鹿县者一律不载，实在避不过者，就用“独鹿”之名以代；四是开列一个与其所述西汉历史没有丝毫关系的所谓《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农氏”、“炎帝妃生黄帝”之类的胡话；五是在《律历志》中塞入一个歪曲古史系统的所谓《世经》。
如此，“炎帝神农氏”这个荒怪不经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后在其叔母苦劝之下，始学便“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晋书·皇甫谧传》），不久因患风痹疾而改学医。
二十尚不学，中途又改行。
读书杂乱，而不知分析，以著述为务，必示人以博学。
如此必走东拼西凑、杂相连缀、不足者兼以附会的道路了。
然黄帝史事久远，历史上除司马迁有一个简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统的史料传世了。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杂相连缀更加附会的《帝王世纪》就被世人当“宝贝”，其错误乃至荒唐之说广为转述、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信，我们可以以他对炎帝之述为例： 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
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上面这短短的四十七个字，就是杂揉了《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前汉书·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世经》的胡诌，《孝经钩命决》的编造而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纪》还能有多少靠得住的东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国行政首领负责农业生产、天文观察等事，经常在熊耳、龙门、空桑诸山活动。
当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台山）巡视天文观察之际，其爱女思父而独自离家东行欲见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尽的泽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爱女而悲，除命称今山西浑源西南的一条水为“怿女之水”外，其在与黄帝分治南北之时，于河南、山东两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称为“空桑”，以寄托其对爱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乱之初，能以国为重，从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监视，但由于不敌蚩尤而败回涿鹿不了解黄帝因使骄兵之计，不放他进入轩辕之丘，而在围困蚩尤之际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战防止蚩尤西逃的侧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异心，待黄帝战胜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际，突然向黄帝发起争权之战，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阪泉之战”。
当黄帝不得已三战将其打败之后，炎帝仍不肯与黄帝和解。
黄帝四面征战，一统华夏以后，就封炎帝为“缙云”之官，与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虽重视发展农业，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听訞为妻，生儿育女，与西南各族和谐相处，但却至死也末与黄帝往来。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会由氏族家长制走向部落时期，其产生的“帝、后”双头领导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制度。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际，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华大地统一之前，虽曾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他对有熊的振兴有功，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南方开发，也曾经做出过很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够作到“与时偕行”，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发动与黄帝争权位为实质的“阪泉之战”。
所以，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贡献，炎帝是不能与黄帝相提并论的。
希望帮到你，还有问题就追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