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读后感
读后感之《梁思成谈建筑》篇 作为一名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对所选专业即建筑要有浓厚的兴趣，其次还要知道对新中国建设起巨大作用的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
所以，在图书馆寻找书籍的时候，看到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了很深刻的感受。
下面，我就两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感受。
首先从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分析中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建筑，在中国古代就渐渐形成了一种形式，但是中国古人却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而西方则不同，西方人一直视建筑当成艺术之母。
在古老的中国，建筑主要是以木制建筑为主，然而存留下来的木制建筑却了了无几，非常出名的中国古代木质建筑代表为“山西省应县木塔”，这座木塔可谓是历经风雨而不倒。
梁思成先生在提到该木塔时，尤其提到了中国木质建筑特有的一个结构——斗拱。
通过查询资料得知，斗拱本是结构中有功能作用的部件，它承托了木梁又使屋檐伸出得远一些。
它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特有的结构，一直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汉时期，至今为止的木建筑还有当年的原型。
梁思成先生认为：若是想系统的了解中国建筑，就要好好的研究中国的建筑史。
中国的建筑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高超，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尤其是古代帝王家的建筑，那种帝王的气派与恢宏更加显露无疑。
中国建筑是一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工程技术，它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是艺术的大宗遗产。
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其次，我再谈谈梁思成先生对我们这些从事土建行业人的一些建议的感受。
对于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又“土”又“木”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代名词。
但我认为，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要做到“博”而“精”，我所说的“博”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我们可以从两个要求的角度去培养自己。
一个方面是以自己的专业为中心的，建立“外围基础”的知识。
另一个方面是为了个人的文化修养的要求，可以对于文学、艺术的各方面进行一些业余的学习，以此丰富自己的知识，陶冶性灵。
而对于“精”，就是“专”，但这里的“专”不代表钻牛角尖。
我们要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灵活运用，并不是死记硬背，并且作为工科类专业，我们还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实践，从书本中走出去，最后以实践经验为本再回归于课本中来，以丰富自身的能力。
梁思成先生对建筑认识的独特眼光以及对我们年轻人的教导使我受益匪浅，感受极深。
《梁思成传》读后感
梁思成尽管是个不乏理智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情怀博大的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富有激情，干什么事任凭性情支配，不一定时时事事深思熟虑，凭借激情，往往能够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干出出人意料的伟业。
梁思成对自己从事的建筑事业和中华古建筑怀着深深的情与爱，为保卫北京古城墙，他敢冒大不韪，与当权者争执；他对祖国和人民忠贞不贰，吃多少苦也初衷不改，九死而不悔；他关爱妻子林徽因和孩子，关爱学生，这在很多文章中屡见，在此就不细述了。
梁思成的童年是极为幸运的，他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得以在大自然中畅游。
幼时，梁家居住在日本横滨，他经常跟随姐姐思顺到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小山上去玩耍，读后感《《梁思成传》读后感》。
在幽默乐观的父亲梁启超的鼓励下，他们游泳、爬山、郊游、野餐，7岁时，梁思成就学骑自行车，这在当时可是十分超前和时髦的事情。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故事读后感500字
梁思成的“无齿之徒” 一次，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年)做古建筑的维修问题学术报告。
演 讲开始，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
” 演堂为之愕然，以为是“无耻之徒”。
这时，梁思成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
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
《曲阜孔庙》梁思成读后感300字
梁思成《曲阜孔庙》文字的背后 李金宇梁思成先生的《曲阜孔庙》是一篇被多家书刊、杂志、教材收录的文章，[①]曾在中央10台“子午书简”栏目朗读，也收录在《梁思成全集·第五卷》。
（见图1）但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笔者不由得顿生疑惑，这真的是一篇能代表梁先生文风学识，体现先生人格精神的好文章吗
从学术角度考量，刊发在1959年第9期《旅游家》杂志上的《曲阜孔庙》充其量只是一篇游记散文，虽然涉及了一些建筑学、历史学方面的知识，但与梁先生的学识储备、知识架构是远不相配的。
从专业角度看，梁先生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原刊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洋洋万字，后收录在《梁思成全集·第三卷》，（见图2）倒是更能见出梁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功力。
该文对孔庙所作的历史和实地的考证，大到孔庙所在曲阜县城的维修、整理，小至碑亭的形制、结构，均做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详解，其正如梁先生在绪言中所说：“对每座殿宇皆将平面详细测量，并在平面图上详细注明结构上损坏的部分情形及其地位。
其中大成殿、奎文阁两座最重要的殿宇及曲阜建筑物中最古的金代碑亭，更详细的测绘其断面图及斗栱详图。
”［1］文中手绘的数幅建筑物剖面图，（见图3，图4，图5）文后所附的“曲阜孔庙建筑年谱”，无不是精严细致，考察入微，用心之专之深，一览无余。
而《曲阜孔庙》与之相比，只能算是一篇超级压缩版的（3000多字）科普性的作品。
那么，问题是，梁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篇作品，是学术冲动的必然，还是应时、应景的“违心”之作。
细嚼二文会发现，从学术角度看，《曲阜孔庙》是没有新意的，但从政治角度看，这篇文章恰恰是很有“新意”的，它传达出的“阶级感情”是与《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大相径庭的。
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的绪言中，梁先生对孔子后人是这样描写的：“这次的勘察，在济南蒙张幼珊、何仙槎诸厅长招待，并予以种种写作的便利……上曲阜前，竟劳动了教育厅秘书主任孔瀞庵先生先期回曲准备。
在曲期间奉祀官孔达生先生及孔府诸公招待殷勤……这都是我所极感谢的”。
［1］而在《曲阜孔庙》一文中，孔氏后人却成了“奸恶之徒”，“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
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2］1935年梁先生与孔子后裔的亲身接触，孔子后人的谦恭、热情，本不该让24年后的梁思成做出这样武断的定论，并且，此时梁思成似乎也没有与孔子后人接触，那么是什么让梁先生对孔子后裔贴上了“恶霸”这样的标签，梁先生真有这种阶级仇恨吗
同样的，《曲阜孔庙》最后一节，是一段梁思成先生的所见所感，“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上次来时，曲阜是一个颓垣败壁、秽垢不堪的落后县城，街上看到的，全是衣着褴褛、愁容满面的饥寒交迫的人。
今天的曲阜，不但市容十分整洁，连人也变了，往来于街头巷尾的不论是胸佩校徽、迈着矫健步伐的学生，或是连唱带笑，蹦蹦跳跳的红领巾，以及徐步安详的老人，……都穿的干净齐整。
城外农村里，也是一片繁荣景象，男的都穿着洁白的衬衫，青年妇女都穿着印花布的衣服，在麦粒堆积如山的晒场上愉快地劳动。
”［2］这段看似亲身所见所感的文字，确实可信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文中所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段联系起来，把握理解1959年，是解开这一切的钥匙。
1959年是个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年份，身在其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对它有切肤之感。
反右刚结束，大跃进如火如荼，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当时山东省的情况是“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
”［3］虽然没有曲阜孔庙人口死亡的具体数字，但根据相邻县乡，大约也可推断出当时的情况。
1959年3月23日，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调研访问的情况是：“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千人，现在12.000人……钜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苦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3］ 1959年4月11日，谭启龙考察后写道：“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有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翠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34万人）……钜野县刘官屯村共3千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
［3］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可以肯定地说，梁先生文中的“迈着矫健步伐的学生”、“徐步安详的老人”、“在麦粒堆积如山的晒场上愉快地劳动”的青年男女，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谓的“麦粒堆积如山”，历史已明确无误的证明是个“笑话”，是个用无数谎言堆积起来的“含泪的笑话”。
这明显是一段粉饰太平，黑白颠倒的的文字。
那么，梁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算来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压根没有这段文字，是别人补写或是被篡改的；二是梁先生确实看到了，但却是一个被伪装的现场；三是梁先生并没看到，却不自觉地这么写了。
第一种基本不存在的，因为该文发表时梁先生还健在，并没有梁先生质疑的记载；第二种情况也不大可能，作为一名前几年才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代表，一个中国建筑学会的副理事长，还不值得为他专门去“布置表演节目”；那就剩下最后一个可能，这段文字确是梁先生所写。
那他又为何而写
他是在一个怎样的心理背景下写下这段文字的
纵观梁思成的一生，他是个有别于郭沫若一类的学者，他可以为了保留北京城里的牌楼，与他的老朋友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吵得不可开交；为保护北海团城不被拆，可以指着当权者的鼻子怒呵，“（北海团城）某些当权者们还是认为非拆不可，在一次讨论会上思成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照你这样说，干脆推到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
’”；［4］在拆除四牌楼前夕，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执着的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诉，直至惊动了总理；即使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混进党内的右派”、“彭真死党”，在北京医院治病写检查时，梁思成在得知了天安门城楼改造的消息后，仍然坚持认为“不能拆也不能改变样子”。
梁先生在现实中的行为与表现，证明了他不是“歌德派”，也不是没有原则的“附和派”、“骑墙派”。
那么在《曲阜孔庙》中出现的臆语式文字，唯一能解释的是，其文字中政治情感的“妥协”，是建立在当权者对古建筑保护认同的基础上。
如果要把这种现象用一个心理学术语比拟的话，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梁先生在建国后，看到一个个古迹在眼前消失，据理力争换来的依然是被拆掉的命运，不仅如此，还要受到批判，被抛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的检讨可充分见出梁思成的精神状态：“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则、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
（《梁思成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只能说违心之语以自救，足见当时所受的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梁先生看到以下画面，“一九五九年，人民政府对这个辉煌的建筑组群进行修葺……七月间，我来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孔庙，看到工程已经顺利开始，工人的劳动热情都很高。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彩画工人中有些年轻的姑娘，高高地在檐下做油饰彩画工作”。
［2］他会舒一口气，他会骤然产生感激之情，他心里会升起一种叫希望的东西。
对梁思成这样的学者而言，有一个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
他可以培养自己的阶级仇恨，可以附和当权者的话语，虽然一不小心是粉饰了太平，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心中那个不能割舍的事业——“传承与保护中国古建筑”，当这种强烈的抱负融入生命成为信仰，当梁先生看到他呼吁和为之奔走的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得到应有的尊重——当权者对孔庙建筑进行修补，他会不自觉的把之前的委屈与不快“有意识的遗忘”，只剩下激动、兴奋与随之而来的畅想：“这次重修，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修：过去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反动政权，而今天则是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对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给予应得的评定和保护。
”［2］历史证明，这是一个下得过快的判断，这依然是一个主观的臆想
这种顺着想，讨好着说的结果，依旧是用心可怜，于事无补，什么也不能改变。
6年后（1966年），曲阜孔庙将迎来灭顶之灾；6年后，梁思成被彻底打倒；12年后（1971年），梁思成被正式定为“反动学术权威”。
如果说《曲阜孔庙》有价值的话，该文大约是有历史的价值。
它记录了一个耿直、严谨、有良知的学者违心失语的状态，当他的文字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当他的文字变成了对当政者地迎合，当他痛苦的闭着眼睛，活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时，他的心情是谁能理解的
而这一切，又完全是与他一贯的行为准则相背离，这种分裂，大约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
同样，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与氛围，大约也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吧。
高中生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可以吗
建筑专业要求的分一般都很高，你还不如先把自己的学业搞好。
还有，建筑史什么的到时候大学里应该都会系统的学，你还不如先多了解一些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大家的经典作品，学一学sketchup 和 autoCAD等在建筑设计上有用的软件，到了大学之后再由浅入深的学习。
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艺术七个方面的特征是什么
屋顶阶基屋身院落彩色对称石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