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家教,做优秀家长书信2000字
梁启超以其爱心与智慧成功缔造了“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为世人贡献了难以复制、堪称奇迹的成功案例。
按其将教育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的说法衡量：智育方面，以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为代表，梁家九个子女个个成才，满门俊秀。
情育方面，其子女个个对家国故乡情深意笃，九个子女中七个有海外学习与生活的经历，最后都学成归来报效国家；除思忠早逝外，其他子女都有幸福的爱情与美满的婚姻；又都按父亲“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的教诲，有着关爱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感。
意育方面，梁家子女不惧挫折、常思进取，经受住了苦难、困境、逆境的磨砺与考验，他们不依赖父辈的声名，而靠自强自立书写了各自灿烂的人生篇章。
梁启超关注着儿女成长的每一阶段，从早期幼教，到学校教育，到他们出国留学，再到学成回国、谈婚论嫁、就业择业，子女人生的整个过程都不会游离梁启超的视线。
在全程关注的同时他又注意对子女的智商、情商、意商、财商进行全面培养，在其引领下，子女们个个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他在儿女们面前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亦尊亦亲，扮演了亲情上的好父亲、心灵上的好朋友、学识上的好老师、人格上的好榜样等多重角色。
由是而言，梁启超“以人为本”的家教应是当下家庭教育的典范。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作为梁启超先生的故里，新会区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值此之际，我们那些急功近利的家长父母们、教育工作者们，是否也该认真学习一下梁启超先生睿智可鉴的家教呢
学者梁启超的家风与家教学习心得
童年的超过人，才思敏捷，祖延十分喜欢他。
梁启超五岁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
当地群众流传不少“神童”梁启超的故事。
“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
祖父怕他有危险，望着梁启超急叫：“快下来，快下来
会跌死你的……”梁启超看见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祖父不由开心大笑，感到乖孙非比寻常。
“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梁启超十岁那年，跟父亲入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
李家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梁启超第二天早晨起来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朵朵带露杏花争妍斗艳，十分可爱，便摘了几朵。
突然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原来是父亲与李秀才来了。
梁启超急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仍被父亲看见了。
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怪儿子，便以对对联的形式来处罚他。
父亲吟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
”梁启超仰头凝思，瞥见对面厅檐挂着的“挡煞”大镜，即念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李兆镜拍掌叫绝，于是道：“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
”梁启超立刻对上：“策马入长安。
”“好，好
”李兆镜连声赞好。
在欢悦的气氛中，父亲饶了梁启超的过错。
“饮茶龙上水，写字狗耙田” 一天，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时正在厅里与父亲谈着什么。
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
“启超，你过来。
”客人说，“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
”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
”梁启超看了一眼，摇摇头。
客人哈哈大笑。
梁启超没理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
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用右衫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
”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说：“令公子对答公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梁启超的故乡新会茶坑村有座小山，叫坭子山，山上有座塔，叫坭子塔，又叫凌云塔。
梁启超的老家就在坭子塔山下，童年的梁启超时常和小朋友爬上凌云塔望风景。
一天，梁启超写了一首诗给祖父看。
诗是这样的：“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幻
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这就是梁启超11岁时写的《登塔》诗。
今天我参观了梁启超的纪念馆老师让我写感想
给我个感想
，村子背后紧靠着凤山，山上有一座古塔，名叫凌云塔。
凌云塔高高在上，就是远在几十里之外，也可以远远地望见它巍峨的身影。
村子坐落在美丽苍郁的凤山下，鱼塘、水网、沃野环绕四周，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往来皆村野乡民，真淳古朴，自古端正的士风使许多学者避虚名，矜气节，讲忠义，这里便是梁启超先生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一位清朝的名人，因其投身于“”活动而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书中。
在参观其故居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活动。
而这次的参观学习，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下子具体起来了，我对他的敬佩也不由得多了几分。
踏入后，看了一段介绍梁启超生前事迹的录像。
在一片宁静之中，我们同行几人，细细品味着这一位的、一个的百年沧桑和几代辉煌。
首先，梁启超是一位爱国者，如非爱国，出身不错的他怎么会投身于当时为统治者所不容的，十分艰巨有危险的变革维新活动中。
因为爱国，写《少年中国说》,表达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因为爱国，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
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其次，梁启超是一位很伟大的学者。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其中，《饮冰室文集》数量之多，所涵括内容的丰富，至今也是少有的；《新民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也是大家之笔。
梁启超先生的书法艺术，初崇唐楷，后攻魏碑及汉代隶书，属于学者类型，但又与一些以行草见长的学者型书家不太一样。
他在文、史、哲方面的成就太高，在北碑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在隶书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
第三，梁启超是中国家教第一人，梁氏一门三院士。
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
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
梁启超的9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
这在中国是堪称绝无仅有的的家族传奇，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参观已经结束了，我们仿佛仍然被这份极深的恬静所染而不忍离去，于是我们在村子里慢慢地穿行，尽力地感受着这一份难得的乡村宁静。
我们深深感悟梁任公对外能治国平天下，对内能立身齐家，对子女既严且爱，使梁氏世家英才辈出。
也激励我们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要学会做人，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善，不断地提高。
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
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
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
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
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
”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
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
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
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
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
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
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
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
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
”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
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
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
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
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
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
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
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
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
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
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
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
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
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
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
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
我忙什么
忙的是我的趣味。
“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
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
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失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
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
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
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
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
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
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
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
”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
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
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
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
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
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
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
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
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
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
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
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
“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
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
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
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
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
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
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
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
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
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
”[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
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
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
”[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
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
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
”[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
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
……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
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
”[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
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
”[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
”[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
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
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
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
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
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
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
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
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
……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
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
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
”“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
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
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
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
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
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
”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
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
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
二为新民之内容。
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
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
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
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
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
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
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
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
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
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
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
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
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
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
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
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
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
“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
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
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
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
“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
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
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
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
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
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
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
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
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
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
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
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
(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
(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
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
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
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
……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
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
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
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
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
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
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
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
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
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
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故曰，国何以强
民富斯国强矣。
民何以富
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
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
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
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
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
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
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
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
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
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
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
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
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
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
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
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
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
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
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