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会了袁世凯读书感悟
袁世凯近代史算是一代伟人，被抹黑的离谱儿了，真的没必要说袁世凯从小立志亡清什么什么的，没那必要，只要把袁世凯的生平考据严谨些，功过是非每个读者自己心里得出结论就可以了。
《历史误会了袁世凯》中提到的《马关条约》,曾经发生过一个震惊世界的是什么
1894年春，中国钦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奉旨乘轮赴日，开始了他的议和之旅。
和谈地点是在日本山口县马关的春帆楼。
3月24日下午3时，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举行第三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下榻的引接寺旅馆途中，突遭日本暴徒枪击，成为“几乎酿成国际异变”的重大外交事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下午4时15分，李鸿章从春帆楼大门外登上乘舆，30分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向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行去。
过江村杂货店再向北拐，前行约50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
街道拐角处原本狭窄，加上人群攒集，争看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秩序非常混乱，轿夫只能排群缓行。
正当乘舆从人群中穿过时，忽有一暴徒窜到轿前，用左手按轿夫的肩，趁轿夫惊讶停步之际，用右手举枪向李鸿章射击。
枪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嵌入颊骨，血流不止。
李鸿章手掩创口，及乘舆到引接寺门前，仍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
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已经变的很有权了,为什么他还要当皇帝?
请参照如下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界反应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
“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
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
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
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
”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
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
①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份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
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
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
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
”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
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
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
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
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①袁世凯喜用权术，有很高的表演才能，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
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
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
”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②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
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
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
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
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
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
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世凯。
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
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
”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
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①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技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
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
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
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
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
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
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
”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
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
1913年他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充当都督府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谘议、参政院参政等职。
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政府一边。
袁党特地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就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也改变了调子。
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
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
袁世凯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不久辞职，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
严复列名筹安会，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①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
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迟疑不决。
②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
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
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
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①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
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象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15年4月间就已定稿，曾由夏寿田呈送给袁世凯。
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
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
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付印，广为散发。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
他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战乱和危机，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
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
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
这种骗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
其二，和古德诺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
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
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
虽然筹安会挂出来的招牌是“学理讨论”，但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投机。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反对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
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既声讨筹安会，也不放过袁世凯。
他们准确地看出筹安会不过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
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或海外的华侨，如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讨袁宣言，等等。
另一类则仅仅反对筹安会，不涉及袁世凯，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袁世凯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
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为袁世凯与筹安会无瓜葛，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高压手段下，他们不敢揭露袁世凯，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
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袁世凯已握有极大的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如改行帝制，对内召乱，对外召辱，又使袁世凯背誓失信，必然要“动摇国本”。
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
次日，《国民公报》转载。
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
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
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
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
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梁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
他说：“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
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
吾侪乎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
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
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
”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
”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的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新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已有所补救，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
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 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
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
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
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
”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
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① 梁启超虽然仍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帝制派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袁氏也还留有余地，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
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
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
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
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
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
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
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
’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
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
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① 筹安会引起的愤慨，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
8月15日，贺振雄呈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
17日，李彬致书袁世凯，要求取消筹安会。
18、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
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诬指孙中山、黄兴），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
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
”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
”罗文干见筹安会有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
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
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使开特别会议，议决呈请袁世凯“迅予取消，以靖人心”。
袁批令内务部“确切考查”。
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 袁政府对筹安会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尽心保护。
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
由于有段芝贵等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
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
这些所谓“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
与此同时，梁士诒、张镇芳、朱启钤、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
特别是梁士诒，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
袁世凯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
一日袁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
”①及帝制公开，梁士诒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
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
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
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象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
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
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
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杨士琦为代表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
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
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
”①袁氏的宣言，语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乱。
不少人看出他“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
②但也有人误以为他不赞成帝制，以致参与帝制密谋的袁党，不得不密电向这些人解释说：“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
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
”③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遵重“民意”。
于是，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
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
袁世凯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谈谈你对袁世凯的看法已经历史学习
袁世凯一生到底有没有做过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是深入评价袁世凯不可回避的问题。
冷静地审视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袁世凯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能臣，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未建尺寸之功”。
一是驻使朝鲜，不辱使命。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东渡平乱。
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清王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并因此赢得了朝野一致好评。
二是编练新军，以振国威。
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
他还着手兴建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
这就开了“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
”三是首倡新政，堪称楷模。
他先后在山东、直隶力行新政，成为显赫一时的政治明星——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发展近代新式教育。
四是顺应潮流，颠覆满清。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
这时，他不仅可以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那样对付革命党人，而且“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革命党人联手，将清朝268年的统治画上一个句号，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迅速成为现实。
此外，他还提倡实业，注重发展经济，提出的一些举措对近代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认识和评价袁世凯需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近年来，有的论者在肯定袁世凯某些历史贡献的同时，却矫枉过正，片面夸大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比如，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领导国民推翻晚清政府还是建设中华民国都“非袁莫属”，甚至把他的功劳抬高到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之上。
事实上，深入评价袁世凯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关于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的问题。
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弄清楚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以及告密案与戊戌变法失败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
对此，过去史学界几乎都认为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即便是袁世凯本人也未否认。
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通过当时思想保守又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样的结论。
他这个观点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
然而，有的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籍。
”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袁氏告密是否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
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
政变实属必然。
”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得出，“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只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的被动告密，显然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甚至还有论者认为，光绪帝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蓄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
”并说这对袁世凯来讲是一种“误解与误会”。
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观点立即做出回应，指出：袁世凯确确实实曾经积极参加过维新活动，并给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
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
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维护自身利益，权衡利弊，从观望到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2.关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主动为之还是在做过一番努力后不得已为之，以及他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
这也是袁世凯深入评价问题的又一重要环节。
袁世凯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二十一条》
以往大部分论者认为，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处处讨好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近年，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了分析，得出：“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
”本想利用列强掣制日本，但他们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故袁世凯‘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
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帝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袁世凯本来完全可以严词拒绝，但为得到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又不惜拿《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近年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
”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
” 我们认为，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以接受《二十一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铁的事实。
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条》的干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卖国的罪名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3.关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问题。
帝制自为是袁世凯一生中走错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袁世凯评价和深入评价问题的关键所在。
洪宪帝制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对这件事情，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正如有的论者指出，“洪宪之举，迹近儿戏，背叛民国，夫复何辞
”然而，近年来有论者试图为他开脱，认为当时帝制虽已推翻，但心存帝王情结的人不在少数；并把袁世凯称帝动因归结为部分外国使节怂恿、袁克定等人蒙蔽等外在因素，提出“袁世凯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宝座的。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也说，袁世凯并没有想帝制自为，甚至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然而历史事实是，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先后废弃《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最重要的是他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可以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就连大总统的推荐办法都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
袁世凯逆历史潮流，搞帝制自为虽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其思想深处，总认为只有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才能博得守旧势力的拥护，才能更有力地对付革命党人，才能赢得更多人的顶礼膜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
如何评价袁世凯
负面评价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52]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
[53]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54] ，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1] ，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
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55] 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
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
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
”[56]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57] 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
[2]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
[58]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59] ；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
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
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
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
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60]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安阳袁林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61]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
[58] 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
[3] 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62] 客观评价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
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
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
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
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
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63] 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63]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
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
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
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64]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
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
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
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65]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65]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52] ，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大小政务一把抓。
事必躬亲。
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
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
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
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
”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
悲夫
”[66] 以上来自百度百科
中国最后一个太后是谁
隆裕皇后，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她出面以宣统帝名义发的退位诏书，使国家政权和平过渡，百姓少流血..
老太监的回忆读后感
太监眼中的宫廷生活----《老太监的回忆》读后感 《史航说书》说了两期的《老太监回忆录》，感到很有意思，找来书一看。
确实有内容，与约定俗成的那些宫廷故事不大一样。
这本书是由老太监信修明讲述。
文章前，作者说道，纯粹是见什么人都说清宫，说的颇多失真。
所以就把自己知道说出来而已。
信修明离宫以后日子过的不错。
这番回忆，有朴素的感激情感。
当然，当事人的回忆主观因素多，所以也不见得一定靠谱。
但是总归是第一素材，不可忽视。
读这本回忆录，忽然想起一个电影，好像叫《剑雨》吧，里面的武侠高手乃至黑恶组织，全是日常中的升斗小民。
黑恶组织的老大，卸下妆，到了宫里，便是一个任人呵责的卑微太监而已。
对比意义强大。
也颇具戏剧落差感。
很叫人唏嘘。
又感想，写历史上的东西，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严谨。
也更没有日本人有情怀。
读司马辽太郎的书，比如写《关原会战》，一场大仗，前因后果，旁枝末节，娓娓道来，一点也没乱。
技法上已经是高胜一筹。
又难得情节上丝丝紧扣，抓住人的阅读欲望。
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如有一定阅读品位的人，可以读作者的闲笔读他的旁枝斜出。
只求阅读快感的人，也可以有个快意的故事。
这段感想，也与今天要抄的这个书有关系。
我们对于自己不知道的生活太多想当然。
以致于浮夸到不知所云不似人间的地步。
其实，宫廷也是生活。
乡野人士难得吃个水饺，会想象皇帝家吃水饺一个起码包上二两肉。
误解是我们社会的最大娱乐。
好比当下的文艺作品，一句话弄明白的，偏不说明白。
又比如近日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说官员公布财产是世界上的通行规则，我们这里便有孙子答道：中国和俄国各有千秋，互相不能证明对错云云。
这说明我们真是装糊涂的社会，没有装糊涂哪来的误会的戏剧效果。
有人要说，你抄一太监的书，扯这些闲淡干什么。
是的。
哥哥我今天既然就是抄太监书而已。
总得拽着太监这话题讲两句太监话不是。
道光皇帝是真的很朴素，过的抠门，连累太监们也跟着不敢穿好衣服。
粗布棉袄而已。
假如穿绸子的也必须官服。
皇帝小时候被罚过扫地，日后这些扫具备漆上黄色，以志纪念。
不过皇帝也念旧，没事总跑到打扫处聊天谈旧事。
这些也算是旧单位旧同事。
为什么被罚到打扫办去，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读书。
这事情对他产生重大影响。
大阿哥也不肯读书，还威胁老师，总有一天杀了你。
结果老师报告给皇帝，皇帝气的飞起一脚踢儿子，踢到要害处，竟把儿子踢死了。
体罚子女，是古来传统，皇帝家也是如此。
同情
四品宫廷监，不过领钱粮4两。
另外有奖金最多二三两。
李莲英就算拿的多的，也不过7两。
一般太监，从2两开始领起。
慢慢的熬，也难得有出息。
太监数量有“够不够，三千六”的说法，其实正常也就千余人，后期人数不够用，令各王府进人。
又直隶等地连弩饥馑，灾民多想折入宫。
但最多时候，也没到3600. 皇宫吃的饭菜，很难吃，原因是，由外膳处做好，送入内膳房，用碳箱子保温。
食失其时，也就不好吃了。
另外有专人记录皇帝吃的感受，吃的分量。
皇帝说这个不好吃，太监如实记录，但就是不改。
怕皇帝吃到好东西一馋，就不免吃多了而生病。
太监多没有文化，因为听大夫们说，节食避风之类。
也不晓得变通，就晓得死照着做就成。
尤其喂养小皇子的时候，任小皇子饿也不敢多给喂食，所以皇帝体质不好，也与这幼时饿多了有关系。
光绪十岁上下，到太监房里就翻有没有吃的。
一找到，拿起来就跑，太监怕的不得了，赶紧去追。
好不容易追上，一个馍已被皇帝吃了半个下去，剩下的叼在嘴里不放，任太监跪地哀求。
太后和皇帝吃的差不多，实在受不了，便让各王府送吃的进来。
外面送来的，口味总归讲究一点，太后吃好了，便让人送点给皇帝尝尝。
其他人就无此待遇。
吃食再难以下咽，也总得果腹再说。
皇后有自己的 厨房，实在不行，让人出去买菜。
自己做点吃吃，聊胜于无。
太后早上5点其，皇帝提前两小时，吃早点的同时，太监就给皇帝编辫子。
然后皇帝要去给太后请安。
吃不好，还起的早，有什么快活的。
光绪那会已经失势，不过李莲英对其很好，一见光绪来，忙问冷暖。
所以光绪对李莲英很好。
光绪死，据说有遗言，一是恨袁世凯，一是让照顾李莲英。
慈禧上朝，先是闲谈，问大臣家琐碎之事。
忽问一正事，目光如炬，顿显威严。
袁世凯最怕慈禧，说每有应对，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汗就流下来了。
也不知道汗从何来。
慈禧家人，如内侄德善，亲弟桂祥，庶弟佛六。
穷的日子也过不下去。
诸王请接济他们一下，慈禧不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他们，这些家按大人每人四两，小人二两给钱。
使其勉强度日。
为什么这么做，也是不敢违反祖制滥施恩赏而已。
当然，慈禧也不是不照顾她的家人，恭亲王想推荐桂祥为旗兵之将。
慈禧先不许，后来也同意，说，国家大事不要讲情面，如果桂祥不行，可以杀掉。
结果率军出山海关。
有三支人马，领军者除了桂祥以外，另两将，一为萨某一为祥某。
三军集合，各亮帅旗，桂祥见后回营大哭，下面问怎么了。
桂祥道，我活不长了，问其原因，他道，你看外面挂的旗子，不就是萨桂祥（杀桂祥）三字吗，于是一面求恭亲王，一边让老婆也在家运动，终于让他回去。
回来一见慈禧，慈禧将他骂的要死。
真不见这么不成器的弟弟。
珍妃好男装，所以独得光绪的欢喜，珍妃出手也大方，所以下人也喜欢她，但嫔妃们其实过的很艰苦，比如隆裕皇后，甚至让人出宫当自己的东西，得钱来用度。
珍妃不用卖东西，他自有法子，是让自己的哥哥出去卖官。
风评当然不好。
有两人据说是买官而来，大家有意见，太后于是召见二人，言语粗鄙，询问下，才知道他们确实给太监钱。
后来珍妃被杀，与此事有关。
同治死，弟弟即位，同治皇后向自己的父亲问策，其父送一加封的食盒，打开一看，竟然是空的，皇后心里明白，于是绝食殉节。
还有一节，只是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这书上的，说祭祀的时候分肉，那个肉白水煮，一点味道也没有。
按例当时要吃掉。
于是太监们用酱油熬纸，带在怀里，吃的时候用以包肉，那酱油纸也是入口即化，这样毕竟有了咸味，也吃的下去。
这本书读过，发现所谓皇家，只不过规矩大了些，其他也无常。
再看眼下清宫戏，那个自由自在，肆无忌惮。
要叫信修明看了，真是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反感德龄写的清宫，认为其人品不好，写的也过得猎奇。
有约宠之嫌。
历史好玩的地方是，大家积累了许多生活的经验，最后总要将许多并不适应的东西神圣化，使之成为规矩，再抽调其中合理的现实元素。
最后成就了其装逼之局面。
越是统治上层，越是规矩大的不得了。
反而老百姓心中明白，轻装上阵了，所以你越端着拿架子，越是被人笑话。
联想最近某大市长被拿下，廷尉押其上飞机那一掠影，万千滋味，只怕他一人感受。
于万众来说，不过看多一场笑话。
所以眼下，商人谈公民权，被拿，律师辩护，被拿，记者报道，又被拿。
拿来拿去，以为真能拿出一个太平盛世吗
这一节话，与太监倒是无关，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