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
据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记载，秦王政因为韩国实施「疲秦计画」， 愤怒之余，打算把所有非秦血缘的客卿一律驱逐，此时，楚国上蔡人的 李斯，亦在驱逐名单当中，惶恐不安之余，於是著手写了上书，这篇文 章，就叫《谏逐客书》。
在分析《谏逐客书》一文之前，我们先看看他产生的背景是否真如 太史公所言，是因为郑国渠的缘故，在《资治通鉴˙秦纪》中载（前二 四六年）：「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使水工郑国为间於秦，凿泾水自 仲山为渠，并北山，东往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 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
」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秦王政在初晓郑国是为「疲秦」而来时， 是愤怒想杀之泄恨的，但郑国的一番话却打动了嬴政，当时关中地区是 所谓的「泽卤之地」，属於盐碱低注地方，这对於农作物的发展是相当 不利的，如果能完成这条三百余里的渠道的话，对於秦国粮食的生产与 运用，将会大大增加其产量与便利，这就是所谓「亦秦万世之利」，嬴 政一听，觉的颇有道理，於是决定不杀郑国，还要他继续完成这项工程， 这便是「郑国渠」的由来，郑国渠完成后，一如所言，「皆亩一钟，於 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史记˙河渠书） 从秦王政的举动，就可以说明，若他真下「一切逐客」之令，独留非秦 人的郑国留秦就显的不合政情了，再以时间来分析，资治通鉴明白记载 李斯上《谏逐客书》是在前二三七年，而郑国渠的完成却是在前二四六 前，其间相差九年，於时间上并不能证逐客令是因为郑国渠而发，用这 两点来做结论，嬴政认为的『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 ，请一切逐客』主因，并不全是因为「疲秦计」。
也因此，在《剑桥中 国史˙秦汉篇》中，便进而否定逐客令与郑国渠的关系，且认为司马迁 之说过於牵强而附会了。
首先，我们不能因此而认定司马迁的说法是错误的，起码在《史记˙ 秦本记》中，便明明白白地说出逐客令於吕嫪事件后发生。
而郑国渠事 件，可以说是逐客令的远因，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就是在郑国渠完成 的两年后（前二四四年），秦国就发生大饥荒，秦王可能在大怒之余， 想起了韩国两年前的疲秦之计，於是派蒙骛伐韩，因此占领了十二个城 市，当时嬴政可能便因此种下了「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 秦耳」的想法。
真正引致逐客令的导火线，是因为吕不韦，此时嬴政刚完整地拥有 掌权资格（成年而行家冠礼），由於吕不韦和嫪毐之党徒为乱，史载嫪 毐是「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而吕不韦则是「尊为相 国，号称仲父」，而两人并非秦人，但却为乱朝政以久，於是就促成嬴 政逐客的决心了，而司马光也因此舍太史公在《李斯列传》的说法而另 写「文信侯免相，出就国，秦王下逐客令」了。
郑国渠事件在前，吕嫪事件在后，而逐客令又接於吕嫪事件之后， 前二件事看似无关，但经过上文解释，因此可说明逐客令之发是由於先 后发生的郑国渠、吕嫪事件，对此，林剑鸣曾在他的《秦史》中便略做 过说明（秦史˙五百零八页˙五南图书出版），但他把郑国渠和吕嫪两 事时间弄错了，他认为吕嫪事件在前，而郑国事件在后，再比照史记、 资治通鉴以后，就可以知道林剑鸣秦史之误了。
司马迁对后世的影响
《史记》是一部贯今的通史，从传说黄帝开始，一到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
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
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
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
“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
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
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
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
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
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
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
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
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
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
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
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
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
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
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
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
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
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
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
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
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
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
《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
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
《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
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
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
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
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
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
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书法的发展历程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是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
《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 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 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
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
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
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
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
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
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
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
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
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参考资料：
司马迁写史记的人物表
古代文章不求甚解，现代文章copy抄袭各种模式应有尽有
导师又何必逼人与生死之地呢
问题既然出了答案，又何必要为难我们这些人
楼上的回答已经非常好了
为何还要细问
我简述下史记的评价
楼主从中找些答案吧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
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
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
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
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
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
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
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
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
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
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急需5个以上在痛苦中成功的例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刚好五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