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有哪些作品
以下是你所需要的卡的主品的相关资料：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
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
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
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
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
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
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
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
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
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
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
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
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
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
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
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
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
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
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
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
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
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
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
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
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
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
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
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
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
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
”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
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
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
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
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
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籍，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
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因而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 以下则是卡夫卡的其他相关资料： 卡夫卡生平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
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
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
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
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
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
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
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
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
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
1922年6月辞职。
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
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
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
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
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卡夫卡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
弗兰兹·卡夫卡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是奥地利人，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的创作风格是表现主义，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是在一战前后，当时，经济萧条，社会腐败，人民穷困，这一切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
于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美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时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
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
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
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
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 弗兰兹·卡夫卡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
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
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
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
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
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
“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
”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
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该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
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说。
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他作品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宿命已洞若观火：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
也可以说，孤独就是卡夫卡的宿命，他之渴望孤独恰如猛兽嗜血。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
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 在布拉格的卡夫卡铜像，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
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
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
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
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
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
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
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编辑本段 艺术特点 卡夫卡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卡夫卡的作品难读，连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觉得读懂这些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那独到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入木三分的描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只要你能读进去，只要你能摸到作品的脉络，定会获益匪浅。
下点功夫读一读卡夫卡是值得的。
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
看到他为我们描绘出的一幅幅画卷我们会感到一阵阵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仿佛在为人类的明天敲起阵阵急促的警钟，他为人类的未来担忧。
每位读者在读卡夫卡时都会有自己的感触、理解、认识、联想，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迷惘在他所描绘的迷惘中。
编辑本段 轶闻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
而“卡 弗兰兹·卡夫卡夫卡”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都是犹太人的语言）。
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大师，1983年发现的小行星3412以“卡夫卡”来命名。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爱读卡夫卡，他的一本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
此外，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作家甚多，有残雪、格非、余华等。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有哪些?
一、卡夫卡的《变形记》理解：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二、作品简介：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这个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在金钱社会中，竞争异常激烈，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摧毁。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
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
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
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
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
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三、内容梗概：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
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
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
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
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第三部分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
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
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四、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
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
世界上著名的书籍有哪些
奥地利小说家。
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
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
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请教大家:我最近正在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那为高手发一篇参考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文学是灯
铁凝 我要认真对待的是，坚持写作的难度，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真正的高贵。
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
祖籍河北赵县。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等。
文学给我恩泽和“打击”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前提是只举两本。
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
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
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
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
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
又因为出身的灰色，内心便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
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紧张着自卑着也还坚持写着，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
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文艺作品更多的是愤怒、仇恨以及对个体的不屑。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
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
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
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所以我说，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另一本中国文学，我选择了这部中国清代的短篇小说集。
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
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中国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
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
我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
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被称做华北大平原的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
中国乡村是我从学校到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到达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女孩子。
每天的劳动甚至整夜的浇灌庄稼，我都是和她们在一起。
对我来说，最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
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十八岁生日，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时，我有一种炫耀感。
那日记的话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说: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啊
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们展览。
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
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
她和我非亲非故，她却哭着，觉得她们手上有泡是应该的，而我们是不应该到乡村来弄满一手血泡的。
她捧着我的手，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乡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朴素的、炫耀的心抚平了，压下去了。
是她们接纳了我，成全了我在乡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态度。
岁月会磨损掉人的很多东西，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
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我的手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再不会有乡村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
值得我怀恋的也不仅仅是那种原始、朴素的记忆，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了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
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
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
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
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
文学点亮人生幽暗 文学是灯。
这样说话在今天也许有点冒险。
文学其实一直就不在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在信息时代的今天。
但我仍然要说，我在文学和文化最荒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
读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他谈到要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特质，那就是:神圣，安全，繁忙。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很多大都市的繁忙。
这里所说的繁忙特指对财富孜孜不倦地追求，如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
当时有人形容他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好几十年。
但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
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
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
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
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
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
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
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若用吃东西来作比喻，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这儿有什么你就吃什么。
用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话:“端给你的是啤酒，你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咖啡。
”他以此言来形容斯大林时代的暴政。
但那时的我，毕竟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在“杯子”之外找到了一些“咖啡”——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
它们外表破旧、排名无序、缺乏被人导读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更是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
但时至今日，当阅读早就自由，而中国作家趁着国家改革、国门敞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积极审视和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的实验。
当代东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
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
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
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
也因此，我对文学的本质基本持一种乐观的认识。
用谦逊照亮内心 文学和写作也使我知道，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
毕加索曾经坦言中国的木版年画带给他的灵感，二十世纪法国的具象绘画大师巴尔蒂斯是那样钟情于中国宋代画家范宽。
2006年秋天我在日本访问时特别去了仙台医学院，鲁迅先生曾经在那里学习。
我和经济系的几位教授聊天，我发现他们非常热衷于谈论鲁迅，并为他感到自豪。
他们谈到他并不特别优秀的成绩，他和藤野先生之间的别扭，画解剖图时只求美观、把一条血管画到脖子外边去了，还和老师争辩的可爱的固执……他们没有把他看作圣人，但是他们爱他。
他们和仙台市民自发地编演了一出《鲁迅在仙台》的话剧。
这一切使我感到亲切，我看到了一位经典作家和他的文学经典是怎样长久地活在普通人心中，并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充实的欢乐。
文学是灯，这说法真的有些冒险吧
但想到任何同创造有关的活动都有冒险的因素，我也就不打算改口了。
我要认真对待的是，坚持写作的难度，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真正的高贵。
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
几年前我曾经从一个外行的角度写过一本谈论画家和绘画的小书《遥远的完美》，在书的后记中我写道，几十年的文学实践使我感受到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作家笔下无法发生的事情，在好画家的笔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又感受到艺术和文学之间的相似:在本质上它们共同的不安和寂寞，在它们的后台上永远有着数不清的高难度的训练，数不清的预演，数不清的或激昂或乏味的过程。
然而完美距离我们始终是陌生而又遥远的，因为陌生，才格外想要亲近；因为遥远，才格外想要追寻。
我看到在文学和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
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
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
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
于是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不断想起谦逊这种美德。
当我们固执地指望用文学去点亮人生的幽暗之处时，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用谦逊把自己的内心照亮。
面对由远而近的那些东西方文学经典和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要做到真正的谦逊是不容易的，它有可能让我们接近那遥远的完美。
但真正的抵达却仍然是难以抵达。
我对此深信。
此内容为作者在首届东亚文学论坛的演讲，有删节。
原文刊载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