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干部在乡镇就新常态写读后感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开放代替封闭、协商代替对抗、合作代替竞争，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新常态。
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出生在和平的年代，生活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当代，没有经历过下乡插队的磨炼，也没有挨过物资短缺的艰辛，更没有感受过十年文革的苦难，可以说是长在红旗下，活在春天里。
因此，只有对当前的经济社会新常态有更透彻地理解，更深刻的感悟，才能更好地把握“三期叠加”赋予经济发展新特征，掌握“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新布局，肩负“三维纲要”奋发有为的新使命，才能在新常态下有准确的新定位，在新担当的感召下努力有新作为。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理念。
“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福祸避趋之”。
老一辈共产党人凭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换来新中国。
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要坚定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不是流血战争不可持续式的牺牲理念，不是封闭洗脑“金三胖”式的愚民理念，也不是奢靡浪费西方式的享乐理念，而是心里装着国家，时刻想着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终生奋斗的服务理念。
人生如屋，信念如柱。
一个人没有高尚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去坚持和奋斗；一个青年干部没有响彻灵魂的理想信念，只能走向虚伪甚至堕落。
作为党的年轻干部更是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憧憬，入心入脑的将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学懂弄透，才能打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之“钙”，发自肺腑对“三个自信”透彻理解并坚持始终。
面对多元化的新思维、新文化和海量的信息，我们要学会甄别和学则，学会在符合党纪国法、顺应发展潮流的前提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得其大者兼其小”，“包容并蓄、借鉴吸收、为我所用”，从而形成自己的新理念。
也只有在这种新理念的的支撑下，才能摆脱年轻干部常常会出现的“读书太少、抱怨太多”的问题。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定位。
孙中山先生讲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总书记也讲过，“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
当大官、大款还是大腕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定位。
当前，“不唯分、不唯票、不唯年龄”已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新常态。
我认为，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将为民务实清廉作为新的定位和新的使命，而不是怀揣私利、打着小九九，投机倒把、弄虚作假，耍弄权术向上攀爬，使用手段营造“小圈子、小派别”，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对照总书记“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认真找准自己的定位，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并身体力行的践行下去。
才能真正把群众当主人，把自己当公仆，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实事。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作风。
勤于思考、善于学习，适应能力强使我们青年干部的优点，但遇上容易急躁、思考不够全面，持续坚持的耐性又是我们所欠缺的。
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能够包蓄兼容，既能够务实冷静、思考全面，又能够雷厉风行、坚毅果敢，敢于拍板，能够在关键的情况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我们年轻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杜绝官场上的四种“灰色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继续发扬勤勉务实的传统美德，不偷懒耍滑、安逸无度。
我们青年干部还要发挥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强的优势，快速学习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迅速适合新常态，不断掌握市场经济的主动权，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更务实地作风服务好人民群众。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担当。
越王勾践不怕“石室为奴”，卧薪尝胆终成霸业；三国曹操官渡之战不畏将寡兵少，亲率士卒火烧乌巢，终于击溃袁军主力；楚霸王项羽不怕他人“作壁上观”，破釜沉舟终于亡秦。
这就是担当。
当前，各种诱惑颇为盛行、各种投机很有市场，我们年轻干部更需要一种对专业、对职业、对事业“肩扛千斤、背负万石”的责任，能够在继续坚持“认真”二字的前提下，勇于接受挑战，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做一名会学习、能实干、敢担当的干部。
在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的关键时刻，能够冲锋在前、担当在先，敢于拍板决定，即使失误也敢于承担责任，充分体现青年干部敢冲敢闯的韧劲、狠劲和拼劲，不遗余力坚持把问题解决好。
对交办的棘手工作，要有“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的态度，而不是找理由、撂挑子。
对困难和矛盾不敷衍、不回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违权和越线问题，更应敢于坚持原则并大胆亮剑，不管压力来自哪里，都要敢于较真、坚决反对。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敬畏。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自然，敬畏居于高位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语。
唐代韩愈著文：“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
共产党人不怕死，新时代的青年干部更要不畏强权、不贪金钱、不迷美色的无畏精神，这种无畏就是信仰、就是敬畏。
在“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我们年轻干部要学会敬畏科学、敬畏法规制度、敬畏道德、敬畏传统文化、敬畏自然的“新敬畏”的精神，坚持克己复礼，从而达到与他人相处互敬礼让，与社会保持良好秩序，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现实的工作过程中，还要有对公权力和政绩观的新敬畏，既神圣而慎重地使用好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和职责，又要敢于无畏的为人民谋取利益，对一切背离法制轨道的“潜规则”说不。
如何认识和践行新发展理念，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
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
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
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
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
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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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4日评论员：主动适应经济新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精神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总体要求，对于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
新常态带来经济运行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只有主动适应，科学把握，积极作为，才能抢占先机，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反之，如果被动应对甚至逆势而动，就可能错失良机，付出代价。
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认清大势，顺势而为。
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不会无限下滑；结构调整有阵痛，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各类风险的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
我们要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些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应保持平常心，不必大惊小怪，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
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坚持发展，因势利导。
新常态，新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虽然增长速度放慢了，但发展机会依然很多，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要用好新机遇，培育新增长点，在新常态下一心一意谋发展。
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主动作为，乘势而上。
新常态是发展水平的飞跃提升，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以就业充分、效率提高、结构优化为支撑的发展。
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经济领域“破”与“立”的转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看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
要依靠促改革调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加快转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在速度下台阶的同时，力争质量上台阶，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明年经济工作任务繁重艰巨，我们要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挖掘新动力，努力创造新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贫困县如何适应新常态、谋划新发展，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常态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必能有番新作为。
一是在活用政策上使足新力度。
贫困县份发展，靠的就是国家政策支持，要变被动等靠为主动争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提出“要稳定政策稳住增速，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所以，在新一年里，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将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还意味着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以利于加大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的投资支出。
贫困县就必须利用好这一政策导向，加大对县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的规划、储备、包装和申报。
要充分认识县情，准确把握县情，找准自己最需要什么、最紧迫什么、最长谋什么，发挥政策最大效应，使项目增量与提质同步，助推贫困县份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在凸显特色上下足新功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
发展不仅包括GDP增长，还应当包括结构调整的推进、民生的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丰富内涵。
作为贫困县，就是要结合实情，实事求是地发展，在发展中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路子。
三是在区域合作上聚足新合力。
加强区域整体合作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联动的必然趋势，以往圈内单干、圈外观看、关起门自满的现象已不合时宜。
。
四是在优化环境上唤足新气象。
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好坏决定其发展速度。
新常态下，贫困县必须转变思维，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有“不优化环境就要挨穷受苦”的压力感、“不优化环境就无人问津”的紧迫感来促动新思维。
贫困县份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障碍问题，摈弃以往“你投不投资我们照样运转”或者“你来了我还没戏唱了”的旧思想，真正树立起“你发财我发展”的大理念。
思想问题解决了行动上才会正比呼应，从目前县级投资服务流程看，要致力扭转审批环节多、研究讨论多、期望回报多、强调客观多和用地储备少、激励机制少、改革创新少、承诺兑现少、解决诉求少“四多五少”的弊端，把“一站式”、“一条龙”服务更加简洁高效，公开透明，严肃查处损害投资利益、破坏政府形象的行为，让投资者放心。
五是在依法行政上树足新形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依法强化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目的就是让政府想干的事能干、该干的事敢干、干了的事干好，真正把权力用好用实，实现职能与权力的配比统一，这对于贫困县而言尤为重要。
同时，要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严格遵守落实。
县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代表，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自我约束机制，对权力运行的效果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检验、自我免疫，防止出现“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现象。
特别是在规范决策者依法决策行为上，要建立起决策前、中、后的及时纠错制度，避免有错不纠、纠而不严的现象。
另外，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这是法治政府建设“开门执政”的关键一步。
六是在民生改善上惠足新成果。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可知，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减免力度、设立民营中小银行、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重、资源价格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明年可望有重大进展。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和转化，使之成为弥补贫困县份经济结构单一、底子不厚、服务弱化的“良剂”。
同时，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增强后劲的重点来抓，用大政策促动小政策，鼓励自主创业、转移就业、品牌开发、因时而蹴，以带动地方第三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的作用。
结合你自己对经济形势的感受,谈谈你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的看法
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
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
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
很显然，习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
习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
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
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
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
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
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
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
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
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
“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
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
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
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简述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
2008年国际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
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
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
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
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
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
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
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
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
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
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
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
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
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
“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
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
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
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有什么重大意义
重大意义：①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更大空间整合优化配置资源，形成 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支撑带。
②有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好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挖掘沿岸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扩大内需，进一步拓 展经济发展空间。
从而构建东、中、西联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③有利于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提高开放型 经济水平，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形成开放新局面。
④有利于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一条 绿色生态的新路。
形势与政策作业:谈一谈当代大学生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1000字
如何认识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
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
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而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
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外，当前还有一个更大、更为基础性的催生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那就是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从而整体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可喜的是，本届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
这从这两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可见一斑，都是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等重要举措，无疑都会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复苏。
可以想见，依靠体制的内在激励和保障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也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