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是有人才有?
由心理产生人的心里面对事物都有着一定的评价和标准，这些评价的“高级标就是审美。
而人心里面的评价和标准是由于人最初对事物“好”“坏”进行判断形成的，人首先是对事物的“好坏”进行评价然后再深一层评价就是“美丑”，最深一层的评价是“善恶”。
审美的观点就是对事物“美善”之间的评价。
不认为只有人才会有审美，动物也会有，只要动物会判断“好”“坏”，它就具备能审美能力。
只不过人的思维能对所有东西都能产生联想，所以人对所有事物都会有审美的观点和态度，那怕一块石头一块树叶也有很多审美的标准。
小说-文学-散文有什么区别?!
“高山流水”典故最早见于《列子·汤问》。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钟子期曰：“善哉
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
初为霖雨之操，更（gèng)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
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
善哉
子之听夫
志想象犹吾心也。
吾于何逃声哉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 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
”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弹，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如何看待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中国诗二源合一流”的嬗变，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
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
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
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
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
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
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
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
”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
”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
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
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
”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
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
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
《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
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
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
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中国古代诗酒文化起源
中国是一个以诗传世的古国，又是一个盛产名酒的古国。
诗，是人类精神劳动产生的高雅的文学奇葩；酒，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精华琼浆。
在中国，从远古以来，诗与酒就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诗酒文化”。
在中国文化漫长发展过程中，诗依从文学而出现，在其他文学样式尚处于胎眠时期，诗就在人们精神劳动中脱颖而出。
诗是概括生活，浓缩语言，凝炼真情，富于内在，旋律优美的文学样式。
她为时代脉搏跳动，是人们精神世界最敏锐的触须。
以诗的总体而论，她是人类进入文明的象征。
在人类精神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里，她对哲理、道德、文学、美学进行广泛而深远的探索，从中凝聚、提炼诗的真谛。
诗的广义被人们推崇为至高无上的美学代名词，如论述到古代的灿烂文化，泛称为诗；谈到每个民族，每个国家辉煌的历史，称为史诗。
推而广之，赞美大自然中的山川江海，以至于事物、境界、语言、品德、情操，都冠之以诗。
酒，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含糖的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变成酒精，再加其他物质进行勾兑，便成为各种香型的酒。
大自然不停地运行，某种物质由于天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诸条件在适合演变规律之下，天然地造化出酒。
中国早年就有“猿猴造酒”的传奇之说。
无独有偶，法国也有鸟类造酒的传说。
这就证明，酒存在于大自然的物质世界，由于各种条件符合酿成的必然，于是就出现了酒。
人类，在自然规律的启迪下，发现酒，进而自觉地酿造酒，这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了。
关于酒，在中国的出现，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有“仪狄造酒”、“杜康造酒”之说。
从历史年代推算，仪狄在前，传说她是舜的女儿，与禹同时代，而杜康是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的人。
可是，在我国中出土了樽、缶、杯、斝等形状古朴的新石器时代酒器；从西安出土的陶器中，发现如甲骨文、金文中“酉”字形状的陶罐，这种陶罐距现在约有七千余年；从山东也出土了大量樽、缶、杯、斝等盛酒的陶器。
由此证明，早在仪狄时代的四千年前，中国不但有了酒和酒器，而且饮酒已比较普遍了。
从远古起，在中国，诗与酒就交融在一起。
古代帝王祭祀山川、祖宗和举行朝廷大典，都奉献酒诵颂诗；唐朝在乡试饮酒礼中要诵之诗，称之为“鹿鸣宴”。
从宫廷到民间，酒与诗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成为人们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
古代饮酒诵诗，非常注重礼仪，在篇中有：“饮酒孔嘉，维其令仪”(饮酒是美好的享受，要保持高雅的风度)。
古往今来，在中国诗酒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传诵至今的佳话。
魏晋时代，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
东晋诗人的诗有一半谈到酒，如“试酌百情远，垂觞忽忘天”。
唐代，诗歌大盛，诗人们嗜酒成风。
代表人物首推诗仙李白，其中“李白斗酒诗百篇”，更是成为诗酒交融的名句。
“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的杜甫在为众诗人画像的中生动地描绘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位诗仙在中吟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中唱到“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杜甫的咏酒绝唱，称著于世。
与李白同代的爱酒诗人，先后还有贺知章、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元稹、李商隐、皮日休等等。
从唐代诗人嗜酒，诗歌繁荣，可以看出诗酒交融的盛况。
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是在他饮酒微醉中写成的。
无独有偶，北宋时的诗人苏东坡，在山东密州(现诸城)，中秋节饮酒，喝到微醉时，诗兴大发，写下豪迈悲凉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南宋时，诗人陆游曾感慨地咏吟：“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
中国是一个慕古文化国家，从遗留下来如烟海的诗与酒交融的史料中，摘取点点，可窥豹一斑了。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诗酒文化的形成，笔者与艾青同志曾探讨过，从史料上看，诗的形成到酒的出现，两者即结合在一起，诗酒撞击的灿烂火花，一直照耀着诗酒文化漫长的画卷。
中国诗酒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体系。
纵观诗酒文化发展史，酒醉诗情，诗美酒醉；诗借酒神采飞扬，酒借诗醇香飘溢。
诗与酒，相映生辉，形成绚烂的文明景观。
诗人艾青把诗酒交融，比喻为“诗酒联姻，源远流长”。
诗人贺敬之把诗酒交融誉为“诗情如酒，酒意如诗”。
诗人绿原对诗酒从各自的内涵向对方伸延，说：“诗是水中酒，酒是文中诗”。
从古至今，诗酒交融，诗酒联姻的轶闻趣事，脍炙人口，传为佳话，丰富美化了人的感情世界。
找几个唐诗宋词类的文史知识
【先秦】屈原 宋玉 【两汉】枚乘 贾谊 司马相如 王逸 东方朔 朱穆 王褒 刘彻 班婕妤 赵壹 秦嘉 班彪 班昭 班固 扬雄 张衡 蔡邕 蔡琰 祢衡 曹操 孔融 【魏晋】曹丕 曹植 王粲 陈琳 刘桢 徐干 阮瑀 应璩 应玚 繁钦 曹睿 嵇康 向秀 阮籍 何邵 潘尼 潘岳 张翰 张华 张协 张载 傅玄 陆机 陆云 石崇 孙楚 左思 曹摅 陶渊明 郭璞 刘琨 卢谌 袁宏 【南北朝】谢惠连 谢灵运 鲍照 谢朓 鲍令晖 孔稚珪 萧衍 江淹 沈约 范云 何逊 阴铿 徐陵 庾信 江总 朱超 【隋代】杨素 薛道衡 陈子良 卢思道 孔德绍 孔绍安 【唐五代】虞世南 上官仪 王勃 卢照邻 杨炯 骆宾王 陈子昂 杜审言 朱弯 沈佺期 宋之问 张说 张九龄 常建 储光羲 李颀 高适 岑参 王昌龄 孟浩然 王维 李白 杜甫 刘长卿 韩愈 柳宗元 韦应物 寒山 拾得 顾况 李益 卢纶 钱起 王建 张籍 孟郊 元稹 白居易 刘禹锡 贾岛 许浑 李商隐 杜牧 李贺 薛涛 皮日休 陆龟蒙 杜荀鹤 罗隐 僧皎然 僧贯休 僧齐己 温庭筠 韦庄 王翰 崔道融 刘希夷 徐氏 张谓 张继 崔曙 苏味道 马戴 刘叉 崔颢 王湾 王之涣 贺知章 崔护 朱昼 刘方平 于良史 聂夷中 于鹄 祖咏 杨师道 赵徵明 张若虚 袁郊 崔涯 张仲素 秦韬玉 李约 王涯 胡令能 卢汝弼 戎昱 崔珏 王驾 黄巢 崔国辅 于武陵 捧剑仆 施肩吾 花蕊夫人 李郢 皇甫松 张祜 綦毋潜 张南史 徐彦伯 李珣 冯延巳 李煜 【宋辽金】潘阆 范仲淹 苏舜钦 欧阳修 张先 晏殊 晏几道 柳永 王安石 苏轼 黄庭坚 秦观 陈师道 李之仪 张耒 晁补之 贺铸 陈与义 吕本中 毛滂 周邦彦 李纲 朱敦儒 李清照 朱淑真 舒亶 韩元吉 胡铨 叶梦得 张元干 张孝祥 范成大 陆游 杨万里 陈亮 辛弃疾 刘过 姜夔 吴文英 史达祖 刘克庄 元好问 蒋捷 文天祥 王沂孙 刘辰翁 吴激 蔡松年 段克己 戴复古 李祁 黄裳 朱熹 王观 赵佶 林逋 张泌 周密 李克 岳飞 李重元 康与之 魏承班 曾觌 徐俯 阎选 孙光宪 黄公度 周紫芝 赵令畤 【元代】萨都剌 刘因 关汉卿 狄君厚 范康 高文秀 金仁杰 宫天挺 孔文卿 王实甫 白朴 马致远 孟汉卿 尚仲贤 石君宝 张养浩 刘致 张可久 贯云石 卢挚 郑光祖 高明 纪君祥 郑廷玉 张国宾 岳伯川 杨梓 武汉臣 王伯成 赵孟頫 王冕 洪希文 杨载 杨维桢 元好问 【明代】刘基 高启 汤显祖 陈子龙 夏完淳 袁宏道 于谦 王世贞 李攀龙 何景明 李梦阳 唐寅 戚继光 【清代】钱谦益 吴伟业 顾炎武 顾贞观 陈维崧 朱彝尊 洪升 孔尚任 王士祯 查慎行 纳兰性德 袁枚 仓央嘉措 黄景仁 龚自珍 黄遵宪 秋瑾 苏曼殊 乾隆 郑板桥 曹雪芹 刘鹗 【近代】谭嗣同 王国维 梁启超 李叔同 柳亚子 郁达夫 斌宗法师 太虚法师 虚云法师 月溪法师 【现代】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 闻一多 李金发 穆木天 冯至 田间20世纪30年代: 朱自清 林徽因 戴望舒 李广田 艾青 卞之琳 何其芳 南星 辛笛 覃子豪 纪弦 臧克家20世纪40年代: 王佐良 陈敬容 杜运燮 穆旦 罗寄一 郑敏 唐祈 袁可嘉 牛汉 屠岸20世纪50年代: 周梦蝶 羊令野 方思 余光中 洛夫 罗门 蓉子 痖弦 昌耀 林泠20世纪60年代: 郑愁予 任洪渊 杨牧 叶维廉 食指20世纪70年代: 江河 北岛 芒克 多多 舒婷 刘自立 严力 杨炼 梁小斌 顾城[编辑本段]唐 朝 诗 人 雅 称 唐朝诗人辈出，成就卓越，人们给他们具有概括性、赞美性的雅称。
诗祖——陈子昂。
元·方回称“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
” 诗星——孟浩然。
清·陆风藻《小知录》“诗星，孟浩然也。
” 诗佛——王维。
由于其虔诚信佛，在部分诗歌中宣扬佛教，赞美佛教的无声寂火而得名。
诗天子——王昌龄。
他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
诗仙——李白。
因其诗歌雄奇豪放而得名。
诗豪——刘禹锡。
唐·白居易称“彭城刘梦得，诗豪也。
” 诗圣——杜甫。
诗魔——白居易。
其作《与元九书》“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知其苦，非魔而何” 诗囚——孟郊、贾岛。
元好问《放言》称“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
” 诗鬼——李贺。
因其诗歌设想奇绝，瑰丽凄恻而得名。
诗奴——贾岛。
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诗杰——王勃。
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退位诏书的皇帝退位诏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东坡是位大人物。
要编写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也不能不为他列一个词条，因为他“酷好音乐，善鉴赏，能歌善舞，又能弹琴，终生与之为友，会作曲……”（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446页）可惜的是，历来谈论东坡的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即便对他所作诗词，也很少触及真正的音乐问题。
其实像他那些妙绝千古的长短句如《念奴娇》《水调歌头》《洞仙歌》等，假如人们能带着一副听音乐的耳朵去读的话，就会得到更加丰富微妙的享受。
有这种“音乐”可赏，原有的那支《念奴娇》曲牌亡佚与否就变得无所谓了。
数一下那篇《赤壁怀古》所用的字，一百个还不到。
可是诵读（无论朗读还是默诵）起来，我们就像是听了一部“标题音乐”。
好乐者想必有这样的体验：倾听一首言之有物而又声情并茂的交响音乐，会叫人忘了自己所处的时空，不知不觉便神游于乐中，听到曲终，恍然如历沧桑。
东坡这首词同样有此效应。
它以如此经济的笔墨在接受者的思维中展演出了一代兴亡的黄粱大梦，胜过一部长篇大论的交响诗。
有谁曾谱写过这种高密度的交响音乐呢
真不可思议，它是以汉字为“音符”，仅仅调动了九十九个“音符”，便将你带进了“故国”，去“神游”了一趟。
汉语那神奇的“音乐语感功能”值得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深入研究。
我辈凡人，汉语的使用者，能体验和享受，虽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三生有幸了。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是史诗、史剧味的如椽之笔。
别一版本作“浪声沉……”念起来有更沉重、浓烈的乐感。
到底优选哪一个
恐怕作者自己也沉吟难决。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
”“崩”字、“拍”字都仿佛有实实在在的乐感。
说它像管弦乐的鼓与钹的一击，则又将所触发的联想简单化了。
自惭对词学无知，这里不过乱谈一些直感，只想求证：坡翁知乐，他会作曲。
有人嫌他“不受词律束缚”，不合规范。
我们倒宁愿他自铸伟辞，自度新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江东去》有了新声。
那是革命的浪漫乐人黎青主借东坡的词谱写的一首艺术歌曲。
他用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耳朵来说全新的音乐语言，还加了伴奏，用洋琴伴奏一千年前的宋词。
想当年，在守旧的词人、乐人听起来，其逆耳的程度，也许要比“学术派”眼中的白话新诗还要难以容忍吧
萧友梅盛赞青主此作大有李斯特的气派。
钢琴大王也写过不少艺术歌曲。
海涅有一首诗，题为《卿似一枝花》，一时有好几位作曲家为之谱曲，李斯特的一篇最受人们称赏。
联想起来，假如黄自、赵元任、刘雪庵等作曲家也以不同的风格为《大江东去》各谱一曲，岂不美哉
只用艺术歌曲来阐释，似乎还是辜负了这首“史诗”。
但是即便有了以它为“标题”的宏大的交响诗，也不能取代这首用“文字音符”谱制的“乐曲”。
说坡翁“会作曲”，还有《秋江夜泊》为证。
这是一首七弦琴曲。
听这首小品，凡是往昔在水乡乘过小船的，会引发亲切的回忆。
曲中有水声、船语，小船与风波的对话。
夜半潮生，小舟随波俯仰，都凭舟中那个不眠之客的感觉来传递。
不难联想坡翁的宦途浮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无奈中的自在。
对于所爱之乐，苏东坡并非只是闲情偶寄，自娱而已，他有自己的美学思维。
蔡仲德对他的音乐美学观有评价：“与白居易相近，有儒、道、释杂糅的色彩，又有保守而陈腐的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