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中国的煤炭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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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1.1 世界及我国煤炭储量与分布1.1.1 世界煤炭资源储量与分布世界煤炭资源在地区分布广泛且具有不平衡性。
全世界拥有煤炭资源的约有80个国家，共有大小煤田2,371个。
古生代的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的侏罗纪，以及新生代的第三纪，是地史上最主要的聚煤期。
从资源的地区分布看，集中北半球，北半球北纬30°～70°之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聚煤带，占有世界煤炭资源量的70％以上，尤其集中在北半球的中温带和亚寒带地区。
世界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以两条巨大的聚煤带最为突出，一条横亘欧亚大陆，西起英国，向东经德国、波兰、原苏联，直到我国的华北地区；另一条呈东西向绵延于北美洲的中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煤田。
南半球的煤炭资源也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比较丰富的有澳大利亚、南非和博茨瓦纳。
其中地质储量在5，000亿吨以上的7个大煤田是苏联的勒拿、通古斯、泰梅尔、坎斯克——阿钦斯克和库兹巴斯，巴西的阿尔塔—亚马孙，美国的阿巴拉契亚。
此外，储量超过10亿吨的煤田尚有近200个。
各大洲相比，北半球的三大洲都比较丰富，现探明煤炭资源量中，亚太地区296889百万吨，约占世界的32.7％；北美洲有254432百万吨，约占世界的28.0％；欧洲及欧亚大陆有287095百万吨，约占世界的31.6％。
南半球各大洲的煤炭资源都比较少，其中中南美洲19893百万吨，约占世界的2.2％；非洲和中东50755百万吨，约占世界的5.6％。
从各国拥有煤炭资源来看，储量上100亿万吨的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南非、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波兰、巴西10个国家。
其中最多的是美国，探明储量246643百万吨，占世界煤炭储量的27.1%；其次是俄罗斯，探明储量157010百万吨，占世界煤炭储量的17.3%；中国和印度分别是114500百万吨和92445万吨，分别占世界煤炭储量的12.6%和10.2%。
2005年底世界煤炭探明储量909064百万吨，其中：北美洲 254432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28.0%；中南美洲 19893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2.2%；欧洲及欧亚大陆 287095 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31.6%；非洲与中东 50755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5.5%； 亚太地区 296889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32.7%。
图1-1 世界煤炭资源分区区分布示意图图1-2 世界煤炭资源分布图1.1.2 中国煤炭资源储量与分布中国也是煤炭储量大国，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高达70％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倍。
截至2007年底，我国保有资源量约14000亿吨，位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地域广，但不均衡，具有东少西多、南贫北富、相对集中的特点。
北方已经查明资源量占90%，其中65%集中分布在晋陕蒙三省（区）。
南方查明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0%，且集中分布在贵州和云南省，占南方区的77%。
资源量与储量的相对集中反映了与大型含煤盆地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我国煤炭“北煤南运””、 “西煤东调”的发展格局。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具有多时代分布，煤类分带性明显的特点。
晚古生代以中变质煤为主；中生代以低、中变质煤为主；第三纪主要形成低变质褐煤。
煤类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天山—阴山以北，以褐煤与低变质煤为主；天山—阴山以南，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则分布有各级变质程度的烟煤和无烟煤及少量褐煤；秦岭—大别山以南，以高变质煤为主，中变质煤有分布，低变质煤很少。
煤类品种全，但以优质动力煤为最丰，占保有储量的72.9%；优质炼焦煤、无烟煤比例偏小，占25.4%。
煤田区伴生矿种类多，可综合利用产生新效益。
图1-3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图图1-4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及主要产煤基地1.2 我国煤炭工业发展概述1.2.1 我国古代煤炭工业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
煤炭的开发与利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1）远古时代我国一些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众所周知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这就与煤的发现和利用有关。
相传女娲氏在山西平定东浮山上设灶炼石，使用的燃料就是煤炭。
明代学者陆深根据民间传说和当地人民自古以来用煤烧塔火的习俗（“家家置一炉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然，……是之谓补天”），认定女娲氏用煤来炼石补天，并为此写了《浮山遗灶记》碑文。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则进而认为“此即后世烧煤之始”。
明代另一学者甄敬也认为“石火（烧煤）之利，其始于女娲乎
”。
所谓女娲氏补天，并不可信，但平定地处盛产煤炭的阳泉矿区，那里很早就利用露头煤来烧火则是十分自然的。
此外，在山西大同矿区还流传着天火把石头引着，人们于是知道这里的黑石头能烧、可以取暖做饭，以及“木头不着石头着”的传说等，都是中国人民很早就发现煤炭的间接例证。
2）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个别地区一经发现煤炭的可燃性能并从煤层露头处零星拾取和利用煤炭。
中国2500年前的《山海经》，最早记载了煤并称之为“石湟”。
从辽宁沈阳发掘的新乐遗址内，发现多种煤雕制品，证实了中国先民早在6 000～7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认识和利用了煤炭。
继新石器时代到夏朝、商朝煤炭逐步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到了周代（公元前1122年）煤炭开采已有了相当发展，并开始了地下采煤。
采矿业就有了很完善的组织，采矿管理机构中还有“中士”、“下士”、“府”、“史”、“胥”、“徒”等技术管理职责的分工，这既说明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劳动分工，也反映出矿业有相当大的发展。
3）两汉时期煤的开发与利用从汉代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期，开始采煤炼铁。
这是因为周代已出现了铁器，到了汉代时铁制兵器数量猛增，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分别在产盐和产铁地区设盐官和铁官。
从而使汉代的冶铁业得到较快发展。
于是解决燃料问题成为开办冶铁业的先决条件。
汉代的冶铁业一般都靠近燃料产地，记载西汉盐铁会议情况的《盐铁论》一书反映了这一事实：“盐冶之处，大校（抵）皆依山川，近铁炭”。
这里的“炭”所指的就是煤。
三国时期东汉末年，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前后，以城为基，修建三台（铜雀、金虎、冰井）之一的冰井台中就贮藏了大批煤炭。
八九十年以后，西晋文学家陈云登临三台，见到曹操在三台中所贮藏的煤炭（当时叫石墨），很觉得新奇，于是写信告诉他哥哥陆机。
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是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燃）烟中不知，见颇见之不”。
这里所提可燃烧的石墨，即是煤。
当时曹魏的煤炭开采情况是怎样的呢
西晋左思《魏都赋》中讲：“墨井盐池，玄滋素液”，又据《魏都赋》唐人李善注：“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
当时煤称石墨，墨井即石墨井，故《魏都赋》中的墨井以及李善所注的石墨井即煤井无疑。
魏都即指邺都，这条关于墨井的记载及其注释正好是曹操在三台贮藏煤炭的补充说明，它提示了煤井的位置在伯阳城西。
邺镇以西，乃今安阳、磁县以及峰峰、邯郸一带矿区。
至于井深八丈，当指立井井筒深度，并非包括井下巷道的延深，当时已用深八丈的立井采煤，其生产规模也大致可知。
4）西晋南北朝时期的煤炭开采与利用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年），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江西高安煤炭开发利用见于《后汉书•郡国志》。
该书在豫章郡建城一节的注中载：“《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两倾，可燃以鬓”。
这是我国南方用煤的最早记载。
新疆一些地区煤炭开采的程度，利用规模更为庞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载：“屈茨北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
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
郦道元所引《西域记》中的这一段话，把新疆煤炭的产地、自燃现象、广泛用途都讲得一清二楚。
“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是我国用煤冶铁最早的文字记载。
说明至迟在《西域记》作者所处的晋朝，我国就完全掌握了用煤冶铁的技术。
“恒充三十六国用”这一记载更为重要。
三十六国泛指西域的广大地区。
当年西域战事频繁，铁制兵器及铁制农具的用量是相当大的，其用煤量之多是可想而知。
煤炭开采的具体地点，是“屈茨北而百里”一代的山中，屈茨即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地区。
5）隋唐时期的煤炭开采与利用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正要燃料。
任著作郎的王劭在表中说：“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火色变青。
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警火，气味各不相同”。
王劭在关于火的奏报中把石炭放在首位，并与木炭、竹草等其他燃料较其异同，说明石炭已成为宫廷内第一位的燃料了。
到了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
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唐代开采煤炭的地区已较多，利用煤炭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因此唐代诗人李婉有“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的诗句。
据山西地质资料记载，太原西山煤田“远自唐宋年间即有土窑开采”，经地质调查，那里“虎峪的神底窑，官地附近的林沟窑以及晋祠、梁泉沟的西沟窑等，就是唐宋年间开凿的”。
辽宁抚顺在唐五代时期，特别是辽金时期，已进入了煤炭采掘高潮。
当时烧制陶器普遍用煤作燃料。
《东北的矿业》一书载：“唐朝时，有国人李氏者，首先开掘，知用煤之方法，惟今日尚可发现高丽人采掘之遗迹，亦即圆形斜坑与容油器等”。
《满铁十年史》一书也讲：“烟台（今辽阳境内）煤炭采掘和利用的方法，是由唐朝李某所传，且和抚顺矿一样，在唐宋时期为高丽人所采掘”。
山东淄博和枣庄两个煤田也都是在唐朝时被发现和开发。
据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记载，山东枣庄“矿区内有唐宋时期旧井甚多”。
在唐代，我国已大致掌握了炼焦技术，当时虽没有出现正式炼出的焦炭，但已经有焦炭的雏形。
据唐人康骄《剧谈录》载：“洛中豪贵子弟……，凡以炭炊饭，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暴，不然犹有烟气”，这里的炭指的就是煤而不是木炭，因为木炭在少制过程中已炼去烟气，这里还是有炼去烟气，显然是指煤是有烟的，先烧一下，使之去掉煤烟，正好炊用，所以才有生熟之分。
但是，这里的炼炭并非有目的烧炼而成，仅接近于焦炭，所以只是焦炭的雏形。
尽管如此，炼炭的出现，是我国用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古人在发明炼焦技术的道路上已前进了一大步。
6）宋代煤炭的开发与利用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省最为突出。
宋代文人朱翌讲：“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遂及京师。
”足见石炭产地之广。
据《汝州全志》卷四载：“宋时宝丰清岭镇产煤、矾，故名兴宝”。
此外，河南文物工作队于1960年在鹤壁矿区发现了包括一个井口、4条巷道、10个采区、和1处排水井在内的宋元时代煤矿遗址，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很完整的采矿技术。
此外，在辽宁抚顺大官屯金代瓷窑遗址以及山东淄博、河南鹤壁、新安，陕西铜川、旬邑，河北曲阳、观台等地的宋代或宋元时代瓷窑遗址中，都发现了烧煤的遗迹。
这些发现表明，上述地区已经开采利用煤炭了。
特别应该提出，至迟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宋朝已用焦碳冶铁了。
1961年，在广东新会县发掘的南宋咸淳六年（1270）前后炼铁遗址中，除找到炉渣、石灰石、矿石外，还找到焦碳，这说明那时已用焦碳来冶铁了。
目前所知，这是世界上冶铁用焦碳的最早实例。
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炼焦，比中国晚了500多年。
7）元代煤炭开采业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
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据《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十五里大谷（峪）山，有黑煤三十余洞。
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
由于煤窑较多，元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山设官吏加以管理。
为便于煤炭买卖，还在大都内的修文坊前设煤市，并设有煤场。
在元朝时，从意大利来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 Polo，1254—1324），看到中国用煤的盛况，很感新鲜惊奇。
回国后，他写了一部《游记》，书中描述了中国有一种“黑石头”，像木材一样，能够燃烧，火力比木材强，晚上燃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还不熄灭，价钱比木材便宜。
于是欧洲人把煤当作奇闻来传颂。
至于欧洲人用煤炼铁，到16世纪才开始。
元明以后，使用煤炭已经普及。
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著作《天工开物》“冶铁”条下说：那时全国冶铁，用煤炭的约十分之七，用木炭的约十分之三。
可见在明末，煤炭已是冶铁的主要原料了。
8）明代煤炭开采业明代（公元1368～1644年），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省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进士之用”，宋应星还详细记述了在冶铁中所用的煤的品种、使用方法、操作工艺等。
据他估计，“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之）七，木炭居十（之）三”。
煤炭在炽铁燃料中竟占70%之多，说明煤和铁的密切关系，再联系到明代冶铁业的发展，不难想象这一行业用煤量之大。
在明代，煤炭的勘查、采掘和提升运输技术都有很大发展。
在嘉靖以前一段时间，河南安阳一带煤窑井下延深已经到数十百丈，煤炭可以大规模地开采，产量不断增加，煤炭开采范围十分广泛，主要产煤区几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
9）清代煤炭开采业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请开发广东煤炭，陈述了“煤斛为民间日用炊爨之物，未便概为封禁”的道理，雍正皇帝明确指示道：“煤始于薪，乃日用所需，非矿厂之比，何须封禁”。
这些区别对待的矿业政策对于煤炭开发是十分有力的。
由于和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有一个高潮。
1.2.2 我国近代煤炭工业发展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
在李鸿章奏请试办直隶磁州煤矿的同时，两广总督沈葆桢奏请试办台湾基隆煤矿。
磁州煤矿试办失败了，而基隆煤矿却试办成功，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煤矿。
基隆煤矿1878年建成投产出煤，与1895年台湾沦陷时关闭。
基隆煤矿最高年产在1881年，为54 000t，当年每工工效为0.18t。
1）中国近代煤矿的发展与特点1887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丁寿昌、黎寿棠筹办开平煤矿，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
至1894年还先后开办了直隶磁州煤矿、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安徽池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贵池煤矿、北京西山煤矿、山东淄川煤矿和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
自台湾基隆煤矿和直隶开平煤矿创建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开始对投资煤矿业感到兴趣，在19世纪80～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开办煤矿的小高潮。
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是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二阶段。
40年间，帝国主义相继掠夺了中国的采矿权，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请王朝为止，外资经营煤矿的产量占当时中国近代煤矿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
从1903年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回收矿权运动。
经过斗争，全国收回矿权9宗，并创办了民族资本煤矿企业，主要有陕西保晋矿务局、晋北矿务局、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华东煤矿公司和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开办了阳泉、大同、寿阳、晋城、峰县、焦作、六河沟、萍乡、贾江等煤矿。
1914～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近代煤矿得到了一定发展，又先后开办了华东、长兴、北票、正丰、长城、柳江、恰立、中和、大通、淮南等煤矿，（煤炭产量虽有所上升，但仍不到外资经营煤矿之半。
）中国近代煤矿是适应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它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1、创办人大都既是封建官僚又是大买办。
他们一部分来自清朝政府或政府官吏，一部分来自商人。
2、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
矿井设备要从国外购买，矿师、工匠都从国外聘请，生产技术管理的实权都在外国矿师手中。
自1875年试办新式煤矿起，至1895年止，20年间，居然没有一个掌握近代开采技术的中国矿师主持过近代煤矿的开采。
3、生产的煤炭主要供洋务派开办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剩余部分供国外企业、轮船和城市居民使用。
上述三个特点就是我国早期近代煤矿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 ，在1875～1895年20年间，我国共先后开办了16个煤矿。
从1895～1936年41年间，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煤矿就有32个，其产量占全国煤产量总数的1\\\/2到2\\\/3。
在同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亦先后开办了几十个新式煤矿，到1936年止，中国年产5万t以上的近代煤矿共有61个，其中年产达到60万t以上的煤矿有10个（开滦、抚顺、中兴、中福、鲁大、井陉、本溪、西安、萍乡、六河沟煤矿）1936年，全国产煤3934万t,其中新式煤矿产量2960万t,编造的劳动效率平均每工0.3t左右。
在1933年，煤矿工人已经发展到27万人，占当时全国工人总数的33.5%左右。
这期间，政府制定了矿业法，企业制定了若干管理章程，使管理工作略有所循，尤其明显进步的是，逐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煤田地质调查工作，初步搞清了中国煤田分布于煤炭储量。
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的发史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
中国的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
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
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
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
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
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
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
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
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
浙江是中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
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
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
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
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
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
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
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
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
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
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
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
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
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
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
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
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
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
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
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
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
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
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
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
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
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
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
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
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红七军历史
中国工农红七军，简称军，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力部队之1929年12月11日，国民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2800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李谦、政治委员沈静斋；第二纵队，纵队长胡斌、政治委员袁任远；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政治委员李朴。
1930年2月，李明瑞被任命为红七军总指挥。
3月，中央代表邓斌为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1930年秋，又成立第四纵队，纵队长黄治峰、政治委员罗少章。
11月，红七军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留韦拔群率少数部队进行游击战，主力则奉命北进。
1931年7月，全军抵达中央苏区，归红三军团建制。
1933年，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七军番号取消。
另外，1927年底，鄂东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湖北黄陂，改编而成的部队也使用红七军番号，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
1929年，该部改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
阿里巴巴副总裁有哪几位·介绍一下他们的简史·谢谢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付正式加盟任阿里巴巴集团副，同时担任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兼任中国总编辑。
据了解，朱德付的主要工作将围绕杂志业务展开，会出任《淘宝天下》董事总经理和《天下网商》杂志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
就任阿里巴巴副总裁前，朱德付曾任《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京华时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广州日报集团信息时报总编辑，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兼记者部主任等职务，业内早在1月底就传出朱德付已经跳槽至阿里巴巴。
朱德付并非是从传统平面媒体跳槽至阿里巴巴的第一人，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王帅也是记者出身，此次阿里巴巴将朱德付招至麾下，相信一方面是看中朱德付的才能，更多的是因为阿里巴巴的大淘宝战略，阿里巴巴先后和浙江报业、南方日报等签订了合作协议，一心进军传媒业，欲借媒体进一步推广电子商务。
《淘宝天下》和《天下网商》均是阿里巴巴集团媒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朱德付的上任意味着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结合，阿里巴巴集团表示，相信朱德付将组织一支新老媒体优势互补，共存共荣的新传媒黄埔铁军。
蔡崇信先生主持成立了阿里巴巴设在香港的总部，负责国际市场推广、业务拓展及公司财务运作。
曾在瑞典Wallenberg家族主要投资公司Investor AB任副总裁，负责亚洲区投资业务；之前担任纽约专门从事收购投资的Rosecliff Inc.公司副总裁。
他拥有纽约州从业律师资格，并曾在纽约Sullivan 彭翼捷为阿里巴巴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负责管理阿里巴巴公司的网站运营及发展。
彭翼捷自二零零零年加入阿里巴巴本公司，曾任中国诚信通产品设计师，成功带领销售小组，向中国数以万计的中小企推广有关产品。
担任现职位前，彭女士于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年担任本公司中国市场部客户服务部总监，并于二零零六年三月至二零零七年二月年出任中国网站运营部负责人。
梁春晓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英文专业学士以及国际贸易专业学士学位。
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研究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子学会电子商务\\\/电子签名专委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电子商务专家，电子商务世界杂志编委。
撰有《电子商务——从理念到行动》、《电子商务导论》、《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商务纵横谈》和《搜索革命》等著作。
长期专注于电子商务、信息化和网络经济，提出门户演化、泛门户、搜索演化、IT转型、电子商务生态、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三阶段、商务为本等理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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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的发展历史
水族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以及贵州的荔波、独山、都匀、榕江、从江等县，在广西省的融安、南丹、环江、河池等县。
人口约为40.7万人（2000年统计）。
族源及发展相传水族的先民是岭南“百越”之一骆越人的一支。
明代的史册中已经有水族的名称了。
水族人自称“海水”，其意为水人。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部完整的水族史书，在水族民间、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现殷人后裔说、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等，关于水族的起源历史学家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
水族人的语言是水语，现在还在使用。
水族人有自己的文字称为“水书”，字方法有象形、会意、谐音和假借，约有1400个，与和纳西族的东巴文一样，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只有少数巫师认识作占卜之用，现在多数水族人已不认识，普遍使用汉文[2]。
宗教信仰水族人信仰多神、万物有灵的，崇拜自然物。
清末时曾传入天主教，有少数人信奉。
文化水历：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水历。
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和四季，农历九月作为岁首，把农历八月当岁末，以记日。
水书：水族人把自己的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典籍统称为“泐（音le）虽”。
书中记载的有关农事、营建、出行、婚丧等规矩条文至今还在水族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
有关专家认为，水书相当于汉族的。
2002年3月，、将水书列入了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建筑水族人的为干栏式，多用杉松木建造，屋顶用杉树皮或瓦片覆盖，分上下两层，楼下圈养牲畜，楼上住人。
服饰水族人崇尚藏青色和黑色，男子用青布包头，女子身座青布长裤。
女子喜欢戴围有茨藜花纹的围兜，衣裤的口边也有花边装饰。
水族妇女擅长制作一种叫做“反结”的绣品，是用白马尾缠上白丝线绣成各种精美图案，“反结”指用梭结法刺绣而成的背带，这种背带由几十块不同形状的图案拼镶而成，很耗费工时，但极为精美。
还有一种水族的刺绣精品叫做“者勾”，是一种尖端双翘的刺绣鞋。
工艺水族妇女织的“水家布”（即九阡青布）纱质精细均匀，独特的豆浆画印染工艺技术，相传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所染青、蓝、绿色深透耐洗。
饮食水族人主要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九阡酒”是他们的传统佳酿。
水族妇女泡制的“鱼包韭菜”是水族的特色菜，传说先人以九种菜和鱼虾做成药驱除百病。
做法是将韭菜、糟辣及葱、姜、蒜等调味品填进清洗好的鱼腹，捆扎好后清炖或清蒸而成。
婚俗水族婚姻遵守同宗不娶，婚俗很传统，即使是自由恋爱也要，否则不合礼俗，要受歧视。
婚礼中新郎家的亲人在新娘进门要回避，新婚之夜，新娘不与新郎同宿，第二天新娘要回娘家住。
婚期之后，新郎再去请新娘回来，开始夫妻生活。
有些新娘第一次回门会长达一两个月，谓之“坐家”，这就是“不落夫家”婚俗。
新娘出嫁的路上，最忌讳打雷变天，所以婚期多在秋冬举行。
丧葬水族实行土葬，若死者是妇女要等娘家人验看后才能入殓。
所有程序要请水书先生来主持，并且严格依照水书条文。
有能力的人家，要请人演奏丧乐，唱丧歌，跳丧舞。
节日在水族众多的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是“端节”。
端节即是水族的新年，又称“瓜节”，水族群众叫“借端”。
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水历每（即农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猪）日过节。
各地区过节的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或混淆的，时至今日，各地水族基本上是同宗同姓的一同过节。
主要活动为祭祀和赛马。
水历的除夕与初一相连的两顿饭要忌荤食素，但不忌鱼虾。
水族妇女泡制的“鱼包韭菜”也是端节酒席上必备的佳肴。
名人邓恩铭 周伟童
庐山的历史
在晚白垩纪在古鄱阳湖形成的同时，形成了庐山断块山的雏形，至古近纪、新近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才形成了雄伟峻峭的庐山断块山。
300万年之后的第四纪大冰期来临之时，庐山曾产生过4次冰期，此种海洋性山麓冰川的刨蚀作用特别强烈，在高大的断块山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冰蚀地貌景观，刃脊、冰斗、冰窖、U形谷、角峰等。
1万年以来的冰后期，由于庐山雨量充沛，水系发育，在流水强烈侵蚀作用下，对断块山构造地貌及冰蚀地貌进行着强烈改造，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流水地貌景观，断层崖，冰川刃脊变成了险峻的奇峰巉岩，U谷形成新的峰谷与峡谷，悬崖峭壁林立，异常雄伟壮观，为大量瀑布形成奠定了基础。
文化价值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更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身。
从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所疏九江”，到陶渊明、昭明太子、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朱熹、康有为、胡适、郭沫若等文坛巨匠1500余位登临庐山，留下4000余首诗词歌赋的文化名山的确立；陈运和的诗作《庐山》称“三叠泉直泻青史，五老峰耸立古诗，仙人洞深藏抱负龙首崖腾飞情思，含鄱口难吐感触，芦林湖汇聚现实，花径走过历代名士，天池阅尽苍茫人世，白鹿体壮养于书院 东林绿荫尽染佛寺”、“可见蒋介石残留足迹，敬仰居住旧址，匡庐奇秀甲天下，世纪巨著出自此”。
庐山的山水画也在庐山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从此历代丹青大师以庐山为载体，以这一艺术形式对庐山赋予美感境界的表述。
庐山“道释同尊”。
天师张道陵，一度在庐山修练；道教禅师之一的陆修静，在庐山建简寂观，编撰藏道经1200卷，奠定了“道藏”基础，并创立了道教灵宝派。
公元四世纪，高僧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首创观像念佛的净土法门，开创中国化佛教，代表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禅师竺道生在庐山精舍，开创“顿悟说”。
公元1886年，基督教传入庐山；公元1914年，天主教开始在庐山传播；公元1925年，穆斯林在庐山建起了宗教活动圣所。
“庐山到处是浮图”的题咏正是对庐山千余年来宗教形象的概括，至今，庐山仍存有：东林寺、西林寺、黄龙寺、诺娜塔寺院、仙人洞道院、基督教堂、清真寺、文文殊塔等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宗教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