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窝洼人家简介
这个名词解释如下：中国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
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
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更具体的分析可见以下资料（我认为上面的文字可以作为名词解释的回答，下面网址的内容可以作为论述题的回答）：
改革文学的特征
掀起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热潮的，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的《最可宝贵的》等。
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
“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
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
此外，的《李顺大造屋》、的《黑旗》、张弦的《记忆》、的《天云山传奇》、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
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枣“改革文学”。
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
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的《祸起萧墙》，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修复好“文革”中折断的文学翅膀，在新时期再次振翅高飞。
邓友梅在新时期伊始就创作了《我们的军长》和被誉为中篇“开路先锋”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80年代后，他的创作转向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创作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充满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的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
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受戒》从逝去的年代里发掘蕴藏于各种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愫，表达他对历史文化的见解。
刘绍棠对“乡土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做出了独特贡献，代表作有《蒲柳人家》、《渔火》、《蛾眉》、《瓜棚柳巷》、《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
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让人们欣赏苏州小巷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时，细细地体味人生的真谛。
冯骥才的“文化小说”《神鞭》、《三寸金莲》等，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鲜活的当代意识。
何士光以清澈的忧郁细腻地刻画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
代表作为《草青青》、《似水流年》。
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启发了许多人回过头去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80年代中，一度出现了一股寻根热，这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有：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
其中虽不泛象郑义的《老井》这样的优秀之作，但仍有许多内容杂芜、手法怪异，令人费解的作品。
军旅题材小说在新时期，题材相对独立而自身发展又始终持续不断并有所突破。
80年代，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首先突破以往注意战争过程与场面的写法，通过主人公刘毛妹矛盾、忧怨、苦闷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历史伤痕与当代军人职责之间对立而统一的思想与情操。
很快，新时期的“军旅文学”便拥集有：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亚细亚瀑布》，简嘉的《女饮事班长》，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大批优秀作品。
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较之传统的军事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涵丰富多样，人物形象与情感复杂深刻，叙事方法新颖独特。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在新时期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中间有铁凝、张抗抗、梁晓声、王安忆、孔捷生、史铁生、张承志等。
王安忆以《雨，沙沙沙》为文坛所瞩目，它以抒情诗般的轻柔诉说着对理解和沟通的渴望；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等对当代青年的追求、理想、个性进行了深入地触及；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感与社会人生意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读者感到逝去的岁月并非一片空白；梁晓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述着英雄毁灭后庄严升腾的价值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以对城市空虚的极度厌倦表达对人生真正道路与真实价值的追寻……
简述中篇小说在新时期崛起的原因及主要成就
论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作者：邝邦洪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广泛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数量上看，从1976年末算起至今，应以数以万计来计算，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罕见的现象。
它的优秀之作，单从中国作协主办的4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来看，就有67部。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题材新，主题新。
一是出现了反思历史生活的作品。
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等，尖锐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象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探索了造成伤痕的历史原因。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绘了19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悲剧，让人们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击。
他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强迫到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贫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视，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
这些作品都深入探讨了造成知识分子人生痛苦的历史原因。
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等，不仅描写了老干部在极“左”路线迫害下的悲剧命运，而且也写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问，自省人生的责任。
以上这些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代历史的中篇小说，无不体现了作家具有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
他们敢于冲破禁区，对历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审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充分地发挥了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批判功能和战斗作用。
二是出现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
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
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传递了时代的新信息。
这类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冲突，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
三是出现了军事题材新突破的作品。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军事文学中具有突破性成就的中篇小说，它突破了“无冲突”论，敢于正视军队内部的矛盾。
它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又深刻地反映了部队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丰富多采的当代军人形象。
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虽然反映的是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但作品同样注重揭示军内军外相关联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着眼于写人。
总之，新时期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突破了过去军事题材小说只追求“战壕真实”，把小说写成“战斗文学”的老框子，标志着军事题材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开拓。
四是出现了一大批过去没有或少有的各类题材的中篇小说。
有写知青生活的，如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阿城的《棋王》等；有写大学生生活的，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有对婚姻恋爱、伦理道德进行新探讨的作品，如张洁的《方舟》、航鹰的《东方女性》；有写藏族生活的，如马原的《风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有写抗日战争生活的，如莫言的《红高梁》；有写民间传奇故事的，如冯骥才的《神鞭》；有写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也还有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动荡和心理变迁生活的作品，如毕淑敏的《原始股》、何继青的《军营股民》、张欣的《首席》、钟道新的《单身贵族》等等。
这众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出现，显示了作家们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注意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关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用他们的笔去真实地描绘这一切。
二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创造了新的人物现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就其数量来说不多，典型化程度很高、很深的更是凤毛麟角。
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能给我留下一定的印象，如陈勇、蔡锦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崔克坚（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王应洪（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傅老刚、黎老东、小满儿（孙犁的《铁木前传》）、申玉技（康濯的《水滴石穿》）、阎兴（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可以说，“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塑造工农兵形象为主。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继续塑造了工农兵形象外，还创造了过去文学作品中未出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例如较突出的有李铜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陆文婷（谌容的《人到中年》）、吴仲义（冯骥才的《啊》）、罗群、冯晴岚、宋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车篷宽（蒋子龙的《开拓者》）、傅连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武耕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冼文弓（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袁翰（朱苏进的《射天狼》）、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张思远（王蒙的《蝴蝶》）、王辉凡（韦君宜的《洗礼》）、盘老五（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高加林（路遥的《人生》）、王一生（阿城的《棋王》）、那五（邓友梅的《那五》）、石义海（刘心武的《如意》），以及秦波（《人到中年》）、吴遥（《天云山传奇》）等。
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经达到典型化的高度。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它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把知识分子写成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反面人物，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一扫过去这种不良倾向，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人物来写，而且还把知识分子作为先进人物来歌颂。
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他在极“左”思潮的年代，由于坚持真理而被打入社会的低层，惨遭批斗，但他身处逆境仍不气馁，不悲观，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写出了《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带领天云山区的人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在18年的“超负荷运转”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地位低、工资少、住房挤，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疾苦，“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在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孺子牛”精神，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在党的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这类知识分子形象不仅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也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
另外，像冯晴岚、宋薇、周瑜贞（《天云山传奇》）、吴仲义（《啊
》）、曹千里（《杂色》）、辛启明、魏大雄（《土壤》）、梁倩、柳泉、曹荆华（《方舟》）等知识分子形象，都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创造了新时期改革事业中的开拓者形象。
在新时期的改革事业的进程中，有困难、有阻力，也有消极、落后方面的因素，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勇于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理想色彩的开拓者形象，以鼓舞人们开创改革事业。
例如《开拓者》中塑造的车篷宽，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四化建设的腾飞，在我们这个有自己国情的环境里，面临的困难却是多方面的。
他在进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可谓四面受敌，上到D副总理、省委书记，下至工厂厂长，以及自己的妻子等，“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
可他逆流而上，直面复杂多难的观实，有胆有识，敢于冲击上司的官僚主义和僵化的保守势力，大公无私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他知人善任，勇于大刀阔斧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他讲科学而不蛮干，励精图治，推行了他的企业思想。
作者突出了他富有进攻精神的开拓者品格。
《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也是一位四化建设中的大无畏的开拓者形象。
他为了实现省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毛遂自荐到老大难的佳津地区去进行改革，在那里他遭到了“维护山寨绝对利益”的地委的坚决抵制。
面对着阻碍改革的封建意识、宗法观念、地方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抗拒革新的顽固势力的围攻，但他没有妥协，没有气馁，迎难而上，最后他被逼得走上自我毁灭的境地。
他为四化建设积极献身的精神，震撼人心。
像这一类开拓者的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个性鲜明的强有力的改革人物形象，对于鼓舞人们从事改革和四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在塑造军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具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方面，比较注意追求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往往不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不写英雄人物的真实情感，导致“神化”英雄。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时，则注意把英雄人物写成活生生的真“人”，写出英雄人物的不同个性，写出英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崇高又平凡。
《高山下的花环》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新突破是十分突出的。
在塑造梁三喜这个英雄时，作者突出了这位来自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子弟，继承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坚韧宽厚的气质；对祖国、对革命事业一片忠诚，具有淳朴厚道、坚毅刚强的性格；在战前，他严以带兵，宽以待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掩护战友具有自我献身的精神。
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军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
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又赋予了梁三喜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写了他的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
作者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丰富“情感”来增强震撼人心的力度，让读者深深感到英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有七情六欲。
作者敢于写梁三喜的丰富情感，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因为在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来写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的。
在塑造赵蒙生这个英雄人物时，作者敢于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和转变过程。
赵蒙生从想当“逃兵”到为国而战，并成为战斗英雄，他的深刻变化，是真实可信的，激动人心的。
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写指导员身上有缺点的，也不可能将一个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
李存葆敢于把这样一个身上有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无疑是一个发展和突破。
另外，像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袁翰（《射天狼》）、冼文弓（《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沙海的绿荫》）等军人形象的塑造，都具有新的发展和开拓。
三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言行、细节以及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也有一些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但不是很突出；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了继承和运用以上的传统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向人物的灵魂深处开掘和探求。
王蒙在《蝴蝶》里，大胆吸取和采用西方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等艺术手法，着重描写张思远的内心活动，剖析他的精神世界。
张思远这个人物在外形上和性格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虽然不太突出，但他的内心活动的轨迹，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谌容在《人到中年》里，就写了陆文婷在昏迷状态中的幻觉、臆念，通过她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陆文婷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欣慰与忧患、欢乐与烦恼、困惑与信念、忏悔与期望等等。
作者运用人物的意识流动去揭示陆文婷的心绪，既符合陆文婷内向性格的特征，也与病中特定氛围下的人的心境相适应。
还有汪浙成、温小钰写魏大雄，张一弓写李铜钟，张贤亮写章永麟、龙种，水远宪写傅连山，朱苏进写袁翰，刘恒写周兆路，陈建功写卢森等人物，都很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作家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其目的都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丰富、真实，给人以立体感。
作家们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大突破，因为在极“左”思潮横流的日子里，作家描写人物多样的内心活动，往往被指责搞“人格分裂”或醉心于“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
其次，在结构艺术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继承以情节为主体的传统结构艺术，一般都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即人们常说的纵式结构。
在“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刘澍德的《桥》、康濯的《水滴石穿》、刘白羽的《火光在前》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艺术。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探索和尝试着多样化的结构艺术形式。
有的作家比较明显地运用了心理结构（又称意识流结构），如王蒙的《蝴蝶》，通过张思远的心理流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过去、现在、未来迭替出现，使得整个故事时断时续，起伏跳跃，用有限的篇幅，反映时间跨度大、空间开阔的生活。
这部作品只有4万余字，就写了张思远30年的生活经历。
这种结构还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有的作家，还尝试着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和心理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运用，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一方面，是按发病、守护、诊断、垂危、抢救、初愈等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来安排情节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人公病中的幻觉、忆念，以及主人公的丈夫、好友、同事、领导、病人的回想，把陆文婷的身世、学业、工作、爱情、家庭生活等并不连贯的20多年的生活图景压缩到一两天时间里来表现。
这种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结合起来运用的结构方式，不仅有助于表现广泛的人生内容，而且也有助于塑造陆文婷的形象。
另外，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采用了书信体结构，让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酣畅淋漓。
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探索了立体交叉的结构方式，除了头尾两节采用第三人称外，其余各节均用第一人称交叉自我叙述，在各自的叙述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以上提到的结构方式，在过去的中篇小说中都未见过的。
这说明新时期不少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都不再固守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地借鉴和创造新的结构方式，使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再次，在艺术风格的建树方面。
新时期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要比建国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的作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专门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上找不出来，因此也谈不上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而新时期就有众多的中篇小说作家，从选择题材、创造形象、艺术构思、语言表现方面表现自己独特的东西。
例如蒋子龙侧重于反映改革大潮的现实生活，尤以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为主，开拓了工业题材文学的新天地。
他善于广泛地揭示出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冲突，深刻地分析和探索四化建设的现状和道路，成功地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形象，建树了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
谌容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善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进行探索；善于描写女性形象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艺术，综合运用，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存葆侧重于军事题材创作，开创了军事题材社会化的新天地。
他善于把战争、部队和整个社会生活融汇一起来描写，让人看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掠影；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心灵美，以净化人们的灵魂。
他的作品具有“炽热的情感，深沉的哲理和浓重的色彩”。
王蒙创作了一大批中篇小说，从多角度反映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在艺术形式上锐意创新，立足民族生活和艺术的土壤，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他还大胆地把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比喻象征、杂文讽刺、相声的幽默等多种艺术手法熔为一炉，综合运用，艺术追求别具特色。
刘绍棠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致力于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建树了“田园牧歌”式的艺术风格。
四 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建国后的“十七年”，在新时期崛起，并不断发展，走向繁荣昌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促使中篇小说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接着，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于是，广大作家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和探讨。
他们针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近10年间所散播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流毒，进行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他们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所谓“黑八论”的理论观点辩诬正名；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尤其是对“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很显然，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因为众多的优秀中篇小说，都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
其次，作家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和积累，以及善于思考，也有力地促使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
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比较多的是中青年作家。
在他们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和极“左”的年代，就深受其害，切身饱尝了累累“伤痕”。
例如冯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他的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他所崇拜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被撕成碎片抛在地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全被扔进了院里的火堆”。
面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
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许志安：《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冯骥才的生活、创作道路》，见《中国当代文坛群星》第181页）冯骥才的亲身经历，他的耳闻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创作了《啊
》、《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说。
又如从维熙，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过劳改队，在矿山、工厂、农场干过各种苦力。
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他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人间沧桑。
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粪土与黄金；高洁和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
（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70页）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有才有识、正直清白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枉作楚囚。
这一切，是他创作的源泉，使他写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
另外，不少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目睹了社会生活的变革、七彩的人生，拥有了创作题材，从而写下一篇篇佳作。
再次，中篇小说的崛起和不断发展，还有它自身的特点。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了以其字数的多少来区别外，它还可以以反映生活的容量来区别。
短篇小说构思较快，写作灵活，能够较迅速地反映生活，但因其篇幅较小，往往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可借一斑略知全豹”。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相比较，它能反映更深广的生活，场景广阔，人物众多，故事完整，但由于它构思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较长，而不能迅速地传递给读者。
中篇小说兼有两者之长，既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能蕴含较深广的生活内容，而且不需要长篇小说那样长时间的构思和创作。
为了适应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特点，为了较快地将生活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读者的阅读欣赏，于是不少作家寻找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
最后，新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全国省市一级的大型文学期刊，1978年仅有《十月》1种，1979年为13种，1980年为26种，1981年以后至少有30种。
这些大型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园地。
由于大型刊物众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涌现，相互激励，也就推动了中篇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近50年，它从建国后“十七年”中的不显眼的地位起步，进入新时期后不断发展，繁荣昌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的确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相信。
广大作家坚持深入生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深化，会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中篇佳作。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510631)主任、副教授
贾平凹作品的语言特点是什么
作品的话还是给你按作家说： 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等十七年作品，“三红一创”之类 可能你兴趣不大 新时期以来的 小说：余华早期的短篇集《十八岁出门远行》《古典爱情》《现实一种》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个人喜欢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前一部好很多 格非的短篇也不错 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小说文人气氛很重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中篇还行 个人不喜欢他的长篇 铁凝《玫瑰门》以及一些短篇 方方《言午》等短篇 她09年出的一本自选集 收了一些短篇 个人感觉他的短篇比中篇更精彩 王蒙 《活动变人形》《蝴蝶》《布礼》他的作品很多 《活》最好 陈染《私人生活》还有很多短篇 她小说个人情绪很重 女性写作 先锋品质和私人写作是三大特色 李昂《杀父》建议看 台湾的 写的很好 张爱玲全集 太经典了 不多说 张的文字是现当代文学中最好之一 鲁迅 《故事新编》趣味性很强 可以看到大师的另一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萧红 中国最好的女作家之一可惜薄命《生死场》《呼兰河传》 魏微 70s作家《流年》文字感觉很好 阎真《沧浪之水》知识分子人格变裂和良心挣扎 钱钟书《围城》很幽默很智慧 他夫人的小说也可一看 诗歌 总的来说个人更喜欢现代文学里的诗歌 周作人 他的诗歌集可以拿来一看 何其芳《画梦录》 穆旦 现在应该有全集了 冯至的十四行 舒婷 北岛 顾城 海子 散文 周作人 林语堂 梁实秋这些都是大家不用多讲 在下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梁遇春的《春醪集》颇得英国随笔的精髓 当代的散文喜欢看张中行的《负喧》系列和黄永玉《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 戏剧 曹禺 田汉这些大家不用多说 推荐 丁西林 他写了很多独幕剧《一只马蜂》《北京的空气》 你看了会发现原来老早就有这么个会写戏剧的物理学家 也会感叹那个时候的教授真是多才多艺 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还是可以看看 受到唯美主义影响 艺术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高行健《绝对信号》《车站》 沙叶新《陈毅市长》等等 他写的好多剧在国内都是禁的 很敏感 在香港可以看到演出 他是海派话剧代表作家 小幽默但沉淀不够 戏剧缺乏完整感虽然看起来很逗笑 老舍 《茶馆》无论如何这是我心中最经典的 之后何冀平之流的《天下第一楼》李龙云的《小井胡同》都属于模仿改进之作 不知道楼主是要作品还是学术著作，所以还是写几本比较好的研究著作： 温儒敏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很好很权威也很经典 可以配合教材辅导看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翔实 用“一体化”来贯穿整个当代文学 书构架比较完整 陈思和《当代文学教程》大家都戏称“红宝书” 主要偏重作品感情方面的赏析 供入门或者初级阶段学习使用 “潜在写作”以及“民间”视角 挖掘出了很多被忽视的作品 解读上也有创新之处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刚出的新书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贯穿 对当代文学的阶段划分有创新 很厚 我也还没看完~
脱贫攻坚战论文3000字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
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
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
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43.4%。
一、成因浅析 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
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
1、自然资源贫乏。
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1.1亩。
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山上没有砍的。
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
二是地下没有挖的。
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
三是耕地贫瘠。
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
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
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
四是水源十分缺乏。
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
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
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
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
2、交通运输不便。
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
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
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
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
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
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
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
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
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
3、商品意识淡薄。
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
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
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
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
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19.6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1.45万元，占58.4%;林、牧、副业收入8.16万元，占41.6%。
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
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
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1.5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
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
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
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
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
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
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
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
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
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
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6、文化教育落后。
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
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
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
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
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
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45.5%。
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
二、对策展望 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
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
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
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
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
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
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
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
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
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
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
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
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
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
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
”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
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
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
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
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
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
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
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
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
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
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
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
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
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
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
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
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
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
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
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
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
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1.1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
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
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
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
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
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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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苍老的屋脊》，首先感受到的是，理论研究的高度和广度。
他的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目标，不是某位、某几位自己喜爱的作家；他的阅读视野也不是某部、某几部自己喜爱的作品，他关注的是文学事业，他的视角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他关心的是文学的命运与发展，尤其是军事文学的命运与发展。
就小说而言，本书收集了他1991年至2002年的理论文章，他从“创作方法”、“审美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文学使命感”、“视角”、“现实感”等多种理论层面，从外国的司汤达、狄更斯、果戈理谈到中国的郁达夫、巴金、茅盾、沈从文；从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辛格、塞拉一直谈到王蒙、贾平凹、莫言、阿城；从80年代初中短篇小说的轰动效应，谈到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窘境；从“知青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谈到“战争小说”、“军营小说”。
可以说，他一直奔跑在各种各样的潮涌之中，在这里无论作家还是作品，他不是作出简单的褒贬评说，吸引他让他发生兴趣并用以心力的是创作的现象和进程，他竭尽推波助澜之力，也不乏棒喝鞭挞之举。
另一个感受是，探索精神的可贵和学术态度的执着。
这在他对报告文学的考察中尤为突出。
他针对报告文学写作中，“现成材料剪辑拼凑”、“不重采访重资料”、“忽略新闻性”、凭“合理想象”、“虚构”增强文学性等现象，尖锐地指出:“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些懒惰的、但又极具功利性的写家所‘创作’的‘报告文学’，其间大都是‘现成材料’的剪辑拼贴，说严重一点儿，几乎就是变相的抄袭剽窃。
”“假如我们在报告文学中无所顾忌地玩弄‘合理想象’、‘笔下生花’之类的虚构伎俩，那最终的‘作品’，恐怕连文献资料价值也不会具备。
”他主张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有采访对象，采访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首要环节，甚至是第一前提，“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报告文学的创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
这些主张他不仅在评论中执着地坚持，在评奖的评委工作中也一以贯之。
再一个感受是，以真话实话表达他对文学的真诚。
当今文坛不仅浮躁，而且虚荣。
利益和人情把这个圈子搅得很糟糕，让人感觉到文学殿堂远不如教堂，已经很难见真诚。
政保是真诚的，他的真诚不只对人对作品，更是对文学。
这年头，说真话不易，说真话别人会愤怒，对你存嫉恨。
说实话也不易，说实话别人会难堪，对你抱怨恨。
在诸多批评家里，政保以说真话让人敬重。
在本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的真情和坦诚。
莫言、贾平凹是他竭诚推崇的作家，但他在论及长篇小说创作时同样不回避他们在他眼中的不足。
他在《我观长篇小说创作》一文中指出:“作家绝不可能是‘全能运动员’……如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他的长处就在农村题材，就在短、中篇小说及散文短章的创作上。
他虽然已有几部长篇问世，写得出色而较少败笔的则推《浮躁》，但他的长篇创作从总体上依然比不上诸如《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之类的中篇小说。
”在《“人的视角”和中国的艺术精神》一文也说:“一些能写很出色的短中篇小说的作家，却往往穷于巨构大著的创造(即使是一些很著名的小说家，如莫言等，也呈现出相应的弱势)，或者说，这些作家依然缺乏一种驽驭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能力，一种足以使其长卷大著同样成为上品佳构的文学准备。
”与此同时，他对一些青年作家和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作家，只要是好作品，他同样注入热情和真诚。
他的真话实话和真诚，对作家的帮助和启迪，不好说整个社会的作家，但在军队作家中有口皆碑。
我一直认为，生活是作家生长的土壤，理论是作家成长的阳光和雨露。
屋脊终究是会苍老的，但批评家思想火花的光芒永远不会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