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文集的主要内容
关於泰戈尔 泰戈尔于公元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死於 公元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一共活了八十岁。
他的父亲名叫德本，母亲名叫萨拉达，兄妹一共十人，他是最 小的一个。
他於二十三岁时结婚，生有二子三女，於三十岁前后，后的长 女次女相继夭折，幼子殇亡，妻子也逝世了，这种极度的伤痛， 使他的思想和作品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他於一九一三年，以『颂歌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是东 方人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
一九一二年曾携带自己英译『园丁 集』，游历欧美各国，并在各大学讲演，深受欢迎。
一九一五年 英皇以爵士荣衔。
一九一六年游历日本，一九二0年再赴欧美。
他於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讲学，深受我国人士欢迎，并与当时 我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人，结下很深的友谊，梁启超并给泰 翁取了个『竺震旦』的中国名字。
泰翁亦以此事为荣，对中国更 产生深厚的感情。
他曾在病塌上写一首纪念中国的友情诗： 在异乡开著不认识的花朵，它们的名字也生疏， 异乡的泥土是它们的祖国； 但在灵魂的乐土里， 它们的亲属，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从以上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出，泰翁对於中国的真实感情。
在泰翁的著作里，最使我醉心的，是他的诗集。
他的诗不但充 满了哲理和智慧，而且对人生表现了最大的热爱与关怀。
读他的 诗，有如咀嚼橄榄，啜饮玉液，并不像艾略特那些诗作，艰深难 懂，晦 不堪。
自从泰翁来华之后，也同时掀起了中国文坛上的 狂热。
许多书店均抢著翻译他的著作，但均流於草率，而且零散 不全。
如郑振铎为当时对泰翁颇有研究的人，亦不免错误百出。
直到来台之后，糜文开先生的译本问世，泰翁的诗作，才算有了 一个全貌。
而且译笔严谨，十分值得信赖，给我的译文，实在作 了很大的铺路工作。
泰翁的诗作，一共有八集，尚有『落日之歌』仍付阙如，原因 是在台湾无法找到原本，去年我曾托人到国外去找，亦未如愿。
好在此篇是泰翁的早期作品，亦诗集里最脆弱的一环，对於读者 的损失并不太大，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把它补上。
我对泰翁的作品，虽然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仍不敢说，我的 译文要比以前的几位都好，只是我是个写诗的人，在某些地方， 可能对於『诗』的感爱要稍为深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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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考据学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
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明清史讲义》）。
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
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
」（《清史》）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一、《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二、作品简介： 《西游记》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
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
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名《大唐三藏取经记》）是西游记故事见于说话文字的最早雏形，其中，唐僧就是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该书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作品。
先写了孙悟空出世，然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人，但还是主要描写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唐僧从投胎到取经受了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九九归一，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已有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
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被尊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三、作者简介： 吴承恩(约1500年-1582年)，男，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
祖籍安徽桐城高甸，以祖先聚居桐城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
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
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
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2004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政府决定在山上茶庵处建立了吴承恩纪念馆和在山下山门处建树其石雕座像，用来纪念他。
中国有名的诗人和外国的诗人的介绍和诗一首
徐志摩 （1897～1931） 现代诗人、散文家。
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
浙江海宁人。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 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 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 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 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 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 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
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 、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 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大诗人 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 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 《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 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 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
同年移居上海， 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
次年《新月》 月刊创刊后任主编。
并出国游历英、美、日 、印诸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 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
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 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同年11月19日， 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 机坠身亡。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 、《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 《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 《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 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 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 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 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 ，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 《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泰戈尔（1861—1941） 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反现代民族主义者，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家庭，属于婆罗门种姓。
1913年他凭借宗教抒情诗《吉檀迦利》（英文版，Gitanjaei，即《牲之颂》，1911年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也是首个亚洲人）。
他与黎巴嫩诗人纪·哈·纪伯伦齐名，并称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
著名诗集有《故事诗集》（1900）《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3）《采果集》《边缘集》（1938）《飞鸟集》（1916）《吉檀伽利》（1910）《爱者之礼物》《流萤集》（1928）《岐道》《生辰集》（1941）；剧本有《牺牲及其他》《邮局》《暗室之王》《春之循环》；论文集有《生之实现》《人格》；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 《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 《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
曾经到中国教学。
在孟加拉文里，据印度人说：他的诗较英文写的尤为美丽，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这就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
他的散文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和教育，他的诗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写自然和生命。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
同时，他所表达的爱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都是使用泰戈尔的诗歌。
其中印度的国歌就是《人民的意志》，孟加拉国的国歌是《金色的孟加拉》。
他的散文诗《金色花》被选入初中一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短篇《金香木花》被选入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
《新月集》中的《对岸》、《职业》，也入选了北师大版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五单元中。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作家、诗人，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和画家。
他一生共创作了二千余首激动人心、优美动听的歌曲。
其中，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创作的不少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成了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人民的意志》这首歌，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泰戈尔70高龄时学习作画，绘制的1500帧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
金色花 泰戈尔 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 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 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么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
” 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 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 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午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 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 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 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吗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 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 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 “我不告诉你，妈妈。
” 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李白与杜甫之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
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
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
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
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
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
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
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
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
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
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
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
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
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
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
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
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
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
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
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
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
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
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
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
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
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
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
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
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
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
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
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
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