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感想
感想：清政府向来都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只顾自己享乐，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清朝的军队大都软弱无能，贪生怕死。
在武器上，跨入20世纪的清军早已在此方面实现了近代化，甚至部分军队的武器优于联军。
杨村战役之后，西方各报纸来自前线的消息已被封锁，因为遭到聂士成率领的聂军抵抗之顽强，甚至有记者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取得胜利”。
俄国记者扬切韦茨基在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中描述天津战役时写到：“整整五个小时联军都被中国人的炮火压在泥里动弹不得”。
所以武器的落后并非为失败的真正原因。
清朝的所有军费大都被慈禧用来干其他的事情，而并非发展军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守将大都逃跑，慈禧也向西安逃去，致使守城官兵大都未开一枪，弃城而不顾，致使北京城沦陷。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的万余天津小站新编精锐陆军在整场战争中并未参战，甚至隔岸观火。
南方各省亦联合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致使整场战争变成了北京的皇族势力与列强之间的较量。
简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26年），以当时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入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
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签订的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
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对德、日“谢罪”。
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影响：给中国影响政治方面。
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
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
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
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
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控制。
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
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
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
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
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文化方面。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
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
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
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永乐大典》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和文史典籍。
生活方面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给东北亚影响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
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对远东局势来说，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本质。
给各国影响1900年，亚非拉各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
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
但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
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
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作为列强中的带头的老牌帝国，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
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
因为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也牵扯了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两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
作为英国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
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英国所谓的真正子弟兵。
英国政府征询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
多国联军纷纷来华作战，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俄之间、俄日之间、英法之间等国在华既得利益矛盾凸显，暗流涌动。
清朝海军的定远舰与镇远舰是购自哪个国家啊,当时为什么会向那个国家购买啊
德国，务运动开1877年2月鸿章从税务司英赫德（Sir·P·Hart）处得知土耳其在英国订购的2艘铁甲舰有意转售，当即委托率领第一届海军留学生出国的、日意格（P·M·Giquel）等人前往英国船厂考察实船。
同年4月14日，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应邀参加了日本在英订购的铁甲舰“扶桑”号的下水仪式，日本订造的这艘军舰，排水量3777吨，装备4门240毫米克虏伯火炮，航速13节，属于小型的二等铁甲舰（依据当时的军舰分类标准，五六千吨及以上的铁甲舰称一等；三四千吨及以下的称为二等），而且设计上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主炮采用的是落后的船腰炮房布局等。
但在当时的亚洲，这艘军舰无疑是强大、没有敌手的，这对尚在襁褓中的是个巨大的威胁，以开明著称、六十余岁还在学习英文的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勉赞数语”后，日本已经拥有铁甲舰的消息传回了国内。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余痛还没有被遗忘，日本现在竟然有了 “比睿”、“金刚”、“扶桑”三艘铁甲舰，其目的何在，清政府自然心知肚明。
在随后给清廷的报告中激动地称“彼既以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由此，中国和日本开始了海军建设竞赛，购买铁甲舰，因为日本的刺激，而开始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赫德推荐给的2艘土耳其铁甲舰为同级，原名PEKI-SHEREEF、BOORDHI-ZAFFER，后分别更名为Belleisle、Orion，中国音译为“柏尔来”、“奥利恩”。
和当时日本拥有的“比睿”、“扶桑”一样同属二等铁甲舰，由英国设计，1874年开工建造。
该级舰排水量4870吨，舰长74.68米,宽15.85米,吃水6.4米，动力系统为2座蒸汽机,4座锅炉，双轴推进，“柏尔来”试航时测得功率4040匹马力，航速12.99节。
主炮为4门12英寸前装线膛炮，采用较为老式的船腰炮房－八角台布置法，即在军舰中部用装甲围出一个四边形的“炮房”，将长方形炮房的四角各“切”去一块，在四角的斜面上开设炮窗布置4门主炮。
因为原本长方形只有4个角的炮房被切成了8个角，所以又得名八角台铁甲舰。
船腰炮房设计最大的弊病在于火炮的射界过小，无法转向前后方向进行射击，已不符合当时海军要求船头对敌作战的战术要求，两舰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型船腰炮房军舰。
除了在八角台炮房里的4门12英寸前膛主炮外，该级舰的武装还包括4门20磅炮、2座式样陈旧的14英寸鱼雷发射装置，以及军舰舰首水下尖锐如刀的撞角。
综合各项指标来看，该级舰只能说是性能一般，乏善可陈，在当时世界的同类铁甲舰中并不突出，唯有的一处亮点是除了水线带装甲和炮房装甲外，炮房的顶部也敷设了装甲，这是近现代意义军舰上首次出现的装甲甲板。
“柏尔来”、“奥利恩”分别于1876年2月12日、1879年1月23日下水，最后在1878年7月19日与1882年7月3日完工。
原本二舰为土耳其订购，本应由土耳其接收，但当时正值，处于中立地位且和俄国关系紧张的英国被迫不能交货，奈何只好自己花钱买下。
这2艘性能平平的军舰对于当时战舰如云的海上霸主英国来讲，实在是可有可无之物，为捞回这笔冤枉钱，英国政府立刻就瞄上了正在筹建近代化海军，并在英国船厂一再购买军舰的中国，通过赫德利用其总税务司的特殊身份极力进行推销，2艘军舰总共报价160万两银。
“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莱息白’及‘’之制，集二者之长，去二者之弊” ，江苏崇明人（今属上海），是中国早期著名的新式科技人才，学识丰富，深受赏识，曾担任福建船政局总考工，对近代军事技术颇有认识；日意格，法国人，造舰专家，曾一手协助中国创办福建船政局，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
二人受命抵达英国实地考察后，立刻看出并向李鸿章汇报了这级军舰的弊病，认为样式陈旧，不建议购买，于是有关转购这2艘铁甲舰的提议随即被搁置。
1879年沈葆桢去世后不久，中、俄因边境问题发生争执，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俄国威胁将派出舰队到中国沿海，上述2艘已经接近完工的英国铁甲舰对急需购买现成军舰以加强海军实力的中国有了特殊的意义。
清政府下令李鸿章立即购买这两艘铁甲舰，而英国则看准时机大敲竹杠，“忽允忽翻”，竟将2艘老式铁甲舰的售价一路哄抬至200万两银，只是最后英国政府担心这2艘军舰如果卖给中国，有可能在不可预测的将来落入俄国人手中，而彻底拒绝出售，中国万幸逃过了英国磨得飞快的一刀，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购买铁甲舰的尝试也随之流产。
这2艘原本大有可能成为“定远”、“镇远”的二等铁甲舰后来长时间在英国海军服役，充当无足轻重的角色，平淡地走完了一生。
令人意外的是，转购土耳其铁甲舰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购买铁甲舰的计划停滞，受日益紧张的中俄关系影响，并在李鸿章等洋务派实力人物的努力下，清政府中枢对铁甲舰的兴趣大增，在海军建设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定决心。
1880年5月13日，已升任驻德公使的向国内报告了英国拒绝出售两艘铁甲舰的消息后，清廷中枢在短时间内便做出反应，发五百里密谕通知李鸿章“当此筹办海防之际，不能因前议无成，遽尔中止，著照李鸿章所议，查照新式，在英厂定造铁甲二只”，特别命令在德国具体承办寻购事项的李凤苞“速行定议，早日造成，不可耽延时日”，并着重强调“尤当悉心酌度，认真经理，以期适用，毋为洋人所绐，虚靡巨款。
”受知识局限，传统科举出身的李鸿章虽然在近代海军建设这个领域里经历有年，但对于新式铁甲舰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并不清楚，在购买要求上只是含糊提出必须价廉物美，吃水不能超过20英尺（6米）以适应当时中国的港口条件等几条简单的标准，寻购新式铁甲舰的具体任务落在李凤苞和徐建寅的肩上。
李凤苞在国内时即对近代军事技术有所涉猎，出国之后特别是受李鸿章之命寻购铁甲舰后，更是利用便利的条件，大量自学了近代造舰和海军知识，期间曾担任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监督，与日后的主要将领林泰曾、等均有交流。
为辅助李凤苞访购铁甲舰，时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建寅在创建山东机器局大功初成后，即经李鸿章推荐，被任命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前往德国协助李凤苞购买铁甲舰。
1879年10月25日，徐建寅乘坐法国“扬子”号商轮由上海出发，踏上前往德国的旅途。
此后将近5年的时间里，徐建寅的足迹遍及英、法、德等国，期间写下的日记成为我们今天考察“定远”级军舰订购、建造过程情况的珍贵资料。
19世纪后期的欧洲，传统的海军大国主要有英、法等国，另外新兴的德国挟胜利之势，也在努力发展武备，着意建设海军。
根据李鸿章的指示，李、徐二人以走访形式主要调查了英、德两国的新式铁甲舰和船厂。
作为新崛起的海军国家，德国的造舰技术在当时世界并不突出，此前各国外购军舰大都寻找传统海军强国英、法等国，没人会对海军尚弱的德国投以青眼。
这次突如其来的中国订单无异于天赐的宣传良机，德国政府因此高度重视，接下订单造出军舰，不仅意味着德国军舰出口史上零的突破，而且无疑这全新的铁甲舰将会成为当时亚洲霸主的主力，其带来的广告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德国人尽量给两位中国特使留下深刻的印象。
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克虏伯公司、刷次考甫鱼雷厂、毛瑟枪厂等军工企业异常热情地邀请、接待了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在徐建寅的日记中有大量篇幅用于记载对这些厂访问的过程，大到工厂规模，小到工艺流程，乃至工人的薪水多寡，日常饮食内容都有详细记录。
考察德国海军基地基尔军港时，装饰极其豪华考究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御用座舰“荷恩初良”号破天荒地悬起外国国旗——黄底青龙旗，提供给中国使者乘坐使用。
在军港里，徐建寅第一次见到了将来要成为中国铁甲舰母型的德国最新式铁甲舰“萨克森”，陪同参观的基尔军港司令更是不厌其烦地向中国使者讲解铁甲舰的设计规则和作战要领，并反复强调当时海军战术的一条准则“总之迎敌时只有炮口向前，必不至恰受敌击也”。
当然这位德国将军肯定不会忘了自己国家的生意，在向徐建寅一一介绍自己的妻子儿女同时，对于德国的新式铁甲舰“萨克森”大加溢美。
与热情洋溢的德国不同，英国人让中国的两位使者颇感失望。
徐建寅等提出参观建造中的中国巡洋舰“扬威”、“超勇”的要求，竟然被英方蛮横地拒绝，为“扬威”、“超勇”两艘军舰折腾地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武断地认为，这些中国人是来挑刺的。
之前因阿思本舰队、蚊子船、土耳其铁甲舰，以及赫德争夺中国海军控制权等问题本就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坚持“权操自我”原则的李鸿章对英国充满戒心，迎面的这盘闭门羹更加大了他对英国的抵触情绪。
未向英国人表示任何购买新铁甲舰的意向，中国特使便匆匆返回了德国。
中国与德国签订了建造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之后近一个月，英国方才知悉消息，一向不可一世的英国人不得不对中国的外交及工程技术人员刮目相看，然而悔之已晚了。
“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交往的实践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利用学得的专业知识和出使欧洲的有利地位，成功绕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束缚和限制，独立地按照本国要求，在国际市场上选购先进军事装备，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军事技术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姜鸣 “定远”和“镇远”铁甲舰述略，《船史研究》）1880年12月2日上午7点，李凤苞依据德国海军部的标准，与伏尔铿造船厂草签了定造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造价620万马克。
8天后，借一艘新船下水仪式，伏尔铿造船厂邀请德国海军司令以及中国特使徐建寅等参加宴会，席间，徐建寅即兴致祝酒辞，谓“……今我中国拟在伏尔铿船厂订造一船，足证我国与德国交谊之厚。
尤愿伏尔铿厂用心制造，成此利器，俾将来中国武备之声名洋溢四海，而思以此船为始基……”，踌躇之志溢于言表，今日读来仍令人激动不已。
次年1月8日，第一号铁甲舰定造合同正式签约，4个月后，1881年5月23日，中国向德国定造第二号铁甲舰。
8月22日，第一号铁甲舰被李鸿章命名为“定远”，英文名称Ting Yuen；10月9日，同型的第二号铁甲舰被李鸿章命名为“镇远”，英文名称Chen Yuen，中国海军的新时代悄然来临了。
关于这级新式铁甲舰的技术概况，徐建寅在当时的日记中称：“现在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莱息白’及‘萨克森’之制，集二者之长，去二者之弊……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定远”级军舰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德国“萨克森”军舰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英国“英弗莱息白”军舰的一些优秀设计以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的创新思想，其吨位属于大型的一等铁甲舰，其先进程度无愧于当时亚洲第一巨舰的盛赞。
由英国著名舰船设计师巴纳贝（Barnaby）设计的“英弗莱息白”（Inflexble）号军舰，在战列舰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是当时英国“式最新、甲最厚、炮最大”的铁甲舰。
李凤苞、徐建寅在英国船厂吃了闭门羹后，曾到朴茨茅斯参观过这艘当时尚未完工的军舰。
如何读懂近代中国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其主题就是反改革反开放并与世界进步潮流抗争的历史。
几十年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历史知识，其实都是些扭曲了的资料集锦，加上诸多谎言。
其实马克思先生早就定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何为旧中国呢?他定义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
马克思先生没有半个字表示过对于清廷的同情，相反，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领会他鄙视那个天朝的心态。
我设想，倘若当年马克思先生执掌权力，他会更坚决地彻底摧毁大清王朝，丝毫也不会像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那样手下留情。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绝对不会找到我们的未来。
举个例子说吧，中国近代的贫弱状态，究竟是自己折腾导致还是列强入侵导致?教科书的训导就是后者。
其实，把中国的贫弱状态推到列强入侵头上，是儒家“讳过”文化极没出息的狡辩。
中国的贫弱状况是腐朽的体制与文化导致，恰恰相反，列强入侵带给中国的反倒是强大与进步的机遇，中国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遇。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西方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角度看，他们也才从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时代迈入科学证实并指导工业发展的阶段。
近代化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化学工业几乎为零;铁路建设初步踏入规模发展;机动轮船尚没能完全取代帆船。
中国如果能奋起直追，直接利用西方摸索出来的先进方法，未必会越落越后。
当时比中国贫弱得多的日本就这样做了，1860年，日本特使为交换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条约》乘美国军舰赴美，刚学会航海的日本人从荷兰购回250吨的“咸临丸”随行，完成了日本人首次自驾轮船横渡太平洋的航行。
反观中国，连坐轮船远航的勇气也无，直到1876年郭嵩焘始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坐轮船出洋的中国驻外国大使。
当他出使归来回家乡湖南省亲时，却遭到乡亲们唾骂：一个竟敢出国的洋奴!甚至连他乘坐回家的官船也被“爱国乡亲”们烧掉了。
《南京条约》签罢，举国回归酣梦，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流传至日本却大受欢迎，自天皇以下，要员们纷纷以读此书为荣，一版再版亦供不应求。
英法联军中一位英军军官参加过鸦片战争，他对于清军二十年来无论武器、训练、战术都毫无变化感到不可思议。
还是那个郭嵩焘，出使途经香港时对于那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繁荣程度都感到瞠目结舌;回顾广州，三十多年来旧貌依然。
可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这三十多年从广东迁居过来的，换了个体制而已。
郭嵩焘只能感叹亦嘘唏。
美国传教士雅裨里写道：“中国啊中国，我们终于又置于这个帝国，这黑暗的地域，这死寂的帝国，你沉寂的黑夜啊何时才是尽头!” 文人们一直在批判不平等条约，这无可厚非。
然而他们似乎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中西冲突的核心正是坚持不平等与要求平等的碰撞。
清廷坚持华夷体系，即中国是高高在上的中央帝国，其他各国都必须处于朝贡者地位;英国坚持条约体系，即国家间对等的原则和履行条约的原则。
如此，事情的本质是：清廷捍卫的正是国家间不平等，英国谋求的恰是国家间平等。
鉴于完全平等事实上不可能，换言之，清廷捍卫的是绝对不平等地位，英国谋求的是相对平等地位。
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政体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的终极目标必须是平等关系，只有平等关系才能维系民主政体的存在与延续;同样，专制政体的根本利益注定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一旦平等关系成立，专制政体必然会灭亡。
我们且不提以前英国几次未成功的派遣使团欲与清廷建立平等交往关系的史实，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的遭遇，尽显谋求国家间平等的努力在坚持不平等关系的傲慢面前碰壁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的本质在于清廷坚持的对华夷体系在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受到挫折。
也 就是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稍嫌不足的是马克思先生乐观了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这具棺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它具有顽强的自愈能力，站在清廷立场上谈论近代历史的中国文人至今多如牛毛，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之顽固禀性，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中国纳入世界潮流还有许多艰难。
当年的美国人似乎也同马克思一样过于乐观，1842年泰勒总统向国会报告了《南京条约》的内容，美国人于是立即决定要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
1843年7月，以克勒勃.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从波士顿启程，国务卿韦伯斯特给他的训示是：首要任务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到与英国商人享受的同等待遇，也即国际通行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可行的话，最好争取到北京面见皇帝陛下，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发展中美两国间友谊和商业交流。
国务卿特别强调：要不断地向中方声明，美国政府要求美国船只和人员服从中国的法规，如果任何美国人违反众所周知的贸易法规，美国政府决不会为了保护他们的非法行为而干预。
中国文人们谴责美国迫使清廷在《中美望厦条约》开创了领事裁判权先例，就有点莫名其妙。
美国方面原本提出的草案明确表示进入中国水域的美国船只、人员统由中国政府管辖，然而谈判的中方代表耆英与复审条约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商量后，认为中国应避免卷入外国之间的麻烦，美国船只与英国船只在广州不断有纠纷甚至诉讼，广州官府就从不受理。
于是确定条约必须拒绝管辖美国船只和人员，让美国领事馆去管，给予领事裁判权有利于“杜民夷之争”。
耆英谈判的惟一目的仅在于坚决拒绝美国使团进京，因为美国使团不同意以朝贡国的地位“朝觐”，而要求以平等国家使团地位进京，这有违旧制。
在使团尚未抵达时，清廷就已连下数道上谕，令各地禁止美国使团上岸，但不得动武，只许其滞留广东，条约之类均由耆英等“酌办”。
如此，耆英等除了坚持不许美国使团进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国方面除了让步不再要求进京之外，还接受了中方赠予的领事裁判权。
《望厦条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美方“胁迫”的，完全是清廷坚持华夷体系，恪守“天朝定制”的结果。
道光皇帝对此约签订兴奋异常，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来归顺天朝的，不仅下旨赏赐耆英等，还下旨嘉奖美国使团，表彰他们遵从“天朝定制”的功勋。
清廷为维持华夷关系始终拒绝外国公使驻京。
清廷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中国传统习惯，特别他们会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将会破坏“祖宗定制”。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28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中国这才被迫同意“公使驻京”。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最先到达北京。
次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
7月8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862年7月20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
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
咸丰帝曾于1862年1月20日下旨批准奕?等奏章：“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
”咸丰谕旨中加了“通商”两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再次上奏说明，才准奏删去“通商”二字。
可见清廷步步为营捍卫华夷关系的韧劲。
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最早的四国公使外，又增加了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
其中，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是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林肯总统的政治盟友，美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反对蓄奴的斗士。
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该党创始人之一。
1856年6月2日他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为助林肯选举辞去议员职位，曾被林肯派驻奥地利，奥国以他曾发表激烈支持波兰革命者演说而拒绝入境，这样才改派为驻中国公使。
他也因此成为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在程度上开始有所缓和，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
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这些最高决策者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
奕?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也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响应。
西方各国公使驻京，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同当时清廷的政策相吻合。
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2月，西沃德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持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蒲安臣到了中国即开始把美国对华的“合作政策”做为其外交的基础，蒲解释“合作政策”的内容是：“鼓励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努力在中国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此取代武力外交。
”后来这个政策也开始影响到其它一些西方国家。
这里稍微提一下清廷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情况，文人们一贯以此例证明列强把持海关侵犯了中国主权。
然而他们也一贯回避这样的事实：赫德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清廷腐败的海关机构，帮助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海关体制。
赫德以前海关岁入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赫德使这个岁入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究竟算是伤害还是帮助?又，中国文人们故意将“合作政策”译成“合伙政策”，然后随心所欲地指责其同英法等携手掠夺中国。
事实上，来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只需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足以证明。
然而，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辨”始终抵御一切外来的思想学说，不用说别的，如今深受剧作家喜爱的纪晓岚大学士，在他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中，不仅大量篡改于清廷不利的历史资料，还大言不惭地攻击利马窦传播的科学知识，称世界有五大洲乃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蒲安臣提出与中国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
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总值占70%以上，为了维持与中国当时已经取得贸易成果，英国支持美国提出的“合作政策”，不过也有议论认为是柯莱伦顿勋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术般的蛊惑后忽然离经叛道的结果。
俄国政府此前是在中国取得最大实利的国家，曾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国需要有一段时间巩固他的利益，其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再希图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末就觉得太愉快了。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在1863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
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
”获得这几个大国支持，蒲安臣1863年4月18日向国务卿西沃德报告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
”这个“合作政策”使清廷感觉放心，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缓和的迹象。
为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1865年8月，蒲安臣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总理衙门“参酌援引”。
《万国律例》首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
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非常重视，奕?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
8月30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
1865年京师同文馆以《万国公法》之名正式出版此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裨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
”而且，书还没印就产生了效果：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
恭亲王刚从《万国法原理》得知“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的国际法地位，随即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
李福斯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赔偿金，并奉称恭亲王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
李福斯事件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他开始相信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举，法国代办哥士耆就坚决反对，他对蒲安臣说：“这家伙(丁韪良)到底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
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的。
”蒲安臣没有理会他，始终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关系理念，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中去。
为使中国成为遵法国家，并建立现代工商业，西方在华人员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如，1865年11月，赫德送给总理衙门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意见书，他在文章中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程”办理一切对外事务。
文章称：“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
” “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
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
” “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
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
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
”“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
”赫德的原则是法制国家的基础。
由于中国 “皇权”大于一切，自然根本不会把条约和法律当回事。
在文章后部赫德还具体提出一些中国应该早办的事情，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他建议中国应该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无疑是向清廷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命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新议略论》送给总理衙门。
此文同样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
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训中外互结一也。
”如果不照条约行事，难免外国“干预”。
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
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还给当时的清政府指出两种可能：“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主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
”威妥玛也提出清政府应允许在中国 “各省开设铁路，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
”文章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
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
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
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
”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
其最为欣悦者也。
”。
这些，本质上都是力图使清廷摆脱华夷关系，采纳条约关系的建议，在腐儒浸淫深广的中国，认同者至多“万众之内或有一二”而已。
应该说，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是想使中国开放、富强起来。
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清廷起过一些作用。
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尝试着派出一些观光性的考察人员，1866年春，赫德回国休假半年，行前请奕?酌派同文馆一至二人随其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
奕?觉得“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游历了伦敦、伯明翰、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地。
美国公使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经数年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
丹涅特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
”恭亲王奕?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
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
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
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
……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朝廷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
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既不失体统又可获外交实利是清廷觉得比较两全的办法。
李鸿樟与辛丑条约谈判
文献材料很多。
。
。
暂时上2篇。
第一篇：11 国谈判代表坐左边，清国代表坐右边。
后面是各国代表的随从人员。
地点在西班牙大使馆。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9月底，在英、法、美、俄承认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人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可。
谈判开场比较顺利，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谈判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了1年。
李鸿章提出两个谈判纲领，一个要驻军长留，一个想赔钱走人；一个妄想解除人家的武装，一个希望商业上给对方些便宜；一个要治罪，一个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
李鸿章甚至大剌剌地提出要一一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慈禧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了确保慈禧不被判罪，李鸿章坚持要在条款上写明“懿亲不加重刑”。
这时候“中国国情”四个字起了作用。
李鸿章让对方明白，中国人以孝为本，以忠治国，太后为一国之母，千万要尊重。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联军开出一长串人名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
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
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天天心惊肉跳等消息，“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
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
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
11月21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
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玩的是各个击破，11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
俄国想的是东北的肥肉，日、英、美等国对此心生嫉恨。
法国关心的是天主教的顺利传播，德国想的是在中国插进一只脚。
李鸿章看出他们的同床异梦，在得到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后，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
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 这里联军刚有一点松动，李鸿章赶快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丢车保帅，把载漪他们抛出去”。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
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
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李鸿章的确病了，78岁的老人，又在1895年受过枪击，子弹残留物至今还在眼睛下部留着，又加上连日的劳累，病是肯定的，但是还没有到病倒的地步。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
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在1900年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庆亲王奕劻，并且要求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看过条款后的李鸿章连连叹息，他吩咐立即原文电奏西安，并告诉发电报的人叮嘱对方，一定要用重笔写成电报稿呈送慈禧。
电文传到西安后，引起大哗。
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瓦德西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
最终，由于《大纲》中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所以慈禧还是批准了《议和大纲》。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
他代表清廷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被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1901年2月21日又接到了各国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
其中除刚毅、徐桐、李秉衡三人已死，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如以为应行贷其一死，则遣戌新疆，永远监禁”，董福祥“事缓办”外，其余的人都令自尽或正法。
4月，清廷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牵涉百四十二人之多”，大部分是根据“风闻的证据”列出来的。
清廷于4月29日和8月19日先后发布上谕，惩办了96名官员：其中“四人死刑，十一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十三人终身流放，四人监禁终身，二人长期监禁，五十八人永不叙用，二人谴责，二人追夺官职”。
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
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
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
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来华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要“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
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
德国提出的赔款大概是4亿马克。
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
他们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
”英国的态度是基于赫德的意见进行的。
赫德认为“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
中国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
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
他还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
英国人为什么如此仗义
因为赔款要靠增税，中国的海关税如赫德所说：“增加到“值百抽五”，那么赔款问题根本不用增加其他的税，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些增加的海关税到头来还是由列强们，特别是对华第一贸易国——英国的国民来支付的。
终日的忙碌和劳心，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
这次李鸿章真的病了，特别是和俄国的谈判几乎熬尽了他太多的心血。
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俄国沙皇以镇压东北义和团为名，大举入侵东北地区。
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以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集了17万大军和各种作战物资，分五路向中国东北进军。
在俄五路大军大举入侵之下，东北清军一溃千里，俄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
从1900年10月俄国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到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中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曲折、极端复杂的谈判。
只因俄国决意要占据东三省，坚持要同清廷进行单独的交涉。
俄军在1900年10月1日占据奉天，然后诱逼盛京将军增棋签字批准明显破坏了“清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的章程。
这个章程内容被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揭露，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和责难。
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由于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
俄国一方面公开否认，当面撒谎；一方面则胁迫清廷全权大臣杨儒签字，以便造成既成事实。
杨儒拒绝后，俄国就向李鸿章施压：如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
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短长了。
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5月1日，列强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万两左右的银子”。
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
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
5月26日，清廷电告奕、李二人说：“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
”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
在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俄使及维特代表波兹德涅耶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11月7日，李鸿章在俄人的“恫吓催促”下病死，“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
李的病逝，对俄国财政大臣，负责俄国远东铁路建设的维特来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他“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
大清重臣李鸿章油尽灯枯，走了。
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
第二篇：1900年6月10日，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使清政府俯首帖耳，俄、英、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侵华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两个月之后的8月14日，八国联军即占领北京城。
心惊胆战的慈禧一边下令“痛剿”义和团以讨好列强，一边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列强谈判。
8月24日，逃离北京城的慈禧发布上谕，让李鸿章会同庆亲王奕劻等人“便宜行事”，尽快与八国谈判，达成“和局”。
从1900年10月谈判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整个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辛丑条约》的谈判与此前为数众多的中外不平等条约谈判有很大不同，以前的谈判都是在列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而决定《辛丑条约》主要内容的谈判大都在列强之间进行，李鸿章等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清政府只有在列强各国就如何“宰割”中国达成一致协议后照章执行的份。
作为参与谈判的列强之一，美国的表现和行为引人瞩目。
在谈判前后，美国总统与光绪皇帝书信往还，美国还频频为中国说话，强调“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反对扩大惩罚清朝官员，主张减少清政府的赔款。
一时间，美国似乎从一个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利益的维护者。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为中国说话
美国的行为又产生了什么作用
美国的三次“门户开放”照会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为中国说话、充当“中国利益维护者”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美国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美国曾先后3次就“门户开放”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共同遵守“机会均等”的原则。
其“门户开放”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
19世纪末，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抢占出海口，划分势力范围，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898年前后，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顾及在中国的争夺。
但是，从1895年到1899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
一旦中国被瓜分，分别成为各国统治的殖民地，美国商人长期经营并十分看好的对华贸易将必然受到排斥，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了。
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美国商人组成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对政府施加影响，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利益。
1898年8月，主要由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组成的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维护美国商人业已享有的在华一切特权。
这样，美国总统麦金莱在1898年年底发表国情咨文，决心采取与美国利益相符合的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商人现今和未来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
美国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曾前后3次照会其他列强，要求共同遵守，这3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背景。
1898－1899年，英、法、俄、德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大有瓜分中国的势头。
1899年9月2日，英国与德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租借铁路的协议。
许多美国人因此十分担心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阻止其他列强联合排斥美国，就于9月6日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照会英、法、俄、德、日等列强各国，要求遵守。
这次“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要点如下：第一，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任何手段干涉在中国应有的任何通商口岸、租借地或所谓“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法定利益；第二，中国现行协定关税应对一切货物，不论属于哪个国家，不论陆运还是海运到所谓“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港口，都适用。
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港口对别国船只所征收的港口税，不能高于本国船只；在“势力范围”内由其修建、经营和管理的铁路上，其他国家公民与该国公民在同样距离运输同种货物时，应收取相同的费用。
由这些条款可见，“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对其他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意在促使瓜分中国的德、俄、英、法、意、日等国在他们的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实行门户开放，即要求列强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跟中国做生意，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商人在华利益的目的。
显而易见，其中关于关税的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一度打败了外国侵略军。
7月2日，法国向美国建议在华各国军队联合行动，以尽快恢复秩序，保护外国人的安全。
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给法国的答复中赞同法国的建议，同时趁机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
同一天，海·约翰把这一原则照会各国，要求共同遵守。
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增加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是为了更进一步确保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以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力图使本国在华利益在条约中得到最大的体现。
而美国之前提出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问题，却被抛诸脑后，无人理睬。
10月4日，法国驻美国临时代办向美国提出了与清政府谈判的6项条件：惩办围攻各国驻京公使的祸首；禁止输入军火；对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合理地付给赔款；北京使馆永久驻兵；拆毁大沽炮台；在天津大沽之间选择两三个军事据点派兵驻守。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对法国建议的条款只字不提“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十分不满。
10日，美国在给法国的外交备忘录中逐条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而法国回信表示满意。
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再次致信法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求法国遵守。
1900年10月22日，美国第三次向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正式外交照会，再次强调了美国的政策。
正是“门户开放”的政策使得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为中国说话，以减少列强对中国的“惩罚”，进而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光绪皇帝向美国总统求援 八国列强组成联军侵华后，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光绪皇帝曾多次向美国求援，并两次亲自致信美国总统，请求斡旋。
光绪帝低声下气的乞和信于今读来令人心酸，弱国之无外交亦由此可见一斑。
在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清政府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提出的这一客观上有助于维护中国利益的政策，并及时地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
清政府为向美国求援，由业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光绪皇帝于7月17日向美国总统麦金莱写了一封救援信。
光绪皇帝的信件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上海道台余联沅之手，火速发往驻美公使伍廷芳处。
伍廷芳接到信后即将信函呈送美国总统麦金莱。
光绪皇帝信件的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即英语“总统”的译音——引者注）好。
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
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
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
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
曷胜感佩。
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
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
为此开诚布臆，盹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图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
并希惠示德音。
不胜急切翘盼之至。
美国总统麦金莱于收到光绪皇帝求援信后的第三天回函表示：“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
我们派部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在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为此，美国在第三次发往列强的“门户开放”照会中，特别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坚决地处理“乱民”，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并同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已经对中国皇帝的恳求给予了答复”。
1900年10月17日，光绪皇帝为感谢美国施以援手并敦促美国加大斡旋力度，再次致信美国总统麦金莱，信说：“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亚美理驾和众国大伯理玺天德好。
此次中国变起仓猝，遒蒙大伯理玺天德顾念邦交，允为排解，并先撤兵。
感佩之忱，曷有既极。
用特派四品卿衔出使大臣伍廷芳呈递国电，先伸谢悃。
还祈大伯理玺天德保全大局，永敦和好，转商各国，尽捐嫌隙，速定和议。
则感荷高谊，益无涯矣。
不胜盼切祷切之至。
”接到光绪帝的信后，美国政府非常重视。
10月18日，美国总统麦金莱回信光绪皇帝，答应继续斡旋，信中说：“我由衷地表示与陛下抱有共同的愿望：中国同其利益和侨民在贵国遭到严重侵害的各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均可和平解决，以达到完全消除他们之间一切嫌隙的结果。
本政府希望能这样迅速解决，这一点已经为各国所了解。
” 正是在“门户开放”政策和光绪皇帝求援的背景下，美国谈判代表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代表”中国舌战另外7个西方列强,特别针对“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美国主张减少“赔款”、反对扩大“惩凶” 关于赔款，七国列强提出的总数是4亿两中国白银，美国政府则主张将赔款额尽量限制在清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要给清政府造成过度的财政压力。
美国的考虑是，过度的压力将使清政府崩溃，这样的局面不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
因此，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电美驻华公使康格，指示在和约谈判中，尽可能使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以确保中国的偿付能力，同时，海·约翰还强调“款项总数要以货币支付而不是以领土支付”。
1901年1月29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指示康格努力将赔款总数尽量限制在关平银2亿两左右。
因为这个数字与其他各列强所提的数字相距甚远，从而遭到法、俄、日等国的强烈反对。
5月7日，各国在华公使团提出向清政府索求的赔款总额增加到为4.5亿两。
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美国提出的最高限额。
因此，美国驻华谈判代表柔克义授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中国全权谈判代表的名义向列强提出赔款额过高，中国无法承受，以达到尽量减少赔款的目的。
但面对英、法、德、日、俄等列强的强势，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努力毫无效果。
5月22日，在各国公使团会议上，德国公使表示，没有任何国家有理由把中国赔款的总数限定为4000万英镑。
美国代表柔克义马上反驳说，我们比过去更相信我们提出的数字是在不使中国陷入严重财政困难的前提下所能偿付的最高额。
然后，柔克义要求公使团就是否同意削减赔款额进行表决，其他各国代表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5月28日，美国务卿海·约翰电示柔克义，认为4.5亿两的数额太大了，恐怕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同时指示柔克义将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
然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结果是支持七国列强的索赔主张，即中国赔款总数为4.5亿中国海关银两（3.33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罚银1两。
这就是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的赔款额。
至此，美国减少中国赔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在“惩凶”的问题上，列强根据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很快分为两派。
英、德主张扩大惩罚名单，严加处理；美、俄主张缩减惩罚名单，并从轻发落。
1900年9月18日，德国驻美代办致函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建议把清政府交出那些“确定为北京发生的反国际法罪行的首犯和正真的罪犯”作为同清政府开展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反对。
10月26日，外国在华公使团开会讨论“惩凶”问题，其他列强要求对所提11名“罪首”处以死刑，并把这一要求作为条约的第一款和最后通牒。
美国对这一提议持保留意见，并不予同意。
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建议用“最严厉的惩罚”代替“死刑”。
最后，在美、俄的要求下，惩凶照1901年2月5日，列强与中国全权代表会谈，英、德等国再次提出，即使是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并且还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部分中国地方和省级官员进行处罚。
27日，列强代表讨论惩办地方官吏和其他人员的问题，并提出对其中的10人处以死刑。
对这一提议，美国代表不置可否。
柔克义只是表示，如果各国同意不再要求死刑惩罚，美国政府将感到高兴。
3月12日，公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应予惩办官员的最后名单，美国谈判代表柔克义在重申“决不要求死刑”后，在要求惩罚各省官员和地方官吏的联合照会上签了字。
这表明，美国虽然反对扩大“惩凶”和“死刑”，但限于当时的势力不足以支配列强并最终考虑到本国的根本利益，还是留在了多数国家的阵营当中。
会删掉了“死刑”一词。
此后，美国代表在“惩凶”问题上再无大的作为。
纵观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作为，尽管其频频为中国利益“代言”，似乎成了晚清政府的维护者与同路人，但这不过是美国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罢了。
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根源于其“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标榜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减低列强侵略中国的深度与广度，但其根本的目标，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国家利益。
且因为当时美国的政治军事势力还远非强大，美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与作为，更不大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没有剩余的字符了。
《花甲记忆》读后感
历史上第一个到哈佛教书的中国人 当我们走进著名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时，会被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大照片所惊讶。
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
他就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
120多年前，戈鲲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美国商人请哈佛培养中文人才 戈鲲化能够赴美担任哈佛中国语言文学教师也是机缘巧合。
起先，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课程并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来自于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的建议。
1877年，一些美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深感培养通晓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哈佛大学可以培养一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使美国人能够在中国政府供职，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对于学习中文的目的和意义，有关人员均无异议，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却产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学习中文就应该到中国去学，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人则坚持从中国聘请教师来美国教学。
这时，哈佛大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当时哈佛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但校方认为开设中文课极具挑战性，可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因此极力赞同从中国聘请老师。
于是，商人们捐赠了8750美元，让哈佛大学从中国聘请教师，开设一门为期三年的中文课程。
计划敲定了，但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中文教师成了一个难题。
这时，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美国驻中国牛庄领事鼐德。
埃里奥特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鼐德帮忙在中国寻找中文教师，鼐德则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
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
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
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中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
当时，戈鲲化正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
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 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
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三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
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
此事立即成为当时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
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
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
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
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
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
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
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不忘吟诗、讲解诗。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
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
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在这本收录了戈鲲化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的小册子中，既有中文原诗，又有英文译文，还有对诗中词句、典故的英文解释，甚至还标出了平仄发音。
通过这种方式，戈鲲化不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动，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在异国的戈鲲化就这样顽强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两大文明的沟通者带着遗憾客死他乡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鲲化也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了美国社会。
他一到哈佛就开始学习英语。
很快，他就摆脱了基本上不会说英语的窘境，能比较随意地用英语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
他从不排斥美国文化，对所见所闻总是备感兴趣，孜孜以学。
戈鲲化很注意与身边的美国人友好交往。
美国报刊评价他“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
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戈鲲化与美国的汉学家们和当地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计，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还未结束，就于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虽经当地名医全力抢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断恶化。
几天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戈鲲化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
正如他的美国朋友在悼词中所说：“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
”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里福特也高度评价戈鲲化：“当他拜访别人时，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他款待客人时，又总是以中国的礼仪相待。
”这种交流智慧，被埃里福特视作“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百多年来，戈鲲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
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的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评估的。
近代以来，中国总的趋势是吸收外来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中却夹杂着一些糟粕。
面对承袭国学精粹和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这两种选择，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曾产生过困惑，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戈鲲化已经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面对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他试图将其精华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
同时，他将古老的儒家文明介绍到美国，给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另外一种价值参照，使人们看到文化交融互补的重要意义。
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时，重新审视戈鲲化的历史贡献，其意义毫无疑问是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