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100、200字读后感
公子是难得一见的军事家更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从“矫晋鄙兵而存赵”到“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都可以看到他杰出的军事智慧。
秦兵伐魏，公子恐魏王怒之不敢归国，在毛公、薛公晓之以理后，“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
”明知魏王对他心存芥蒂，却为救国于危难之中，义无反顾，合纵诸侯，抑秦兵于函谷关。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公子爱国情怀的写照。
虽然名动诸侯誉满天下，公子却很少有真正得志之时。
赵王田猎事件让魏王不敢任公子以国政，窃符杀将又迫使公子留赵十年不得归国。
因毁废似乎是他逃不脱的宿命，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允许“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的状况存在，信陵君的“威震天下”引来的不仅是秦国的忌惮更是魏王深深的疑忌。
当公子迎来了人生高峰的同时, 也迎来了更彻底的毁黜的结局。
虽无悔于自己的选择，公子终还是失望了吧，所以才会选择那样的方式来结束人生。
公子的沉迷酒色也许是堕落，也许是一种消极的抗争和控诉，既然事已不可为，既然生命不能拥有其应有的价值，徒留在世上许多时日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放纵自己就此归去罢。
《史记·魏世家》记载，信陵君向魏安厘王上书中预言：“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
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后来王贲果然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三个月，大梁城被水浸坏，居民死亡数十万人，魏王投降，魏国灭亡。
作为两千余年后的人，我以一种仰慕的心情读完了这篇《魏公子列传》，也浏览了许多人对信陵君的评说，窃符救赵究竟是识大体、顾大局还是损国利、伤主威，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的看法，我不想去苛求些什么。
信陵君祠堂内有副对联：“有史公作传如生，爱客若君，真令读者慨慷悲歌不已! 其门馆风流未谢，于今视昔，闻谁能拔抑塞磊落之才
”如公子般善于纳谏，不居功自傲，居高位而为人谦虚、待人尊重，当今世上又有几人呢
今人总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古人，不知则其善者而从之，反而缺乏应有的尊重，这真的是大谬呀
张良拜师是什么典故
张良拜师的典故叫做圯桥授书 。
故事如下： 张良，字子房。
他原是韩国名门公子，姓姬，后来因为行刺秦始皇未遂，逃到下邳隐匿，才改名为张良。
有一天，张良来到下邳附近的圯水桥上散步，在桥上遇到一个穿粗布衣裳的老人。
那老人走到张良面前，直接把一只鞋子丢到桥下，然后对张良说：“喂
小伙子
你替我去把鞋捡起来
张良很惊讶，想打那老头。
但看到老人年纪很大，便忍住了。
他下桥把鞋捡了起来，然后又恭敬地跪着替老人穿上。
老人伸脚穿好鞋，然后笑着转身就走了。
张良更吃惊了，盯着老人离开的背影。
那老人走了里把路，返身回来，说：“你这小伙子很不错，值得我指教。
五天后的早上，到桥上来见我。
”张良听了，连忙答应。
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
老人已先到了，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却迟到，怎么回事啊
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
” 又过了五天，公鸡一打鸣，张良就出发赶到桥上。
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又迟到，怎么回事啊
五天后再早点来。
” 又过了五天，张良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
过了一会，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才对
” 老人说着，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你要下苦功钻研这部书。
钻研透了，以后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十年后有大成就。
十三年后，小子你将再见到我，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啦。
” 然后老人就离开不见了。
第二天早晨，张良看那本书，乃是《太公兵法》。
张良觉得这事很奇特，于是常常用功专研此书。
后来，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成了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史记中的赵世家的读后感
赵世家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赵国从季胜起源，造父受周缪王赐赵地，从此以赵为姓氏；到赵衰扶佐晋文公重耳，赵盾在晋灵公、晋景公时期执掌晋国大权，赵朔被屠岸贾灭族，赵氏孤儿赵武被程婴所救，赵敬侯时期魏、韩、赵国共同灭亡晋国；再到赵武灵王首倡胡服骑射振兴国力；最后赵幽缪王杀大将李牧，被秦国打败后投降，赵国灭亡；的历史。
细细数来，这其间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扣人心弦。
一是赵氏孤儿获救经过，真是惊心动魄，分秒必争。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以赵盾纵容其弟赵穿杀死晋灵公而未受到惩罚为由率晋国诸将领攻打赵氏，诛杀赵氏全族。
其时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正身怀有孕，逃到晋景公家中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好友程婴商量营救。
赵妻分娩生下一个儿子。
屠岸贾带人到宫中搜索，第一次搜索时将小孩藏于身上且小孩未啼哭而幸免于难，第二次搜索时由公孙杵臼抱来别人的小孩冒充，以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的死换来赵氏孤儿的暂时安全。
然后程婴得以带着孤儿赵武躲到山中扶养。
整个过程中，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忠诚、冷静、机智和面对死亡的坦然，紧急时刻新生婴儿在命悬一线时能够保持安静的侥幸，屠岸贾居然多次带人到宫中搜索的嚣张气焰，让人看着有身临其境，惊险刺激之感。
十五年后，赵武得以继承祖业，赵氏重获爵位时，程婴不顾赵武的苦苦哀求而绝然自杀。
让人不能不震撼于这种古代士人的忠诚守信。
二是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的经过也写得甚为详细，一波三折。
最开始提出来，群臣都不愿意；与肥义商议，进一步阐述提倡穿胡服练骑射的原因和功效，坚定决心；派人劝说公子成，争取德高望重的贵戚的支持，未获得同意；亲自劝说公子成，成功。
公子成第二天带头穿胡服上朝，武灵王正式颁布穿胡服的命令；众大臣谏阻，武灵王驳斥，胡服骑射得以推行。
从武灵王在多种情形多个场合与不同对象的长篇大论的对话中，体现了此人作为统治者的难得的清醒和智慧。
不过，在后来，武灵王在处理公子章与赵惠文王的事时就显得很不明智了，这直接导致了他饿死在宫中的悲惨结局。
还有一段故事是赵惠文王时期，赵国与秦国一起多次进攻齐国，齐国派人游说赵国撤兵，也是长篇大论，层层分析，丝丝入扣，很有说服力。
可惜并没能发挥长久的作用。
对《留侯世家》中张良的人物形象分析
千古谁识汉张良幼时读，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
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
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
张子房就是张良。
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
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
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
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
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
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
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菜九这个共产党人偏偏不理这个茬，斗胆篡改一下可能更贴切，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
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
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
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
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
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
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
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
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
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
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
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
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
以韩申徒下韩国。
言上张旗志。
秦王恐降。
解上与项羽之郄。
汉王请汉中地。
常计谋平天下。
侯万户”。
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
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
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
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
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
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
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
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
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
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
这两条功劳都不小。
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
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
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在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
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
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
尤其是良数以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而此前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
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 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
故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
《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可见良亦见驹。
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
”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
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
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
”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
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
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
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
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
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
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
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
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对张离开刘寻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
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
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
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辞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
”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
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
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
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
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口。
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怀王襄助了人马，但沛公击秦时，韩地武装又再次活跃于故地这一事实，说明韩成肯定又得到兵员补充。
这一补充只能来自楚怀王。
否则，他怎么奔去没留下，肯定是得到新的增援，又重新开始作战。
对秦作战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不是非刘项不能有所作为。
这里可以将韩地的情况与魏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魏豹也得楚助数千人，但在没有其他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魏豹攻占了二十几城，这个成绩是张良统领的韩国武装没法比的。
在同样得到了楚的援助的情况下，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即没有一块实地，始终在流亡。
这一点对张良的形象非常不利，但也没有办法，谁要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拿不到呢。
这个旧韩之地，还是到了刘邦西征时才得以征服。
刘邦西进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道旧韩从武关入秦。
刘部一入旧韩，就强势作战，连破秦军，为张良这条地头蛇出尽鸟气。
从此，刘张二人得以再续前缘。
只是刘邦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刘邦——兵强马壮，气吞万里；而张良却还是当年甚至不及当年的那个张良——穷困潦倒，无所依傍。
此情此景，不知张良将作如何之想。
估计是像做梦一般，虚掷了光阴。
让张良、韩成吃尽苦头的秦南阳守军被刘部打得龟缩在南阳城内作困兽之斗，刘邦便想弃城轻进。
这时，张良的作用就出来了。
他劝告刘邦不能置自己于进退失据的险境，刘邦何等聪明，一点就灵，掉头猛攻南阳。
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
应该说张良在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功，也可以看出刘张相得甚欢，刘并没有因为张助他人而心存芥蒂。
这与刘邦的胸襟有关。
刘的立场一贯是，来去自由，去了不妨再来。
革命不分先后，即使中途退出，也不影响继续加入，还一样受重用。
重用张良一事很快就有了回报，功臣表上记的那个“张旗志”破秦的事，就有张良的重要贡献。
但应该看到，刘邦不止张良一个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者多多，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
比如克武关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不清楚。
破秦之后，刘邦的感觉良好，可能想大大地骄奢淫逸一番了，这时旁人的话也听不进了。
我们想都能想出来，灭秦后的刘邦是何等的嚣张跋扈。
那些天，可能天王老子都不在他眼里，你们这些凡人还想来掺和什么。
难道臭秦始皇能享受的东西，我沛公就不能沾边吗，难道我们这些受尽秦政鸟气的楚国佬就不能在皇宫里撒撒野、撒撒尿
难道我们这些胜利者不该在皇宫的龙床上打打滚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我等打天下所为何来
穷棒子翻身，扬眉吐气很容易变成张牙舞爪，这也是人之常情，换了你我，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
所以樊哙的劝说成了耳旁风就不奇怪了。
还是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更铁，所以张良让刘按樊的主张办，刘邦也就遵从了。
大概刘邦已经过了把瘾，浅尝辄止了，从善如流了。
其实张良这件功劳并不小于什么运筹帷幄，但又与运筹帷幄无关。
如果任刘邦在秦始皇的宫里胡闹下去，什么夺天下的梦想都不会有，有也不会成。
接下来，张良为刘邦做的事，就是功劳薄上记载的鸿门宴解郄与分封多要一郡的事了。
这两件事，非张良做不来，张对刘做这些事不仅是尽铁哥们的本分，其中应该包括酬谢刘邦的知遇之恩的成分在内。
但是不是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就肯定做不成，当然不是。
菜九倾向于张良在这里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这两件事容易办了。
因为既然刘邦决心拱让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项羽杀他的理由就不成立；而汉中本就在刘邦掌握，项羽也不一定就非得将其从刘手中挖出，便宜章邯、司马欣等人。
当然，如果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办起来都很棘手，而有了张良，刘邦的事就如愿以偿了。
退一步的如愿以偿，也是如愿以偿。
所以功劳薄上，这两件功劳写得实实的。
设想，如果汉中落入项羽势力掌握，刘邦想出巴蜀直难如登天。
就在摆平了两件事后，张良又与刘邦分手了，这次的理由还是韩王成。
但在菜九看来，总是怀疑里面有投机的成分。
项羽分封后，不让韩王成之国。
给出的理由是张良帮刘邦。
这叫什么理由嘛
项羽不遣韩王成之国的真正理由，更像是他贪这块地。
因为项羽对魏豹早先已占之地还要巧立名目将魏改封西魏，而将魏地攫为己有。
正好韩王成在反秦事业中一事无成，所以对韩国如法炮制，不让他之国，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就如项羽将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的原因一样。
所以这里不牵涉受张良助汉王牵连的因素。
但《史记》记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司马迁的揣测之辞，还是旧有说法。
如果是前者，则可不予计较。
如果是后者，可能就要追究产生这个说法者的居心了。
依菜九之见，更像是张良为他与刘邦的第二次离别制造出来的假话。
以项羽的力量，真要处置刘邦，并不是做不到，难道因张良帮刘，他就不便处置，于情理不通。
如果真正对张良反感，张良与项羽单独在一起达四个月之久，处理起来也方便得很嘛，为什么没处理。
设想，连无辜的韩王成都能说杀就杀，为什么会对张良网开一面
如果说项羽杀刘邦还有点下不了手，那是因为他们早先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杀张良可没什么交情要顾，难道项伯的面子就那么大。
所以这里面的事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只得存疑，以待有识教我。
那么张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话呢
我们不妨来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菜九以为，张良看刘邦被派发到巴蜀汉中，以为刘邦的气运也就是老死川中，所以他要另谋出路。
我们来看看他为刘邦出的馊主意。
他让刘邦入汉中后烧绝栈道，以示永不东还，除项羽之戒心。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刘邦可能真的会老死川中，这一下可真遂了项羽的心愿。
项羽和范增为刘邦规划的未来不正是让刘在川中幽囚自生自灭吗
这一下是你刘邦自绝东还之路，可怨不得别人。
如果不是赵衍指出一条暗道，刘邦就是想出川也办不到。
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后人敷演出的鬼话，当不得真。
这也是中国人最不讲认真的典型事件。
所以菜九做成语词典时，对这个条目下的措辞是传说，与其他辞典均不同。
连现汉都是错的。
菜九的尾巴老是乱翘，也多拜中国人一贯的不认真所赐。
但对张良离开刘邦的理由还不敢乱翘尾巴，但提出问题总是可以的吧。
认真一番就这么难吗
总不能张良怎么说，后人就怎么信吧。
如果张良有什么如意算盘的话，那他跟着项算是他走了眼。
因为项羽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
张良与项羽就没能套上近乎，连韩王成的命也没能保住。
说项羽目中无人是因为他既不用张良，也不怕张良会去助别人。
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所以张良在那里还蛮自由，所以张良再次投奔刘邦也没费太大周折。
而张良的这次投奔刘邦的时机值得注意，那是在刘邦已打出汉中，基本上荡平三秦的时候。
换言之，刘邦已从那个仄逼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又显示出一派大好形势。
张良此时去投奔，正其时也。
刘邦对张良的归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他立即封张良为成信侯，而这时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还没封侯。
这是刘张关系铁的明证。
岂知天道好还，张良有过主动离开刘邦的前科，就受到被刘邦两次抛弃的报应。
刘邦在荥阳、成皋两次被项羽打得夺路狂奔，一次带了陈平，一次带了夏侯婴，没提到张良，看来多半是撇下不管了。
所以说铁哥们有时也不够铁。
刘邦丢下张良及其他人，任其自生自灭。
好在天助刘邦，那些被撇下的将领及张良都自行找到了出路，然后再继续追随刘邦打天下。
但大概抛下军队只身逃跑是楚军的传统，黥布落败时这样，刘邦落败时这样，到项羽落败时还是这样。
局中之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怨无恨了。
而就张刘两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扯平了。
实事求是地说，刘抛弃张的两次也有人之常情在其中，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遑论其他。
刘邦打败仗时，情急之下，连子女老爹都顾不上，铁哥们又岂比儿女老爹更亲。
所以，张良对刘邦抛弃他的作法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抛之坦然，跟之坦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比照张良被刘邦两次撇下的记录，那个运筹什么决胜什么更像是个笑话。
这既可以理解为刘邦善意地开了历史的一个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刘邦为了使张良能多得封地而编造的幌子，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三、张良的自知之明张良出道前的事迹中有一受老父兵书事最令人神往。
按说他占有天下第一奇书，以他的不世才具，取天下当如反掌。
但岂知事又有大谬不然者。
张良一出道就有百十号人，与刘邦走出芒砀山时差不多，也与彭越的人马相仿佛。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领袖资质，所以试了几试。
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
张良吃足了苦头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干的料。
韩信说刘邦将兵不过十万，那么张良将兵不过千应该是个准确的定位。
到了千人，则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不成体统。
所以他的官衔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带兵。
他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不成其为理由。
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留侯亦云。
”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
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
再说指挥作战，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刘邦击黥布时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指挥。
所以说，张良的身体不好是免于带兵的托词，以便藏拙。
否则所有人都知道你精通世上第一流的兵书，不露两手出来岂不是不合时宜之至。
但这两手以前也不是没露过，再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
把戏就怕穿帮，神话就怕戳破。
在张良而言，或者唯恐天下人提及他有天下奇书一事。
刘邦是装神弄鬼起家的，跟张良关系又非常铁，犯不着去逼鸭子上架。
你说身体不好就不好吧，你就歇着吧。
反正也没什么非你不可的事，大家就这样抬着混。
就这样一直混到革命成功，皆大欢喜。
刘邦与项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项羽是人之过无所忘，刘邦是人之功无所忘。
刘一直感念着张良对他事业出的大力，尽管出大力的人不少。
他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虚词给张良定位，就可以厚封张良。
所以刘让张自择三万户，这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
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只得六县之地，或不足三万户。
当时居功第一的曹参所封也只得万六百户，让张良得三万户，足见刘张关系的铁。
但刘邦厚封张良也不是信口而占，早年他曾有号令，道是以一郡降下者，封万户侯。
张良为其讨得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仅此一条就足以得万户侯。
何况张良的功劳还不止这一条。
所以刘对张的偏爱是于公于私都能站得住脚。
而张良的头脑何等清醒，他哪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这样的封赏。
他乖巧地只要了与刘邦初次会面的留为封地，这是真正地为刘邦排忧解难。
当时天下平定，地正不够分呢。
留作为楚汉决战的最后战场，其户数肯定非常之少。
张良此举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了张良这个参照，那些功劳不及者又怎么好意思胡乱争功
张良的可数得着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在楚汉战争前立下的，之后就越来越低调，直至退至闭门不出，修道辟谷，与世隔绝，与世无争。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有一点可能所有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刘邦没有张良参与作战时，从未吃过败仗。
倒是张良跟了刘邦后，刘在与项羽的作战中连吃败仗，而张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张良在指导作战一道上肯定没有作为。
刘在没得张良前，刘邦击三秦，张良还没有回到身边，也是全胜。
由此可见，刘没有张，即使称不了帝，还可以有不小的局面，而张没有刘，则无所措其手足，整天逃命不暇。
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当然，即使没有刘邦，张良也被历史记下重重一笔，其博浪击秦始皇一事，已为秦记录在案，只是没有结案就成了一个无名英雄。
但后世不认真的人却在为张良的地位大争特争，无休无止。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怪小说是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五律咏爱犬犬之忠勇仁义，非养犬无以知，有其品质，养而知，知而爱，故称宠，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
犬于我以一生，我于犬以过客，故善待之。
莫言无知己，天生一物尤。
狎欢除梦魇，凶吼退贼偷。
无悔托生死，有胆赴恩仇。
亘古传忠义，对此照人羞。
2010-11-14《咏爱犬》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春早先生喜欢动物，尤其喜欢狗，曾经于旧居的时候就养过狗，只是笃于条件未能实现。
新近有人馈赠先生一幼犬，先生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此犬的母亲和兄弟不幸夭折，此犬可谓九死一生、硕果仅存，在这里我也祝愿此犬可以健康成长，先生《咏爱犬》一诗对爱犬赞许有加，欣赏之余，有必要对汉语中的“犬”进行一番文化梳理。
得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传统悠久的国度，在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先竭尽才智地开发、利用周围的自然资源，将野生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在这个过程中，将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禽家畜也是同步进行的，除了牛、羊、猪、鸡、鸭、鹅之外，大概就是狗了，而且不同于那些旨在补充热量和蛋白质的家畜，狗和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对于古代的农耕生涯来说，牛的存在和价值几乎等于今天的拖拉机，但是，狗的作用不仅仅是看家护院，它时常出没在贵族生活的场景中，成为狩猎场上的前驱和标志，当然，这种出发点依然是功利主义的，更无论狗肉也是古代的菜肴之一，《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
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
”在枚乘的《七发》中也有：“肥狗之和，冒以山肤。
”的句子，不知道作为食用和狩猎用途的狗是否还有分别，学识浅薄不敢置喙。
不过按照祖先的经济原则，狗的使用价值就成为其身价的惟一衡量标准，比如说，《左传·宣公二年》载：“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
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遂扶以下。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
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
’”看来，不仅狗参与了人类的狩猎活动，在宫廷斗争和政治谋杀中也张开了血盆之口，露出被体制豢养的犬牙；除了政治领域，哲学家也为狗安排了形而上的工作，《列子·说符》载：“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
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
其狗不知，迎而吠之。
杨布怒，将扑之。
杨朱曰：‘子无扑矣
子亦犹是也。
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今天，科学已经证明狗是色盲，但这个不分黑白的罪状就让狗背了黑锅；至于那些纵横家们更不能放过狗这一比喻意象，《战国策》载：“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卢者，天下之壮犬也；东郭兔者，海内之狡兔也。
韩卢逐东郭兔，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疲于后，犬兔俱罢死其处，田父获之。
’”；法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绝佳的能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着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
’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
’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在《晏子春秋》中也记载了相同的故事，而将狗比喻为小人或所有适用的打击对象，为后来的汉语语言和写作开创了先河。
总之，我们祖先对狗的定位大约就像蒯通所言：“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
”（《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谓“走狗”在原初语境中并无贬义，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子何不去
’”看来，“走狗”也有其无法逃脱的命运和归宿，《史记·李斯列传》载：“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从此也开始了关于狗的悲剧比赋，在庾信《哀江南赋》中借用了这个典故来铺排其悲情言路：“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这样来看，反倒是在儒家经典中透露出些许人道主义的微光，《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
’”为人类吠尧逐猎、兔死狗烹之后，狗是否在一把破伞之下，带着形上形下的双重屈辱和苦难返回大地和自然的怀抱
我不知，稍稍扒梳一下汉语中狗的文化资源，却让我感到一种忧伤的沉重，为此，我将其中还算轻松的典故放在知识考古的最后，缓解一下被功利主义绷紧的神经。
《述异记》载：“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豪客献快犬，名曰“黄耳”。
机后仕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尝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日至家。
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赉书驰取消息不
’犬喜，摇尾作声应之。
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取饱。
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怜爱，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腾上速去。
先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
犬又伺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既得答，仍驰还洛。
计人行程五旬，犬往还裁半月。
后犬死．殡之，遣送还葬机村，去机家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为黄耳冢。
”故事中“黄耳”的智慧、迅速、敏捷、机巧可见一斑，在鱼雁传书之外，狗肩负起了信使的重任，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还有《续搜神记》载：“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狗，甚怜爱之，行止与俱。
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冬月野火起，风又猛，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
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沽水得着地，火寻过去，生醒，方见之。
他日又闇行，堕空井中，狗伸吟彻晓。
须臾，有人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厚报君。
’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
’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
’人曰：‘若尔，便不相出。
’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以狗相与，人乃出之，系狗而去。
后五日，狗夜走归。
”在这里的狗的忠诚让人自愧弗如，也可见在人与狗之间存在着一种超乎人际之间的纯粹和感动，就像春早先生序中所言：“犬之忠勇仁义，非养犬无以知。
”总之，狗在古汉语语境中的工具价值实在难以挪移到21世纪的今天，不过，看看我们的身边，这种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甚至蔚然成风，据不准确的数据，2009年北京登记注册的宠物狗大约54.3万条，假如将没有登记的狗计算在内的话，这座城市中的宠物狗大约100万条，这绝对是个庞大的数字，而我看到从狗转身为宠物狗，其中也透露出社会的变迁，最浅显的一条就是：在养活人之外，还可以养活狗了，读后感《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
这在资源匮乏，所谓“家中无余饭，何处问稀干。
”（《再见童年·偷吃麻酱》）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生活指标，比如居住面积，养狗总得给狗搭一个狗舍，最不济也得有个狗窝吧，曾经四世同堂挤一间屋子的状况下，恐怕也没条件养狗；还有私人时间的增加，在那个除了上班之外，下班还要请示、学习、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车轮战中，人们自顾不暇，连老人孩子都没时间照料，哪里还有空闲养宠物
况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像提笼架鸟、遛狗养猫等等爱好风俗，一律被视作“四旧”，统统归入“被革命”的范畴，谁还敢在家中豢养“反革命铁证”呢
不必说太远，就在几年前，狗还在禁养、限养之列，我就听说和目睹过有司将某人家的爱犬“带走”的故事，现在体制允许人们养狗了，至少还体现了人性化的趋势（需要补充的是，发放“狗证”也是政府的一笔进账，在远远高于工本费之外的款项中，我没看出政策为宠物提供任何保障），于是，养狗的人家也多起来了，就在我居住的小区，早晚都可以看到遛狗的人和他们的宠物如影随形，宠物狗的品种、毛色、体型、吠声也是千姿百态、应有尽有。
而最重要的改变大概要属对于养狗的观念更新，狗的工具性越发淡薄，而几乎成为了人的宠物，甚至家庭成员，许多主人对宠物的感情已经是无以复加，仿佛宠物就是生命中惟一的真谛和中心。
每当我看到人行道上的狗粪时，就希望宠物的主人可以将对狗的热情稍稍分出一部分来用在公共道德上，在呼吁理性养狗之前，至少努力做到文明养狗吧。
据我所知，有司规定主人在公共场合遛狗时，需要为宠物佩戴用狗链，不过，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主人更愿意让宠物无拘无束地享受户外时光……无论如何，狗的地位在今天的社会中极大升高了，在牛、羊、猪、鸡、鸭、鹅还在操持着旧业的时候，狗已经跃升在同行之上，几乎和人享有同样的生活空间（除了那些禁止宠物入内的地方），宠物狗从历史的阴霾中走出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应该说，今天的“狗权”状况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这样写的时候，我听见从不知何处传来的狗吠声（这是常事），似乎在对我的结论表示赞成。
这不禁让我有了一种异质的联想：那些西方国家的宠物狗和这里的同类，有什么区别吗
几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是关于“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一个动物组织对灾区的宠物展开的援救行动，当时因为飓风来得迅猛，所以美国政府没有允许灾民携带宠物撤离，也就使得大量宠物困顿于风暴肆虐后的灾区，这个动物组织就是深赴灾区拯救那些一息尚存的宠物，美国人的宠物花色比我们丰富多了，飞禽、走兽、鱼、昆虫、爬行类、两栖类……当然，主要还是狗、猫居多，我看到救援小队乘冲锋舟从一个没顶的二层楼上救下一只瘦骨嶙峋的狗，而之后，当这只狗和主人一家重逢的时候，人与狗之间的亲密情谊让我不禁唏嘘感动；纪录片也告诉我一个沉重的事实，救援组织成功营救的宠物只占被遗弃在灾区的动物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宠物死于风暴或接下来的恶劣环境，许多养宠物的人家感觉失去宠物是在这场“卡特里娜”飓风中蒙受的最大损失和经历的最痛苦的不幸，正因为此，美国政府对自然灾难中的紧急疏散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此政府允许人们携带宠物从灾区撤离。
见闻若此，西方的“狗权”和中国的“狗权”有何区别
读者自己去判断，而我所看到的不是“狗权”的差异，而是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体制所能提供给人民的服务和保障，而“狗权”或“宠物权”、“动物权”实际上是“人权”的侧面体现。
在动物和人之间的对照关系，我们也是古已有之，试举一例，《吕氏春秋·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
’汤曰：‘嘻
尽之矣。
非桀其孰为此也
’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
’四十国归之。
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从结果来看，“德及禽兽”的作秀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瞄准了决胜千里的政治目标，故事没有下文，不知道当“四十国归之”，商汤的网开一面是否还依然像一面仁政的旗帜飘扬在历史的空中呢
但是就算作秀，至少说明从“动物权”到“人权”的政治比喻还是吸引了用脚投票的人们，惜乎，那个遥远的奴隶社会似乎是我们离“人权”最近的历史时刻。
这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中，我们的“人权”状况大约也就是“苟全”的水平，甚至在苟全等而下之的“苟且”层面徘徊，俗话不是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吗
看来，“人权”与“狗权”的轻重关系已经被历史标定出来了。
很早以前听春早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美国民事诉讼的案例：某甲将邻居某乙告上法庭，上诉理由是某乙虐待动物，因为某甲目睹某乙将家中吃剩的饭菜喂某乙家的狗；法庭受理，原告和被告都出庭了（像这样级别的民事案件，可以无需律师，双方代表自己进行问答，即经济又可以提高公民修养），某乙辩护说自己不是虐待动物给宠物吃剩饭，是因为某乙养的狗不吃狗粮，只对人食感兴趣；法官也是当机立断，马上传唤“当事狗”即某乙的宠物到庭，当庭摆开一干狗粮、狗罐头，而“当事狗”真的对狗食不屑一顾；再摆出某乙家烹调的食物，而“当事狗”大块朵颐，法庭于是结案，某甲告某乙“虐待宠物”驳回，某甲承担诉讼费之外，恐怕还得为那些狗粮买单……当然这是后话，只是从这个小案例中，可以看到“狗权”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主人也不能虐待宠物，甚至连宠物的衣食住行都要服从“狗权”马虎不得，否则，你的邻居也会把你告上法庭，更无论那些专门为宠物“维权”的动物保护组织了。
在一个“狗权”受到如此尊重、保障、善待的体制下，公民的“人权”状况难道比“狗权”还不如吗
我知道将“狗权”和“人权”并提会让一些“有识之士”产生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反感，不过，我也见过许多周围养狗的人家，对于宠物的呵护与关心就像是养育儿女般的宠爱，相信这样的比较法不会让他们不悦，而且，所有养狗并喜爱狗的主人，也一定关心“狗权”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敢打保票说明天有司就不会由允许养狗变成禁养，再次上演人狗离别的悲剧，所以，关注“狗权”是关爱宠物的首要……但是，在呼吁“狗权”之前，最好还是看看“人权”的状况。
就拿上访来说吧，之前暴露出的关于“安鼎元”公司非法截访，关押、虐待上访者，并且勒索、敲诈上访者家人赎金，不知道像“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是否仅此一家，而就在同期公布的数据，称今年全国范围内的上访人次、数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不知这功劳是否应该归功于“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呢
据我所知，上访是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公民行为，与那些强制拆迁中的“暴力抗法”不可同日而语，而受苦受难的百姓伸冤无处，已经体现出司法制度的缺陷和不公；现在千里迢迢跑到首都来上访，却被截访公司非法抓捕拘禁，被勒索赎金，真所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无论体制自诩人权状况如何如之何，都无法绕开“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的存在，继续口若悬河地自吹自擂了。
因此，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宠物狗拥有更多“狗权”的人们，先从争取“人权”开始努力吧，而我相信，争取“人权”的必要，并不局限于是否养狗，或养其他宠物的人群中，民主是这个时代，每一个希望活得有尊严的人，都会去追求的普世价值，当民主实现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园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时候，我们的爱犬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宠物狗相比，才真的不会出现“对此照人羞”的尴尬和窘迫。
写于2010年11月15日至16日夜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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