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栏杆拍遍读后感，1000字,急急急
1.《把栏杆拍遍后感五一假有幸读了梁生文《把栏杆拍遍》。
想来，读梁衡先生的文章不算早，先生以“一年一篇”的虔诚写作，给散文创作带来别样的文本，也为很多朋友带来了堪为“范本”的“工巧散文”。
《把栏杆拍遍》使我沉醉，不能释手，通过此文我才真正了解辛弃疾充满豪情与苍凉的一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虽很早就知道辛弃疾，但对他的认识仅止于一位著名的词人，一位壮志未酬的爱国将领，内心却不曾为他激荡过。
而先生的文章，不仅让我重新阅读了辛弃疾的词，重新感受了一次辛弃疾，从而真正认识了悲壮得让人荡气回肠，执着得让人心痛不已的辛弃疾。
在先生的笔下，他，真真切切得站在了我面前，一位沙场英雄，有着“封狼居胥”的壮志，有为君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热血，然则现实却将这一切敲碎。
爱国将军辛弃疾南归之后，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只剩下羊毫软笔，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他只能“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
”感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他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他用尽一生都在等待一个能重新征战沙场，报效国家的机会。
“可谁又能懂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有着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
”本想以身许国，泪洒大漠，如今却空有一身力、一腔志而无处使。
唯有登上危楼，痛拍栏杆。
江水悠悠，似词人长叹，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词中跨越历史去体会当年稼轩的心境，这是我所不曾体验过的。
毕竟，历史早已蒙上了太多的色彩和渲染，而梁衡先生用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理解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的，在文人中具有“唯一性”、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把栏杆拍遍的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辛弃疾。
掩卷沉思，再三咀嚼。
如不是有渊博的学识，深邃博大的思想，梁衡先生怎能从中发出如此多的感悟
《把栏杆拍遍》一文中富有哲理的句子如同一泓清泉沁人心扉，笔下所绘的稼轩一颦一笑若隐若现。
于是，在梁衡先生字里行间所注入的无限深情中，真切感受到先生对词人的同情和惋惜。
我想如果稼轩在世，也会有当年白乐天那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
当然，更有知音为何在千年之后出生的余恨。
而我在阅读此文时，时而为其绝妙的一笔而赞叹，时而在平淡中品味生活的哲理，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2《把栏杆拍遍》读后感“把栏杆拍遍”语出辛弃疾的《水龙吟》，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唏嘘独语，或以手拍栏杆。
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
所以，“栏杆拍遍”往往表示借拍打栏杆来发泄心中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
作者认为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
在词人把栏杆拍遍的振聋发聩的声响中，我们读出了辛弃疾真实的复杂的心情：不满、愤懑、焦虑、懊恼、无耐、等待、企盼…… 这是一篇带有人物评传性质的散文，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而又命运多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形象，揭示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过程及原因。
文章的第一段是全文的总起，它告诉读者，全文要探索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以及这个过程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词、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惟一性和独特地位的。
作者首先就把辛弃疾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抓住他的“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的特点，突出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将对辛弃疾的人生遭际的介绍与对他的诗词创作的评价交错起来来写的。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主要围绕他的以下几个经历： 一是他的行伍经历。
这一段介绍充满了神奇色彩，他单人独马追杀偷印之贼，他跃马横刀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活脱脱一个血气方刚，骁勇善战的武夫。
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有谁有这样的能耐
二是他的为官经历。
作者用数据作了这样的介绍：“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5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
”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辛弃疾南归后不为朝廷喜欢的种种原因： 其一，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于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 其二，他工作特别认真，简直是个工作狂，于是招来许多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上也就对他时用时弃； 其三，他爱提意见，45年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不停地要求痛杀贼寇，收复失地，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
辛弃疾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优点，是大大的优点，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却都成了令他们心烦的缺点，是不能容忍的缺点。
于是他就只能痛拍栏杆，吟诗寄恨了。
三是他的心路历程。
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 “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的内痛，这里有悲壮的呼喊，有遗憾的叹息，也有无奈的自嘲。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穿插引用了他的八首词，这些词几乎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作者在引用这些词作时既没有一引了之，也没有详加赏析，而是结合人物的命运作了精当的点评。
作者首先总评辛弃疾的由行伍经历到弃戎从笔的无奈：“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这里有“钢刀利剑”与“羊毫软笔”的对比，这里有“奔走沙场”与“笔走龙蛇”的对比，我们还透过“只剩下”、“泪洒”等词语真切感受到作者对诗人的同情和惋惜。
作者主要是从词作的内容和读者感受的角度来评说的，引《破阵子》时作者说“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引《水龙吟》时作者说“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引《菩萨蛮》时作者解说道“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引《永遇乐》时作者提醒读者辛弃疾在“自嘲自己的姓名”；引《摸鱼儿》时作者感慨道“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引《水调歌头》时又告诉我们辛弃疾在“咀嚼自己的寂寞”；引两首《丑奴儿》时看似在谈词的风格，仍然揭示了辛词“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的特点。
寥寥数言，一语中的。
文章主体部分巧妙地把人物的自身命运、作品以及作者的阅读感受、评说融为一体，读来饶有兴味。
文章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小节，作者点明了以“把栏杆拍遍”为题的原因，回应了开头，揭示了辛弃疾从一个爱国志士而成为一个“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的爱国诗人成熟之由。
这一段的评说非常形象，什么“九蒸九晒”，什么“水煮油炸”，什么“千锤百炼”，辛弃疾在词作领域的成功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历史的“歪打正着”毁掉了一个赳赳武夫，却成就了一个千古词人。
这是一篇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物评传体散文，在写作上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联想丰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
本文作者就是这样。
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
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惹来诽谤，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
再如，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种忧思的词作。
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
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
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
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
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
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
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
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投入与积极。
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
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
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
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
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
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姿肆张扬起来了…… ”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
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
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
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
像“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三、善用对比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
他在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第一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
因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
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
第三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
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
”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
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
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
第四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中“朵”字的妙处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观后感
帮你写了一篇《史记》（978字），全部都是自己写的，纯手打版本。
其他人请勿复制粘贴。
不知道怎么写得通俗点，我尽量模仿初中生的感觉写了，不行你可以自己选几段话改改吧~~如果有帮到你的话，请采纳，谢谢~ 千秋文章太史公 ——读《史记》有感 读《史记》，最先看的自然是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知他“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并能“20岁而漫游江淮”，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司马迁是令人佩服的，无怪乎他的《史记》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虽然他后来遭逢巨变，受宫刑之辱，却能忍辱负重，发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语，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司马迁在书中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审视社会的历史基础，从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治史的精神。
综观《史记》，司马迁有着通变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不能断层的，要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历史的兴衰变化。
难得的是，他也非常重视经济的作用，把经济放到很高的位置，如《货殖列传》和《平淮书》，他写道：“刺绣文不如倚门市，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眼光独到，见解犀利。
此外，《史记》中还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真正做到了“实录历史”。
我觉得，一个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面对现实，批判现实。
在汉代的皇帝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汉文帝刘桓。
但是即使是对这位最欣赏的皇帝，司马迁也挑出了诸多的毛病，如他在文中就批判汉文帝小家子气，以及宠幸邓通等不好行为。
同时，司马迁也不吝于歌颂理想的道德人际关系。
他在《五帝本纪》里面就表明，作为皇帝，执政一定要做到执政为民、立身为公，这对今天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伍子胥列传》里面，他又表达了一股强烈的要求君臣平等的思想，这或许与他成为“天子一怒”下的牺牲品有关。
他感慨“士为知士者用”，肯定人应该有诚信和狭义的心肠。
而在精彩的《项羽本纪》中，他又让我看到了一出英雄的悲剧，和一个悲剧的英雄。
《魏其武安侯列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势”非常重要，要审时度势，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灌夫最大的优点是敢冲敢杀，十分英勇，最大的缺点是法制观念不够强，为人太过刚直，并且嗜酒，爱耍酒疯。
田蚡虽然持重，不贪，但为人太过阴险，就是一个“笑面虎”。
田汾和灌婴因为“杯酒结怨，陷彼两贤”，由生活问题直接导致了政治斗争，这是非常可悲的。
读《史记》，不能不被里面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所感染，从军事家李广、蒙恬、孙武到外交家苏秦、张义；从政治家李斯、武安、魏其到学者孔子、老子、庄子……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构成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人物画廊。
那些历史事迹中所蕴含的哲理和人生法则使我受益匪浅。
无怪乎郭沫若要说：“千秋文章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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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诗两首课件
见很好
孔子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一位古代思想家所无可比拟的。
在孔子丰富的伦理思想中，不但包含着以仁爱为核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以及一套关于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包含着对其他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论述。
孔子的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心理的主体内容，甚至对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这与孔子伦理思想本身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分不开的。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试图就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作一大概的探讨和阐述。
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原则。
可以说，在孔子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中，政治伦理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重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政中的重要作用，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论语为政》。
）在孔子看来，当政者以德为政，即在政务中坚持和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那么，就可以像北极星那样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自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政者崇仁尚德，以德治国，便可以产生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影响力，使民心归服，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孔子认为，道德与政治二者是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