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郭沫若《李白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
。
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
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
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
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
《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
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
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
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
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
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
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
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
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
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
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
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
”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
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
“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
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
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
”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
是啊
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
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
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
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
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
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
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
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
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
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
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
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
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
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
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说秋兴悲就是宋玉。
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
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
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
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
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
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
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
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
《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
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
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
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
《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
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
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
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
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
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
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
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
“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
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
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
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
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
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
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 打住，扯远了。
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
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
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
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
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
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
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
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
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
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
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
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
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
“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
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
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
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
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
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
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
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
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
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
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
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
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
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
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
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
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
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
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为了迎合时政，奉承独裁统治者对李白的御好，竞将两个唐时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诗人划为不同阵营的充满猜忌怨恨的对头而一抑一贬，犯下低极的常识性错误，终至为其后半身的平庸无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郭老的失误，更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也更让人感到“文艺为政治服身”的可耻与可悲。
李白与杜甫之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
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
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
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
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
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
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
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
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
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
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
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
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
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
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
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
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
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
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
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
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
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
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
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
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
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
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
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
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
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
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
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
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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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谁的功绩更达
功绩，这怎么说呢。
郭子仪的功绩大，HH。
论成就，各有千秋，无法直接对比的。
论才能，也许是李白更高些。
关于李白和杜甫的小结
李白（七零一－七六二），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
（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
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
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
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
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
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
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
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
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
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评，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
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调张籍》）。
有《李太白集》。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
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
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
从此进取无门，生活贫困。
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
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
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境），只身投奔在灵武（今甘肃省）即位的肃宗。
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
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
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自此他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抛弃官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严武死后，他离开了成都，全家寄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夔州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太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著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
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
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
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
有《杜少陵集》。
杜甫是怎么死的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为什么杜甫的地位应高于李白
李杜甫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两峰，巍峨挺拔，光耀千古。
对于李杜，本区分孰高孰低优谁劣，更何况李杜生前就是互相赏识、肝胆相照的知己好友。
但是自从李杜死后的一千多年来，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争论总是时起时伏，从未中断。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高度赞扬过杜甫的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对李白赞赏备至，而对杜甫则一反常态，极尽贬低之能事，甚至进行人格的侮辱，可谓离奇之至。
以致此事成为郭沫若一生的小小污点。
进入新时期后，有不少学者为杜甫正名，重新肯定了杜甫的崇高历史地位。
而近年来，扬李抑杜之风又有所抬头，例如余秋雨先生在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考题问答评论中，就借题发挥，说他参加一次国际性的唐诗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肯定李白为唐诗第一人，名列第二的是杜甫，名列第三的有人认为是王维，也有人认为是白居易，云云。
但是，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真理。
我们应如何恰当地来评价李杜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呢
其实，李杜两人在人生的轨迹与诗歌发展的历史契机上有不少相同之处。
李杜都有宏伟的政治抱负，又都是科场的失败者，都未能真正地进入上层统治集团，两人都有蹉跎人生的郁悒不平之气，并都由此而有机会比较地接近下层社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
两人对前代的诗歌艺术都进行了广泛的吸收采纳，并进行了划时代的扬弃创新。
两人都处于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都处于需要产生伟大人物而真正产生了伟大人物的时代。
但李杜又有若干的不同点。
“李诗大源出于《离骚》，杜诗大源出于《诗经》和汉乐府。
”（程千帆语）若论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李白在唐诗中无疑是无与伦比的，李诗气势磅礴，想象瑰奇，感情激荡，收放自如，把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表现手法推向了极致。
若以诗歌艺术论，决不会得出杜甫超过李白的结论。
但人们为什么把杜甫尊为诗圣，把杜诗尊为诗史，认为杜甫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呢
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杜诗在整体成就上有李诗所不及的若干因素在，容我略论如下：一．杜甫坚持以《诗经》、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方向，在古典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中唐诗人元稹最早认识到杜诗的这一伟大成就，指出：“至于子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宋初王禹偁赞颂“子美集开新世界”。
苏轼则高屋建瓴地总结：“故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古典诗歌，特别是七言律诗，到了杜甫那里才臻于成熟，而五言排律（如《北征》《奉先咏怀》）和各种组诗（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才开始成为重要的诗歌样式。
用诗歌来议论，在杜甫那里也得到成功的尝试。
二．杜甫和李白一样都时刻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但杜诗中对于政治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则是其他诗人所不及的。
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就写出了象《兵车行》《丽人行》这样感时伤时的作品，对于朝廷穷兵黩武的政策和统治集团奢侈糜烂的生活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在安史之乱前夕，当杜甫探亲回家途经骊山华清宫，耳闻唐玄宗和宠妃杨玉环沉醉于仙乐阵阵时，他表示出对形势的深度忧虑和对危机的敏锐预感，写下了《奉先咏怀》这一千古不朽的长篇，诗中发出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严正警示，使千余年后的读者读后仍然受到心灵的震撼。
这是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所望尘莫及的。
三．杜诗反映的社会生活之丰富广阔，抒写的人民群众哀乐之真切动人是其他诗人所无可比拟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三十年中都致力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与思考，许多重大的题材都进入他的视野，艺术地反映在他的诗歌中。
《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大量的优秀作品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对安史之乱后“万方多难”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直到诗人临终前，还写出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关怀时局与民生的沉痛诗句。
因此，杜诗被誉为“诗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四．杜甫诗歌中人民性的体现是最为丰富深厚的。
杜甫虽然出生在“奉儒守官”的世代官僚家庭，但仕途的坎坷、流离的生活使他比较地接近下层社会和人民群众，在社会的大动荡中培育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鲜明揭示阶级对立、社会不公的诗句，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深切的同情是不可能从诗人的胸底喷涌而出的。
《石壕吏》中一对老夫妇遭受的战争苦难，是如此生动地显露在读者的面前，虽然诗人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但它提供给读者的思考是意义深长的。
在被猛烈的秋风吹破了的自家茅屋前，他感受到了全家人日子的艰辛，但他还惦念着天下“居无屋”的无数寒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现“广厦万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对一个生活贫困的妇女来他家门前“扑枣”（打枣子吃），他表示出可贵的宽容与谅解，并告诫他的亲戚要“堂前扑枣任西邻”（《又呈吴郎》）。
杜甫被誉为“人民诗人”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在李杜的比较中，我们决不对李白有半点的贬低，只是客观地指出杜诗在总体价值上有胜于李诗之处。
我是李杜的忠实读者，对我来说，春兰秋菊皆美色，李杜诗篇我俱爱
我赞同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观点：“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我也赞赏闻一多先生对杜甫的赞誉：“杜诗是（我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
结合作品 简论李白、杜甫诗风之不同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中国两种文学风格———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两位宗师，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们所代表的两大门派，暗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产业政策。
李诗想象独到、恣意汪洋，难以模仿和学习，可说是内容溢出形式，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等，痛快淋漓，天才之极，似乎毫无规范可循，却又美妙奇异，不可思议。
杜诗有雄豪壮伟的气势，但在内容上更贴近现实，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形式上更为工整规矩。
因有形式和内容上的规整，杜诗可成为效行的范本。
我们可以在他建立的规矩方圆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