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政治家读后感100字
读后感之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200字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
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
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
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
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
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
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
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
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
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
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
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政治史论槁读后感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研究唐史者所必读之书目，近日笔者初读了陈先生的这部书，略作札记如下： 读陈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陈先生于民国期间完成此书（1941年），大多带有些半文半白的语言现象；另外陈先生写文章以考据著称，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证之精细。
这也看出陈先生“治史”之严谨，有理有据，“论从史出”。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大多以古典文献作为其引证的对象，所以还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语法障碍。
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读陈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困难，初读之后，只是对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个大致的了解。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应该说很费劲的把上篇读完了。
读过后感觉陈先生在上篇说了三个问题：一为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二为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三为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 在陈先生这本书中，他对隋唐史一个主要观点是：更加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历史的发展。
在这篇中陈先生开篇说：民族与文化问题乃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
对于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陈先生对史料进行的一番考究和论证，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至於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後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并认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
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於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从中给我们的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治史者对于史料的甄别至关重要，学会辨别史实的真伪。
对于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陈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他认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後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後，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
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
盖进士之科虽创於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涂径并不必由此。
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於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於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
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而天宝安史乱後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
”这里所说的“新世局”就应该是中篇所讲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对于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陈先生认为藩镇割据是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的。
为何这么说呢
陈先生给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两大集团①长安集团②河朔集团。
长安集团在玄宗后期以宦官为主，河朔集团乃是安史旧党。
他列举高力士、鱼朝恩、吐突承璀、仇士良、杨复光、田令孜等人的出身，认为“唐代阉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微蛮夷区域。
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舆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 又说：“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
所以认为安史之乱也是与种族问题有关。
对于这个上篇而言，除了对李唐王朝的皇室氏族做了考究之外，重点的就是论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通读中篇，我认为陈先生是以有唐一朝皇帝继承问题为线索，论述了“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以中央的四次革命最能说明）”、“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唐代士大夫党派的分野（即是党争之渊源）”、“牛李党争”、“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 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以四次中央革命的成败来论述之：一为玄武门之变，二为中宗之复辟，三为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四为韦庶人之死（唐隆政变）。
为何系于北门禁军呢
“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
”对此陈先生又略述之：“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舆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面朝背市。
”西汉与此相对应，而唐则不然。
“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舆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
”、“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
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
” 玄武门之变：“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
”玄武门之重要性可谓深矣
而建成、元吉岂可不知
陈先生引《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至于太宗之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拉拢工作做得比较好。
中宗复辟之成功：“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
张东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 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在此陈先生则是从李多祚前后两次兴兵干预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来说明。
（上一次是中宗复辟） 韦庶人之死：“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璇、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 “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 “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
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舆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
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
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绩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后文又举“玄宗政变夺皇位”一事说明之：“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
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 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 ①太宗夺权 ②立李治为太子 ③高宗的立嗣问题（实则高宗与武后立嗣，武侯其中的作用大） ④中宗复辟：“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
” ⑤李重俊反叛：“明知其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险之举耳。
” ⑥唐玄宗即位：“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
” ⑦玄宗太子李瑛的废黜与肃宗李亨的上台：“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 ⑧代宗的即位：“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
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
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
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舆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
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舆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 ⑨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 ⑩顺宗废黜之事在《通鉴》贞元三年有详细记载，陈先生在此处强调：“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着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
” “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
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 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限 武后之前：山东氏族与关陇贵族集团 高宗武后之时为一大变迁 主张经学为正宗——山东氏族；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者著称——新兴阶级；“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
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
” 牛李党争问题 李党——旧派（郑覃、陈夷行等） 牛党——新派（李宗闵、李钰、杨嗣复、令狐楚、白敏中、杜牧等） 下为陈先生之言： 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 “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 “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
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 “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
” “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
” “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
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
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
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 “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
” “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陈先生引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叁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陈先生又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兼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舆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舆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鬬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
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
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
” 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陈先生在此先讲了“永贞内禅”，“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钩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舆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
” 宪宗之即位：“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
” 牛李党争起于宪宗之世：“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
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
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
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
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 吐突承璀在宪宗一朝受宠一时，而穆宗之即位，由于支持澧王宽后被穆宗（遂王）所诛。
“销兵”成长庆一朝之国策：“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宪宗、敬宗之死，敬宗、文宗之得帝位都为阉寺所为。
“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
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舆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 理清牛李党争发展之历程：“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
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
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
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鬬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
” “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
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
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
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 “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鍚，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
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钩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
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鬬，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
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
”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鬬虽剧，而互有进退。
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
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
” 总之，在论述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时，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皇位嬗变阉寺乃是幕后黑手，皇帝只不过是一种傀儡罢了。
而阉寺与外廷，则阉寺为主导，外廷乃是阉寺的附属品。
而外廷斗争（朋党之争）之湮灭乃是由于阉寺“合为一片”。
其中有几位皇帝是值得注意的：肃宗、代宗、宪宗、宣宗、哀帝，为什么呢
肃宗登基，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代宗登基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宪宗之世牛李党争起；宣宗即位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而哀帝时为何这种统治瓦解了呢
笔者在陈先生的论述中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也许是我过于愚笨了） 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开篇先生就言：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一节当中先生依次论述了突厥、回鹘、吐蕃、高丽、南诏…… 如按陈先生的意见，那么我们所夸耀的大唐盛世岂不是也在民族的夹缝中生存
东北有高丽，西北先后有突厥、回鹘，西南有南诏。
如此中国在唐朝怎么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国呢
首先从国界来说，唐代不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其次又有这么多的外族势力在不同时期内的犯边； 关于第二节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先生首先从府兵制的瓦解入手，论述了吐蕃的侵犯与边疆戍兵的关系，从而说明其府兵制瓦解是与外族的侵犯有关的。
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是唐代兵制的一大特点，但是面对吐蕃的进攻，这种兵农合一已经满足不了边防的需要，“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的‘长征健儿’”。
“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其次论述了回鹘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
（陈先生在前说回鹘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在此颇有疑问，摩尼教那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怎么觉得先生好像说这倒是中国本土的了
）先生就马价问题展开一番论述：“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唐与回鹘在和平时期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
”后文又说：“唐室之应付此项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 再次陈先生从回纥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加以略论。
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中把唐代的他者分为三类：一曰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二曰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客蕃商；三曰整体投奔中国的外族；外族商人与中国人民经济的关系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在此篇的最后陈先生引用宋祁的话：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笔者对此还是不能理解
有没有历史类书籍读后感100字左右十篇
读后感 我这个人不喜欢看书，特别是那种很厚的书，看几页就不想看了。
可是，现在在大学就靠自己给自己充电，所以，只能强逼着自己看。
最近老师要求我们看一些古代蒙学的教材，我看了，我觉得看过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有知识的气质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这些书不仅对古代的学者影响深远，而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高的价值。
、本是中的二篇，今单独抽出印行，说明它们有独特的价值。
《大学》中提出的“，在明明德”的命题就深受的作者的称赞；“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方法，强调的重要性；其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论述，反映了作者先进的经济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体会。
所以命名为《大学》者，正如所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下面就介绍我读《大学》的感想《大学》原是中的一篇文章，作于春秋末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
它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指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
“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大学》认为，人生来就是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各心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
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八目中，“修身”是根本，也是关键。
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四目是“修身”的目的。
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话是“经文”章里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意是：通过探索了解道理，丰富知识，处事的意念诚实，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客观了，人的心志就端正了，品行也就好了，家族也就可以整肃好，就能治理好国家，天下平了。
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该多好，天下能太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
书中我们都应该做到的是：“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
大意是：孝敬侍奉父母时，应当尊敬他们，使父母高兴，父母生病时，应当表现出焦虑，他们死后，应当十分悲痛，祭拜父母时要严肃，这样才算孝敬。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两句话，那么人人都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德、端正的态度，那家族就会兴旺起来，国家就会强大起来，那国家之间将很友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多么美好，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古典诗文《大学》第一章里的句子。
意思是《大学》的原理，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旧更新，在于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
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得过远，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在人或者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仁是什么含义；我读了《大学》这本书之后，并没有从其中悟得太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已及人的过程。
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提认到自己心灵中所具有的诚明性德。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意思是所强调说的：如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关键在于须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思想）。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意思是所讲的要治好家族，关键就在于必先修养自身之品德。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意思是所说的要治理好国家，关键须先治理好家族。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意思是所说的是要使天下太平，根本在于先要治理好国家。
因此，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
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
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
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学》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做人要以身作则，待人处事要心平气和。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整的境界。
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
而且做事要分轻重缓急，否则本末倒置就糟糕了……大学短短的两千来字，就深刻阐明了人生和社会的大学问，以及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学问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技术，不拘泥于世俗的琐事。
学问在于明辨世间的大是大非，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天下人树立榜样。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作者高荣伟读后感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
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
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
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
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
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
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
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
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
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
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
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
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
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
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
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
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
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
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
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
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
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
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
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
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
当然，长安还是首都。
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
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
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
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
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
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
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
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洛阳也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两都的末日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
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
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
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
”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
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
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
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
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
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
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
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
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湿润得多。
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
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
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
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
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
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
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
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
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求品中国文人的读后感两篇
《品中国文人后感一了刘写的《品中国文人感触很深，尤其是鲁迅。
刘小川在书中写的人物非常生动、具体，在读书的同时仿佛将自己也置身于人物的经历中去。
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眼前，甚至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快乐、幸福、骄傲以及痛苦、悲伤与失落。
从小学起，我就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读过他的很多篇文章，书面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严肃语气那么刻薄、尖利满篇都是直插人心的讽刺。
再看他的照片更是一种威严扑面而来。
乌黑而短的头发耸立在头上胡须也短而黑眼睛炯炯有神十分精神不仅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印象中的鲁迅总是给人一种一本正经、话语中总带有讽刺、无法与之开玩笑和交流的人但是鲁迅在刘小川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使我认识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
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很平和无论对父母、子女、朋友、学生都是如此。
他从不与人计较心胸宽广并且生活简谱往往把好东西留给别人。
他其实很爱笑平易近人。
然而鲁迅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他的求学之路尤其阻碍重重。
他的童年很美好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中但是祖父的犯罪坐牢耗尽了家产父亲的一病不起使年轻的鲁迅生活一落千丈。
生活巨大的落差他人的歧视父亲的重病让鲁迅意识到了全家面临的危机和中医的落后毅然决定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来治父亲乃至国人的病。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又饱受侮辱与歧视。
他再次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思想的腐败于是最终弃医从文投入了拯救民族的拼搏斗争中。
从刘小川的笔下不难看出鲁迅心胸的广大且勤于思考、热爱祖国的性格。
他在从自身的经历中不断思考着如何使当时的中国更加强大如何使民族复兴如何使国人不再受到外国人的羞辱与歧视。
他在不断地审视社会潜心寻找着一条开明和长远的道路。
他将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以及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构成了他独特的幽默而不失讽刺与批判的文风。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人民思想改变的期盼将无数爱国人士的心声全部融入了一篇篇促人深思的文章中。
鲁迅的人生经历是我感触颇深。
一代文人竟也有改变国家社会的能力。
虽然我们还无法做到改变社会但我们也要学习鲁迅勤于思考不断反省热爱祖国的精神努力学习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争取日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处处为祖国、为人民着想多多为他人做贡献。
“品中国文人如品一杯茉莉花茶芳香四溢似听一曲悠扬的歌声回味良久。
”从中国文人崎岖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坚强不惜愿为祖国、民族出力的精神我感受到了如今祖国的强大我也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是无量的。
相信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幸福祖国会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
如果我们现在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也许中国的又一代文人将会从我们中间诞生
《品中国文人》读后感二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因为它的名字很大气。
品中国文人，对于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大地位的人物的点评分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读完了这本书，便觉得作者说的伟人突然变得很简单，朴实，他们的一些生平在清新的文字间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离别时的吟唱------柳永我初识柳永是他的那首《雨霖铃》，那是一首离别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时间是秋天，有悲情色彩的季节。
在萧瑟的秋季，两人举酒，沉默，然后是内心的矛盾，是连夜出发，还是翌日清晨登舟远行
柳永便是个一直在离别的人,给那些烟花巷的女子填词，待她们唱出名了，便转身走了。
唯有在离别时和几个女子挥手告别，然后乘舟去下一个陌生的城市。
而后读了《鹤冲天》，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得罪了皇帝。
他公然以烟花巷对抗金銮殿，于是皇帝张开金口：“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而再读《玉蝴蝶》，这首诗写尽了他的故人告别的无奈，对过往的回忆，然后又是对故友的期盼，思念友人的深沉，通过写燕子的飞去来表达自己诚挚的感情，而最后一句中断鸿的哀鸣更是衬托出作者的孤独怅惘。
我想也许是他一生都在告别，告别那些个女子，告别友人，告别亲人，从而使他的每一首离别词都饱含情感，加上对秋天富有特色的描写，离别似乎成了他生活的节奏所在。
尽管他远离了官场，远离了每一个相识的女子,可至少他留下了那些词篇，不管是缠绵，离别，羁旅，还是情愁，总有些人还记得那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抑或是“凭阑悄悄，目送秋光”，“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柳永是可以雄视文坛的，他独具特色的文字似是信手拈来，却又好像独具匠心。
该书更是道尽柳永一生的悲惨遭遇，他死了，死于道路，但也只有烟花巷的女子来向他告别，埋葬它平日里唤他作三变哥哥，屯田大官人，此时也就哭得更凶了。
而柳三变，一个拥有了太多才和情的人，这个时候抛下了一切。
他，走了。
从幸福到苦难----李清照没有哪位女诗人能像她一样，站在诗词界的顶峰，看着其他人。
李清照，经历了幸福和苦难，依旧写下了无数优秀诗篇。
从《点绛唇》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到《如梦令》的“应是绿肥红瘦”，无不体现了少女情怀。
是想掩饰的慌乱和羞涩，还是对花木细腻之心
这些短短的小令实在耐人寻味。
与赵明诚结婚后，又有了“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时的李清照是幸福而快乐的。
写关于愁的更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而赵明诚带着自己写的50首《醉花阴》和这首“人比黄花瘦”去找陆德夫点评。
他答道：只三句佳。
问：哪三句
答：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一句的确不错，写了她对他相思之苦，无法欢聚，人更显得憔悴。
把人喻为黄花，既自然，又新奇传神。
然而，这只是她早期之作，大多为轻松地小令，到了晚年，多为充满了愁意的词。
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赵明诚死了，张汝舟又是个骗子，为了告他而在牢房呆了九天后，李清照出狱。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她，是不会向命运屈服的。
在经历了无数生活考验后，她写下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悲伤，却不会流泪。
年近六旬，在一年春天，她请来朋友在庭院焚香，抚琴，默坐。
然后写下了《武陵春》，一挥而就。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夸张的手法，自己的愁绪连船都载不动，写出了她的孤寂，她的凄凉，她的无奈。
李清照活了七十岁。
她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美人。
从少女时代的单纯之美，到中年的从容淡定之美，以及晚年平静之美。
她的词更加体现了这种艺术美，有生活乐趣，也有对命运的不甘和抗争。
而她也敢爱敢恨，骨子里有一种不一般的倔强，对生活充满了勇气，这些性格造就了李清照，一个伟大的李清照。
她早已随风而去，但这样一个灵魂在现今社会依旧值得学习。
她是在看着我们的吧
《品中国文人》，品的是伟人背后的孤独，凄凉，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中国有代表的文人，是因为他们走过了那条坎坷的路，在文化历史上成为了一颗颗闪亮的星。
世界历史人物事迹读后感
项羽 在乌江如鬼神一般的厮杀当初起义之时项羽曾独自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吓得众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后来的百余次大战每次都身先士卒杀兵斩将，于最后的乌江边上更是步战骑兵独杀数百人
不愧为中国史上最强武将 “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 手起笔落处，端正凝重，力透人胸臆，直指人脊骨。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
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
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徒然变色。
刘邦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布衣皇帝。
他以非凡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魄力，借农民反秦大起义的革命风暴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又经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拔出同列，削平群雄，最终战胜了“一世之雄”的项羽，建立了强大的西汉王朝，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楼主，只能给这么多了。
剩下的自己写吧。
两篇文言文的读后感
什么文章
读后感要多长呢
品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中分别的4个人物的读后感
品刘备 刘备只是汉末涿州乡闾间一个小小的地主豪强而已，或者是有些声色犬马之喜好，稍微讲讲义气，并有着一个众多人都会有的梦想和一副不俗的外表罢了
只因背负了曹操对他的“天下英雄”这样一个品评，勉强地经营着辛苦的一生，急急如丧家之犬般流浪了大半辈子，却无所事事。
都云刘备能知人用人。
嗟乎
刘备贩履织席之徒耳，岂足以言能知人用人
不然，以关、张之力，诸葛之智，若能驱使得力，南面称王自是绰绰有余，何至于蝇营狗苟一生，大喊着“恢复汉室”而最终局促一隅，郁郁而终
从公孙瓒、陶谦、吕布到曹操、袁绍、刘表，刘备一路投靠一路背叛，几经波折，却仍无自己的地盘。
最终是靠着“借”了荆州立足，然后紧接着以同宗的名义骗了老实人刘璋的成都。
在汉中打赢一个“非典型性”的不完全胜仗之后，他便急急忙忙地称王称帝，又立刻无声无息并十分耻辱地把荆州给人送回去了，还搭上了自己手下第一号大将的性命。
——这是一个什么样气局的“英雄”啊
称帝之后他大事已了，便可以不顾大局，打着一个给手下人报仇的名义，倾全国之力去讨伐同盟军。
他章武元年三月称帝，当年六月就大军东伐，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回过自己的帝宫，回过自己的亲人身边，并在两年之后凄惨地薨于白帝城。
——这是什么样气局的皇帝啊
他用关羽守荆州、用魏延守汉中，用马超守边关，什么地方都没得守的是赵云，他用庞统攻蜀中，一再用老兵黄忠当先锋，并托孤李严，这些大约都是失败的战术策略。
他一辈子就用那几个人，却仍然不能做到人尽其材。
夏侯敦对赵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很恰当：“汝等随刘备，如孤魂随野鬼耳
”——这是什么样气局的领袖啊
终刘备的一生，是不断战斗的一生，却也是不断失败的一生。
他自己基本上从来没有打过胜仗，除了袭取成都这个不堪一提的阴谋之外，他还打过谁并打赢过谁么
没有
反观曹操，也是从一文不名起步，却最终打败了无数豪强军阀，堂堂正正地统一了整个北方。
说当时是“三国”，实在是蜀国后裔陈寿先生的地方观念太强所致；说当时是“三国”，实在是背负了儒家观念太久的明初文人在时代环境下厚积薄发所致，说当时是“三国”，实在是太看得起刘备了
不过，这就是历史。
套用当前那个红红火火、胃口很好、不停地品这个品那个的老专家、老学者、老文人易中天老先生的一句话：我们需要这样的历史
品林黛玉格本质是自持己见 林黛玉根本未曾融入周围的环境中，由于不通世务，所以显得目下无尘，清高而具叛逆性，使她避免受社会的污染，她从不劝宝玉追求功名，也不会得逆着自己的性子做事，显得“真”。
但也由于她的“出世”，使她局限于“自我”的小圈子里，视野未免过于狭窄，导致她过多地关注自己而忽略了外界，所以陷入自怜自伤里不能自拔。
表现在外面便是：多虑、敏感、多愁善感，过分的自尊以及所谓的的“小家子气”了。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中后部分黛玉的“小家子气”是有所改变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黛玉出场时，不过左右（按原著宝玉出场时十一岁，黛玉小两岁，才九岁，宝钗十二岁。
但鲁迅先生认为黛玉出场时与宝玉同岁，均为十一岁），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及年渐长，小时候的任性自然有所改变；二、开始时，宝玉与黛玉之间虽互相爱慕，但仍未表明，黛玉不免对宝钗和湘云怀有疑忌，到后来宝玉和黛玉达成默契时，黛玉才丢开疑忌，与宝钗和湘云的关系渐好了起来；三、宝钗的宽容大度对她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她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宝钗的观点。
总体而言，林黛玉与她所处的环境是绝不协调的，所以她后来的死，似乎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薛宝钗这个形象我觉得更贴近一般的中国传统女性：宽容，善于适应环境，善解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