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简介
我自己的看法，那人很，明明接西方教育，却始不了传统思想的糟粕。
当然他有他的成处。
辜鸿铭的思想保守问题
【辜鸿铭】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
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
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
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
”（喜欢这汤吗
）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
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
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
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 辜鸿铭的趣事(一)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
．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辜鸿铭的趣事(二) 辜鸿铭他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城），学在西洋（留学英法），娶妻东洋（有一个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一生精通13种语言，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时候还留着） 辜鸿铭的趣事(三)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
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
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的趣事(四)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
”，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 辜鸿铭的趣事(五)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
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
”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
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
”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
《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 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
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 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
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
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
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
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
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
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
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 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
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祥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
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
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
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
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 ‘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
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
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
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
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 '；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
”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
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
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
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
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
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叶公超】5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
13岁时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
16岁的叶公超参加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游行、演讲，十分活跃。
时家人虑及学殖将荒薄，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赴美留学。
到美后先入中学，后辗转美、英、法几间大学，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poems。
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又在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研究。
十分幸运的是他认识了当时英国诗坛领袖、著名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过从甚密，受益良多。
叶公超成名后，他的母校爱大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
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相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
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
”(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
他英文名叫George。
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钟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等，他都教过。
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
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
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
”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
“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
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者众。
“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
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
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
”(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
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
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
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
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时不敢交头接耳。
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
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
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
“Wait a minute!”他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
”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
”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
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
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
”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钟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即京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胡适】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
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
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
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
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z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医院，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
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
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
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
15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电话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
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
“您是谁呀
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 “宣统
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 “对啦，我是皇上。
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杂志。
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
我本想独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独立。
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
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
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
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