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辜鸿铭人物传记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
英文名众多，初用Koh Ho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最为人知的是Tomson。
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如何写苏东坡传的读书笔记
《苏东坡传》读后这样的题目的确有点类似中学生的课后作业，颇显幼稚。
但在看过《苏东坡传》之后再想以苏轼本人为题材的话，要么就是以自己的语言复述林语堂笔下的苏轼，要么就是另起炉灶，为林的苏轼“翻案”了。
前者不太有意思，而后者非自己能力所能为。
所以只好以“读后感”为题。
已经自由成性自然又不会写成中学时所写的八股文式的读书心得。
文章可能写得零散、鄙陋，没有章法，望老师谅解。
一直觉得传记是个奇妙的东西，更奇妙的是那些有关年代远久的人物的传记。
一个人写自传，如果写出来的内容大大超出读者的预期或他们先前对自传作者的理解，是要造成轰动的。
至于是会博得巨大的同情还是汹涌的指摘那就因人因事而异了。
“书写使人精确”，书写的过程让人反思，老练的作家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他们所写的也就是他们希望被大众所了解的。
那么传记内容的真实性也只有作者自己心知肚明。
为他人作传则不免加入了很多传记作者的“私货”。
哪一件事，哪一个人是“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对其今后影响的权重有多大，都掌握在传记作者手中了。
可是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另一个人呢
太多东西本来就是说不清的。
总的来说我是个人的“不可知论者”。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私人版本的“苏东坡”，一千个人就可以有一千个。
林氏虽然不是史学家，但为了此书的创作一定也下了不少工夫做史据的考证。
苏轼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写他的话不可避免地要带出整个时代，要折射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
如果林氏考据正确的话，倒也不失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北宋的朝廷政治。
其政策及后果对我现在的专业也算是有一点帮助的。
最近开始看一本不厚的书《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写的都是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的西方知识分子们。
有老师提到的本雅明，有我自己喜欢的阿伦特和福柯。
才刚开始看，没有来得及与中国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作比照，倒是回想中国历史上少有不遇上政治的“知识分子”。
“学而优则仕”，读书便是要辅佐君王的。
当然，“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个舶来品。
我们使用的概念是“文人”。
再谈谈自己对林语堂的看法。
林语堂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大概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林语堂是被“雪藏”了很多年的。
记得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了他，课文中的注释便使用了一些贬义的词语来描述。
后来专门去找他的作品来看，仅仅找到了他的一本散文集，看了不甚喜欢，觉得他的文章真的是做到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
若以宋词的“婉约”与“豪放”的标准来评判其小品文，大概是介于两者之间吧。
我想或许是受意识形态荼毒太深，无法消受这类文章（但我却是喜欢张爱玲的）。
也不喜欢那类以《生活的艺术》为题的书，让人感到庸俗浅薄。
《苏东坡传》的写作就与小品文的写作相去甚远。
如果依旧以那种格局狭小的文字来描写苏轼这样人物就会显得不合时宜。
不过这大概很与此书是英文翻译过来有关。
一种语言一个世界，说不定林语堂在使用英文时真的如苏轼附身那般行文激荡，也有可能是翻译者张振玉先生“妙手回春”，使这本传记更为可读、悦目——当然这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评价的。
没有读过林氏的《吾国与吾民》，读过的是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不知是否有相似之处。
用外文来写国人的事，总有点在外人面前“作秀”的感觉。
不过中国人看起这本写给鬼子的书应该还是件蛮有意思的事。
可以看看一件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或者如果是针对中国读者则无须解释的事是如何被详细说明的。
为了让国外读者有亲切感和趣味性也加入了不少与英、法、美、德等国的比较。
所使用的惯用语、比喻自然也是洋味十足。
这些都让中文读者感觉更加轻松有趣。
有点像看国人耍三角猫或者野狐禅的功夫表演给外国人看，绝对是众乐乐的效果，当然大家所乐并不相同。
不过这样评价林先生的著作实在是刻薄过度了。
《苏东坡传》还是给了我很多阅读乐趣的。
以前也曾与人讨论过为何名人之后大都没落了，譬如都少有听说李白、苏轼、杜甫的子孙如何如何。
有人戏称这些诗人都太爱酒，所生子嗣大概天生愚钝。
读了《苏东坡传》至少可以对本段开头所述的“现象”给予解释。
能否成名得看天资。
也有父母不愿意子女出名的可能，譬如像鲁迅先生家。
苏轼这位思想行为上“儒释道”合一的父亲对子女的未来看得还是很淡的，大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意思，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
当然，苏轼与朝廷的恩怨也直接影响而后代的仕途。
书中引起我兴趣的还有苏轼的宗教信仰与迷信。
他可真是个“拿来主义”的体行者，参禅，打坐，练瑜伽，炼丹。
他也拜龙王，也企雨……中国文人向来是“进则孔孟，退则老庄”，其实只是具体到个人的具体时期而言“儒”“道”的比例分配不同而已。
苏轼倒好，退路可多了。
读传记总是件有意思的事，生活是单调的，我们总想看看传奇。
人们往往喜欢与和自己类似的人交朋友，但却可能欣赏与自己全然不同的人。
这些欣赏与崇拜的对象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苏轼可谓将自己人生的体验极大化了，其宽阔的人生格局大概是为林语堂所羡慕不已的，世人相与同。
辜鸿铭和辜振甫有血缘关系吗
有，他们是叔侄关系、祖籍惠安。
辜鸿铭是辜振甫伯父 东园镇长新村辜炯成老人80多岁了，辜炯成说，八世祖辜礼欢随父亲辜宗赴台湾省后，转马来西亚拓展，曾任英属马来西亚半岛甲必丹。
礼欢生八子，其中安平从小送回祖国大陆，读书中进士后，在林则徐幕下任职，后转调台湾，是辜振甫的曾祖父，而享誉中外文化学术界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就是辜振甫的伯父。
1924年，辜鸿铭曾应堂弟显荣的邀请去台湾讲学。
由此可知辜姓在台是从八世祖辜礼欢到台算起的，显荣和辜鸿铭属于惠安辜姓的第11世，振甫属12世。
接着他从衣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红色的精美盒子，盒子里是他平时搜集到的、一些关于他和辜振甫的信件和关系到辜氏家族的书籍。
那些信件早已发黄，但老人至今还珍藏着。
辜炯成称，父亲辜淑如（辜捷恩）是辜振甫的启蒙老师，振甫三岁始，就在自己家里接受私塾教育，辜捷恩是举人，又是辜显荣的同姓和同乡，学生们私底下称他为“同先生”。
一本台湾出版的辜振甫传记，有详细记载。
“‘同老师’从不迟到，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头戴瓜皮帽，手中握着水烟袋和打手心的竹鞭。
说话时乡音浓厚，但读书时却字字精准。
同老师给辜振甫的汉学和儒家教育，种下了他喜爱中国文学和崇尚儒家学说思想的种子。
”（《劲梅寒香———辜振甫的纪实人生》）
鲁迅阿q正传的批句，最好五句以上
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核心。
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
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那种臆想的自尊中；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
这些都失灵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阻力之一，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鲁迅研究者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具体分析，深入阐述了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鲁迅对阿Q做革命党这一事件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并由此阐述了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深刻而新颖的观点。
汪晖在文中分析说：“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
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
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
《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每次都只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秒，就随风而逝了。
但这几秒钟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
它们的瞬间呈现与迅速地被压抑，道理在哪儿
这些瞬间溢出了小序中提示的圣人的秩序。
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于阿Q不能入传的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
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
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Q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
” 特色（1）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2）小说采用了悲喜交融的表现手法。
作品引起人们的阵阵笑声，但同时又是一出写得异常沉重的悲剧，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在笑声里隐含着深沉的忧郁与哀痛。
（3）用“传记”式结构，塑造了一个圆满的典型形象。
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把情景和场面描写融入叙述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命运和性格。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
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讽、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
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优胜记略《正传》的第二章是《优胜记略》，第三章是《续优胜记略》。
这题目虽然并不一定模仿《绥寇记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
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
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的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
在清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狂獗，异族政府的腐败，民间感觉不满，革命主张与改良主义相继发生，但一般顽固的还是反对。
有些是承认不好，却说“家丑不可外扬”，如《狂人日记》第八节所说：“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是一个好例。
一时举不出别的知名的人来，这里可能著者是根据他的本家举人椒生叔祖所对他说过的话。
又有些人更进一步，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
《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他是反对派，但是写了白话诗送给刘半农、胡适之看，他们便把它登上了。
）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
”鲁迅时常引用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即形式上虽然是失败，但精神上胜利了，只要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赌摊赌摊在乡下随时都有，反正闲人原是通年闲着，赌摊开时不愁没有人来，但戏台下自然最好。
为什么呢
平常闲人们聚集拢来，大半是内行，不大有多少油水，戏台下人杂，可能有些“瘟孙”来上当，便好大大的掳一批了。
赌摊大抵设在戏台底下，或是台后面闲空地方，在地上放着一两盏洋油的长嘴马口铁小壶，开始他们的把戏。
他们有两个步骤，最初是正式赌钱，赌客的钱渐渐的输入庄家的腰间，这赌场便顺利的开下去，若是倒转过来，庄家的钱输给赌客了，那时就得使用别的办法。
忽然间有人打起架来了，洋油灯一下子弄灭，不但赌客的摊上的钱连他手里口袋里的也都不见，假如没有像阿Q似的被打上几拳，那已经是很运气的了。
这时候有的假装衙役来捉赌了，有的只是打架，反正都没有关系，由庄家一伙的人扮演，把钱掳走就完事。
阿Q原是乏人，但这里又被写成瘟孙，本来他在社会上混，这点经验也该有的，只是作者要写赌摊的那一幕，不能不把他暂且屈尊一下了。
本文中说那些摆赌摊的多不是本村人，为的是小说要省事，不想拉扯开去，其实那都是近地的破脚骨，特别是与衙役有连络的人，平常也与阿Q相识的，庄家的唱词中有“阿Q的铜钱拿过来”，可以为证。
唱时将对方的名字加在里边，这是常有的事，著者这一句记录可以说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恋爱的悲剧《恋爱的悲剧》这故事是有所本的，但那也只是故事的中心，前后那些文章都是著者自己的穿插。
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
这话在历史上未必全正确，但譬喻却是很好，奴隶究竟还算是人，物品则更下一等，西洋中古时代基督教主教会议说女人没有灵魂，正是同样情形。
在封建道德下，女人本来受着两重的压迫，在唐以后道学与佛教同时发达，空气更是严重，于事实的压迫上更加深了理论的轻蔑，这形势差不多维持了有一千年。
著者借了上章阿Q欺侮小尼姑的故事做过渡，引出他对于女人的感想，就在这里把士大夫的女性观暴露了一番。
他们的意见在表面上是两个，好的时候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说得不好是破家亡国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在做史论时则都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
文人读的书多，可以从妲己、褒姒讲起，以至西施、武后、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说上一大篇，虽然阿Q可能只记得害了董太师的貂蝉而已。
鲁迅对于这种议论素所憎恶，就在阿Q的身上写了出来，一面是轻蔑，一面又是追求，这里与士大夫正是一致，所以本文中称许阿Q也是“正人”。
又如叙述他的“学说”道：“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这表面是说阿Q，可是千百士大夫的面目也在里面了。
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了。
地保《阿Q正传》里所说的赵府上叫阿Q赔罪的那种做法，在乡下叫作“投地保”。
地保大抵等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长，乡下又称作总甲，别处或称地方，在绍兴现在虽没有这个名称，但有急难时大声呼救却仍是叫“地方”，可知那也是古已有之的。
在前清末年充当地保的大都是本地的闲人，与衙役本是一类，其品质还要在轿班之下，因为抬轿究竟要些力气，他们都是游手好闲，吃上鸦片，差不多是一副瘪三神气了。
论理他是主管这一坊的民事的人，但他本是皂隶的一种，所以对于农工商人他很有一点威势，在士绅面前却又成为他们的听差了。
士大夫不必说，那些地主豪商，大抵捐有什么功名，大则侯补道，小的也是个县丞之流，因此算是准士大夫，有同样的势力。
这些在野的统治阶级遇着平民触犯了他的时候，多是装腔作势的叫人拿名片送官，要地方官给他出气，事情小一点的则投地保，就是把地保叫来，命令他处理某人触犯的事件。
地保的情状当然是各式各样，据个人小时候即光绪庚子（1900）年前后的印象来说，他穿着一件蓝布短大褂，上罩黑布背心，比例上似乎特别的长，头戴瓜皮秋帽，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烟管，外带“烟必子”和皮火刀盒。
他见老爷们也不行礼，只垂手听吩咐，出去依照办理。
结果总是由被投地保的赔罪了事，其条件由地保临时祈衷决定。
关于舂米阿Q在赵府上出事情由于舂米，我们关于舂米来稍加说明，因为这在现今怕有些读者会得不大明白的。
在乡下地主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也大抵有些田地，每年收来的田谷至少总够吃一年而有余，平常把谷晒干了，收藏在仓间里，随时拿出一部分，去壳舂成白米。
街上米店也很不少，把舂白了的米陈列在店堂内，但他们的主顾只是一般小工商人家，照例米店官量米要高声叫喊，以表示升斗的正确，但是听他喊道：“一呀一呀，二呀二呀，……”往往戛然而止，因为买的只是当日的口粮，也就是一二升罢了，很少有以斗计的，若是论石那简直是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买得起石米的人大概在家里做米，不到店里来买了。
这种做米方法有两样，家中雇有长年或忙月的叫工人自舂，供给食宿，按月日给工钱，没有雇工的叫短工来做，如阿Q那样就是。
短工按月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
若是舂米则以臼计，即一臼米舂白工资若干，一日可舂两臼，大约合糙米八斗吧
本文中说阿Q在赵家舂米，吃过晚饭，破例准许点上油灯，继续舂米，这里写出赵太爷的苛刻，但那只适用于对待长期的雇工，短工没有饭吃，一臼米舂完就可以走，要剥削他除了米量增多，没有别的办法，要他多舂也不好，因为米太白了也是损失的事。
黄伞格第八章里说赵秀才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送给那举人老爷。
有些人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写的，曾经问过我，我虽然看见过这样的信，但是手头没有样本一时有点说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专门拍马屁的书启，在八行书上每行上边都抬头，下边空着不到底，第四五行写受信人的大号，特别抬高一格，望过去像是一顶黄伞，这黄伞是大官出来时所用的，所以兼有颂祷升官的意思。
这黄伞在辛亥革命后是不见了，乃是用竹作伞骨，撑开后临时将伞顶套上去，周围垂下一圈，有二尺多长，在古时候，大概是同掌扇一样是遮太阳用的。
黄伞格的信在尺牍书上当然可以找到好例子，记得有一部名叫《胭脂牡丹尺牍》的，是秋水轩的前辈韩鄂不所编，似最适宜，可惜手边没有这书，只好找别的材料。
有范啸风的一册《代作书启稿》，中间一篇贺楚军统领江味斋中秋节的信，将前八行抄在下面，款式一切照旧，刚写满一张信纸，下文从略。
其文曰：敬禀者，窃某某前贺捷禧、泐(lè)驰忱于手版，旋蒙复示，感优宠而心铭。
际兹蟾窟扬辉，倍切蠡(lí)湖溯水。
恭维大人望崇骠骑，令肃貔(pí)貅(xiū)。
饮马东流，长驱而气吞江月。
（下联是卧彪南纪，广驾而疾扫秋风，也作两行写在第二张上。
）据庸俗的说法，上头抬写合格，还只是略式，道地的格式是下边要有一行特别长，约略在中央，仿佛是伞柄，黄伞格这才名副其实，上文可以说是合于这个标准的了。
这种信的时代是过去了，《正传》中提了一下，须得费几百字的说明，但是它的势力不能说全已消灭，现代白话里仍有恭维这一句话，这就出现在“黄伞柄”上，是俗语的来源，这件小事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游街示众鲁迅的文章上看不到有反对死刑的话，但是他猛烈的反对游街示众，那是很明显的。
《呐喊》的《自序》中云：“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
近代为国争光的人
他必须透过厚厚的镜片才能看清这个世界。
这厚厚的玻璃是透明的，对他来说却是一道屏障，我们似乎也无法透过那个窗口看到一个真实的男孩。
他觉得自己是处在心灵孤岛上的鲁滨逊，大山一样沉重的孤独感压迫着心灵。
他彷徨过，迷惘过。
曾经在他的随笔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有多少不眠之夜，我长久地看着窗外黑暗的、像死一样沉寂的街道，看着天空中闪烁的群星，或是一弯闪烁着寒光的月牙儿，默默地想着。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能独自看看自己内心的伤口。
那些无法言表的痛苦像是笼罩一切的黑暗，而这漫漫长夜又何时才能走到尽头
也许时间的河流被彻底冻结，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再有东方旭日，永远不会再有鸟语花香。
也许我永远将会被禁锢在这死一般的寂静的黑暗之中。
我想喊，但黑暗吞噬了一切的声音；我想跑，但这黑暗永远跑不到头。
回首过去的日子，那些孤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难过；而面对将来，那些看不到头的痛苦更让我恐惧。
” 读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
在那漫长的黑夜中，他多么希望能看到一点灯光，让孤独的心灵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温暖。
作为班主任、语文老师，我不禁深深地自责。
平时总觉得他有点怪，甚至是有点孤僻。
课后总在座位上不动，同学和他的交谈也不多。
其实这个高度近视的男孩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文笔让人赞赏不已。
我在班上读了他的文章，我看到他严肃的神情变得不自然起来，透过厚厚的镜片，我发现他的眼睛在闪光。
他弯着的身子挺直了，两手不停地搓着。
同学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
我发现，他害羞地笑了，像一个天真的小孩。
后来，语文课上我常常让他回答问题，我发现他对问题的认识很深入，知识面很宽，语言表达也很流畅。
特别是说到激动的时候，那浅浅的笑容和闪光的眼神…… 后来，许多同学都称他为“夫子”，想想他的模样，想想他的才气，觉得这个绰号挺好。
接触多了，谈的也多了。
他告诉我，他喜欢读书。
最初是把书的世界当作避难所，躲进书里来摆脱那些孤独感和痛苦。
那些寒冷的冬夜，窗外是漫天飞雪，然而，屋里一盏灯亮着，发出柔和的光。
桌上是一本翻开的书，书页有些发黄，就像那些秋天的落叶那样金黄。
没有热水袋也没有取暖器，但他觉得十分暖和。
灯光驱散了黑暗与寒冷，书让他忘记了孤独。
文字不是静止的，他们在眼前流动着，像一股暖流。
书里的每字每句都带着暖意。
他的阅读面更宽了。
他读过《新文化与真文人》，较深入地了解了辜鸿铭、易顺鼎、徐志摩、郁达夫、九指头陀、苏曼殊等几位文人。
读过《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传记的优美语言，对历史的独到见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读书他还经常看名家访谈类节目，“面对面”地领略大师的风采。
尽管高三生活十分紧张，学习任务十分繁重，他还是抽出时间看《南方周末》、《看世界》等报刊，并且还常与同学们相互讨论，交换意见。
看了很多书，知道了一些事，体会过很多种感情。
他也有了许多自己的想法，想说，想写，也爱写。
有时结束晚自习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常常拿起了笔，将自己的感情付诸笔端，在纸上描绘出自己的心灵历程。
他说他想让自己内心的岩浆流出来，流到纸上，在纸上冷却凝固。
想把心中所想统统倾泻在纸上，让内心自由地表达，让情感自由地流淌。
尽管这种表达常常是无人能懂的独白。
当看到自己写下的一页页文字，内心总有一种超凡而纯粹的喜悦，就像一个完成一件作品的工匠一样，把自己写下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欣赏着自己的成果。
虽然很多时候这种自我表达还是稚嫩的，不成熟的，甚至是可笑的。
但，他爱写，写作是一种享受、一种放松。
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从高一到高三，有厚厚的一大本。
看着一篇篇随笔，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羞涩的笑容和透过厚厚的镜片闪光的眼神。
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其实他也很阳光。
他叫金锴，一个戴着眼镜的大男孩。
200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段追逐阳光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