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8000字
《国富论》有感每一个时代，都有几部让人称道的经典之作，在中国《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可谓是人人传诵的四大经典名著，而在世界上能称之为名著，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名著可谓屈指可数，如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得上是名著当中的名著，经典当中的经典，对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这本专著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的《原复》，这本书于1776年第一次出版，全书包括两卷共5部，在第一部的序言中，亚当-斯密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国富论》共分为五卷，它从国富论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第1卷，共分为11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第2卷，共分为5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的性质；第3卷，共分为4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的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因；第4卷，共分为9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第5卷，共分为3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收入得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等。
一代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洋洋百万字，可以说是亚当-斯密，乃至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他将近代初期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倾注心血研究总结，批判归纳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运行，又做了系统的概述，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经济学家的诞生是必然的，可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总结概述引起世人疯狂的可谓“前无古人”，仅亚当-斯密一人，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讨论，影响范围波及英国本地、欧洲大陆、美洲等地。
《国富论》的出版，前后历经数年，从亚当-斯密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到1773年基本完稿，他又经过3年的修改润饰，此书终于在1776年面世出版，历经三十年，一版再版，在市场上流传着九个英文版本，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盗版业的发展，人们一致认为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因此他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
据说，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往往要是能说上几句《国富论》当中的语句，便觉得很自豪，许多人都以当亚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
据说只是据说，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经济学中所占的份量，无人敢动摇，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经济学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 文章阅读网： )初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了一眼，让人不想再看第二眼，因为整本书所提到最多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能吸引读者的故事情节，更不可能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天龙八部》那么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可《国富论》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是众人皆知的，它有着一般作品所不可替代的魅力，会在让人不想读的情况下，又让人产生一种特别想一探究竟的欲望，想好好看看这本在社会上流通了两百多年的巨著，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让那么多人对该书的作者亚当-斯密顶礼膜拜，又把该书誉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圣经”。
我又重新看起这本似乎让人看不懂的名著，在慢慢品读中，我也读出了一点意思，让我这个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外行，也慢慢懂得了一点经济学的常识，还算不上是内行，但不至于被人说成是“没有经济头脑”。
通读全书，让人觉得此书不亏被誉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圣经”，自始至终，亚当-斯密的思路始终没有脱离此书的主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此书的著述中，他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分析，将一些经济学中所运用到的经济理论，又加以总结，书中不断提到很多字，比如：税、财富、利润、商业、价格、市场、贸易、消费等等。
在书中这些词的频繁出现，足以让人了解此书所要说明阐述的经济学理论，让那些迷茫，并且在经济竞争中失利的人，看了此书后，重新获得了新生和启发。
当我看完《国富论》后，感慨万千，头脑里面满是一些经济学理论，书中还有一些理论，在我们以前经济学课时曾经学过，老师也详细讲解过，对于本书的作者亚当-斯密，我不得不佩服他，他在两百多年前分析研究的理论，在两百年之后的今天，照样还具有前瞻性，同时还具有使用性，可见，对于两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经济学思想有多先进。
首先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劳动分工理论，我记得以前初中时，老师就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生产缝衣针的工厂，一个工人要把一块铁经过煅烧、捶打、打压、磨制……等一系列过程，一天大概只能生产十来根缝衣针，而且这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要求很高，一个工人必须掌握做缝衣针必经的每一道工序的技术，这包括从最初的打铁，到最后的制成品……这种生产缝衣针的效率，无疑极其低下。
像这种生产效率，工厂主所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很少，也可能生产出来的缝衣针价格很贵，也有可能工人的工资极低，只要生产效率低下，这几种可能性都会发生，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使工厂主所获得的利润更大，工厂主将所有参与工作的工人进行明确分工，有专门的人员做胚，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煅烧，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磨制等等，照这样分配工作任务，生产效率大速提高，工厂主、工人所获得的利润自然也就增多了，本来工厂所存在的众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不存在了。
以上劳动分工的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当时就很明白，在书中进行了研究分析，劳动分工对于一个工厂的重要性，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是多么的重要。
像亚当-斯密这样有先知先觉的人，在两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寥寥无几，即使有工厂主明白劳动效率能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理论和方法，但他们几乎都很自私，没有将这种方法告知其他工厂主，因为竞争是激烈的，尤其是经济竞争，而亚当-斯密将这写进了他的巨著《国富论》里，像这样一个经济理论就能让很多工厂主发财，何况他的书里写到的许多经济理论，说白了就是赚钱的方法，一个个经济理论，就是一个个赚钱方法，在他的书里不胜枚举，像这么一本赚钱的书，谁不想拥有
于是他的《国富论》，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兴盛不衰，一版再版。
在如今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经济理论，已不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常见，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汽车、手机、冰箱等制造业。
一条汽车流水线有成千上万道工序，要是由一个人制作一辆汽车，其工作量及产量是可想而知的，而对工人业务素质的要求也是到了极高的要求，必须要求从业人员熟练操作每一道工序，难度可以自己想象下，照这种要求，几乎就没几个合格的操作工人生产汽车。
劳动分工在现如今的工厂比比皆是，流水线是一个很好的代名词，在流水线上就分布着许多不同的工序，共同来完成同一件产品。
劳动分工后，每个人的劳动过程变得简单了，原来需要组装整辆汽车，劳动分工后，变成现在的只需要上螺丝、按壳子、装玻璃等等工序，将原先的生产经劳动分工后，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工厂主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就高度暴涨。
劳动分工让机器生产成为可能，机器可以大规模的代替人员做简单的工作，由原先的劳动分工转变而来之后，更加提高了工厂的经济效益，从而使整个社会也提高了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的发展，加速经济的不断流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也造成了工人的工作简单化，不能完全体现人员的能动性。
一方面，打击了工人的创造力，不能让人发挥主观想象力，将人的工作机械化；另一方面，过于单调的程序也使人的一部分劳动能力丧失。
看完《国富论》，价值论的概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一些感触，这个理论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出现过，可见他们两个人的远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时代先进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识到的，其实，这个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还是亚当-斯密，他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利润是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说简单了就是剥削劳动力，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不断的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循环往复，使得那些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同样，一个国家富有的资本家多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整个国家就会积累大量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资本多了，也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而马克思的价值论，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上就是剥削劳动力，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加班加点，使得资本家的腰包鼓了起来，而使工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少，权利越来越小，马克思价值论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让所有那些被资本家们压榨剥削的工人们，一致起来罢工反抗，改善这种不平等待遇，用无产阶级政权推翻这种资产阶级的恶习，让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们，重新获得应有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对于资本家过分剥削工人的无耻行为，历年来，都有人曾披露过，有记者采访过，有领导考察过，也有作家描述过。
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资本家，为了让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就想方设法压榨工人，本来每个工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结果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让工人们工作十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是工资依旧不变，这种超负荷劳动，换了谁都受不了，但是，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感谢资本家，开办工厂，给许多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在荒山遍野。
总的来说，资本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虑负面因素。
我个人认为，资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工人的感受，总不能压榨压榨，再压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经济理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价值理论、公平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地租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公债理论、资本理论、赋税理论等等，一个人要想彻底搞懂这些理论，非花点时间不可，如果能活学活用，再好不过，要是能将亚当-斯密《国富论》当中的所有理论，能运用自如，并且运用在经济竞争中，可以在经济战场中百战不殆，财富越积越多。
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传媒大学找什么工作
每个大学的有分别的，不同传学针对的重点专业或者说精品课程都不一样，如果你能吃苦有建议试试导演，策划，或者影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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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一点就是不管你选择什么专业只要你专、精，你走到哪里都OK的。
蔺相如,杨时,诸葛亮,王之涣,林海音
蔺相如 战国诸葛亮 三国王之涣 唐杨时 宋林海音 现在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会计的发展历史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
唐朝开元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富足、科学文化发达，国家的高度繁荣堪称中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代，史称“开元盛世”。
大诗人杜甫赞颂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豹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形象地描述了盛唐的富强。
然而辉煌的盛唐气象却随着的爆发而烟消云散，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与思索。
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经过两次宫廷政变的刀光剑影，相继诛灭韦后集团和集团，才顺利地坐稳江山。
然而，由于武则天后期留下的种种弊政以及中宗、睿宗时期持续不断的政局动荡，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矛盾重重，稍有不慎就有倾覆的危险。
唐玄宗以其卓越的才干锐意进取，决心改革弊政，重现太宗时期的伟业。
他重用了姚崇、宋璟等一大批名臣，并借鉴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推行了一系列如：抑制奢华、罢除冗员、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括户授田、改革赋役等政策。
从而使国内矛盾缓和，综合国力大增，开创了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
但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玄宗皇帝便陶醉于盛世之中不能自拔，锐意进取、夙夜勤政被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怠于政事所取代。
从开元后期开始，玄宗便将朝政委任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官僚机构从此腐化，政府对人民的捜刮益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宠信安禄山等番将，并委于边防重任，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玄宗皇帝则终日沉溺酒色、歌舞之中，对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置之不理。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正是对玄宗怠政的形象描述。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一派繁华的盛唐气象，在叛军铁蹄的蹂躏下，一去不复返。
关于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根源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的缘故，将衰落的责任全部归结给杨贵妃，认为唐亡于“女祸”。
此种观点只是对历史现象的狭隘审视，完全掩盖了历史本质，不足以论。
另有人认为玄宗后期的用人不当及政治腐败导致了由盛转衰。
此看法则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现象，但还未能深刻洞察历史的内在规律。
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根源，是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自秦汉以来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制度的特点是：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人，皇帝拥有无上权力，个人意志决定国家一切。
虽不缺乏完善的法典、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但其完全被统治者掌控，根本没有独立性，运行是否正常取决于皇帝的好坏，因而很难有效地监督、制裁皇帝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
法律不过是皇权的附庸，是可以随意修改、废除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统治者的特权服务的，是奴役人民的工具。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就尖锐地指出：“三代以下无法”。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在专制社会中即使统治者对人民肆无忌惮地奴役、剥削、杀戮，随意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来满足个人的贪欲，也可不受法律制裁，这就不可避免产生腐败。
随着盛世的到来，唐玄宗便沉醉于奢华糜烂的生活，个人贪欲极度膨胀，各级官员为满足帝王贪欲从而使个人飞黄腾达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杨国忠就是靠横征暴敛而得到玄宗宠信的。
另一方面，得到宠信的官员为维护其权势地位，便排除异己、结党营私，这就使贤臣的治国良策得不到推行，奸滑、无能官员充斥统治机构。
李林甫在得到玄宗宠信后，嫉贤妒能，迫害了张九龄等贤臣，大力构筑自己的党羽，官僚机构从此败坏。
这些腐败现象形成的根源，都是专制制度下，法律对统治者缺乏约束力造成的。
权大于法的专制制度，为一切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是导致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除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古代王朝在开创之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又加上客观历史环境的制约，个人贪欲有所节制，也较能做到依法办事。
因此，政治比较清明，官僚机构运转较为正常，腐败现象较少。
一系列开明政策推行顺畅，使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开创了辉煌的“太平盛世”。
但随着盛世的实现，统治者的贪欲随经济繁荣与财富增长而逐渐膨胀，进取精神被贪图安逸所取代，因此腐败现象便出现了。
抑或是开明的统治者逝去，但其继承者由于从小生长于宫中，对民间缺乏了解及受家族压力等原因也必走上腐败道路。
帝王、贵族及大官僚的生活极尽奢华，他们为了满足其无节制的挥霍，往往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来实现，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统治阶级上层（如：宦官、朋党、外戚等）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各种政治斗争不断上演，严重阻碍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及政策的推行。
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官场中的裙带关系盘根错节，考场（科举考试）循私舞弊和卖官鬻爵现象层出不穷，大量平庸、奸险之人充斥官僚机构，使机构愈加庞大，不仅影响工作效率，更加大了财政支出。
地主豪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四处逃荒或沦为地主的佃农。
这些现象不断地侵蚀王朝机体，使其摇摇欲坠，逐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尽管有时会出现精明的君主或官员企图通过改革来拯救濒临灭亡的王朝，但腐败之风已积重难返，加上既得利益集团从中阻挠，所以改革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王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倘若出现严重的灾荒，广大农民便在自然灾害、贪官污吏及地主豪强重重打击下无法生存，大规模农民起义必然爆发。
此时，北方游牧民族趁虚而入，王朝便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中国古代王朝由盛转衰始终是循着这一王朝周期率不断循环往复，其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腐败。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盛唐由盛转衰是其本身的专制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腐败造成的。
在天宝时期，朝廷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十分严重，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
贵族官僚过着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普通老百姓却生活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之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正是这一时期巨大生活反差的反映。
假如没有的发生，但唐朝此时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因此它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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