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中国与美国》读后感，急需 1000字以上，谢谢
费正清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曾在中国的燕京大学任过教，做过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后来著书立说，成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泰斗。
据说现在美国的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他的学生。
近日拜读费教授名著《美国与中国》，对中美两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为书中一些精彩的描述和论断所叹服。
现仅摘录一些文段以备忘：??“在衣阿华或依利诺斯州的田野上，与四周相隔半英里一个美国农家所住的地方，连同他的仓廪和畜棚，在中国却成为几百个人居住的、点缀着一些树木的村社，他同邻村相隔大约半英里。
美国人民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却产生微妙的影响。
”??“中国七分之六的人口不得不密集在三分之一的土地上。
据初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美国的四倍。
美国约有五十七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有人耕种，并且可耕地的面积还可以大加扩充；中国也许有四十五万平方英里的耕地（平均每人拥有产粮食的土地不足半英亩）??“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十分之九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耕地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人口密集使精细耕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
”“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努力实现机械化的工作碰到了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西方与东方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认识这一点，是两种文明的显著差异之一。
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
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
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渔业来弥补农业的不足。
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
为了便宜航海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的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周围的社会关系，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的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以外。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总的生活环境、文化历史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形成了东方人与西方人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差异。
现在，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这些差异正在缩小。
为我们所叹服的是，四十多年前费正清教授竟然一言中的，四十多年后中国所进行的农村改革以及城市化的国策，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已经懂得“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攻坚的重大课题。
费教授真是我们改革的先知。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传统与变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历史讲座教席。
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
认识现实不能忽视历史,只有对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费正清从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进而认识中国的革命过程和中美关系.他把中美关系置于世界历史中去思考,分析了中美关系矛盾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应该加强制度、文化和心理上的理解,不能无视其历史传统,加强认识与理解是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基础. 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是如何理解的以及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巨大差异导致的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可以引起读者深沉的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 《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是世界上（在世时）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全书共43.5万字，费氏以他特有的大师风度及幽默精辟的笔调记述了中国自半坡、龙山文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年代以来几千年的历史。
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全书，如沐春风。
读书过程中，不经意见就可以察觉到费氏的“良苦用词”所蕴含的智慧。
每每会心独笑，方才体会到旁人旁物所不能给我带来的快乐。
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
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
国家在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
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
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
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
……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
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
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
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
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
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
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
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我一直感觉我们处在自我的优越感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表达，读了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他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似乎就是我要说的。
我们引以自豪的期望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也许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还有我们经常的与别人比高下的时候，总忘不了把我们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拿出来助威，这就是高度的文化优越感。
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
“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
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
自信来自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和评价。
同时，“一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
“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读后感
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是美国最具权威的汉学专家、中国史泰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变迁》等。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说道：了解中国，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
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
然，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有几人能够真正了解并理解个中的奥妙呢
《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
时间跨度从晚清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5年，历时185年。
这185年间，中国真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东方大国强国一下子变得衰老贫弱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不觉中轰到了京都；闭关自守的国门洞开；国土几被列强瓜分；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传入国内；大小起义不断爆发；体制革新社会变法；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国共联合又分裂；共产党一统天下；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等等。
费正清先生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遍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头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帝国表面上的统一。
这正是这本书中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同于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部分。
这本书中最让我叹服的还是费正清先生用外国人的视角或者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185年间中国发生的点点滴滴。
例如：常常有人说，在20世纪初期，中国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领导，军阀割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
而费正清说：“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0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
”因为“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事物。
”这一说法也很实事求是。
由于外敌入侵国门打开，由于内忧外患敌强我弱，所以就激起了好多仁人志士或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文化，知识界才呈异常活跃的局面。
就是后来指导全体国民的“思想”也是在那时先在李大钊那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再加上他本人的个性化理解和创造，才逐渐形成的。
偶然的历史时间在背后必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同时期的世界环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发生。
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朝代循环”中，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能照着现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直记载到1985年，其实直到今天中国仍旧在进行革命，只不过换了一种温和的名称和形式，叫做“改革”。
深深的希望它是真正“伟大的”和有益于普通百姓的，终有一天，改革也会成为历史，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我相信我们的眼中仍会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红色经典书籍读后感
读红色经典巨著《长征感自与红色经典名著有着不解的情结，利次拜读了由我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红色经典巨著《长征》，书中以50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艰难卓绝的各个细节。
一滴一滴的泪，像蒙蒙细雨一样，洒落大地，眼前闪过的画面让我永无难忘，那是一场奇迹的话剧，那是一篇难以忘怀的历史纪录，那更是一段辛福而痛苦的记忆
当我合上《长征》的一瞬间，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仍久久萦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原来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根植于我的心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令人神往，最能影响世界前途”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奇迹，是人类战争史上一部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在历时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雄关漫道、险象环生，红军一共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是终年积雪履盖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4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敌人派来追击的中央各部队。
他们开进和顺利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放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他们多以野菜、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同心同德、众志成诚征服了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是的，纵使装备极其简陋，给养严重匮乏，环境殿堂艰苦，数十倍敌军前堵后追，但中国……人却没有屈服和害怕；没有埋怨和叹息；没有懦弱和退缩。
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党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一起，义无反顾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这中的历史重任，他们用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抒写了一首荡气回肠、感动世界、震惊历史的英雄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历史虽已过去，但在国际形式日益紧张、天下尚未太平的现状下，我们依旧更需要虔诚的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扬先辈长征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道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列宁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就应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在学校我们应把红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孜孜不倦的学好每一科知识，用科技来强国，沿着先烈们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永远巨人般屹立于世界强林之列。
毕竟，任何辉煌的业绩都需用努力去创造，我们应从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嚼草根”的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挑战命运的精神中学习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无怨无悔的气概，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
而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如徐霞客历经千辛万苦终完成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就像司马迁饱受屈辱终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像梵高孤独贫穷一生却为后人留下价值连城的作品；就像贝多芬双耳失聪却抚着琴键谱出优美的惊世曲调。
身处太平盛事，想想那些为了后来者的幸福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长征英雄们，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和资格去埋怨周围的一切吗
历史的身影渐渐远去，此刻重新聆听《长征》的故事，感受长征先驱们创造的辉煌，体验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使命不惜一切的精神，感动之余无不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敬，同时也对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更神圣和光荣。
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双手虔诚的捧着《长征》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时，才恍然体悟到那段血风腥雨史告诉我们，其实生命是一条美丽曲折的幽径，路旁有妍花的丽蝶，也有荆棘丛生，要想人生美丽辉煌，就应该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一路虔诚地走过，一路播撒希望的种子。
人生的道路九曲十八弯，布满了荆棘，但成功者总是用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旅途，用坚强忍韧的毅力开辟通向辉煌的康庄大道。
历史初学者如何入门历史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
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
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
“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
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
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
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
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
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
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
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
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
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
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
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
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
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
“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
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
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
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
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
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
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
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
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美国学者特里尔著《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
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
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
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
“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
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
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
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
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
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
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
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
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
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
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
《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
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
《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
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
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
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
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
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
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