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读后感
[法律读后感]大多数对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读是带着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来源以介绍性文章、师友的谈论等媒介为主，但是淹没在介绍性文字（或语言）当中的是文本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哈特的观点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法律读后感。
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不问哈特何许人也
也不问《法律的概念》诞生于什么样的背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更不会去思考困扰当时哈特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识成果——这个过程简洁而凝练，难道不该怀疑这一切得来的太容易了吗
哈特并没有设局让读者钻入误区，但读者也许因为过于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阅读方式，我逐步归纳了这样几个部分，来尝试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点点资料里对哈特生平的记述并不是很多，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哈特的世界。
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个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犹太裁缝。
（我原来一直以为声名赫赫的哈特是以为严谨的英格兰绅士或者苏格兰保守主义者。
但事实是，哈特是犹太人，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为什么青睐拉兹并传其衣钵，也许是犹太老乡的缘故吧。
）哈特的受教育的过程虽然没有神童边沁那样让人称奇，但绝对是一个优等生的标准履历。
他曾经在Bradford文法学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识教育，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国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学校学习）和牛津新学院（该学院虽名new college，但其实创办于1379年，以富丽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诗班着称）就学。
这期间他对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乃至他二战中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时期仍不忘闲暇时与搞哲学研究的同事进行讨论。
不难推断，这种对哲学的热爱对日后哈特终成大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开业律师，这期间的实务工作使得哈特知识结构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极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段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为以为法学家，至少不会进行法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
同时，也是这个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论十分贴近法律的实践。
1945年，他成为了牛津新学院的哲学讲师，这一阶段后来风行于牛津的语义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时他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学者J.L.奥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评的法律命令说提出者奥斯汀）结成好友，此人后来于1952年热心推荐哈特走上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位。
哈特研究语义分析哲学与其他追逐学术时髦的人不一样，他始终致力于把这门学问应用于法学理论分析当中，这也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哈特出任法理学教授这段时期，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最伟大的几次法律理论论战联系在一起。
从学术角度讲，哈特是幸运的，同他交手的对手不乏当时学术体格强健的名家，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们在诸多领域展开争论，但是核心没有离开法律、道德与自由这些基本的分歧点。
这些对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哈特戴上了学术桂冠。
纵观哈特的学术生涯，其间没有离开过辩论，这种辩论升华了他的造诣，也使哈特的理论逐渐体系化。
这一阶段哈特终于成为西方法学世界的一代宗主，开创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学。
鉴于论战对于哈特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些法学高手的巅峰对绝。
1969年哈特离任法理学教授一职，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任其职位的就是曾猛烈抨击其学术观点的德沃金。
离职后的哈特开始步入了大多数学者必然经历的思想成熟期。
他开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对古典实证主义法学的追根溯源上。
由于早年在写《法律的概念》时已经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哈特开始走近边沁。
杰米里。
边沁是个低调的学者，这个害羞腼腆的伦敦人对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终怀有一种毫不在乎的心态。
这种心态于个人来说可是一种谦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边沁的思想产生了重大阻碍。
哈特一直高举实证主义法学的大旗，那种内在的学术血统，呼唤他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边沁推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关于边沁的文献被整理并出版。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澄清了法学界对于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传承的误解。
可以推测，这种耐心挖掘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态的微妙体现。
哈特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读后感《法律读后感》。
德沃金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关于 规则说中原则缺位的问题，哈特感觉必须予以正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积极回应德沃金，这些回应在他死后边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录中。
以上是哈特的个人小小的回顾，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个名字，他总是和西方法学理论的流派划分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宁说是一个标识。
那么在一个学术流派中的标识哈特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实。
从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们会得到不同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在原来看来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或语义分析法学的建立者，或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的差别不仅涉及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指称。
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记住某个人，缺陷却是单一层面或路径解读了哈特。
质言之，立体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时也被单线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进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公认的创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
孔德，他首次在小册子《论实证精神》当中讨论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阶段。
所谓实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
但是实证主义这个词语用法很宽泛，仅在网上搜索就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实证主义……这些词汇导致这门哲学的外延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届分，很多人因为在其理论表现形式上接近这种哲学，就被划为此列。
同时需要质疑的是，就我所知，虽然现在不少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学家，他们在其着述中却极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长久以来一种说法：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研究的体现；即使该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现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实证主义。
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哈特看，英美学界有如下观点：（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3）对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应与历史考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会目的、作用等对法律进行批评性评价的方法区别开来（然而决非是敌对的）；（4）一个为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判决可以仅用逻辑方法从预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断出来；（5）道德的判断不可能像对事实的陈述那样，以合理的论据、证据或证明建立起来。
经过哈特的考证，我们发现了边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说，而且也强调了法学分为阐释性法学和审查性法学，这为以后对应法理学和立法学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边沁已经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的滥觞之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最能体现边沁法律思想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出版《论实证精神》却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
这里遇到了一个类似因果的悖论。
应该看到边沁是在无意识之间涉及了实证主义，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个副产品，也许边沁本人一生都没有听说过实证主义这个概念。
或者，在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外观的相似理解为伟大学者在学术进路上的殊途同归吧。
其实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离不开英国本土的哲学，我们在边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尤其是休谟的影子。
其后，奥斯汀作为边沁一脉相承的传人，把边沁的理论加以细化，而且也把讨论的范围尽量退回到法学领域。
不要小看这种归理和回缩，正是依靠奥斯汀精致的理论才在真正意义上创立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他的理论高度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他的工作使法学这个晚产的婴儿割断与其母体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脐带走向了新的生命。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
所以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主义一词，凡主义者必然是指某种思想上的倾向。
如自由主义，现代多数思想家都可以被成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罢他们观点上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尊重民众的自由，承认私权。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把哈耶克尊为维也纳学派第四代掌门，而凯恩斯则被认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
概念三，社会实证。
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是一种对实在（positive）知识的向往，但是怎样达致实在知识，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则赞成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来研究。
社会实证重视经验事实，企图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作出精准的预测。
采取社会实证路径的法社会学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现场试验、问卷调查、档案研究、统计分析等等。
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分析法学主要运用的方法还是分析实证，它在法学领域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概念或者逻辑的分析推理，至于经验事实，不是他们概念或者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对于以往应然、实然的划分产生疑惑。
其实应然、实然取决于参照系的位相。
自然法学主要诉诸的是先验抽象或者自生自发的概念或者观点来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
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都是共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诸多当今的学科理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学仍然没有独立。
自然法学在其鼎盛时代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到19世纪，西欧各国已经从动荡走向稳定大批法律颁行，其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性面对实在法律规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
相对于这种评判性的应然，分析法学的描述性话语就纯粹多了，他们否弃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导独立意义的一般法学从相关学科剥离出来，主张从规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围限于实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级法）；相对于自然法学的暧昧不明、难以考究，分析法学的主张就更接近实在世界，故称之为实然。
但是与法社会学对比，分析法学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间的逻辑转换游戏，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为了陈述理论的需要而提出假设，甚至是难以最终证明的假设.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终的作为论证基点的东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无法经验所证实。
所以相对于法社会学，分析法学处在应然位置。
〔法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法治中国读后感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站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本清源，厘清法治要义，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
一是着力制定善法，实现善法之治。
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善法是法治的根基。
如果法律是恶法，如同源头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无从谈起。
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集权统治时期，法律在形式上较为完备，并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执行，实现了“形式法治”，却偏离了“实质法治”轨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
判断法之善恶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
因为，人权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权。
只有人权得到法律的足够尊重和保障，才具备了现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实质法治”的基本精神。
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把人权作为一把标尺，重新审视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确保我国现有和即将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设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实现“实质法治”。
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健全法律格局。
通常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内，法律“定纷止争”的目的能够在社会很大范围内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快速发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
因为，社会立法较为薄弱，民生立法相对落后，法律冲突比较普遍，法律滞后现象较为明显、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齐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会基础。
美国学者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地深入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由于内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约、违法惩戒机制相对不完善，衍生了诸多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因强拆引发的血案，有因宝马撞人后的殴打，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无忌惮，有弱势群体的求救无门，等等，已数不清有多少这样血淋淋的个案在刺痛世人逐渐麻木的神经，法律信仰到了丧失的边缘。
放任这种现象，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变成一纸空文，法治就会更加遥远。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着力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绝不能遇到问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通过不法手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是强化法律实施，保障法律权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其价值得不到落实，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无意义可言。
公民自觉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
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着力把法律推定为人格化的存在，无论法律本身或其执行公正与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这不但推迟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给政府威信带来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做到违法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加大违法成本，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动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也就没有现代法治国家。
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决定，不可能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特别是要限制官员、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妄加干涉，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依照法律解释的方法不同，法律解释可分为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读书笔记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法治的根本之义在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把法治放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法治的基础和界限，并以此对中国法治的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设计和解说。
法治文化是指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即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内容。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审时度世、科学论证而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
这一命题具有深刻的内涵，可以集中表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第一内涵，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
一般讲，法治所体现的一种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状态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这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而且这种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
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群体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在明确了法制与法治的基本含义之后，就会看出二者有许多区别。
诸如法制所讲的法主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所讲的法除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守法等活动；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确适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的法，也可以是与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会中法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在法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拆人治。
而法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划分，并相互制约。
在经过上述简单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单纯的法制。
法制可以存在于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的社会形态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中。
因此，我国现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
法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她的理论基础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
法治与人治截然对立，她强调社会中单个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反对迷信和个人崇拜。
法治坚决反对社会中存在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圣人贤哲，强调群体的智慧和道德高于个人。
既强调和尊重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价值，又以群体的意志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有效限制为基础。
显然，她远远优越于以个人专制独裁为根本特征的人治。
法治的基本原则以良好的法的制定与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完善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存在为主要内容。
要实现这一原则，达到法治的目标，尚需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的建立健全，却已是必然趋势。
紧急
法理学论述 “法律永远比立法者聪明” 怎么理解
1、法律作为保护权利的一种规范被规定出来的过程是立法者发现法律的过程；2、立法一旦完成，就是死的，而社会在变，作为一种应然时态的法律，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
3.法律的表现形式为文字，而文字的字面意义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法律不能完整表现立法者的意思，也就导致出现法律具有立法者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得法律制定后就不具有可控性。
也可以说成为因为法律具有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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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