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文章读后感
读《归园田居》有感 读《归园田居》，让我领会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宏伟气魄。
他的这种崇高精神让我十分敬佩和欣赏。
纵观历史长河，试问：有几个人面对诱惑而不动心，又有几个人不想当大官呢
我想能够做到的人微乎其微吧。
但陶渊明却能做到。
他厌恶“樊笼”中尔虞我诈的生活，毅然拒绝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拒绝了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把立足点落在了自己内心的田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向往着自由，渴望重返大自然的怀抱。
鸟和鱼自然成了他倾诉的媒介。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中，他除了选择自己，不能获得其它更多的选择。
于是，他选择了拒绝，拒绝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认为拒绝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权利。
然而，我们应该拥有这种勇气和权利。
就像是《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一样，不为荣华所动心。
在现实生活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陶渊明”和“刘兰芝”了吧。
相反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这些人就是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从而使自己走上歧途成为阶下囚，甚至被判死刑。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我真为他们感到惋惜呀。
因此，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懂得拒绝善于拒绝各种不良诱惑。
读了这篇诗歌后，让我知道其实平淡的生活更能体现生活的快乐和心灵的安慰，体现其生命的变奏，人生的变调。
人生犹如旅途，旅途中的风景固然美丽，但我们却不能停滞不前。
我们应该懂得舍弃，懂得拒绝各种诱惑，学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欣然前往。
读书笔记的三种方法
一：摘抄法二：列提纲三：读后感
读陶渊明的诗词的读后感
陶渊明幽居于田园之中，不问世事的隐士，竟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归宿，您能谈一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
陶渊明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的120多首诗歌可以说每一首诗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很多题材的诗歌，唐代的时候才登上它的高峰。
比如边塞诗、山水诗、送别诗，惟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田园诗是陶渊明开创的，并且由陶渊明把它推上了它的顶峰。
我们说唐代有很多田园诗人，比如说王维、孟浩然，宋代有些田园诗人，像范成大、杨万里。
唐宋这么多的田园诗人应该说他们所创作的田园诗都是在陶渊明田园诗的浓荫笼盖之下，可以说是没有超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的。
田园美色道不得，只因陶潜诗在前。
所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他生在公元365年 去世在427年。
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的时期，从29岁到41岁他是一会儿出来做官、一会儿又要归隐，是仕隐反复的时期。
他在彭泽当县令时有一次上级来检查工作，他的这些下级的书吏们就说，你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帽子戴好了再去迎接吧。
他喟然长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挂冠而去。
这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像李白，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那么他挂冠归隐以后就隐居到田园中去，他的晚年是在田园中度过的。
他跟乡亲们的关系非常好，自己有酒的时候就让隔壁邻居的老人们一起来喝酒，他自己没酒喝的时候就去敲人家的门说你家有没有酒，所以这个是非常率真的。
而且他还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他有首诗歌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个“愿”一般人理解为回归自然之愿，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可以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愿望就是丰收的愿望。
我认为只要能够丰收，那么衣服打湿了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理解可能更接近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这一点也不影响陶渊明形象的伟大。
陶渊明性格方面是非常率真的，他自己说“少无适俗运，性本爱丘山。
”他很喜欢自然、很喜欢率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这个人不会弹琴，可是他自己家里老是放着一把无弦琴，就是没有琴弦的那个琴，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把琴拿着拨喇拨喇，没有琴弦肯定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不要这个声音。
“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就是说只要有琴动的意趣就不需要有子弦的声音，这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都非常突出.陶潜，不可避免的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汉末的长期战乱，全国人口从乱前的五千万，锐减到了不足一千万。
老百姓需要修生养息，东晋的统治者奉行的是老庄的“无为而治”。
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
那是一个难有作为的时代。
陶潜挂冠，是他的清高风骨。
假如陶潜生活在当代，还是依旧饮酒不问事，早晚也会被撤职的吧
他的自得其乐，也好比“黄连树上吹笛子”，苦中求乐。
多少也是万般无奈，却能安然处之，一般人，如何能学的到呢
读书笔记怎么写
读书笔记是人们在读书时为帮助记忆而写的一种应用文体。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学者都很重视做读书笔记。
做读书笔记既是消化书本知识的有效手段，又可以积累有用的材料，训练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合前人写的读书笔记，想谈三种写法。
一种叫“提要钩玄”，一种叫“采花酿蜜”，一种叫“开山铸铜”。
先说提要钩玄。
唐朝的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里讲他写读书笔记，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他读记事的历史书，把重要的事件摘记下来。
他读哲理书，把主要论点摘出来。
韩愈的读书笔记，有几篇还保留在他的集子里。
有一篇《读，<鹖（he）冠子>》，。
引在下面，看他是怎样写提要钩玄的读书笔记的。
《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
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
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
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舟，一壶千金”者，余三读其辞而悲之。
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他先写明这部书有多少篇，没有写作者是谁，什么地方人，因为无从查考，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姓名和籍贯。
其次指出这部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
这部书属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分好多流派，所以指出“其词杂黄老刑名。
”黄老就是道家，讲黄帝，老子的学说的；刑名就是法家。
指出这本书的内容是道家兼法家。
再指出这本书中的要点，有篇叫《博选篇》，里面提出“四稽”“五至”的学说，“四稽”指出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五至”要达到五个要求，都是为治理国家打算的。
韩愈认为他的学说很恰当，假使他被国君任用，用他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功效是不少的。
又引了书中的话，说有的东西被看轻，由于没有利用它。
比方一个大葫芦，大家看不起它。
要是在大河中船翻了，抱了大葫芦就可以救命，这时候一个大葫芦就价值千金了。
韩愈反复读这些话，引起了悲哀。
书里用大葫芦来比人才，人才弃而不用，所以被看轻，韩愈因此悲哀。
韩愈又改正书中的文字脱误，改正三十五个字，把颠倒的字勾过来的有三处，涂去的错字二十二个，旁边注明改正的字的有十二个。
从这篇里我们看摘要的读书笔记是怎样写的。
不是把一本书的要点记下来就算。
先记下这本书有多少篇，内容主要讲什么的。
再记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写出自己的意见。
还摘出其中精彩的话，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提到改正书中文字的脱误。
从“三读其辞而悲之”看，“三”字虚数，表示反复读。
可见韩愈碰到其中精彩的话，不是看过就算，是要反复读的。
这就是韩愈写的摘要的读书笔记。
里面确实摘记了要点，但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包括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还要对全书的内容作概括的说明。
那就不光把一本书读过就算，读后还要思考，从全书的内容到精彩的篇章，到精彩的话都要考虑，直到对书中的错字都不放过。
从这里，我们既可以学习怎样写摘要的读书笔记，还可以学习他是怎样读书的。
再谈“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
蜜蜂采花中甘液酿成蜜，不是采一棵花的甘液所能酿成的，是从多种花中采集来的。
有的读书笔记，是作者读了好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的一种看法，好比蜜蜂酿蜜，这样的读书笔记写得比较精彩，不同于一般的看法。
象乐熹的《朱子语类》： 渊明诗，人家说是平谈，据某看他的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谈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又龚自珍《已亥杂诗》： 陶潜酷拟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谈，二分梁甫一分骚。
读书笔记有各种形式，前面举的摘记是一种；这里举的是别的两种，一是随笔式的，一是诗。
随笔式的只写出自己的意见，不必记下书名卷数等，主要把自己对书的意见写下来，用诗的形式来写更不必记书名卷数等了。
上面举的乐熹的一段话，龚自珍的一首诗，实际是写出了对陶渊明诗的读后感，所以也作为读书笔记来谈。
“渊明诗，人家说平谈”，说明他看了别人讲陶渊明的话，都说渊明诗是平谈的。
“据某看他自豪放”，他读了渊明的诗，跟别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平谈是表面，骨子里是豪放。
“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他也读了许多豪放的诗，经过比较，他认为渊明诗的豪放跟别人的豪放不同，他的诗的豪放不显露。
也有外露的是《咏荆轲》一篇。
他这个论点，是读了别人论渊明的诗，用渊明的诗来检验；读了别的豪放的诗，用来跟渊明的诗作比较；才能得出来的。
他不光看到渊明诗表面上的平谈，还看到了从《咏荆轲》诗里看出了他的豪放。
再来看他写的别的诗，才看出透过表面的平谈，骨子里是豪放的，即从诗里看到渊明这个人的性格来。
这正象蜜蜂采花酿蜜那样，是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来的。
龚自珍的诗主要是采用了乐熹的论点，但又补充了新的论点：一是用诸葛亮的豪放来同陶渊明的为人作比，二是赞美渊明的品格的高超，三是用诸葛亮的《梁甫吟》和屈原的《离骚》来同渊明的诗作比。
在这里，说明龚自珍不光读了陶渊明的诗，还读了陶渊明和诸葛亮的传记，了解了两个人的性格，还读了诸葛亮的《梁甫吟》；还研究了历史上品格高超的人，经过比较，才写出这首诗来。
说“万古浔阳松菊高”，那是因为陶渊明是浔阳人，是爱松菊的。
他在《归去来兮辞》说“抚孤松而盘桓”，他在《饮酒》里说“采菊东篱下”，菊和松又是用来象征高洁的品格的。
说这句话，说明他把陶渊明跟历代的高人作过比较。
他又用屈原的《离骚》来同陶渊明的诗比，看出陶渊明的豪放，跟诸葛亮比较接近，占有的成分多些；跟屈原有距离，占有的成分少些，那因为屈原投江自杀，渊明没有那样忿激，比较达观。
他跟诸葛亮也有不同，那因为渊明不象诸葛亮那样能建功立业。
不论他的衡量是否恰当，总之是象采花酿蜜那样，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来的。
三说开山铸铜的读书笔记。
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读书笔记的巨著。
他在《与人书十》里，谈到有两种书：一种是收旧钱称做废铜来铸新钱，既是粗制滥造，又毁坏了好的旧钱。
一种是开山采铜矿来炼铜。
他的《日知录》，一年来“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毁旧钱来铸新钱，大概指把旧书剪剪贴贴编成新书，开山铸铜，大概指从许多材料中发掘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假使说，采花酿蜜主要指文艺方面的研究说的，那末开山铸铜主要是指学术方面的研究说的。
这里引《日知录》中的《正始》条。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贵焉耳矣。
…… 《日知录》写的读书笔记，称为开山铸铜，往往引了不少书，从中取得一个结论。
要是把所引的书都抄上，太多，不合适，只好节引一个结论。
顾炎武从不少材料中得出这个结论。
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所以只是那个朝代的君臣的事，是那个朝代的官号要考虑的，“肉食者”指官吏。
“亡天下”指邪说横行阻塞了正义，整个国家的教化都被破坏，弄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引起大混乱，整个社会要陷于崩溃说的。
他这个论点，是从不少历史上材料中发掘出来的，所以称为开山铸铜。
不论他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这里从他取得这个论点的方法来说，是属于开山铸铜这一类.
课文摘录加感悟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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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杂诗晋陶渊明的读后感
结合自己感受，稍作修改。
人生在世即如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没有着落，没有根柢，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了，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不易寻得，那么，对生活中偶尔还能寻得的一点点欢乐，不要错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 注释】①蒂(dì帝)：蒂的异体字，瓜当、果鼻、花与枝茎相连处都叫蒂。
陌：东西的路，这里泛指路。
这两句是说人生在世没有根蒂，飘泊如路上的尘土。
②此：指此身。
非常身：不是经久不变的身，即不再是盛年壮年之身。
这句和上句是说生命随风飘转，此身历尽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③落地：刚生下来。
这句和下句是说，何必亲生的同胞弟兄才能相亲呢
意思是世人都应当视同兄弟。
④斗：酒器。
比邻：近邻。
这句和上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当作乐，有酒就要邀请近邻共饮。
⑤盛年：壮年。
⑥及时：趁盛年之时。
这句和下句是说应当趁年富力强之时勉励自己，光阴流逝，并不等待人。
【赏析】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
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
据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句意，证知作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有八年。
详解: 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
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所云:“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
”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这种音调，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人生无根蒂”四句意本《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感叹人生之无常。
蒂，即花果与枝茎相连接的部分。
人生在世即如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没有着落，没有根柢，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了。
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外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
陶渊明虽然“少无适俗韵”，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抱负，但他生值晋宋易代前后，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迫于生计，他几度出仕，几度退隐，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终于在四十一岁时辞职归田，不再出仕。
如此世态，如此经历，使他对人生感到渺茫，不可把握。
虽然在他的隐逸诗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旷达超然之志，平和冲淡之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的是一种理想破灭的失落，一种人生如幻的绝望。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承前而来，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
这一层意思出自《论语》:“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也是陶渊明在战乱年代对和平、泛爱的一种理想渴求。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这在他的诗中表露得非常明确:“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杂诗》其五)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转向仕途荣利之外的村居生活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这种欢乐平淡冲和、明净淳朴。
“斗酒聚比邻”正是这种陶渊明式的欢乐的写照，在陶渊明的诗中时有这种场景的描述，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移居》)“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是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古诗十九首》)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
“盛年不重来”四句常被人们引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在今天，一般读者若对此四句诗作此理解，也未尝不可。
但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及时行乐。
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不易寻得，那么，对生活中偶尔还能寻得的一点点欢乐，不要错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我们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了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
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
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
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平常，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
品中国文人陶渊明读后感800字
陶渊明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
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
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
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
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
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
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
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
”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
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
是真性情的守护者。
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
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
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
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
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
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
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
他说过：落地为兄弟……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
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
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
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
我们看到——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
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
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
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