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葛溪驿
作品原文 葛溪①驿② 缺月③昏昏漏④未央⑤，一灯明灭⑥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⑦歌慷慨，起⑧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⑨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1]编辑本段作品注释 ①葛溪：今江西省弋阳县。
②驿：驿站是古代官方设立的旅店。
③缺月：不圆的月亮。
④漏：漏壶，古代计时器。
⑤未央：未尽。
⑥明灭：忽明忽暗。
⑦岁时：时光。
⑧起：起来。
⑨行人：诗人自指。
[1]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这首诗写于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作者自临川赴钱塘（今浙江杭州）途宿驿中。
诗中抒写了作者的旅愁乡思。
诗人选择缺月、孤灯、风露、鸣蝉、疏桐等衰残的景象构成凄凉的秋景和孤寂的旅况，衬托出抱病的行人，从而表现羁旅独苦的处境和心情。
纪昀评道：“老健深稳，意境自殊不凡。
三、四句细腻，后四句神力圆足。
” 葛溪在江西弋阳。
驿是公家设立的车马站或招待过客休息所。
人在病中最快感觉到风露的早来，梦中回家，总是不知山水路途的遥远。
江湖沦落，人又在病中，最是想家，心境最是凄苦。
梦中不知山水长，醒后更觉家乡的路遥。
清代诗论家贺裳说：“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
”（《载酒园诗话》）《葛溪驿》就是这类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的好诗之一。
其写作时间，大约在1050年（皇祜二年）。
首联一落笔就从情上布景。
“缺月昏昏”是诗人仰视窗外之所见。
行役之人每于独眠客舍之夜间最易萌生思乡之情，当此之时，人地两疏，四顾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与家人千里相共，故抬头望月，实为自来行人寄托乡思之一法。
这首诗写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悬挂于天庭的，竟是半轮缺月”，且月色“昏昏”，犹如一团惨白的愁雾。
“漏未央”是诗人侧耳枕上之所闻。
诗人于扫兴之余，便希望早入梦乡。
怎奈原先并不十分在意的漏壶，此刻也仿佛故意作难，滴水声似乎越来越响。
这在不眠之人听来，又增添了烦乱，心绪愈益无法宁贴，“未央”两字，不仅暗示入夜巳深，且摹写诗人对漏声的敏感与厌烦心情如见，更兼一灯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况更加使人难以为怀，而独卧秋床的诗人目不交睫、转辗反侧的苦颜，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联虽为景语，而景中宛然有诗人自己在，故颔联便直接叙写羁旅的困顿和抒发乡思之愁。
出句写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
病中行役，体弱衣单，值此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凉夜，不仅肉体上有切肤透骨的寒意，而且连心灵也仿佛浸透在凄寒之中，《秋风引》的启发。
刘诗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所谓“最觉风露早”，亦即刘诗“最先闻”之意。
诗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体察、品尝人间的苦果，自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深悲极痛，三不堪。
对句以恍惚的梦境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
大凡思家心切，总希望借梦境与家人团聚，但梦醒之后，往往更增怅惘空漠之感。
此句虽未明言梦醒后的难堪，但“最觉风露早”五字已透露梦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长”五字正是梦醒后的感叹，而将无限惆怅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刘熙载说：“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
融贯变化，兼之斯善，”（《艺概》卷二）这首诗上半篇写羁旅之愁，颈联便另出一意，写忧国之思，出句“坐感岁时歌慷慨”，是说诗人一想到时势的艰难，连那无穷的乡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顾，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
王安石是个爱国主义者。
他自涉足仕途以后，对人民的贫困，国力的虚耗，政治上的种种积弊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危机。
在此之前，他曾写了《省兵》、《读诏书》等关心政治与民瘼的诗篇，诗中慷慨陈词：“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
”（《读诏书》）“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忧天下”的具体写照。
对句“起看天地色凄凉”，写诗人于壮怀激烈、郁愤难伸的情况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
小小的斗室装不下诗人的愁思，只好望着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诗人眼帘的，也仅是一片凄凉的景色而已。
此句将浓郁的乡思、天涯倦怀、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国事之忧融为一体，复借景色凄凉的天地包举团裹，勿使吐露，似达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尽之妙，综观中间两联，一写乡思，一写忧国之思,名虽为二，实可融贯为一，统称之为家国之思庐这正合上文所谓“融贯变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联中的“行人”实即诗人自指。
诗人握到天明，重登征途，顾视四野，仍无可供娱心悦目之事，唯有一片鸣蝉之声聒噪耳际。
“乱”字形容蝉声的嘈杂烦乱，正所以衬托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
“乱”字之前着一“更”字，足见诗人夜来的种种新愁旧梦及凄苦慷慨之意仍萦绕心头，驱之不去，而耳际的蝉声重增其莫可名状的感慨，结句写秋蝉无知，以“叶半黄”的疏桐为乐国，自鸣得意，盲目乐观，诗人以此作为象喻，寄托他对于麻木浑噩的世人的悲悯，并借以反衬出诗人内心的悲慨。
全诗以作者的深情敏感为契机，抒写了强烈的忧国忧家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顿挫盘纡而出，并显示其转折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能极金尽曲折往复之致。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
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
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
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1085年（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
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较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
葛溪驿中全诗是怎样体现‘乱’字的
葛溪驿 王安石（北宋）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这首诗写于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作者自临川赴钱塘（今浙江杭州）途宿驿中.诗中抒写了作者的旅愁乡思.诗人选择缺月、孤灯、风露、鸣蝉、疏桐等衰残的景象构成凄凉的秋景和孤寂的旅况,衬托出抱病的行人,从而表现羁旅独苦的处境和心情.纪昀评道：“老健深稳,意境自殊不凡.三、四句细腻,后四句神力圆足.” 葛溪在江西弋阳.驿是公家设立的车马站或招待过客休息所.人在病中最快感觉到风露的早来,梦中回家,总是不知山水路途的遥远.江湖沦落,人又在病中,最是想家,心境最是凄苦.梦中不知山水长,醒后更觉家乡的路遥. 清代诗论家贺裳说：“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载酒园诗话》）《葛溪驿》就是这类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的好诗之一.其写作时间,大约在1050年（皇祜二年）. 首联一落笔就从情上布景.“缺月昏昏”是诗人仰视窗外之所见.行役之人每于独眠客舍之夜间最易萌生思乡之情,当此之时,人地两疏,四顾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与家人千里相共,故抬头望月,实为自来行人寄托乡思之一法.这首诗写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悬挂于天庭的,竟是半轮缺月”,且月色“昏昏”,犹如一团惨白的愁雾.“漏未央”是诗人侧耳枕上之所闻.诗人于扫兴之余,便希望早入梦乡.怎奈原先并不十分在意的漏壶,此刻也仿佛故意作难,滴水声似乎越来越响.这在不眠之人听来,又增添了烦乱,心绪愈益无法宁贴,“未央”两字,不仅暗示入夜巳深,且摹写诗人对漏声的敏感与厌烦心情如见,更兼一灯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况更加使人难以为怀,而独卧秋床的诗人目不交睫、转辗反侧的苦颜,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联虽为景语,而景中宛然有诗人自己在,故颔联便直接叙写羁旅的困顿和抒发乡思之愁.出句写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病中行役,体弱衣单,值此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凉夜,不仅肉体上有切肤透骨的寒意,而且连心灵也仿佛浸透在凄寒之中,《秋风引》的启发.刘诗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所谓“最觉风露早”,亦即刘诗“最先闻”之意.诗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体察、品尝人间的苦果,自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深悲极痛,三不堪.对句以恍惚的梦境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大凡思家心切,总希望借梦境与家人团聚,但梦醒之后,往往更增怅惘空漠之感.此句虽未明言梦醒后的难堪,但“最觉风露早”五字已透露梦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长”五字正是梦醒后的感叹,而将无限惆怅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刘熙载说：“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融贯变化,兼之斯善,”（《艺概》卷二）这首诗上半篇写羁旅之愁,颈联便另出一意,写忧国之思,出句“坐感岁时歌慷慨”,是说诗人一想到时势的艰难,连那无穷的乡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顾,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王安石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自涉足仕途以后,对人民的贫困,国力的虚耗,政治上的种种积弊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危机.在此之前,他曾写了《省兵》、《读诏书》等关心政治与民瘼的诗篇,诗中慷慨陈词：“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读诏书》）“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忧天下”的具体写照.对句“起看天地色凄凉”,写诗人于壮怀激烈、郁愤难伸的情况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小小的斗室装不下诗人的愁思,只好望着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诗人眼帘的,也仅是一片凄凉的景色而已.此句将浓郁的乡思、天涯倦怀、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国事之忧融为一体,复借景色凄凉的天地包举团裹,勿使吐露,似达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尽之妙,综观中间两联,一写乡思,一写忧国之思,名虽为二,实可融贯为一,统称之为家国之思庐这正合上文所谓“融贯变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联中的“行人”实即诗人自指.诗人握到天明,重登征途,顾视四野,仍无可供娱心悦目之事,唯有一片鸣蝉之声聒噪耳际.“乱”字形容蝉声的嘈杂烦乱,正所以衬托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乱”字之前着一“更”字,足见诗人夜来的种种新愁旧梦及凄苦慷慨之意仍萦绕心头,驱之不去,而耳际的蝉声重增其莫可名状的感慨,结句写秋蝉无知,以“叶半黄”的疏桐为乐国,自鸣得意,盲目乐观,诗人以此作为象喻,寄托他对于麻木浑噩的世人的悲悯,并借以反衬出诗人内心的悲慨. 全诗以作者的深情敏感为契机,抒写了强烈的忧国忧家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顿挫盘纡而出,并显示其转折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能极金尽曲折往复之致.
六尺巷 可做哪些论点的论据
长恨歌》十页我不喜欢。
感，王安忆是在和张爱玲较劲。
她作独白是：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
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传神的，是她用敏锐的五官切实感觉来而后轻松挥洒出的，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凭借电影、图片、听来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记载开展想象，然后将想象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劲挤呀挤地挤出来的。
她依赖的是她的勤奋、毅力和刻苦，依赖的是她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
她是在用想象与感觉堆砌，靠堆砌来硬写、死写、愣头愣脑地写......她写弄堂，写流言，写鸽子，一写就是好几页，咬 住不放，写得实在很笨。
要不是长恨歌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我是不会继续看下去的。
然而，幸亏我继续看下去了。
继续看下去后，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
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
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
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
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
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人我认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我也认识，他们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上海住的那条弄堂隔壁。
这些遗老遗少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丸气味。
他们是躺在旧时的记忆上活过来的。
旧时，是他们家中不太打开的箱底压着的几件曾经漂亮过的西装与旗袍。
他们彼此靠着对这种樟脑丸气味、西装、旗袍气味的记忆、嗅觉、感情走到一起的......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
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
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
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
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
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
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
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
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
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
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
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
王琦瑶为什么会死
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
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
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2.湘军集团对湖湘文化有什么影响?请举例说明。
当然有大影响了。
我没有研究，就大胆（狂妄）地论断（信口胡说）一下
一、湘军胜利，使湖湘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没有中断，保留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使拜上帝教没有盲目地破坏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
湘军胜利，首先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按统一的帝国和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说，就是解决了反叛者，粉碎了分裂势力，这样，首先就是保护了中国自汉以来的儒家学说在社会和地方的主导地位，而湘文化首先是以历代先儒学说为主的，不论是宋时提倡的四书五经、朱熹的其他学说，还是后儒历代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明清训诂学等，都能得到延续和光大（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糟粕）。
相反，如果湘军也失败了，那么国家的分裂时间会更长，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势力将无法晚遏止，或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开始新的朝代，新政府的人仍然需要用内儒外法来统治中国，但是，洪秀全用于召集人徒的信上帝教也会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与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激烈冲突，中国传统道德里的一些有理成分或者经世致用的、中国人习惯的一些良好的社会规范都会被破坏怠尽。
正如上个世纪，马列主义因为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全面奉行，会造成后来的“批孔”、破坏所有传统道德观念的极端现象，正好违反了鲁迅和毛主席提倡的“拿来主义”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等正确看法。
所以说，湘军的胜利，是成功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分裂，保存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使湖湘文化继续她自身的研究、传播规律。
当然，也是镇压了农民起义，让中国的底层阶级继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事情有两面性。
二、具体细节方面，湘军胜利，会受到清政府的褒扬和赏赐，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扬光大。
1、湘军胜利，满清政府有两手，一是表面极端表扬，说他们是保国良将；二是背后十分疑忌，怕汉人势力过大，正因为八旗不行了，才会用湘军，而湘军坐大，则满人人人自危，政府更是锋芒在背。
所以，虽然没有查相关资料，但是满清的做法，很可能对有功将士明升暗降，除了对有些人无法做得太出格外，他们会对底下一些有功者进行赠虚衔、表节号、任命教育部门官职等做法，让社会上传播他们的大名，但不给实权，这些人家也明白功高身死的危险，必然会让子弟好好学习儒家思想，按照政府的心意做到无可指责，这样，这一批“功臣”就都成了社会上的道德模范，引导和实践着“仕成则学”、“功成而学”的明智做法。
从中上级将领到底层士卒因为受到封赠，都有了一定的财力，都可以让子女读书了，中国人“耕读传家”的思想，就是有地种、有书读，有能力的给子弟寻觅一个良师——湖湘学派的佼佼者或后学，或者直接就是送进湖湘学派的重镇如各处书院等进行深造，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湘文化的传播。
2、曾国藩本人就是大儒，他功成名就后，可谓是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三件大事都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
那么，社会上仰慕者更多，评议更好，地主出身的各种文人学者对其进行追捧，那么，政府的笼络、朝野的热情，会让他及湖湘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才都投身于湖湘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3、中国读书人有迂腐的一面，有文人相轻自以为是的一面，也有不甘寂寞的一面。
孤身读书读到心潮澎湃，会急于与友人讨论、辩争乃至卖弄，士人向往遇名师、得贤徒的雅事，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交游、挟击时弊、关注民生的士人行为风气，所以，湖湘文化的重镇——岳麓书院等地方，及里面千年以来的大儒先贤的名声、学术思想的辉煌成就、后学的身体力行、从学者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都吸引着当地及全国各地读书人的心。
但是太平天国从北到南，所向披靡，一路上还绞辫披发、拆除乡学孔庙、逼人信教，不仅让政府深为忌恨，也让浸淫儒家思想深重的各地学子都不能接受。
湖湘文化主要研究基地——湖南、安徽、湖北、江西一带，还都成为太平天国与满清的战争，让后学更是悲于狼烟之苦，痛心疾首。
——读书人不能辨别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只是从战乱和分裂上，认为太平天国势力是反叛势力，是盗贼，是匪寇，这是他们的局限。
而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所在的地区重归和平，中断的研究和通往南岳的交通得以通行，湘人胜利后的心花怒放喜迎天下才子的成功心态，使当地的讲学重归往昔，使外地的学子可以畅达南岳。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