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的内容是什么
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于1950年10月摄制完成；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武训传主要内容如下： 1949年12月5日，是武训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纪念日。
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训的祠堂前和坟墓前，一位女老师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武训的故事。
清道光二十五年，七岁的小武训，父亲已经去世，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
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
不久母亲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
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
17岁时，他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
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
武训与他争辩，结果被吊起来毒打一顿。
最后周大出现，打倒保镖，救出武训。
张举人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关进死牢。
小桃因张举人一家逼她嫁给曹屠夫，自己又无力逃跑几次想自杀，被钱妈劝阻。
她准备找武训商量，逃出苦海。
武训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终于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
小桃来到破庙里找到武训，此刻，武训正沉浸在办义学的计划中。
他将一个泥塑不倒翁送给了随小桃前来的小茂，以表明自己办学的决心。
这时，张举人的狗腿子赶来打倒了武训，强拉走了小桃。
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死牢里的周大、泥地上的武训发出了“我们要报仇”的呐喊。
无路可走的小桃当天夜里悬梁自尽。
武训怀着深仇大恨，强装笑脸，以小丑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
顽皮的孩子们叫他“二豆沫”。
他沿街卖艺，跪在地上喊着“来踢吧
来打吧
”“为了穷孩子，为了办义学。
”夕阳西下，他坐在小桃坟前沉思，将桃核埋进土里。
在李四的帮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越狱出逃。
周大找到武训、李四，要他们一起造反，武训因一心办义学，拒绝同去。
周大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知道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 十年过去了，武训千辛万苦积攒下了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
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在沉重的打击面前，他想起了自己的不倒翁，坚定了为穷孩子办学的决心。
又是一个二十年过去了，武训积足了办学的经费，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
光绪十四年，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的读书声传到五十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口中喃喃自语：“娘，穷孩子也能念书了。
”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此后仍然一囊一钵，到处奔走募化。
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当心受骗，武训开始怀疑了。
郭知县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要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
清王朝因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北京。
清王朝的鹰犬们献技，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人要抚。
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
当“乐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时，武训却好像发了疯，不肯跪谢皇恩。
满腔悲惘的武训拖着黄马褂走进学堂，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 黄马褂被遗弃在尘埃中，武训向远方走去。
周大带领着义军风驰电掣地经过武训身旁，卷起了滚滚黄尘…… 老师给孩子们讲完了故事。
大家好像看到了年老的武训肩背布褡，手拿着铜瓢，在北方的原野上坚定而缓慢地走着。
观2011感动中国有感1000字最好是张伟的，谢谢，要快
自创的。
看了《2011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以后，我久久地被他们的事迹感动着。
感动，这个极其平凡的字眼，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诠释了人间一种种伟大的情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爱的真谛。
感动，可以是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就像“最美妈妈”吴菊平，为了小生命的那一个奋不顾身的拥抱；感动，可以让人时时感受到爱的存在，就像胡忠、谢晓君夫妇那一个简单而又美好的愿望一样“让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动，不论距离有多远，哪怕是跨越海峡，也无法阻隔你的心意相连，就像远在台湾的张平宜，为了麻风村的孩子们，不惜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留在了麻风村，而所支撑她做这些的，却只有一个平凡的信念，那就是让孩子们都能读上书、读好书。
感动，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它可以是一个关切的眼神，在你情绪低落时，给予你问候；它可以是一句甜甜的话语，在你成功时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
感动其实就藏在茫茫人海中，在万千世界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动作，都让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感动的存在。
其实感动无处不在。
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平凡的人，在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着别人，感动着中国。
我们现在的生活之所以这样美好，我们的社会风气之所以这样友爱。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感动。
正是因为这些感动，才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才使我们的胸怀变得宽阔起来，才使我们生活中的不愉快变得烟消云散。
其实感动无处不在，就让我们用双手去传递爱，一起去感受这份感动
蒋介石为什么说张学良“殊可悲”
张学良，张作霖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
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6岁时是东北军的上将司令。
这个年青人要风得风，好球，好剑，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好美女。
晚年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都逃不过他的劫掠。
他自称风流，实则是欲望的泛滥、孩子气任性或青春的身体无边界寻找刺激。
为此，他嗜赌成性，形容枯槁。
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多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
这个民国所谓的四大公子之一，放浪形骸，不拘礼法。
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被定格，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话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使张作霖意识到奉军的落伍，下决心整顿。
历史学家甚至说，经过多次整顿的东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具有职业军人素养的一支部队。
这也跟年轻的张学良有关系。
他看到了现代国家军队的样子，有机会效仿，在父亲的支持和郭松龄的实施下，一举成功。
东北军对张学良充满了敬畏之情，甚至把他“当成神一样”。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
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 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
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
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
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
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
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
有材料说，9.18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万余，超过了当时东三省官方银行的全部损失。
这种搜刮之烈并没有带来强烈的保护意志，大概仍是“子卖爷田不心疼”的少爷脾气。
“不抵抗命令”是何人所下，当事人曾三缄其口。
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
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
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 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
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张学良虽然主导了整军经武，却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是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而已。
张学良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胡适说得好：“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
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
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
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
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
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说到东北空军，也要归功于张学良。
1921年秋，也就是9.18的10年前，张学良受其父张作霖之命，前往东瀛参观日本空军。
当张学良亲眼看到日本空军那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高超的训练后，暗自痛下决心一定要建起自己的东北空军。
回国后，张学良向张作霖如实报告了赴日参观空军的情况。
其实，张作霖早认识到，要巩固东北非建立强大的空军不可。
早在此前的1920年7月，张作霖就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并拨出巨款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修建了飞机场。
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奉系已拥有4架大威梅双翼360马力旅客运输机，4架小威海单翼360马力侦查教练机，均为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从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缴获来。
1923年9月，张学良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
他一上任，就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五个大队: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为了把这个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不仅从日本、俄国高薪聘请外国教官，到奉天航空学校开展起航空飞行技术业务培训，积极充实东北航空的技术力量。
同时，他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到1925年7月，由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三省航空处已拥有各种飞机50多架，仅飞行员就达到100多人。
随后，张学良先后从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国购进侦察机9架、水上飞机8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5架、教练机8架，基本上组建起了东北空军。
张学良不仅舍得花忿资培养飞行员，而且还自己带头学习航空飞行技术，专门请来专家辅导他学习飞行理论和实际操练。
据说，张学良本人能够熟练地驾驶飞机在营口与丹东之间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去开会。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的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
事后，张学良花忿资又从法国进口了一批新式飞机，并进口了一批飞机散件，自行仿造组装了一批战斗机。
据记载，东北军自己组装的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型。
此外，还有辽 FH1式、作为轰炸机可载4枚100公斤的航空炸弹，是一种航程比较远的轰炸机，大大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1931年9月初，面对日军在沈阳的种种侵略迹象，当时留守在沈阳的奉系东北空军长官陈海华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去了请示电话。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张学良“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
就在9.18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
”那些急欲登机迎战的飞行员获知后，都非常不解地撤离了机场。
次日清晨，沈阳东塔飞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飞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但整个机场却没有一架战机起飞来迎战。
狂轰滥炸过后，日军派兵迅速占领了机场。
日军的占领让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战斗飞机150余架，就连刚刚从捷克成套购买的尚未安装的机件也落入了日军手中。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奉系东北空军的26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
为此，张学良痛心疾首。
大量史料显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的空军无论在航空技术、机械设备、具有专门技术的航空人员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规模。
在奉系东北空军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类新型作战飞机360多架，有近200名飞行员，能够适应多种作战方式。
这在当时全国各系军阀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精心培养奉系空军的目的似乎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其他军阀，让其他军阀尝到奉系空军的厉害，而并不是为了积蓄力量对抗日军这个外来侵略者……。
1936年，在蒋介石对张学良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
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
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
”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
”所以，蒋介石说他“殊可悲”。
当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介石曾痛心疾首的劝服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
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
他们是要坐江山的。
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
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
不是那么简单哪，他们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拚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的统治工具
不会有民主的
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拿昔日蒋介石的之言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的所为及与大陆现实比较，不难看出蒋介石卓越的先见之明。
评价历史人物应功过并陈，善恶俱宣。
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
但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
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
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仆、闻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认为是蒋介石所为，更是一口咬定。
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专门致信蒋介石，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
信中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
被冤枉的蒋介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
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
同时革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职务。
此事件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与蒋介石无关：“（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
……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
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2.28”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
“2.28”事件发生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首先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期望落空，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
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而不当的管制政策使问题加剧，因而逐渐形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情绪广泛爆发。
终致1947年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公署卫兵开枪射击民众，导致该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
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与军队镇压。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
蒋介石抵台后，因担心引致动乱，不许国人议论此事，招致民众不满。
“2.28”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
由于忌谈，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独势力利用夸张渲染，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平反“2.28”事件，补偿“2.28”受害人家属，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
但是，此事件却被大陆官方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举办纪念“2.28”的活动；“文革”后，也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甚至1989年后，大陆官方还纪念台湾省人民“2.28”起义。
大陆官方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且不说此话不是蒋介石所讲，而纵观蒋介石当权40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
且蒋介石再黑，也未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
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夺其性命。
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
像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张学良坏了国家大事，让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颜面失尽，国人皆曰其“罪该万死“，但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而只是将其软禁。
试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张学良能活
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及大批的老干部会更好吗
有人曾以《两个“花园”的对比》为题谈了蒋介石与的不同：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当年在国统区办了一分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
胡绩伟换了刊名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
就这样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后一共换了10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
这在宣称民主的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
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台湾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
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1965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而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文艺的控制异乎寻常；从建政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从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的大陆花园要缤纷许多。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
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据台湾媒体报导，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
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介石会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
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
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
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
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分别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次大战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
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
明居正最后说，回顾蒋介石一生，最为后人称颂的是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这一西来幽灵，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50年来为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若没有他打下基础，恐怕难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曾召集文宣部们进行内部谈话，论及蒋介石的功绩：“蒋介石有几个优点是客观的史实，我们讲史必须留心：一、北伐统一中国；二、抗日战争；三、收复台澎；四开拓海疆。
1946年蒋介石从法国手中取得南海四岛屿，这块37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相当于三个外蒙……”马英九认为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
建设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国民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朝鲜战争方酣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的基础有很大贡献。
2011年7月，面对民进党叫嚣让马英九承担蒋介石在“2.28”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马英九强硬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中正纪念堂牌楼上的“自由广场”也恢复为“大中至正”。
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当局的行动遭到了绿营的强烈反弹，但是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将“去蒋介石化”表演到极致，并不符合民意。
现在很多台湾人对蒋介石不满，主要是他杀台独分子，而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是基本肯定的。
尽管蒋介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成为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各方如何认识蒋介石及其与大陆官方的斗争，总体上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是给中国给世界送来了空前的灾难。
苏联共产党以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此成了暴力革命的目标。
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战争，主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主掌的国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已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可以说，中国人民可以就此过上好日子，起码国内的战争不会有了。
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像所谓的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当然，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残害也不会存在。
相应的，因大陆官方而起的或者说，大陆官方明里暗里支持的国际恐怖组织如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等等的红色政权、极端组织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也不会存在，最起码是要减轻许多。
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但是，很不幸，中国没有这么幸运，世界没有这么幸运。
这是《蒋介石日记》面世之后，在对大陆官方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全面了解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3日，一张巨大无比的蒋介石肖像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的标准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上，蒋介石身着戎装，是其1944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拍摄的标准照，其时蒋介石还身兼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
这张标准像不同于后来的悬挂方式，直接竖立在城楼上，其顶端已经到达第二层，在城楼下则大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在此之前孙中山去世后的1928年，孙中山的巨幅标准肖像也曾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时报》在8月24日刊发的一张图片中可见孙中山的标准像被悬挂于天安门城门的正中，两边并挂有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为中国政治的坐标，什么时候，孙中山的标准照悬挂于天安门上，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才会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七年文学中游记散文的主要特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特色
十七年文学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 1949年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
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
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
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
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
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
”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
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
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
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
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
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
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
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
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
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
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
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
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
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
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
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
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
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
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
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
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
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
”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
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
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
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
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
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
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
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
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
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
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
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
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
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
“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
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
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
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
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
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
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
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
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
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
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
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
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
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
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
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
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
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
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
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
”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
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