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里邓颖超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周恩来读的时候也在场
我们思想相同，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
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
美的感情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
《邓颖超的故事》读后感 陈琪
[《邓颖超的故事》读后感——霍雨佳]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读《邓颖超的故事》有感关于题目这两句诗是出自周恩来总理的《春日偶成》，《邓颖超的故事》读后感——霍雨佳。
之所以选择这两句诗作为题目，只是因为想起一句俗语：红花配绿叶。
但又觉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关系又不止步于衬托的关系，更像是相互辉映。
再准确地形容，便是舒婷在《致橡树》中所言：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关于邓颖超读书之前才发觉，除了知道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妻子，对于她，我知之甚少。
于是就“百度一下”：1904年2月4日生，河南省光山人，生于广西南宁。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
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
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读后感《《邓颖超的故事》读后感——霍雨佳》。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邓颖超的事迹远不止于此，这只是个人精简之后的简介。
如果有好好阅读上述资料的话，可以看出邓颖超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因为她成为周恩来的妻子而发生过多的变化，这就越发应验了笔者与上一部分中所叙述的那样：二人是相互辉映的。
注：此处沿用了周恩来总理称呼邓颖超的用法。
周恩来在与南斯拉夫驻华大使会晤中，称印度驻华大使的妻子为“夫人”而三次称邓颖超为“我的妻子”。
因为西方人分不清“爱人”（Lover）与“情人”（sweetheart）有何区别，且“爱人”未必为夫妻；“夫人”（madam）则是对第三者的专称；只有“妻子”（wife）的含义最清楚，不会引起误解。
关于邓颖超的故事虽然此处是举邓颖超的故事，但她与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还是最打动人心：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
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
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
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
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
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
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
此处本人不愿多作评论，个中真情，还请读者自治。
最后以《春日偶成》的后两句诗结尾：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邓颖超的故事》读后感——霍雨佳〕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是怎样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反映出这对革命家夫妻纯美优雅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感情天地充满了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
周恩来的书信温柔蕴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充满诚恳和关爱；邓颖超的书信热烈奔放，滚烫的倾诉中流露出坚定和昂扬。
这些书信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符号化、脸谱化的面目，而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心灵图景。
来： 你走了三天了。
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
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
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
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
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
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
“怎么散得这样早
”我问。
“快垮台了
”三元答。
“今天人不多吗
”超复问。
“顶多不过二十对。
”“女的少极啦。
”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
——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
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
你如何慰远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们都很关心我，频来慰我的寂寥。
大姊、小崔、瑞华，尤其是小浦、云臻、彭总诸人。
感谢她、他的友爱情谊，然而却不能减释我对你的想恋
你一有可能与机便，还是争取飞回来吧
我热烈地欢迎你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后，所见所闻，欢乐趣讯，望你尽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乐。
愿望渝机来时，得在你读我信之先，先得你给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后不久，正届妈妈的四周年忌——十一月十八日。
你如有暇便，望一扫二老之墓，代我献上一些鲜花，聊寄我的哀思啊。
你事忙，不一定限于是日。
你到渝后，如果有信给朋友，你如愿如约给我传的话，我真心愿意做一个和平贤淑的使者——现代的“红娘”，你以为如何
深深地吻你
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识的朋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
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回答者： ☆幻影青龙 - 江湖新秀 五级 4-19 21:10《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一共收录了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的书信，共七十四封。
邓颖超看到周恩来病逝后是什么反应?
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
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
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
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
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
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
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
当天晚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与台基厂交会的路口，几位老同志趁停车的一刹那匆忙上了车。
她们发现里面坐着的正是邓颖超。
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机按邓颖超的吩咐打开了车顶灯。
在幽暗的灯光下，她们发现邓颖超变得憔悴和消瘦了。
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短暂会面，纷纷关切地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
这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问题。
邓颖超说：“提倡火葬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要贯彻。
我和恩来有过协议，死后都不保留骨灰。
当时，他问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证做到这条。
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证做到这条
’他担心，怕我手软做不到。
现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坚决请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遗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
这样，我实践了诺言，心就安了。
恩来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么
骨灰化做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几位老同志听了邓颖超一番话后都感动得落泪了。
关于周恩来不保留骨灰一事，邓颖超还在另一场合对亲属谈及。
她说：“关于恩来骨灰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
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时说话声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
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
’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
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作解释。
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的病太严重了。
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
……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
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
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这是在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首次向亲属透露相关内情。
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即便周恩来的至亲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劝止了。
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向亲朋透露了周恩来拟定的“三不”原则。
有一次，邓颖超对来访的友人谈到此事时说：“前一段，自己（指周恩来）规定了‘三不’，不见客，不回信，连侄儿们也不见。
老四（指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为你们好。
有的同志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整得很厉害，我们在红墙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们在外边就不行了。
有一次，一位同志来了，回去险些被整死。
总理知道后说：‘我要救人了。
’找了卫戍区才救了出来。
”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才有人进入西花厅拜见邓颖超。
一次，一位亲属好不容易来到中南海面见邓颖超。
在谈到周恩来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说：“（周恩来）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
过去总理熬夜，睡的时候，躺下就能睡着；现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着了。
”在一位友人谈到人们都在关心周恩来时，邓颖超又说：“天天收到群众来信。
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叫总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医院里。
他们不了解情况，医院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专家们。
……我知道你们很惦记他，可惜现在不能见，连我也是按规定的时间去看。
”从这些由亲友透露出来的简短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邓颖超的困难处境以及周恩来最后岁月的大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