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张图片，题目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情话 内容是:周说，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出自哪本书
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总理式爱情周：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邓：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周：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哪里有比较全的邓颖超周恩来的书信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反映出这对革命家夫妻纯美优雅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感情天地充满了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
周恩来的书信温柔蕴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充满诚恳和关爱；邓颖超的书信热烈奔放，滚烫的倾诉中流露出坚定和昂扬。
这些书信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符号化、脸谱化的面目，而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心灵图景。
来： 你走了三天了。
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
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
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
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
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
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
“怎么散得这样早
”我问。
“快垮台了
”三元答。
“今天人不多吗
”超复问。
“顶多不过二十对。
”“女的少极啦。
”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
——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
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
你如何慰远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们都很关心我，频来慰我的寂寥。
大姊、小崔、瑞华，尤其是小浦、云臻、彭总诸人。
感谢她、他的友爱情谊，然而却不能减释我对你的想恋
你一有可能与机便，还是争取飞回来吧
我热烈地欢迎你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后，所见所闻，欢乐趣讯，望你尽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乐。
愿望渝机来时，得在你读我信之先，先得你给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后不久，正届妈妈的四周年忌——十一月十八日。
你如有暇便，望一扫二老之墓，代我献上一些鲜花，聊寄我的哀思啊。
你事忙，不一定限于是日。
你到渝后，如果有信给朋友，你如愿如约给我传的话，我真心愿意做一个和平贤淑的使者——现代的“红娘”，你以为如何
深深地吻你
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识的朋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
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回答者： ☆幻影青龙 - 江湖新秀 五级 4-19 21:10《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一共收录了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的书信，共七十四封。
邓颖超是谁（简介）[周恩来的妻子]
邓颖超（1904-1992），原名邓文淑，又名邓咏通、邓湘君等，河南省光山县人。
1924年参与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
民主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
1923年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
大革命时期，1924年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同年与周恩来结婚。
后任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侯补中央执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直属机关部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中共驻南京、重庆代表团成员，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有成效。
历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6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
1947年3月奉命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8年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等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1988年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殷切期望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她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
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
她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中共第七届侯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2年7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著作编为《邓颖超文集》。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女性被称为先生
还有为什么会被称为先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
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
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
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他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怎样对慢性疾病作斗争
在一个长时期内，我先后害过几种慢性病。
在治疗和休养的过程中，我对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结果，有的病已经痊愈了，有的病也基本好了。
因此，三年来，我已经摆脱了各种药物和其他治疗，全靠自我锻炼。
我已经逐渐掌握了老年体质的特点，尽可能遵守生活制度，坚持体育锻炼，增强体质，自力图强。
这样，一面继续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一面逐步增加脑力劳动和体力活动的锻炼。
近年来，我能够恢复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和社会活动，使我感到特别愉快，特别幸福。
在我们干部中有不少患慢性病的人。
有些同志对疾病作斗争，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健康；有些同志正在对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情况有好转；但是，还有一些同志正为疾病所苦恼。
因此我想谈谈对慢性病作斗争的一些体会和经验，供慢性病人参考；并且希望得到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的指正。
慢性病的特点和急性病不同。
急性病来得快，来得猛，经过适当治疗，又会去得快，好得快。
慢性病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去几趟医院，作一些治疗，吃一些药就会痊愈的。
还有些是急性病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也是逐渐发展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把慢性病治好呢
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关键在于对疾病作斗争时，要不断体会，根据病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摸索适宜的治疗和休养方法，对它进行耐心的不懈的斗争。
关于对疾病作斗争的问题，同志曾经对正在患严重胃肠病的王观澜同志说过：“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
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
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
”我在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最好的方法。
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战胜疾病。
不过要做到这点，并不是简单容易的。
我和慢性病作斗争的经验和体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要对自己作思想斗争,加强对疾病作斗争的坚强意志,端正对待疾病的态度。
对自己的疾病作斗争是一个革命者应该执行的革命任务，是病人面临的迫切任务，绝不是与革命无关的事。
要战胜疾病这个敌人，除了依靠医务人员根据医学科学进行治疗以外，同时病人还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革命的精神来对待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同医务人员恰当地协同合作，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病情的治疗和休养方法。
根据我亲身的体会，我认为对慢性病作斗争，首要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入手，把改造体质和思想锻炼结合起来。
对疾病作斗争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是在政治、思想、生活、身体以至党性方面的锻炼。
一个革命者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的精神和乐观的情绪来对待疾病。
有了病，就要从生病的实际情况出发。
要承认它，正视它，在日常具体行动中要认真地对待它。
要积极治疗、休养，而且努力使治疗、休养取得成效。
另一方面，又要藐视它，不要被它吓倒，要培养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
这样，病治好了，体质增强了，政治修养也得到了提高，思想也得到了锻炼。
害病是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达到既改造体质又锻炼思想的目的，发挥两者相辅相成的作用。
但是，有些同志不从生病的实际情况出发，结果事与愿违。
有的同志急于治好病，医治一些时候，就急躁起来，停止医治；过了些时日，病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所发展，只好再治疗。
有些同志工作热情很高，治了一阵病，但还没好，硬要上班。
这种渴望工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不利于治病，结果上几天班，又病了，又得休息、治疗。
慢性病不是一时能治好的。
主观上虽然希望病快好，如果治治停停，结果反而走弯路，延长害病的时间，耽误更多的工作。
所以，我们对慢性病作斗争，必须有耐心和韧性，坚持顽强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因病暂时不能工作，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
看着大家工作很紧张，自己却在养病，难免要着急不安。
但是要认识问题的另一方面，一个病人要想很好地工作，就要积极认真地把病治好。
暂时不能工作，正是为了治好病。
病好了，就能够继续工作、继续劳动、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因此，治病或者疗养正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工作。
在这里，治病和工作两者并不完全矛盾，而是可以统一的。
我们应当看事物的本质，不要看表面现象。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往往是克服了急躁情绪，经过短暂的平静，心情又会再波动起来。
所以常常需要反复地斗争，反复地克服矛盾。
还有些同志缺乏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甚至被疾病所支配，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担心、烦躁、忧愁。
这种消极态度对疾病，是有多害而无一利的。
它会使病情加重或复杂化起来。
当然，对慢性病熟视无睹，听其发展，让疾病慢慢地损害自己的健康，也是不对的。
还有的同志借口有病，长期“疗养”，能工作也不工作，安于长期的悠闲自在，以至革命意志衰退，这当然更是错误的。
放在病人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首先是对待疾病的态度问题。
是从病情的实际出发、斗争到底、战胜疾病呢
还是主观急躁或者被疾病压倒呢
我们要按照同志对王观澜同志说过的那一段话的精神去做，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战斗的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思想去对待疾病，取得组织和周围同志的支持和了解，同时，要配合医务人员的科学治疗，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向疾病斗争到底。
这样做，就有可能达到痊愈，恢复健康，恢复工作，至少可以控制疾病发展，防止恶化。
反之，我们就不能战胜它。
第二，要弄清病情，了解病的性质。
向疾病作斗争就像打仗一样，必须了解敌情，弄清自己所害的病的全面情况和关键所在。
有的人病状单一，有的人病状比较复杂，要抓住病的关键和病的根源，对症下药，其余的并发症也就能随着好转。
作到这点，要靠病人和医生互相了解、密切合作。
从病人来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注意研究自己的病情，把治疗的感受和病情的变化，随时告诉医生。
医生也要主动地询问病况，耐心地听取病人的反映，仔细地进行研究，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注意向病人作思想工作，以便更好地同病人合作，并肩作战。
这样，就可以避免走弯路，缩短治疗时间，提高疗效，使病人少受痛苦，能够比较快地痊愈；同时，还可以节约医疗费用。
此外还要了解病的性质。
有些病经过治疗休养是能够好的，有些病经过治疗休养只能基本控制。
比如，心脏病，有的经过治疗和休养，可以痊愈；而有的则不能根本治好，只能设法控制它，不让它发展，或者发展缓慢一些。
哪些能够痊愈，哪些不能根本治好，并不是只根据一个简单诊断就能划分，要对病情进行全面的分析，所以要在医生的帮助之下，了解病的性质，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善于对疾病进行有效的斗争。
第三，要掌握病的规律，积累疗效。
慢性病患者由于本身的因素和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病情往往有时好，有时坏，有时轻，有时重，反复波动。
如患糖尿病的人，只要饮食过量，多吃了些糖类的食物，或者工作过量，精神过于疲劳，血糖和尿糖就会高一些。
患高血压的人，过累了，或睡眠不好时，血压也会暂时偏高。
肝炎病人，如果急躁、忧愁或者睡眠不好，症状就会明显一些。
同样，慢性胃肠病、神经衰弱、肺结核也是会有波动的。
所以在病情波动反复时，不要害怕，不要发愁。
最重要的是找出原因，克服治疗上和休养上注意不够的地方，力求逐步取得疗效，积累疗效，增长身体的抵抗力，使病情稳定下来。
然后进一步争取病情逐渐减轻，巩固疗效，达到痊愈。
因此，必须力戒引起疾病的大波动，力争由大的波动转为小的波动，因为引起一次大波动，往往会使前阶段的治疗和休养的成绩大大减退。
第四，主要靠自己善于疗养和休息，不能全靠医药。
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主要经验。
在疗养和休养过程中，应当注意掌握自己病情的规律，逐渐摸索适合自己病情的一套科学的休养方法。
哪一种办法对自己适合，就坚持；哪一种办法实行起来反应不好，就要考虑做些修改。
病中的生活，饮食、起居、活动都要有规律，以达到疗养休息的目的。
有的人想利用休养的时间多读书，结果书没有读好，病也没有休养好，甚至加重了；有的人在休养期间，无控制地参加文娱活动；有的女同志不利用休养时间好好养病，反而成天陷在不必要的家务事里，弄得疲劳不堪。
这都是对休养不利的。
如果健康情况许可，可以看看不太费脑力的书报画刊，也可以做些户外活动，或做些生活上的轻微劳动。
在养病期间，各种活动都要服从治病的要求，都要为战胜疾病着想，当然，疗养中的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要使精神有所转移，有所寄托。
这样就需要结合个人的爱好，安排一些精神活动，但不宜违背治疗原则，所有这些休养方法，都要经过体会。
即使进行有利于治病的活动，也要经过试验，逐步地、适量地、递增地去做，不要做得过快、过多、过猛。
不然，反而有害。
在养病的时候，要经得起病痛的折磨和病中寂寞的考验。
有人感到，一个人在屋子里，实在闷得难受，有时还要与人隔离，非常寂寞。
解决的办法，主要是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和思想锻炼。
一个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任何环境里，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对待疾病，也该如此。
那么，疾病的折磨和病中寂寞又算得什么呢
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并且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体质，以及环境条件的可能，学会善于排遣寂寞、调剂生活的办法。
即使在休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和困难的问题，都必须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设法去克服它，并且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锻炼。
这样就会找到战胜困难、根除疾病、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
药物治疗，对慢性病来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和一定的时间内，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甚至是主要的；但总的来说，不能完全依靠药物。
我个人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如果需要用药，应按医生的规定来用，不要以为用了某种药效果好，就要求加量。
万不可这样做，用药过量，反而有害。
如果根据身体恢复的情况，可以不继续用药，或者可以把药量逐渐减少，就停止用药，或逐渐减少药量，这样，对于器官功能的恢复，对身体健康的恢复，会更有利。
更要打破对药物的迷信，尤其不要迷信补药、贵重药。
不要以为吃了补药，就能药到病除。
乱吃药固不好，乱投医也有害。
第五，要学会放得开，闲得住。
这一条对全休或半休的病人很重要。
我很能体会，工作惯了的人把工作放下来是最难过的，闲下来更难。
可是，需要全休或半休的人恰恰应当从思想上、精神上、工作上、生活上学会放得开，闲得住，并且要摸索一套休养时期的生活和活动的办法。
不要不切实际地在那儿空着急，好高骛远，而要重视眼前能够作到的有利于治病的一些活动。
害病的人如果不重视好好疗养和休养，不主动讲究方法，就可能使小病变成大病，轻病变成重病，重病变成难好的病。
有的人任性蛮干，不听医生的话，认为反正治不好，就放松治疗；饮食、睡眠不好，也不去管它；晚上也不按时休息，还去参加不适宜的文娱活动。
这样做，不仅对个人不利，对集体也不利。
我们不要忘记，同志常常教导我们，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集体的。
那么，我们在向疾病作斗争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作为客观存在的、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来对待。
个人能够战胜疾病，不但对自己有利，对集体也有利；个人不能战胜疾病，自己固然苦恼，对集体也不利。
但是，放得开，闲得住，这并不是说，当自己能够活动或者能够做些轻微劳动的时候，也不主动地适当参加。
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有病，不敢动，把心思都集中到病上，陷到疾病苦恼的重围中。
这样，就会成为疾病的俘虏，造成更严重的恶果。
当然，有一些病，需要卧床疗养，或者只能作轻微的活动，那就不要活动，或者不要多动。
但是，只要可能活动时，就应该慢慢作些适宜的活动，但应由少量开始，逐步增加，逐步锻炼，以增长身体的抵抗力和劳动的耐力。
我和不少慢性病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经过认真的疗养，健康情况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采取半休养半工作，而在工作中注意休息的办法，比较继续全休，对身体对精神会更好些。
第六，要看得远，要算总账。
究竟是一鼓作气地治好病、养好病，来得合算呢
还是拖拖沓沓，时好时坏，常常返工好呢
当然无论从工作、从身体来看，都是从远处着眼，算总账来得合算。
有的病人需要长期治疗，就应安下心来，疗养时间的长短是要根据病情和疗效来决定的。
第七，进行适合病情的和适量的体育锻炼，天天坚持，“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好办法。
关键在于适合个人的病情、体质以及年龄不同等条件，锻炼项目也要适量。
开始体育锻炼时，宁少不要多，宁慢不要快，宁稳不要猛，逐渐递增，以适量为度。
贵在天天坚持，只有这样才能得实效，得益多。
坚持体育锻炼是很不容易的。
必须经过长期实践的过程，直到自己的意志和习惯能够完全支配自己，才能做到长期贯彻执行。
一暴十寒，做做停停，是徒劳无益的。
第八，关键在于自己对疾病作不懈的奋斗，还要和客观的优越条件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
现在我们的客观条件这么好，各地都有医疗机构和各种药物，医学科学又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这是中国人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条件。
只要我们对疾病的情况明，斗争的决心大，治疗的方法对，坚持和疾病作斗争，不断摸索治疗、休养的经验，及时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无论客观条件比较好或者比较差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只要善于利用，就一定能够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恢复工作。
但是，在恢复工作时，开初不宜骤然过多过猛，要逐步递增工作量。
第九，经常重视预防急性病和传染病的感染，以避免横生枝节，病上加病，使原有的慢性病更加复杂化，这是在治疗慢性病和稳定疗效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否则就要影响慢性病已取得的疗效，削弱体质，减低抵抗力，对原有慢性病的治疗是不利的。
为此应注意讲究卫生和采取简而易行的一些预防办法。
同时慢性病患者中也有属于传染性的（如肺结核、迁延性肝炎等），从病者来说，也应自觉地注意防止传染他人，重视维护集体的卫生和保健，这是患传染病的人应该提倡和树立的新的道德和风尚。
我对患慢性病的同志们寄予很大的同情，我相信大家坚持对疾病作斗争，就能够战胜疾病。
预祝慢性病患者，早日痊愈，恢复健康。
《邓颖超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