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
[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初次听说《遥远的救世主》，是一年前在一个国学群里，当时并没在意，不久前的因缘际会，让我不得不读此书，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
于是上个星期用了三天的闲暇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感触颇多，不吐不快。
这是一部融合了释道两家文化且有一定深度的小说，不同的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出入，本文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纵观整部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词就是文化属性了。
文化属性是什么
引用主人公丁元英的话，“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
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文化属性是作者贯通全书的主题，很多的桥段都在印证着作者关于文化属性的定义。
先说说小说的主要人物。
男主人公丁元英，是“道”的化身。
道家尚自然，循规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于“道”的定义。
丁元英的一切行为都在诠释着他的“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芮小丹最后的那个电话。
电话中芮小丹告诉丁元英自己准备去搏命，但是他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看破生死的时候，一切的言语都是多余的，这就是自然规律。
所谓道法自然，这就是丁元英的“道”，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的“道”。
女主人公芮小丹，是“释”的化身。
释家，就是禅宗，其本身就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土后吸收了本土老庄思想甚至是易经的部分思想发展而成的，最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的佛教分支。
释家求觉悟，证涅磐，认为世间一切皆为泡影，看破方可得正果。
芮小丹从初遇丁元英到最后的自杀，就是一个“觉”的过程。
当她最后看破人间泡影的时候，就有了顺理成章的涅磐而去。
男女主人公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人，至少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人。
书中的主要配角们，才代表了当今社会下的众生百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冰。
他是弱势文化的代表，他无时无刻不在诠释着作者所定义的弱势文化。
世上本没有救世主，自救者得救。
他的自杀起到了点题作用，从文学角度来讲，他和芮小丹都是不得不死的。
说完了人物，说说小说中给我印象很深三段话。
首先是丁元英通过芮小丹之口说给王明阳的话，“神是什么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抛开最后的如来二字，我曾经说过一模一样的话，看到这句话，不禁大生知己之感。
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包含了太多太多，读了十年道德经，年年感悟各不相同。
此中乾坤，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第二段是丁元英对智玄大师说的话，“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
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
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
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读后感《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
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这段话让我第二次大生知己之感。
长久以来我都对佛教和佛法分的很开，我崇尚脱离脱离了宗教信仰的佛法，而对宗教信仰很浓重的佛教一直不感冒，对待道家和道教也是这个态度。
绝大多数信佛信道的人，信的是教还是法
那些进庙就烧香看似无比虔诚的人，只是尊重习俗，还是弱者祈求强者的庇护
所以前面在说丁元英和芮小丹的时候我用的是道家和释家，而不是道教和释教。
之所以用释而不用佛，是因为佛教分支繁多，差别很大，而禅宗是吸收了本土文化的分支，是整个东亚地区的绝对主流。
第三段是丁元英告诉韩楚风为什么会讨论“得救之道”的对话，韩楚风笑了笑，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
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摆摆手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
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顿然目瞪口呆，脱口一声：“啊
我的天
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
得惹多大动静
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
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
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看到这段话，我只有一个想法，丁元英真乃吾辈楷模
说了观点相同的，再说说相悖的。
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问题，作者所说的传统文化只能代表满清以来百姓所普遍存在的世俗文化，虽和所谓的奴性文化不同，却颇有相似之处，有人说如今中国处于后清时代，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何谓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真应该被舍弃
在当代，国外的企业通过研究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来融入到到现代企业管理，松下就是个著名的例子。
如何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尽其所长，值得国人深思。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所长。
何为文化属性
仅仅以所谓的强势弱势来给文化定性，显然太偏颇了。
在“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这样能够引人深思的好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真希望在韩寒郭敬明之流充斥着文化市场的今天，能多几个豆豆这样的作家，可惜在网上搜不到关于豆豆的具体资料，真想和作者好好的聊聊。
这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小说，如果你是一个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不妨好好读读这部小说，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一篇500字左右的文言文读后感
读细节决定成败读后感范文10篇【篇一】近期读了汪中球先生写的一本书：《细节决定成败》，感到很震撼。
对我来说，这本书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指出了成功的秘诀。
天下事浩浩荡荡，何以有成功，何以有失败?这本书指出，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细节对于咱们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在必须程度上正是细节决定了成败。
套用《孙子兵法》的第一句话：细节，成败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生活，太多的例子能够印证细节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战例，那就是赤壁之战。
大家都知道交战的双方是曹操和孙刘联军。
从客观上讲，曹操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另一方的孙刘联军加起来也不及他的四分之一，刘备等人更是在北方被曹操追得几乎无处安身，以至于在江东，不少人都主张投降曹操。
因此，当时的曹操应对着滚滚长江是踌躇满志，一副志在必得的样貌。
结果如何?当战斗打响，阵势摆开之后，曹操忽视了细节，本来北方人就不习水战，他又把他的战船都相互连在一齐，给孙刘联军准确地说是给周瑜以可乘之机，一把大火把曹操的大军烧的是一塌糊涂。
从此曹操退回到北方，再也未实现他饮马长江的夙愿，三国鼎立局面因此构成。
曹操忽视细节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注重细节而酿成大祸的事件天天都在上演：矿难事故的频频发生，井喷事件的不断涌现，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事件屡禁不止等等给国家和人民的性
求一篇《中庸》读后感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思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都在提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劫；李太白锋芒太露，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遭磨难，大象因牙而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鹦以饶舌而被困，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小片段——对于才华的显露，当然，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庸圈”，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圈内吧
他所拥有几乎全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生的财富。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弘真 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
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
《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
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
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
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
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
《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
《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
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
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
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
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
怎样的努力才能
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 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 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
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
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
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
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
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
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读后感《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
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
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
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
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
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
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
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
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
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
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
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
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
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
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
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
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可悲的是，有些人还故作惊人之谈，例如把《道德经》全部说成什么隐语，于是乎肆无忌惮地胡乱猜测，这样，对《道德经》的乱译、谬谈几乎成时尚，老子思想的传播就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
张南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站了出来。
他所著《道德经诗译》，对《道德经》作了逻辑关系排布，以正确无误的直译，真实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以传神达韵的诗译揭示出原作的深刻含义和感情色彩，使《道德经》不再难懂，不再歧义丛生，不再给人以曲解、穿凿附会的机会。
今天，一部闪耀着活生生的老子思想、感情，贯穿着严密逻辑脉胳的《道德经诗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荣幸吗
张南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站在许多前贤肩上，历史不仅为《道德经诗译》积淀了物质基础，也在新的时空里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此外，张南君个人的特殊涵养、智慧、人格，也是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学术文化圈子里，张南君是一位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即颇具才气，青年时期迷上了写作学理论，且深得业内权威人士之一、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席马正平教授的厚爱。
正当他应有所作为之际，却又转向哲学研究，继而又以治学《诗经》、《离骚》、《老子》为务。
十余年间竟杳无音讯。
当他拿出《道德经诗译》手稿时，实在令人惊喜，惊喜之余，更为其一丝不苟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扎实的写作美学、哲学功底而感佩
1983年他开始研究《道德经》。
在读了大量前贤的注疏后，他深为不满，继而自觉承担起使《道德经》脉清、义正、传神、达韵的历史重担。
这是几千年来许多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何等繁难，可想而知。
稍有不妥，不是流于平庸，就是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他深知自己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完全按老子所说的悟道方式，抛开书本，远离是非，自己以老子的方法，再度体验老子的心态。
十多年来，在身心合道的深切体验中，他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闪耀着灵感，以至每一个历史上任何版本未曾解释清楚的字词，真实含义是什么，依据何在等等，都一一详尽。
他仍不满足，继而又决定以最好的的诗歌艺术为《道德经》传神达韵。
实现这一切，他依然是以空明的灵感在禅定中去完成美妙的建构，终于面壁十年图破壁。
现在，当人们读到他庄重严谨无可挑剔的导论，读着传神达韵的诗译，有谁能想到这完全出自身心合道的空灵呢
作为一个求真者，他忠实地进入老子情态、心境，而完全无意一展才华。
老子五千言文约义丰，感情丰富，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说出入甚大，但张南君理清了修道——悟道——弘道这个前后相续、因果相成的线索。
以及弘道又分辩证思维、立身处世、安邦治国这几个并列成分后，将每章各归其位，从整体上把握了思想的准确无误。
每章的诗译，他又注意主题、情调、节奏的不同，以传神、达韵、发幽、阐微为诗译的美学标准。
为此，在体裁上，他不拘一格，灵活多变，语言上力避用典，即使一用，也无痕迹，绝不因辞损意，故雅俗不拘随遇而化，用他的话来说是缘情成体，步韵生文。
为了忠实地再现老子不言而教的精神，他甚至不为每首诗命名。
这样的结果，使他的诗译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优美。
读着他的诗译，几千年的语言障碍烟消云散，老子曰道的慈祥、睿智的形象似乎就在眼前，那赤诚、深挚的朋友与长者情感以及崇高、伟大的人格直接感染着我，产生着灵魂的震撼。
张南君以超越前人的努力实践了老子返朴归真的原则。
译作传神而造神，达意则不寓意，发幽阐微而不离根本。
这种无意立言的结果使诗译神形兼备，达到了高葆真的效果。
从而在诗译中完成了庄严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产生了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或许，它为翻译古代重要哲学、艺术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
《道德经诗译》的成功，是老子思想的又一种成功，是治学态度高度严谨与独异的治学方法的成功，它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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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一章读后感
除非哲学老师，不然不会布置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要自己写，不用像是读后感。
妙不可言传。
为什么要学国学和学习误区
为什么要学国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
我们要为它准备。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
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
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
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
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
历史证明，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虔诚地拜他们为师，但结果永远是先生侵略学生，永远是先生欺负学生。
西方文化自顾不暇，更无从救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
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是文明冲突的需要。
第二个误区，民族复兴就是读经、穿汉服、恢复礼教、弹古筝箜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
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不是复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现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现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沉积。
炎黄子孙片刻都不能离开。
第三个误区，三皇五帝是个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说。
说到华夏祖先，公认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
许多人认为三皇五帝是八个领袖人物，其实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讲的。
根据《庄子》、《纲鉴易知录》的说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为三皇。
《太平广记·老子》则称天、地、人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为下三皇。
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
三皇就是有巢解决住、燧人解决吃、知生开始生产的三个历史时代。
五帝也不是五个人，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颛顼（zhüanxü，音砖须）（水）；喾（kù，音酷，喾是其繁体）（木）、尧（火）、舜（土）、禹（金）、启。
其中对中国文化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
这是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有文字纪年的过程。
伏羲氏进行畜牧、神农氏确立农业。
伏羲、神农，没有氏的时候是人，冠以氏则应视为一个长达一个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见从物质上讲，伏羲文化的特点仍是厨房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畜牧业基础上时代的厨房文化。
伏羲画卦结字，表明我们的先民在有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就有了精神的生产。
《纲鉴易知录》说神农“传八世”。
提拔黄帝的和被黄帝替代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农”。
黄帝之后，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说，不再是氏族，而是个人了。
到了唐尧，我们就有连续的甲子纪年的记录了。
《纲鉴易知录》认为，“甲辰，唐帝尧元载”。
我们用甲子纪年推算上去，这个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
从天象记载推算，唐尧据今4500年。
这个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错的。
第四个误区，诸子百家只能争鸣不能兼容。
《汉书》不是如是说。
《庄子·天下》虽有“百家之学”之说，但“百”并非实际数目，不过是形容家数之多而已。
诸子百家，到汉代才有明确定义。
《汉书·艺文志》认为，并非百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
究其实，诸子十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指出道家纯系历史史实的记录，是“君人南面之术”。
这里的“南面之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理学。
而“君人”即可作动词翻译为“行政”，也可作名词翻译成“最高领导”。
因此道家学说就是最高领导的管理之道。
《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鹗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则是各管理部门的经验总结，不是个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之道。
《汉书·艺文志》认为，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根据名位不同，确立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持宗祀，选士上贤，处理民事，推行兼爱，不别亲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为代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鹗冠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总之，诸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无非都是“南面之术”（即管理之术）的实际应用。
由于道家出于史官，需要记载全国乃至各部门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说诸子不过是各部门“史官”对本部门的史实记载与归纳总结，因此诸子也可以说都由道家蜕化而来，实为道家之别派。
当然，从艺文而言，除了易、书、诗、乐、礼、春秋六艺，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数术、经方（中医）、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后者一般认为是术。
《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形气”；“蓍龟者，圣人之所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
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汉兴有仓公。
今其技术晻昧”。
对于诸子，司马迁独赞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直俗施事，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
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悟
2010年7月5日下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国学及人文社会学首席教授李庚其先生走进《前沿讲座》的演播室，与广大企业家分享其几十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中体悟出的文化精髓和管理智慧。
当他走进演播室的那一瞬，其浓郁之青丝、矍铄之精神、儒雅之言谈，让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已是一名七十古稀的老者。
虽然当天外界已达到37度的高温，但是炎炎夏日仍无法阻挡人们追随这位智者的脚步，随着讲座的行进，演播室内的气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此次讲座的主题为《悟性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庚其先生认为，悟性是人生境界的最高知识。
李老师几十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营管理的内在联系，从博大精深的传统典籍和浩瀚的历史中，领悟并总结出了一整套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的管理战略，并结合企业操作的一些实际案例为在场的所有人进行了精要的分析。
从道家到儒家，从四书五经到中国经典名著，李先生讲的不仅仅是历史，其中更是渗透着深厚的为人处世之道、企业管理之道。
他指出，讲传统文化要避免神秘化、庸俗化，古代文化并非无用的文化，而需要和实际相联系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李庚其先生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他认为，做企业首先要把握好“道”，同时重视企业文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做到“企业兴亡，匹夫有责”，这即是成功的企业，而成功的企业家则须有“中正和谐”的思维法和“上善若水”的境界。
李先生的思想在这炎炎夏日里，有如一汪沁心的清流，滋润着在场每个人的心田。
讲座结束，在场观众皆为李庚其老师深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底蕴所深深折服，大家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也领悟到了企业管理之“道”。
许多观众表示今后要潜心学习中国传统历史，用一位观众的话表示，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贵在悟而知之。
李庚其先生与前沿讲座董事长李洪亮先生的合影李庚其先生与观众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