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读后感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在：和能查到。
有据可查，清朝的就是文字狱，严重的不止灭门，还诛九族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顺治朝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事迹的史稿，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一本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 乾隆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我要找文学人物档案一份，谢谢[要求内详]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美国小说家。
属于迷惘的一代，是上升的20世纪(the roaring 20s)的代言人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
原名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兹杰拉德。
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未毕业就退学。
1917年入伍，次年升为中尉军官，1919年退伍，在一家商业公司当抄写员，业余致力于创作。
他的创作倾向与“迷惘的一代”相似，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的一代对美国所抱的理想的幻灭。
192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举成名，声名远播。
小说出版后他与珊尔达·赛瑞结婚。
珊尔达对他的生活与创作影响很大，他的小说里许多女主人公都有她的面影。
以后又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1921)和(1922)。
1925年，他的代表作出版，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表现了“美国梦”的幻灭。
这部小说谴责以托姆为代表的美国特权阶级自私专横，为所欲为，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盖茨比的悲剧，并指出他的悲剧来自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幻想，对上层社会人物缺乏认识。
1934年菲茨杰拉尔德出版了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成功地表现了上层资产者的自私与腐化，对主人公的沉沦满怀同情。
但评论界对它反应冷淡。
1936年菲茨杰拉尔德在病中写了自传。
后来以好莱坞一个电影导演为主人公创作长篇小说，没有完成，他就去世。
遗稿由他的朋友、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整理出版(1941)。
他也是美国著名编剧。
1922年他的小说被拍成电影；1925年出版了，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49、1974年两次被派拉蒙公司拍摄成电影。
进入30年代，他在好莱坞担任编剧，1938年改编的是他唯一一部在片头上挂名的电影。
其它创作或改编的主要作品有《女人》、《乱世佳人》、《居里夫人》、《我最后一次看到巴黎》、《绮梦初艳》等。
1936年他开始写最后一部小说《最后一个大亨》，但未能完成。
1940年12月去世，年仅44岁。
他和专栏作家希拉的爱情，1959年被拍摄成电影《痴情恨》。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村上春树好象很推崇他，从看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才知道这位作家，下面是他的介绍： 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于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
他在中学时代就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期间也热衷于为学校的刊物和剧社写稿，1917年辍学入伍后，更在军营中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1918年，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附近驻扎期间，菲茨杰拉德爱上了18岁的南方少女泽尔达•赛尔，对以写作来获得成功有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渴望。
退伍后，他继续坚持写作，终于在192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的这一边》。
《天堂的这一边》的出版让不到24岁的菲茨杰拉德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一个星期后，他与泽尔达在纽约结了婚。
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年轻，迷人，拥有金钱和名望，是一对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
他们活跃于纽约的社交界，纵情地享受爱情、年轻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欢乐，过着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生活，后来又长年在欧洲居住。
但由于讲究排场，挥霍无度，他们的生活渐渐捉襟见肘。
泽尔达因精神病多次发作被送进精神病院，菲茨杰拉德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于洛杉矶，年仅44岁。
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和《最后一个巨头》等长篇小说，以及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
其中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写作生涯的顶点。
这部小说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财富和成功掩盖下的未被满足的欲望，反映了20年代“美国梦”的破灭，深刻地揭示了角色性格的矛盾和内心的冲突，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菲茨杰拉德杰出的才华和写作技巧。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誉为当代最出色的美国小说之一，确立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菲茨杰拉德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爵士乐时代”，他自己也因此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由于他本人也热情洋溢地投身到这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之中，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时代对浪漫的渴求，以及表面的奢华背后的空虚和无奈，并在他的作品中把这些情绪传神地反映出来。
在他的笔下，那些出入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豪华宅第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无法被金钱驱散的失意和惆怅更是无处不在。
他的作品经常以年轻的渴望和理想主义为主题，因为他认为这是美国人的特征；他的作品又经常涉及感情的变幻无常和失落感，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逃遁的命运。
虽然菲茨杰拉德最出名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也非常有特色。
事实上，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他的短篇小说，而不是他的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为他赢得了一般大众的认同和喜爱。
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虽然得到文学界的好评，却没有如菲茨杰拉德所希望的那样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为流行杂志写短篇小说因而成为他维持自己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
由于这个原因，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很强的娱乐性。
它们布局精巧曲折，文字细腻华丽，风格机智诙谐，经常有欧•亨利式的出人意料的结尾，读起来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不仅如此，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菲茨杰拉德是个多才多艺的小说家。
在他发表的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当然也有平庸之作，但其中的上品绝对是美国短篇小说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菲茨杰拉德的魅力来自于他清晰的叙述，优雅的文风，多姿多彩、点铁成金的遣词造句，这种风格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他的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诗人的敏感和戏剧家的想象力的结晶，都是他的艺术才能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产物。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挑选了他的十六篇作品。
这十六篇作品都是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的上乘之作，其中既包括现实主义的杰作《富家公子》，也包括具有魔幻色彩的《本杰明•巴顿奇特的一生》，既有描写20年代年轻人社交场合中“残酷而又跌宕起伏的悲喜剧”的《伯妮斯剪发》，也有反映大萧条对社会的冲击的小品《遗失的十年》。
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不但可以享受脍炙人口的故事，也可以领略到一代文学天才闪烁的灵感和高超的技艺。
很多作家都善于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素材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菲茨杰拉德也是如此。
他的成名作《天堂的这一边》，他最出名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半自传性质的。
他的很多短篇小说也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他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些纸醉金迷、嗜酒如命的红男绿女，那些享受年轻的爱、财富和成功，同时又不得不为挥霍无度和失败而付出代价的人，正是他自己和泽尔达生活的写照。
本书中收录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主人公身上都有菲茨杰拉德的影子，比如《明智的事》中希望用成功来赢得琼奎儿的爱情的乔治•欧凯利，《最后一个南方女郎》中拜倒在妩媚的南方女孩艾莉•卡尔霍石榴裙下的北方士兵，《捕获的阴影》中热爱戏剧、渴望成功的少年巴泽尔•杜克•李，《疯狂星期日》中多情、嗜酒、冲动的好莱坞剧作家乔尔•柯尔斯。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过，“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需要，来自对生活的不适，或无法用行动来解决的内心冲突。
”这个断语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应该也是准确的。
由于与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子结了婚，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表现出对美国南部的极大兴趣。
《松包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关于南部的故事，《冰宫》、《明智的事》和《最后一个南方女郎》都讲述了南方少女和北方青年的爱情故事，并对南方与北方在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差异进行了探讨。
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南方是一个炎热、柔软、慵懒、令人微微欲醉的地方，那里有“开满鲜花的炎热黄昏”和“令人回味的木兰花香”，是一个“拥有梦一样的天空、萤火虫的夜晚和喧闹的黑人街市的慵懒的乐园”，在南方“令人昏昏欲睡的如画风景与树林、棚屋、泥泞的小河间，流动的是宜人的、不带任何敌意的热浪，像伟大温暖的乳房滋养着婴孩般的大地”，他甚至认为“诗歌一定是一个北方人关于南方的梦”。
对南方的乡愁和怀旧情绪，与对南方和北方的鲜明对照的清醒认识和无奈，为他的很多小说提供了背景和基调。
值得一提的是，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女性形象。
她们新潮、独立，有魅力，有勇气，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像《近海海盗》中的阿蒂塔，《伯妮斯剪发》中的伯妮斯和玛卓莉。
这些典型的爵士乐时代的女主人公，也成了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特征和标志。
但这些女主人公虽然经常表现得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她们对自己到底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子，也有很多的犹疑和惶惑。
比如在《伯妮斯剪发》中，“伯妮斯隐隐地觉得有些痛苦”，因为她知道“女人们被爱都是因为她们拥有一种神秘的女性气质”，却不知道这种气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获得这种气质。
为此她不得不放下自尊向表姐玛卓莉求助，却引发了与玛卓莉之间的一场较量。
即使是《近海海盗》中“天上地下，什么也不怕”的阿蒂塔也经常感到茫然，“对事物的转瞬即逝有着近乎恐惧的感知”，“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追求的幸福中还少了些什么”。
事实上，菲茨杰拉德的很多女主人公都是以泽尔达为原型创作的，她们拥有的很多特质其实正是泽尔达性格的写照。
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
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
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
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
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
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
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
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
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
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
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
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
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文字狱的事件
[编辑本段]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编辑本段]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1.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2.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3.《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5.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6.“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7.“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
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 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未完
中国古典文学是如何发展的
[序言]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中国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原始民族，他们的巫术活动孕育出了文学的雏形。
在这数千年历史的洗礼下，中国古典文学沉淀出一篇篇诗赋，一首首词曲，一出出戏剧，一部部文学著作。
洗尽铅华的它们，惊艳了时光，温柔了流年，在物欲横流的今日，依然以其独特的语言魅力、神秘的历史传说、厚重的时代背景绽放出奇光异彩。
为了表达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了解它的发展史，弘扬中国古文化，让更多人从认识古文学，到爱上古文化，再到提高民族自豪感。
我们选择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脉络”这一课题，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颇丰：不仅提高自身的古典文学素养，并且提升了整合资料、梳理历史脉络、探究问题的能力。
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轨迹，走近中国古典文学，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历程。
[正文] 研究性学习的航船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探究其产生，发展和变化”这一主题的确定下开启了，小组成员抱着对这一研究的强烈兴趣开始了漫长而又丰富的探索旅程。
从资料的收集，分析，到对周边同学老师的调查访谈，再到我们之间认真地研究讨论，我们终于对这一课题有了一个最终的结论。
随后，我们制定了如下计划，准备认真地研讨让这一课题能够开花结果： 1. 由组长主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发展主要脉络”； 2. 由组长主持研究“略述历代文学界领军人物” 3. 由组员童萌主持研究“文学类型在古代的多向演变” 4. 由组长主持研究“分析明清两朝的政治背景与文学特色联系” 5. 由组长主持研究“明清小说与唐宋元代文学的联系” 6. 由组长主持研究“清末社会剧变下的文学作品” 7. 由组员魏洪淼主持研究“对《红楼梦》的看法” 8. 由组长主持研究结题报告。
在完成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便依照计划开始了研究性学习，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着重研究了一部分内容——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及对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的研究，对其他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也涉猎一二，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
在中期学习中我们大致地研究了下列内容，即我们的研究主题——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进程： 一、殷商 殷商文学与神话故事密不可分。
二、周 《诗经》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
三、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大的解放时代。
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
△散文的勃兴 在百家争鸣中，无数杰出的思想家涌现出来，他们传世的散文绽放着思想的光辉。
历史散文：1、尚书2、春秋3、左传4、国语5、战国策 哲理散文：1、老子2、论语3、墨子4、孟子5、庄子6、荀子7、韩非子8、吕氏春秋与李斯 △屈原与《楚辞》 诗经以后的三百年间，是理智思维发展的时代，是哲学、历史散文胜利的时代。
屈原是楚辞的创造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伟大诗人。
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他卓越的思想、人格和天才。
代表作：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及怀沙五篇。
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爱国精神的发扬，强烈的政治倾向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四、汉 △汉赋 1、汉初的赋家：自高祖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光景，是政治初平、经济建设的休养生息时期。
2、汉赋的全盛期：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 4、汉赋的模拟期：由於司马相如的创作，汉赋的形式格调，已成了定型。
扬雄、班固二人是这一期的代表。
△《史记》司马迁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富有独创性的史书。
它不是单纯的史事记载，并且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揭露出历史上各种矛盾斗争的真实面貌，同时也表现着作者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
△汉代诗歌 1、乐府中的民歌 2、五言诗：西汉是五言的酝酿时期，班固、张衡时代是五言的成立期，建安前后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
3、古诗十九首 4、《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 五、魏晋 诗歌是魏晋文学的主要形式。
在汉代乐府民歌和群众性创作的基础上，五言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曹植、阮籍、陶渊明等，都是这一时期五言体的大诗人。
从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到晋末，诗歌表现了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表现了不同的时代精神。
六、南北朝 △南北朝民歌 1、南方民歌：南方民歌，大都形式短小，内容主要是抒情。
2、北方民歌：北方为外族长期统治，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习惯不同的基础上，形成与南方不同的色彩。
△南北朝诗文 代表诗人 1、南朝诗人：当日声誉最大的，是颜延之与谢灵运。
2、北朝诗人：北齐文学界最负重名的，是刑邵和魏收 七、 唐代 △唐诗兴盛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形式方面，无论古体律绝，无论五言七言，都由完备而达全盛之境。
初唐：初唐诗坛，是唐诗的准备时代。
“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 盛唐：王孟诗派、岑高诗派、李白 中晚唐：杜甫、白居易、孟郊、韩愈 晚唐：前期以李贺、杜牧、李商隐为代表，后期以杜荀鹤为代表。
△词的兴起 比起诗来，词与音乐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在初期，词只是音乐的附庸，与乐府诗很相近似。
晚唐：温庭筠 南唐：李煜 △ 唐代短篇小说 小说的生命由此开拓，而其地位也由此提高了。
到了唐朝，文人才有意识的写作小说，把它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八、宋 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主要形式 宋初：晏殊、欧阳修 中宋：苏轼 南渡前后：李清照 南宋：辛弃疾 九、元 元曲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 四大悲剧：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纪君祥《赵氏孤儿》 十、明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
《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
《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人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它犹如昙花在明后期一现，弥足珍贵。
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
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十一、清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
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鸦片战争(1840)以前告终。
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近代文学阶段。
诗词：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纳兰性德、陈维崧、厉鹗 散文：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 小说：《水浒后传》、《说岳全传》、《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 、《桃花扇》、《长生殿》 戏曲：吴伟业《秣陵春》、李玉《牛头山》、李玉等人合作《清忠谱》， 在了解以上各部分信息时，我们把主要研究重点放在以下几点上： 1、 在晋代陶渊明的身上，我们重点研究了他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桃花源记》，并分析了桃花源存在的可能性。
2、 美人形象总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女性之美的描写在古代也有很大特点，由此我们分析了《复古文学中的女性美》。
3、《红楼梦》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很可惜，曹雪芹的《红楼梦》未完，由此我们小组整理搜集了现存红楼梦古本情况。
【创新性研究成果】 一、桃花源真的是虚构的吗
在了解了陶渊明的生平信息及其作品信息（另附资料）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一带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及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大多数人认为只陶渊明虚构的，然而我们更偏向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其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像。
在完全不考虑后世人对于陶渊明的个人情感下，其论据有如下几点： 1．人物推断 据《桃花源记》中的记载，桃花源中生活的并非神仙，只是一群为了避难而离世的普通群众。
而且他们为了逃避战乱，跑到与世隔绝的山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只要掌握一些农业技术就能生存下去，所以生存到东晋时期是有可能的。
2．时间推断. 据历史考证，在东晋陶渊明时期，的确发生过战争，这在某一方面可以增强历史上存在过桃花源的真实性。
3．地点推断 《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只有今天的竹山县。
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
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
桃花源人是避秦乱而躲到山里去了，而秦乱就是发生在汉中郡与南阳一带，这里是古战场，因此附近老百姓会就近跑进隐蔽的大山中 4、证据 1）、【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桃花源】 竹山县地处鄂西北山区，境内森林茂盛，地势险峻。
《竹山地名志》记载，桃源村名始于晋代。
《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只有今天的竹山县。
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
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
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
尤其是，峡谷入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村，属竹山县官渡镇；出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乡，属竹溪县。
桃花源村也好，桃花源乡也好，桃花源这个地名不是现在安到这里的，而是古已有之。
而且，我们可以从在竹山县官渡镇流传甚广的故事《梯仙国》中，寻找到其中的证据。
近年来有学者考证，《桃花源记》与《梯仙国》故事同属一题材。
这个故事在《太平广记》第十二卷有所记述。
故事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当时竹山县有个富人叫阴隐客，他在自家后院打井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山洞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千岩万壑，莫非灵景。
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
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
五色蝴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
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
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
其中的一个都城名为梯仙国，这个世外桃源就在竹山县。
2）、【桑洛洲桃花源】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原形为桑洛洲，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晋朝袁宏在其《东征赋》中看到“惟吾生于末运，托一叶于邓林”这里的邓林，原是夸父追日故事中的典故。
夸父逐日死，遗杖，化作桃树林，叫做邓林。
后世多用邓林比桃花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桑洛洲上确实有很多桃树。
直到清朝末年，洲上还是桃花依旧。
有诗为证：《肃清江西全省》彭玉麟，“ 桃花岑旧飞红雨，桑落洲新长绿芜。
”桃花岑指的就是桑洛洲清时曾国藩与太平平作战的故垒。
彭玉麟是曾国藩之幕僚清时在桑洛洲扎营相当长的时间。
对当地人文相当了解。
桃花岑这个名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提到桃花源，恐怕无人不知。
可是真正知道桃花源在什么地方的人就很少了，而且具体地点争议也很大。
其实桃花岑与桃花源是同一个地方即桑落洲。
当初陶渊明就是以桑洛洲为原形写下《桃花源记》。
二、复古文学中的女性美 美人形象总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女性之美的描写总能在不同时期找到相似的倩影。
一.眉目之美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使人仿佛透过千年的迷雾，看见桃花树下一个曼妙女子，顾盼生辉，言笑晏晏，只可惜“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先秦的眉目之美在时间的尘埃中沉淀成一句话、几个字、一个遥远的憧憬。
自古以来眉目总是评价女性之美的决定性因素，单是眉古人很早就分为远山眉、笼烟眉等，汉时，时人称卓文君之眉如望远山。
唐代佳丽杨贵妃则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近代，曹雪芹先生笔下清丽脱俗的传奇女子林黛玉更是凭着“宜嗔宜喜含情目，似颦非颦笼烟眉”更添几分哀怨风流。
二.身段之美 想当年曹植曾垂心于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还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姿。
而崔莺莺作为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形象之一。
她那“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药肢娇又软，千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的风韵同样让张生一见倾心。
.白居易亦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更显女性之娇羞柔美。
三.气质之美 “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描绘了一幅深远大气的仕女图，其意境直逼《九歌》中的“二湘”：“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那些在水一方的女子，绝不是金簪玉坠所能勾画出来的。
三、1 红楼非梦 曹雪芹，他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红楼梦》，将同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一路同行，向前走去。
五岁时便能够自己读书了，这对于我而言实属愉悦之一大喜事。
记得那日父亲带我来到书房，满屋飘满了书卷的清香气息。
我在父亲那严肃又渴望的眼神注目之下，小心谨慎地选了一部多册合成的画册书，也就是小人书，恰好那尽是美景与美人的图画所表现的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
阅读，说来并不都愉悦。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而我的愉悦阅读从一开始便积聚了巨大能量，看过一遍又一遍，每一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无论以什么心情去看，都会给你以惊奇、以赞叹、以感慨、以陶醉、以温馨、以诗意、以及心灵的震颤，幻想的神驰。
也许是一种阴差阳错吧，我从此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不同于其它书籍，即便能引起阅读兴趣，也能产生阅读快感，然而，多读几遍之后，便也索然无味，俨然鸡肋。
唯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永远读不完，也是永远读不厌的书。
它能够让人得到求知的满足，也是能够饱享消闲的愉快的书。
最初读书时，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留连忘返，美不胜收。
后来读时，如登泰山而小天下，恢弘堂皇，气象万千，学无止境。
老实说，曹雪芹笔下的世界离我们很远，然而，我们却有如同身在金陵那条街上的亲切感觉，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与现实生活已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总能在心灵深处得到呼应、共鸣。
所以说，《红楼梦》不是梦，而是昨天和今天，今天乃至明天的存在，历史和现实，当今以及未来的延伸。
无论时间和空间如何变化，常读常新的体会，不朽的魅力，就在于其非梦般与我们现实生活相连的强大生命力上。
不管如何，这部不朽之作，是值得每个人去读的，其伟大之处，便是你投入多少功夫，也必将获得多少教益，不会落空。
晋陶渊明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认为这应是我们去读这部不朽之作所应持有的态度。
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很有道理的，不是吗
尤其，当你、当我、当他，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的反差时刻，碰到了意兴阑珊的怅惘一刹，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书，那些你再也熟悉不过的人物、面孔、性格、遭遇、情节、故事，也许会从正面、反面给你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一些道理、一些思考，而豁然开朗，而幡然彻悟。
曹雪芹，他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
这亦是《红楼梦》永远能够具有青春活力的最根本原因。
他，和他的书，将与我们同这个现实中进展的世界，一路同行地走下去
三、2 关于古本《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属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
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它的原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
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
作者曹雪芹。
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
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
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二百多年来，无数红学家倾尽毕生心血研究《红楼梦》，我没有资格说自己在做什么研究，只能说作为一名红迷，我想更了解我所热爱的《红楼梦》，我想认识真正的《红楼梦》——古本《红楼梦》。
像张爱玲所说的一样：“红楼梦未完。
”我和所有喜爱《红楼梦》的红迷朋友一样，叹息于它的残缺，我们并不满足于狗尾续貂的通行本，迫切希望阅读到原笔原味曹雪芹的红楼梦。
所以，在这里我根据自己搜集整理的资料，简要介绍一下数十种古本《红楼梦》版本及影印出版情况。
这也是我们研究性学习小组为了对中国古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致敬所作。
希望借此能普及红楼梦古本常识，让更多的同学了解《红楼梦》，了解中国古文学史上这一巅峰之作。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要读古本《红楼梦》。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红楼梦》，究竟有多少种呢
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 （1）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存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
原清同治间大兴刘铨福藏，后1927年为胡适所得，后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2005年7月由上海博物馆购回国内。
（2）蒙古王府本清代钞本 因在第七十一回回末总批后有“柒爷王爷”字样，故称王府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系120回本，但明显可看出，原书前七十四回是根据一种脂本钞录的，而后四十余回系以后补抄的。
早期钞本中，王府本与戚序本最接近，行款相同，批语和正文亦较少差别。
其脂批同样也经过整理，有些还不是脂批，除第六十七回外，皆有回前总批、回目总评，四十回前有双行批注，另有700多条夹批。
（3）戚序本 . {- c. K2 n) o5 E7 B% J大碗茶论坛即戚蓼生序本现存戚沪本（半部40回），戚宁本，上海有正书局据戚沪本摄影制版石印的“大字本”及经剪贴整理后重缩印的“小字本” 。
不过“小字本”因错误甚多，无甚参考价值。
除第六十七回外，戚序本的正文，批语和行款几乎和王府本相同，说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祖本。
戚序本字迹工整，清楚有条，便于阅读，是一种比较完善的脂评系统的流传本。
它整理的底本可能不止一种，因此别本残缺之处，皆已补齐。
汇集的批语也比较多，有不少是他本所缺的。
此外，在正文、回目上，也时有特色，值得研究。
此本的缺点，是经过整理后，文字不免有改动和失真之处，批语也有不少移动位置，比如把眉批、旁批都改成了双行夹批或回前回后批，并删去了原署的年月、名号，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4）已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冬月定本） 原残存三十八回，后又得三回又两个半回，现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
原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现由北京图书馆入藏。
近年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则仍由原发现单位历史博物馆收藏。
（5）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 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
一九五五年影印时所缺两回据已印本补入。
但已卯本这两回也是后人据程高系统本抄配的。
（6）杨藏本 即梦稿本1959年春发现、后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
收藏者杨继振于卷首题云：“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二十卷，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卷，据摆字本抄足。
继振记” 。
（7）俄藏本 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1832年由曾到过中国的俄国传教士带回国。
钞本无书前题页，各回所题书名作“石头记” 。
钞本用薄竹纸抄写，在收藏者加以修补装订时，将清高宗《御制诗》第四、五集作为页间衬叶，因《御制诗》第五集刻于1795年，表明钞本重订应在1795至1832年间。
书是四种不同笔迹抄写的，缺第五、六两回。
列藏本的批语极少，全书七十八回只有九十多条批语。
批语的分布也很不均匀，只十六回有批语，单第十九回就有批语四十二条。
列藏本有七十多条批注，其中有三条为列藏本所特有，其余则跟庚辰本的批语相同。
此外，列藏本还有些眉批、夹批、特批，但经鉴定，系后人所批。
因有的批语混人正文，又删去批注，说明列藏本出现的时间较晚。
（8）舒序本 即舒元炜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序本《红楼梦》。
原本八十回，存一至四十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藏。
在诸钞本中，此本是唯一可确定过录年代的本子，但文字又是一个拼合本，因原底本仅53回，其余23回是据其它本子配就。
实际上，此本的文字状况要复杂得多，其中，若干回比较接近庚辰本，而也有若干回又比较接近梦稿本。
但各自又分别与这两个本子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此本还包含有曹雪芹初稿的某些痕迹，相当有研究价值。
（9）梦觉本 即由梦觉主人于甲辰（1784）作序的八十回《红楼梦》，系脂本系统中较晚的本子。
也是第一次以《红楼梦》作书名的八十回钞本，此本正楷大字精抄，但与早期钞本比较，正文删改甚多。
甲辰本有回前总批4条，批注198条，但批语分布相当不均匀，而且还有误把正文提出来当作批语的几处。
而与甲戌本的回次相同的那些批语，则大半与甲戌本的相同，说明从批语看，甲辰本应属甲戌本系列。
（10）郑藏本 即原郑振铎藏残钞本《红楼梦》。
存第二十三、二十回两回。
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册，正文仅60页，万把字，但却与其他早期钞本有较大的不同。
俞平佰先生就曾指出，书中有些人名给改了，第二十三回末缺黛玉听《牡丹亭》曲一段，比庚辰本少271字，第二十四回末又少介绍小红一段的二百多字。
因起用《红楼梦》作书名，表明是较后期的钞本。
（11）程甲本 一百二十回本，清乾隆五十五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木字本。
由程伟元印。
初版称“程甲本” ，重排版称“程乙本” ，两本文字颇有不同，但都是删去批语，却又有相同的少数混入正文。
另还有在台湾发现的再印本“程丙本”等。
因为程甲本前八十回系以比较接近庚辰本的某种脂批本为底本，所以扩大化一下，也就勉强将之列入脂本系列。
程印本在保证红楼梦文本的固定和稳定，特别是后来的普及和广为流传方面立下了大功。
。
[结论与讨论] 经过我们小组近一年的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上，我们总结出从周到清的历代文学发展特点，各大代表人物，各大派别，以及代表作品。
得出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走向，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的不同发展及原因，梳理了文学发展的脉络。
并且在“桃花源真的是虚构的吗
”，“复古文学中的女性美”和“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主要采取搜集资料并整合，利用自身感触及兴趣 在几方面作更细致的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且自己撰写文章，亲身体会，得出有自己的创新成果的研究报告。
[引文与参考资料]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2。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1963。
3、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3。
4.《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
林则徐魏源属于资惨阶级革命派吗
周本是校，也就是说只是对本，包括高鹗、程元所谓通行本字进行校订。
尽量还原曹雪芹修订后的原貌。
脂评是评本，也就是说对曹雪芹著书时的写作背景、生活原型及作者本意、反应的思想做出的忠实记录以及作者对本书的理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