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得水逝而相忘乎水 鸟乘风飞而不知有风” 是什么意思
“把栏杆拍遍”语出辛弃疾的《水龙吟》,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唏嘘独语,或以手拍栏杆。
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
所以,“栏杆拍遍”往往表示借拍打栏杆来发泄心中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
作者认为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
在词人把栏杆拍遍的振聋发聩的声响中,我们读出了辛弃疾真实的复杂的心情:不满、愤懑、焦虑、懊恼、无耐、等待、企盼…… 这是一篇带有人物评传性质的散文,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而又命运多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形象,揭示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过程及原因。
文章的第一段是全文的总起,它告诉读者,全文要探索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以及这个过程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词、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惟一性和独特地位的。
作者首先就把辛弃疾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抓住他的“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的特点,突出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将对辛弃疾的人生遭际的介绍与对他的诗词创作的评价交错起来来写的。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主要围绕他的以下几个经历: 一是他的行伍经历。
这一段介绍充满了神奇色彩,他单人独马追杀偷印之贼,他跃马横刀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活脱脱一个血气方刚,骁勇善战的武夫。
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有谁有这样的能耐
二是他的为官经历。
作者用数据作了这样的介绍:“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5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
”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辛弃疾南归后不为朝廷喜欢的种种原因: 其一,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于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 其二,他工作特别认真,简直是个工作狂,于是招来许多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上也就对他时用时弃; 其三,他爱提意见,45年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不停地要求痛杀贼寇,收复失地,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
辛弃疾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优点,是大大的优点,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却都成了令他们心烦的缺点,是不能容忍的缺点。
于是他就只能痛拍栏杆,吟诗寄恨了。
三是他的心路历程。
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 “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的内痛,这里有悲壮的呼喊,有遗憾的叹息,也有无奈的自嘲。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穿插引用了他的八首词,这些词几乎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作者在引用这些词作时既没有一引了之,也没有详加赏析,而是结合人物的命运作了精当的点评。
作者首先总评辛弃疾的由行伍经历到弃戎从笔的无奈:“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这里有“钢刀利剑”与“羊毫软笔”的对比,这里有“奔走沙场”与“笔走龙蛇”的对比,我们还透过“只剩下”、“泪洒”等词语真切感受到作者对诗人的同情和惋惜。
作者主要是从词作的内容和读者感受的角度来评说的,引《破阵子》时作者说“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引《水龙吟》时作者说“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引《菩萨蛮》时作者解说道“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引《永遇乐》时作者提醒读者辛弃疾在“自嘲自己的姓名”;引《摸鱼儿》时作者感慨道“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引《水调歌头》时又告诉我们辛弃疾在“咀嚼自己的寂寞”;引两首《丑奴儿》时看似在谈词的风格,仍然揭示了辛词“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的特点。
寥寥数言,一语中的。
文章主体部分巧妙地把人物的自身命运、作品以及作者的阅读感受、评说融为一体,读来饶有兴味。
文章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小节,作者点明了以“把栏杆拍遍”为题的原因,回应了开头,揭示了辛弃疾从一个爱国志士而成为一个“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的爱国诗人成熟之由。
这一段的评说非常形象,什么“九蒸九晒”,什么“水煮油炸”,什么“千锤百炼”,辛弃疾在词作领域的成功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历史的“歪打正着”毁掉了一个赳赳武夫,却成就了一个千古词人。
这是一篇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物评传体散文,在写作上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联想丰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
本文作者就是这样。
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
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惹来诽谤,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
再如,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种忧思的词作。
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
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
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
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
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
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
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
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投入与积极。
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
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
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
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
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
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姿肆张扬起来了…… ”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
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
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
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
像“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三、善用对比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
他在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第一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
因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
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
第三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
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
”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
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
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
第四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此句出自张佰行 《却赠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这篇檄文是张佰行任巡抚时为谢绝馈赠专门写的。
张佰行,号清恪,清康熙进士,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历任福建、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曾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人们对曹操的评价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
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
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
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
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
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
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
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
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
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
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
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
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
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
(注二)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
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
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
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
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
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
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
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
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
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
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
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
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
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
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
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
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
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
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
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
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
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
而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
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
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
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
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
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
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
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
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
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
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
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
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
追念之感深。
且奉孝乃知孤者也。
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
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高中了。
选理科好。
还是文科好。
好处在哪
理科以后工作的机会会多一点,机械类的都要理科,文科的以后方向就是文职类,不过不管文科还是理科,以后的工作取向还要靠自己的
廉洁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进家园作文
一是要多学习常警醒,筑牢家庭思想防线。
学习是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修养的有效途径。
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领导干部家属同样要加强学习。
大家要注意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多学一些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多了解新形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当前,尤其要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二十条规定”和市委“二十条规定”,进一步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争做廉洁自律的明白人。
要从我们参观学习的腐-败案例中吸取教训,深刻领悟“贪欲是祸、清廉是福”,“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的道理,做到时常警醒。
要经常算好三本帐,即“家庭帐、前途帐、经济帐”,守住底线,知足常乐。
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干部腐化堕落,因此,希望大家能携起手来把家庭建设成为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的细胞,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
二是要多提醒勤监督,守住家庭廉政“后院”。
现在有很多不法分子为了个人私利,往往会从家属这里寻找“突破口”、“攻击点”,走所谓的“家属路线”,如果我们的头脑不清醒、思想不警惕,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势必会为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推波助澜,势必会对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权再大,大不过法律;钱再多,买不来自由。
对此,我们领导干部的家属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经常对领导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提醒,提醒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要时时保持警惕,不让任何小恩小惠进家门,不让一切不健康的东西进家门。
要对领导干部身上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劝诫、早警示,有时甚至要红红脸,扯扯袖子,以加强监督,尽好责任,把好关口。
要做好领导生活中的“纪委书记”,加强8小时之外的监督,始终绷紧清正廉洁这根弦,吹好“廉政风”,把好“廉政门”,守护好自己幸福的家园。
三是要多沟通善包容,营造家庭和-谐氛围。
很多腐-败案例显示,夫妻不和睦、家庭不和-谐,有时也是造成干部腐化堕落的重要因素。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多沟通、多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包容,用心营造和-谐宽松的家庭环境。
说实话,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好当,工作要求高,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大,在座的各位是我市处级领导干部或是重要政府部门重要岗位的科级领导干部的精神支柱,你们的关心、体贴、问候,会让我们的干部倍感家庭的温暖,会让我们的干部想家、爱家、恋家,同时更会从内心里敬重你们、感激你们,组织上也会感谢你们。
同志们,家风与党风互动,作风和政风相通。
希望大家以此次“廉政文化进家庭”教育活动为契机,充分认识家庭助廉工作的意义,切实当好“合格家庭的纪委书记”,使每一个领导干部家庭都成为幸福美满的港湾。
最后,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
原文如下: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
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
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
(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
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
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
那么,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
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
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
」(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
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笑声)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
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
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
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
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
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
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
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
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
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
(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写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
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
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
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
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
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
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
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
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
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
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
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
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
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
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
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
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
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
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
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
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
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
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
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
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
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
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
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
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
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
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
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
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
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
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
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
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
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
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
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
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
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
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
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
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
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
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
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
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
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
然後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
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
中国是专制的吗
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
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
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
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
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
」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
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
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
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
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
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
这个人是谁呢
(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
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
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
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
「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
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
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
谱系,就是历史。
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
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
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
我们不要忘记,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
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
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
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
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
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
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
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
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
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
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
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
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
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
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
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
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
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
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
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
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根据龙应台在台湾大学的演讲整理)
应用化学专业的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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