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读后感不少于1000字
[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17中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本舰队来犯，12点50分，双方舰队接火，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
此战我以10艘舰对敌舰12艘。
战斗异常惨烈，定远和其舰镇远舰在陷入敌舰的重围之中，仍然坚持战斗，定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和镇远舰左翼总兵林泰曾，互相合作，力挽危局，愈战愈勇。
3点半时，定远舰所发出的30厘米半径巨弹，命中松岛。
本旗舰被击中起火，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定除掉敌舰主力吉舰，于是，陈金揆果断开足马力，直冲吉舰，但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全部殉难。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持救生圈往救，但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自沉。
这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他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
邓世昌大将怒沉舟的悲壮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为中华民族历史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
经过4小时40分的酷战，我方5舰沉没，800余伤亡；方六舰受重创六舰受伤，伤亡300余。
读到这里，我的心异常焦虑，有如此英勇的战士，我们为啥还会惨败哪
我们再看看当是的清政府吧。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待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兴建起颐和园。
致使北洋师没有更新装备，弹不足。
开战后清政府最高军事统师李鸿章，又执行避船的方针。
这样，北洋舰队深威海港内，坐待寇来攻。
后来，军从宽松登陆，占领威海，致使刘公岛为一个孤岛。
在外援断绝，内部叛的况下，丁汝昌仍连续击退倭寇8次进攻，最后，知大势已去，遂自杀殉。
在当时政府腐败、民羸弱、士不振的形势下，丁汝昌一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壮志未酬先卒，常使英雄泪潢襟。
中近百前的历史悲剧，虽已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的无限深思
看今朝，美富强，他想打谁就打谁，没有敢惹，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都是打着给家带来和平的谎言发动的。
多少百姓无家可归，多少妻儿老小惨遭涂炭，有谁给他们做主，有谁给他们撑腰，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祖，这就是强权，没有理可讲的。
沧海横流，惊涛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中甲午战争记录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中民不可侮的民族节
如今，在这个弱强食的世界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被欺负，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领导集团，带领民搞好建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综合力,加强防，把家建设的无比强大，下一心富强民，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昂首立于世界之林，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幸福安康的子过，这也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和平的唯一出路，读后感《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17日中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日本舰队来犯，12点50分，双方舰队接火，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此战我以10艘舰对敌舰12艘。
战斗异常惨烈，定远和其姐妹舰镇远舰在陷入敌舰的重围之中，仍然坚持战斗，定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和镇远舰左翼总兵林泰曾，互相合作，力挽危局，愈战愈勇。
3点半时，定远舰所发出的30厘米半口径巨弹，命中松岛。
日本旗舰被击中起火，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定除掉敌舰主力吉野舰，于是，陈金揆果断开足马力，直冲吉野舰，但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全部殉难。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持救生圈往救，但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自沉。
这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日，他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邓世昌大将怒沉舟的悲壮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为中华民族历史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
经过4小时40分的酷战，我方5舰沉没，800余人伤亡；日方六舰受重创六舰受伤，伤亡300余人。
读到这里，我的心异常焦虑，有如此英勇的战士，我们为啥还会惨败哪
我们再看看当是的清政府吧。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待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起颐和园。
致使北洋水师没有更新装备，弹药不足。
开战后清政府最高军事统师李鸿章，又执行避战保船的方针。
这样，北洋舰队深藏威海港内，坐待日寇来攻。
后来，日军从宽松成登陆，占领威海，致使刘公岛成为一个孤岛。
在外援断绝，内部叛乱的情况下，丁汝昌仍连续击退倭寇8次进攻，最后，知大势已去，遂自杀殉国。
在当时政府腐败、国民羸弱、士气不振的形势下，丁汝昌一人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壮志未酬身先卒，常使英雄泪潢襟。
中国近百上前的历史悲剧，虽已成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人的无限深思
看
《甲午的殇思》读后感2000字以上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被一个领土小、资源乏、人口少的岛国、小国百般欺辱，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惨痛耻辱的一页。
“系列”论述令人信服。
国家穷则弱，又是一盘散沙，国无凝聚力，人心无理想，清廷腐败是根源。
如今，回顾甲午120年的历史，向国人敲响警钟，不忘血泪史。
激发人们奋起向前的拼搏精神，让人无比欣慰。
反观现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的，是把“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作理想的孩子们；是卑躬屈膝、恭迎拍马的官员；是留在国外永不还乡的“人才”；是英雄流血又流泪；是“真小人”成为明星，大丈夫成为笑柄；是“仁义道德”成为“迂腐”的代言词；是人们都患上了“社交强迫症”，拥有一大堆“朋友”，却遗忘了“知己”的含义；我们听不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也看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气；有种叫做“人格魅力”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种叫做“民族精神”的正气，逐渐抽离我们的躯体。
甲午战争让我们从历史中得以反思，反思历史，也是在反思自己。
我们虽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却是能做到“独善其身”。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也是我们所需铭记的，它与成功对我们一样有价值。
想到，如今中国四周的形势，中日与中菲以及中越等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我们更需要铭记百年前这场惨痛的失败，知耻而近乎勇。
当年，丢掉领土或许可以说是国势衰微，国家落后。
而现在，绝对不容许当年甲午丧权辱国的重现。
没有一寸领土，一里领海领空是浪费的，都是值得誓死捍卫和珍惜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
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魄力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国寿梦的历史新篇章。
结合中国近代史上的侵华战争，撰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急~~~~~~~
近期，一部海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以海一样胸襟、海一样的视野、海一样的激荡，用文化的尺度、宽广的视角，告诉世界，告诉我们，告诉子孙，中华民族曾经的海洋文明和历史征程……在大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中，我们看到了郑和船队遗落在南中国海的瓷器碎片，看到了祖先开疆拓土打下的领海界柱，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有了别开生面的发现和充满敬畏的仰望。
早于西方四百多年，1403年中国就有了“宝船”，有了干船坞，那个时候的福建泉州就有了世界上的第一大港;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出发，一共有船317条，配置了医生317个，一万多名士兵，这是当时世界上没有对手的“水师”;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短短3年时间，中国海军位居世界第七、亚洲第一…… 不能说是中国人第一个认识了海洋，但也决不能说中国人是最后一个走近海洋，更不能动辄就说中国古人没有认识海洋，说我们的先贤只知道黄河，如果汉武帝不认识海洋，他不可能给我们创下当时西至里海、南至南海的广大疆域。
在我们的先贤仁人、革命领袖中，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那片蓝色海洋。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由于各种局限和自然原因，我们曾错待海洋，为后人造成或轻或重的灾难，但是后人一定要以海洋的胸怀正确评价我们的历史，评价中华民族在走向海洋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个正确的历史观，一个客观的文化视角，是我们再次走向海洋的理论锚地和思想海港。
我们从没忘记苦难，忘记一百多年前来自海上的劫难：甲午海战。
当一个民族面对海洋的目光，被封建帝王的贪婪私欲锁定在昆明湖上，当朝野上下都把一个老人的大寿当成头等大事操办时，旧中国的大厦已在陆地下沉，那个曾经亚洲第一舰队的沉没也已成必然。
这个时候应当检讨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海洋观。
那个叫马嘎尔尼的外交官说得好，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
我很欣赏这句话，它很形象地道出了中国在某些历史时期的面貌。
是的，中国人民苦难最深、中华民族灾难最重的一百年，正是没有好舵手的一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道路改变了，中国的航道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国家富强，人民有尊严地站立在东方……这是《走向海洋》为我们描绘的万千气象。
在娱乐充斥我们的文化阵地，挑战着历史底线、道德底线，挑战着一个民族的信仰时，我们期盼有思想、有文化、有艺术含量的作品出现。
在创作政论性纪录片方面，军队文艺工作者有着很好的传统，这是对使命的担当。
而在海洋历史文化这一领域，海军文艺工作者曾创造了许多好作品。
让人兴奋的是，这次他们对海洋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八集电视纪录片，他们只用了一集来讲述海军建设，我没觉得少，反而觉得很恰当。
我特别喜欢这一集的名字，《云帆初扬》，不温不火，不疾不徐， 这是个画面感很强的名字：一支舰队，带着自信，带着尊严，带着国家使命，带着和平的愿望去迎接东方的日出，去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风浪;云帆下，我们看到年轻舵手们远望的目光，也看到水手们那刚毅的面庞。
这是在写海军吗?不，是在写军队。
这是在写军队吗?不，这是在写我们的祖国——这是文化的表述，思想的表述，艺术的表述，她充满力量。
这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走向海洋》。
她有《长风破浪》，正是先辈的艰苦创业与坚守，铺就中华民族重返世界舞台的基石;她有《走向大海》，“面朝大海，春潮激荡”，当古老的国门再一次轻轻打开的那一刻，这个伟大的民族走向了蔚蓝，整个世界正迎面走来——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经略海洋》，我们将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
不过究竟何为经略，如何经略?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经验，但是我们有经历，有经略土地的经历，黑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现在，又有了蔚蓝色! 相信我们一定会经略好这片海洋，因为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我们有过近百年的悲怆。
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土的国家，还是拥有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的海洋大国。
随着我国海洋科技的发展，我们对远海大洋的探索将更加积极踊跃;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这支队伍将担起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未来的世纪就是海的世纪，未来的人类就是与海和谐共生的人类——在苍茫的大海上，将继续留下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的《走向海洋》读后感怎么写 能给我文章吗
海洋与我们 ——读《走向海洋》有感蔚蓝的海中两只海豚互相追逐嬉戏着，溅起晶莹的浪花；远处一艘帆船迎风起航；海鸥在海面上盘旋……这一张以海洋为主题元素的封面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不由自主地翻阅起这本《走向海洋》。
这本书并不算厚，但其内容让我印象深刻。
作者崔京生首先概详细地叙述了海洋与人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文明的起源，是蓝色的宝藏，也是人类最终的归宿……然后他讲述了海洋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讲述了中国悠远的海洋历史；最后，他展望未来，发现“百废待举，起步艰难”，他认为“海事兴”，便“万事兴，民族兴”。
他呼吁全世界的人们——当海洋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高歌，与海洋同行
看完了这本书，我的内心很复杂。
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来描述我此刻的感触。
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未如此认真地思考过我们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只记得语文老师曾告诉过我们——大海，是无边无际的，她包罗万象，与地平齐，连接着天地；地理老师说——海洋是地球表面被陆地分隔为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在她的体内蕴含着大量资源能源，是天然的宝藏，但她对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利亦有弊；音乐老师曾教我们唱过一首歌——“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大海是我故乡……”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了海洋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海洋与我们，密不可分。
海洋对于我来说不远不近：我的家乡并不临海，所以只有在旅游时我才得以亲眼见到大海，感受到她澎湃的生机，她的波涛汹涌。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接触到海洋。
超市里的海鲜，电视里的海洋生物，还有药店里的深海鱼油等等。
无一不和海洋有着关联。
海洋，是矿物资源的聚宝盆，也将会成为21世纪的药库，变为未来的粮仓。
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将会愈演愈烈。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猛烈地开发着海洋资源，而没有注重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导致现在的海洋资源的几近枯竭，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
然而最终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危机。
全球的海洋是相通的，人类的利益是共同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合理开发海洋资源。
长风大浪，任重道远
作文：祖国在我心中，是演讲稿的
悬赏15分，不够再说我可以加到20
《甲午大海战》观后感 走出电影演播厅，思绪仍久久不静，一部反应清与日本帝国主义海上的电影，令我无限感慨。
这部影片描述了在19世纪后期，慈禧太后掌权，中国闭关自守，国家落后，政府腐败的背景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带领全体将士，邓世昌、刘步蟾等海军精英怀揣保家卫国的理想登上各自的战舰，与日本海军在黄海海域上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铁甲舰队大决战，中方英勇反击。
但是，最后甲午海战仍然是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页。
影片从主角邓世昌童年讲起，基本尊重、还原历史，悲壮地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中国广大爱国官兵在黄海海战中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败。
看完影片，我思绪万千。
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泱泱大国，人才济济，却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打的落花流水。
与同事交流，我谈到，看这样的影片，太沉重，太压抑。
这样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正处在晚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技落后，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
清朝统治的腐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慈禧等人寄希望于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增强自身力量上来。
慈禧太后为了举办万寿庆典，挪用了1500万两海军军费，北洋水师多年无钱置办装备。
而日本为了备战，天皇带头捐款，日本各界竞相倾囊。
制度的差异，领导者的思想，致使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必将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落后就要挨打”，当我们看完这部影片，不自然的就会想起这句话。
这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总结，它更是告诫我们当代年轻人要发愤图强，振兴中华，使我们昂首立于世界之林。
因为清政府的懦弱无能，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不计其数。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落后局面不断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距离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差得太远太远。
作为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我们就应该立足于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团结奋进，建设祖国，使祖国更加强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首次从执政党战略的高度确立“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这一政策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它的实现，需要每一个国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虽然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倾其所有，无私奉献，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浇灌祖国的花朵，做好一批批人才的铺路石，用我们的青春建设祖国，祖国一定会强大起来。
因此，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看完电影，我还被一种力量震撼着，那就是一个个英雄人物对祖国的挚爱。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爱国志士，他们深爱自己的祖国，为了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前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奉献自己的生命。
“用血液去警醒国人。
”这是影片中邓世昌说的。
在致远舰沉没之后，邓世昌完全是有机会活下去的，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他所信仰的“与舰同沉”的理念。
邓世昌并非是甲午海战中英雄的个例，提督丁汝昌，撕毁日军的劝降书怒道：“目下我师虽难，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职也。
”管带刘步蟾信念坚定，一位位英勇的士兵……他们与敌人猛烈对抗，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存。
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至今还隐隐作痛。
但是那些爱国将士，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情到深处，我的泪水流下，为了那些英烈们，他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吟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
但是，联想现实，在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影片最后，气势恢宏的人民海军舰艇编队在铁甲舰的残骸旁破浪驶过的一幕，一定感染了所有热爱祖国，关心中国海军发展的人们。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北洋水师迅速成军，拥有世界一流的战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今天，几乎是同一片海域上，一支崭新而强大的海军又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古老的东方。
作为一名华夏儿女，此情此景，如何不令人激动万分
感谢《甲海战》这部能够涤荡我们灵魂的影片，那个叫中国人不愿回首不愿提起的时代的再现，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思想上重新有了思考。
明朝为何禁止私贩香料
顾炎武《日知录》中列有《日知录之余》, 计四卷。
《日知录》岳麓书社版校勘者在“校勘后记”中说, 这“底本不佳”、“错讹尤多”的四卷,是顾炎武所写的“未定稿”, 后经收集、整理, 历史上无人仔细校勘过。
(方正文“校读后记”,《日知录校释》, 岳麓书社1994 年版,第1279～1280 页) 前些日子翻阅这四卷, 发现其中有关禁示的记述饶有兴味。
例如, 卷二《禁番香》一文录入的几条史料,便引人入胜。
《禁番香》一文引《广东通志》说, 建文三年(1401 年) 十一月,礼部曾出台“禁约”条例, 宣明一条禁止从海外贩运香料入华的圣旨。
这条圣旨说: 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 有伤良民。
尔礼部出榜, 去教首人知道, 不问官员军民之家, 但系番货、番香等物, 不许存留贩卖。
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 三个月外, 敢有仍存留贩卖者, 处以重罪。
钦此。
明朝虽早已实行“海禁”,但直到建文帝在位时, 沿海地区的军队和百姓还是违禁下海通番, 他们中甚至有人引诱“化外之民”来协助走私番货(特别是番香)。
为了重申朝廷的禁令, 建文帝对此专门做了“批示”, 他要求无论是官员还是军民, 都不许存留和贩卖番香,指令对那些存留番香超过三个月者“处以重罪”。
应朝廷的号召,广东地方政府“备榜条陈”, 四处张挂, “仰各遵守施行”。
这一根据圣旨拟订的规章, 具体对“禁番香”作了三条规定, 原文如下(三段序号为笔者所加) : (一)祈神拜佛所烧之香止用我国松香、柏香、枫香、黄连香、苍木香、蒿桃香水之类, 或合成为香, 或为末, 或各用, 以此为香,以表诚敬。
(二)茶园马牙香虽系两广土产, 其无籍顽民有假此为名者, 夹带番香货卖。
今后止许本处烧用, 不许将带过岭, 违者一体治罪。
(三)檀香、降真茄兰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香、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麻香、生结香, 并书名, 不书番香,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见有者许三个月销尽。
规定中只有第一条是明确的。
民间向神佛表示“诚敬”时, 通常需要焚香。
但是, 明政府规定说, 不能什么香都烧, 只能用“我国”的香料,来自“外国”的“番香”, 则不能再用。
规定的第二、三条,则对两广的“省情”作了含有让步意味的具体说明。
第二条规定中提到有些无户籍的“顽民”在两广土产茶园马牙香中夹杂番香贩卖,其做法虽也有罪过, 但可以被允许继续存在于当地。
所要禁止的, 是将这种鱼目混珠的“假土产”贩运出南岭北上。
第三条一样有意思, 它说明:到了明初, 许多来自外国的香料被民间混称, 而不用“番香”二字来“注明出处”。
对于这些“名称本土化”的香料,政府也规定不许贩卖存留(不过处罚仅是销毁) 。
从圣旨和地方政府的规定, 能窥见圣旨被地方政府“打折扣”的过程,而这个政令在此过程中的转化,实与文化和利益格局的地方化有密切的关系。
“打折扣”的过程本身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分重要, 不过,阅读《禁番香》一文, 我产生的“问题意识”与此有所不同。
据顾炎武, 明初的三个皇帝,都对番香发过禁令。
《禁番香》一文除了引《广东通志》说到的建文皇帝禁番香圣旨和广东地方政府为了呼应朝廷而规定的细则之外,还引用《明实录》中谈到的洪武二十七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的圣旨,也简略提到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禁止交趾、安息香料从中国转运出口的政策。
使我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明初从海外贩运入华的香料, 竟能引起明朝皇帝如此深切的关注? 关于这个问题, 顾炎武所引用的文献已展现了丰富的信息,而我觉得, 这些信息对于我们解释明朝的文化转变具有关键意义。
建文间涉及番香的禁令,无非重申了洪武年间已制订的禁番香政策。
在禁番香之前,朝廷已实行“海禁”。
朱元璋认为,“海外诸夷多诈”,所以下圣旨命令各地“绝其往来”,只留下琉球、真腊和暹罗三小国作为允许入贡的“夷族”。
不过, 朝廷也明确知道, 虽然实行了“海禁”,但沿海地区的居民没有真正断绝过与“海外诸夷”的关系, 他们“私下诸番”,特别是“贸易香货”,“诱蛮夷入市”。
礼部早已奉命禁止诸如此类的海外通商, 规定对那些“走私”的沿海之人处以重法。
洪武二十七年,接着之前的“海禁”, 朝廷的禁令又具体到香料问题上, 规定民间祭祀只能使用建文皇帝在位期间广东地方政府所列举的“我国”香料。
其时,允许两广“土人”在本地使用“假土产”的办法也已实行了。
显然是由于洪武年间的禁令未能有效阻止沿海之人向琉球、真腊和暹罗三小国之外的“诸夷”引进香货,因此, 永乐和建文两代“国家领导人”才需要三令五申, 不断重申朝廷的禁令。
为什么番香“坏”到有必要这样不断禁绝的地步? 番香贸易是明初民间海外贸易(被当时的官方定义为“走私”) 的核心。
若是朝廷允许这项贸易,“海禁”就不成为“海禁”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 朝廷“禁番香”还有别的诉求。
其中, 番香对于明朝官方表述的正统中国礼仪方式的“污染”,恐怕是“禁番香运动”所要清除的。
以焚烧香料为方式来向神佛表示“诚敬”,在中国并非自古有之。
这种仪式行为旨在通过香料焚烧过程中飘出的烟雾来“绝地天通”,引神佛降临,使祭祀者能与之进行某种想象中的“面对面”的对话。
此外, 在民间仪式中,烧香也起着驱散邪气的作用。
在明朝的正统礼仪制作者看来, 无论是用香料来达到“绝地天通”的目的, 还是用它来施行驱散邪气的“巫术”,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周代) 的中国都不是礼仪的重点。
上古时代民风淳朴,不存在“降神之礼”, 人们信奉的是抽象的、没有形象的天。
对天, 人们用焚烧香木的办法来表示“诚敬”。
如果说那时有“香料”,便是叫做“萧艾”的植物。
《诗经·王风》有篇《采葛》歌曰:“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这首古歌表达的是男子想念爱人的心情。
歌中说道,男子爱慕的姑娘出去采葛、采萧、采艾, 一日不见, 像是三月、三秋、三年那么长。
其中的葛, 就是用以织布的葛蔓,而萧和艾则指用来祭祀的香蒿和香艾。
汉字中的“香”,是会意字。
《说文》中说,“香, 芳也, 从黍, 从甘”, 表明它与芳一样,指的是植物发出的“甘味”。
而香在古代仪式中的角色,《诗经·大雅·生民》中也有一段描述: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
释之叟叟。
之浮浮。
载谋载惟。
取萧祭脂。
取羝以軷。
载燔载烈。
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
于豆于登。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
胡臭亶时。
后稷肇祀。
庶无罪悔。
以迄于今。
汉以后,中国与域外交往渐多。
在“诸番”的影响之下, 中国人开始用各种香料来“降神”。
到了海外交流繁荣的唐、宋、元时期,烧香拜神佛已蔚然成风。
明朝廷在禁令中用的“香货”两字来指代海外贸易中自外而内流进的物品。
“香货”,固然不只指“香料”,其中的“货”可能还包括大量其他从诸番如华的货物, 但是, 把“香”与“货”并列(实际将香放在“货”的前面) ,表明香料的贸易在所有的货品流动中地位之高, 以至于要单列出来。
这些舶来品中的“香”可以分为两大类: 助日常饮食之用的(如胡椒) 和作欣赏之用的。
不过, 从朝廷和官府的禁令看, 最晚到明朝建立以前,番香已作为一个新的类别出现, 特指那些被运用在宗教祭祀上的、具有超日常使用价值的香料。
1974年在福建泉州发掘的宋代古船上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香料和药物, 香料有降真香、檀香、乳香、胡椒、龙涎香等,共计大约四千七百公斤。
这艘船是在运输诸番香货入华,从东南亚回航后沉没的, 其中运载的降真香、檀香、乳香等(庄景辉《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90～91 页) ,便是明初被禁止的番香。
宋嘉定和宝庆间在福建任市舶提举四年并曾兼任泉州市舶的赵汝适在《诸番志》一书中记载了与当时的中国(特别是泉州)交往的“诸番”, 在“志物”篇里罗列了海外各地的物产, 特别是那些被商船运输来华的特产。
在赵汝适罗列和介绍的特产中,香料是重头。
而有关安息香,他还特别说到, 这种香料出自三佛齐国(苏门达腊东) , 它有树脂, 本身不能通过焚烧来发出香味,但混合到其他香料中, 能促发别的香料的芳香, 因而, 在当时的中国, 有许多人“取之以和香”。
冯承钧先生曾考证说,安息香就是Styrax benzoin 。
校释《诸番志》的另一位前辈杨博文先生引《广州记》说, 安息香有阿拉伯、波斯、梵文名称,最早出自阿拉伯和波斯。
他又引其他文献说到, 长安息香的树叫做“辟邪树”, 二月开花, 刻树皮后能出树脂, 六七月, 树脂凝结后,可以取下来焚烧, 这样可以“通神明, 辟邪恶”。
(《诸番志校释》, 中华书局2000 年版, 第170 页) 唐、宋、元时期,用番香来“通神明, 辟邪恶”, 已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习惯; 与之同时, 在这段对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期, 古代敬天尊祖而斥鬼的礼仪规范,也受到了挑战。
在正统的观念形态中, 华夏的教化是以敬天尊祖为特征的; 而“番俗信鬼”, 对于“鬼” (包括英灵形成的神明)的信仰是非华夏的民族的文化特征。
早在明朝以前, 对外文化交流已使“华夷”之间的宗教界线模糊化了。
比如,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本与印度佛教文献中大量存在的Maudgalyayana 传说有关, 这些传说在古代印度和中亚大量传播,便出现了与它们相关的宗教习俗。
6 世纪以后, 传说和宗教习俗传入中国, 渐渐与本土有关七月十五的观念结合,演变成目连救母的故事和“鬼节”。
此前中国人的年历已反映了每月的月亮圆缺规律, 中国人也已依据这些规律制定了相关的节俗礼仪。
在道教中,七月十五也已是一年周期中上元、中元、下元中的一元。
但是, 有关这些礼仪的传说本来并没有七月十五“鬼门大开”的观念,而道教中的中元本来指的也无非是祭祀地官的日期, 佛教传入后,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传说和仪式与中国本土的礼仪和道教相结合,使“鬼节”在中国文化中扎下了根。
(Step hen Teiser , 1988 , The Ghost Festival inMedieval China , Princeton)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士、农、工、商诸阶层中的不少人,不仅已习惯于“信鬼”的“番俗”, 而且在它的影响下, 也创造出了自己对神明和鬼的崇拜。
海外汉学人类学家一向误以为,神、鬼、祖先这三个信仰类别, 是汉人社会中宗教信仰的核心类别, 它们界定了汉人(特别是农民)社会中官员、外人和家族在生活空间中各自不同的位子, 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本土观念”。
(Arthur Wolf , 1974 ,“Gods , Ghost 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Wolf ed , Religion and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 pp. 131～182 ,Stanford) 他们也误以为,中国人既然信奉神、鬼、祖先, 那么, 他们在仪式活动中便也自然而然地会对香在“通神明, 辟鬼神”中的作用表现出特殊的重视。
比如,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一书中就说, 香火是中国人用来沟通人与具有灵性的神明的“基本象征”。
(Stephan Feuchtwang ,1992 , The Imperial Metaphor , p. 193 , London) 为汉学人类学家所不知的是, 在明王朝统治者眼里, 用番香来“通神明, 辟邪恶”,在华夏的风俗中加进“信鬼”的“番俗”,乃是明朝建立之前华夏“夷化”的集中表现。
建文年间广东政府颁布的榜文中对番香的“滥用”做出了以下劝说式的“批评”:香不过辟秽气而已, 何必取外番之香以为香?只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 设使合和成料, 精致为之, 其名曰某香、某香, 以供降神祈祷用, 有何不可? 从字面上看,这表明那时的朝廷所反对的, 似乎并非是焚香敬神, 而是焚香敬神所引起的海外贸易。
然而, 禁止用番香来表达对神佛的敬意,背后显然也隐藏着一种有关礼仪的政治话语。
在实行“礼法之治”的过程中, 明朝统治者一方面对包括城隍在内的既有信仰进行改造,试图使之成为一种道德的震慑力, 借用“阴间”的传说来对“阳间”的各种“越轨人”进行惩治, 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华夏礼教,又面对着清除民间信仰中“夷化”因素的使命。
禁香的训令, 出现于这一治理模式的转变之中。
明朝与此前几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区分“夷夏”间的文化差异界线有着极其焦虑的关注。
明朝的政权创建者朱元璋认为, 宋元时期, 因相继“遭辽金之窘”和“夷狄”统治,自宋开始“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衣冠礼乐日就陵夷”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 ,出现“以胡乱华”、“以夷变夏”的局面。
为了降低“夷狄”的影响, 明初的统治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来号召百姓“克己复礼”,而自身也在致力于恢复上古时期的“礼仪”和“教化”。
在这个过程中, 正统的天、地、人神都被官方推行。
然而, 对于流行于民间的祭祀方式,朝廷则极其排斥, 特别是对于用番香来祭祀华夏的天、地、人神, 对于与“番俗”有关的仪式, 更是如此。
怎么研究文化史?众说纷纭。
读完《禁番香》这篇文章, 我个人有一点体会。
文章牵涉的事件甚小, 易于被“大历史”的书写者遗忘。
可是, 恰是这个小小的事件,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不知道顾炎武在罗列禁番香的条文时想到的是什么, 这些条文作为资料,使人想到了中国的礼仪文化有一个与内外关系紧密关联的意义转变过程, 被明朝政府禁止的番香, 正是这个进程的局部反映。
由此看来,我们若是能关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件, 对它们的“谱系”加以追究,或许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
这是我读《禁番香》一文时随意想到的。
我之所以将它记录下来,也正是因为感到香这种司空见惯的物品包含着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化史。
在祭祀中, 从直接用香木, 到混合来自中外的各种香料,到禁番香;从上古的“天人合一”, 到汉以后华夏世界观的“天下主义”, 到明代“夷夏”区分中表现出的文化本土主义,这两种转变过程息息相关。
尽管零星线索不足以构成“史料”,但它们已局部地纠正了人们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宗教崇拜方式的某些错误认识。
这就是我的答案
谢谢
